15世纪中后期，作为一个地处欧洲尽头、且又孤悬海外的离岛，英国正值民族国家形成和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其经济贸易活动与大海的联系渐渐密切起来，而英国人追求平等发展的愿望，日益凝聚成为强烈的国家主权意识，从而急欲开拓自己的海洋事业。但是，都铎王权刚刚确立，立足未稳，当代学者威廉森教授认为此时英国人受制于严峻的国际环境，他们的“海上利益起初十分有限的，甚至在美洲发现之后的半个世纪内，它对英国产生的影响也只是微乎其微”[1]。这明确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英国的殖民活动起步较晚。不过，经过一个世纪左右的发展，到伊丽莎白统治时期，随着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追逐海上利益、参与殖民竞争，几乎已经成为英国人的全民共识，而他们的海外殖民实践活动业已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这不但给他们带来了各种各样新奇的海外财富，使许多人对海上逐利活动趋之若鹜，也激励了一大批的政治家、理论家或宣传鼓动家等上层精英，促使他们对这种活动进行理性思考，从而为进一步推动海外的探险、发现与殖民冒险事业制造舆论。这种最初的舆论鼓动，很大程度上是由先前英国人的海上活动引发的，“它记录了海洋新发现对于勤于思考的人们思想的作用影响，由此，这种思想转变为普遍的民族意识”[2]。英国早期的殖民思想，主要指的是都铎时代有重要影响的殖民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所推崇的殖民扩张理论，诸如托马斯·莫尔的“人口过剩”殖民论、哈克卢伊特的“向西殖民”论、培根的“海上帝国”殖民论和重商主义者的“商业扩张”殖民论等，它们普遍反映了早期民族国家英国人的民族意识和国家主权观念。像英国的海外殖民扩张行为一样，英国早期的殖民理论，经历了一个从盲目到自觉、从感性到理性、由片段到系统的萌生、积累过程。不仅如此，殖民思想还与民族国家思想合流，对16世纪英王政府的内外政策，尤其是海外殖民扩张活动，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