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夏天，很多事情凑到一块儿，让我将注意力集中到两个彼此联系的事情上——全球变暖和油价上升。数据显示，维珍的燃油账单在一年内增加了5亿美元，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警告信号。
早在我十几岁时，或许是受到我的一位亲戚彼得·斯科特——他建立了世界自然基金会——影响，我就对环境问题很感兴趣。我被盖亚理论吸引，这是差不多40年前由詹姆斯·洛夫洛克提出的假说，它认为地球是一个生命体，就像单细胞生物一样，它生存所需的一切东西都包含在自己体内。洛夫洛克教授相信，这颗行星受到破坏能自行疗愈，但即使是盖亚理论，也提到一个临界点，超过这个点，破坏就无法逆转。我们维珍的人都知道浪费资源、随随便便燃烧化石燃料会有什么危险，但出于诸多原因，即便是最最环保的人，也没有真正的紧迫感。我担心，不到这一切对我个人造成影响的时候，我就会一直坐视不管。
我最初对寻求替代燃料感兴趣是在20世纪90年代，当时我越来越意识到石油是一种有限的资源。英国自己的北海油田即将枯竭，而世界其余地区的大部分石油供应都控制在欧佩克手中，位于局势极不稳定的中东，这就使得石油既脆弱又昂贵。80年代的两伊战争使得石油的价格从每桶16美元上升至差不多70美元的峰值。1990年，当萨达姆想弄到科威特的油田时，这又证明了石油很容易受战争影响。作为一个跟交通业有着密切联系的人，我需要弄清石油的成本和有效性，并寻求替代能源。维珍的四家航空公司每年使用了超过7亿加仑的航空燃料，维珍火车公司也使用了大量柴油。1997年，当我们投资生产一个新列车群时，我要求制造商阿尔斯通公司确保它们都很省油，结果，我们的摆式列车每次刹车时，都会把20%的电力返还电网，这在欧洲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还正在改装柴电列车，以便使用菜籽油和大豆油混合生物燃料。
在2005年的卡特里娜飓风后，美国位于墨西哥湾的石油钻井台以及墨西哥湾沿岸的炼油厂都遭到破坏或毁灭，美国的燃料价格飞涨。在该产业产能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我开始考虑投资自建炼油厂的可能性，事实上，我还发布了一篇新闻稿，宣布我们将建一家炼油厂，有望降低燃料价格。
特德·特纳是资本家、环保主义者和慈善家的有趣混合体，并因为创建CNN新闻频道、拥有“亚特兰大勇士”棒球队、身为奥运会游艇运动员以及赢得世界帆船美洲杯而闻名。我最近一次见到他是在几个月前的时代全球健康峰会上，跟他在一起的有比尔·盖茨、马德琳·奥尔布赖特、保罗·沃尔福威茨、波诺和其他人。当我宣布打算建立一家炼油厂后，特德打电话给我说道：“理查德，你有没有想过替代燃料？”
“你有什么建议？”我问道。
“为什么不建立一家生产清洁燃料而非污染燃料的炼油厂呢？来跟我的朋友见一面吧，他们会让你相信还有其他办法的。”
特德邀请我到华盛顿去跟联合国基金会的一些成员共进午餐，这个智库是他用一笔高达10亿美元的捐款建立的，旨在调查环境问题，并在美国研究促进生物燃料。跟特德一起坐在餐桌旁的包括联合国基金会的主席蒂姆·沃斯参议员、比尔·克林顿时代的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波德斯塔、乔治·布什的法律顾问（将很快被任命为美国驻欧盟大使）博伊登·格雷以及能源未来联盟的主管瑞德·德切恩。
我们差不多立刻把话题转向生物燃料。我已经对一般的燃料有了足够的了解，但对生物燃料的了解还不如这群人深入。听着他们说话，我照常在自己带的笔记本上作我的神秘记录，到午餐结束时，我认定他们是对的。对维珍来说，大量投资替代燃料比投资传统炼油业更明智。我很幸运——一旦下定了决心，通常就能有所作为。我加入了特德的能源未来联盟指导委员会，然后回到我在维珍的团队，要求他们对生物乙醇展开调查。结果，我便开始痴迷于生物燃料了，它不仅在环保方面具有必然性，而且在环境对油田的依赖方面也向前迈进了一步。从环境和经济这两方面说，各国种植生产自己的生物燃料并在原产地使用，而非迢迢万里地运到半个地球外的其他地方去，这是非常有道理的，而且会降低经济成本和二氧化碳排放。
2006年初，我组建了维珍燃料公司，开始投资生物燃料的研发项目。我们的第一项投资是支持一家从玉米中提取生物乙醇的加拿大西利翁公司。我们开始在分别位于原产地和使用地的美国西部和田纳西州建立生物燃料炼油厂，然后又迁入巴西。下一个阶段，我们将扩张到美国东海岸以及欧洲其余地区。
我这么做并非全然利他。替代燃料应该是不错的商业活动——投资这个行业就会对化石燃料的价格产生压力，保护我们的航空公司和火车公司。如果燃料价格居高不下，我们又可在研发和建立炼油厂的成本投资上获得丰厚回报。在随后五六年时间里用我们自产的燃料取代我们的部分或全部传统燃料也是很明智的。
2006年夏初，维珍燃料公司已经投入第一笔资金，而我仍未完全意识到全球变暖的紧迫性。不过，当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不辞辛劳地来到你位于伦敦荷兰公园的住所，亲自给你上一堂全球变暖的课程时，再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让你意识到即将到来的问题的了。几个月后，当电影《不愿面对的真相》发行时，我意识到，他那天在我家里是用它向我作初步试映。
我们在起居室里的矮桌旁坐下，琼端进来一些茶和三明治。阿尔在桌子的一角就位，然后取出他的电脑打开。我坐在一把大扶手椅里，威尔·怀特霍恩俯身站在我身后，气候组织的史蒂夫·霍华德坐在桌子的另一端，我们都盯着屏幕。有阿尔·戈尔这样一位睿智的交流者亲自给我演示Powerpoint幻灯片，这可真是难得的经历。这不仅是我这辈子看过的最精彩的演示，而且，一旦意识到我们很可能正面临着我们所说的世界末日，它也让人深感不安。全球变暖对人类和自然界的影响如此之大，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首先阻止这种趋势，然后扭转局面。
在我们热烈的讨论中，史蒂夫·霍华德说我们需要让人们相信这是一个能够解决的问题。有些人认为，应对气候变化会毁掉经济，因此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我们其实有很多事情可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真的别无选择，必须采取行动。
阿尔表示赞成。他注视着我，说道：“理查德，你是个举世闻名的人。你能够跟我一起，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帮忙作示范。没有政治家参与，我们就需要商业领袖带头。”
阿尔·戈尔的演讲是一场激烈的争辩，但也有足够可靠的科学道理，效果很好。这是我第一次全面了解气候变化的可怕后果。我立刻明白过来，如果我们不尽快采取行动，对碳排放加以遏制，那么地球大部分地区将很快变得不适合居住，这颗行星的人口也将直线下降。大多数动植物都将灭绝，生活将变得非常悲惨。我说：“我马上要推出一条通往迪拜的新航线。”通常我很喜欢做这种事情——但现在我看得出其中的悖论了。我们希望将世界各地联系起来，我们希望能够飞行，但我们也必须处理气候变化的问题。
“我们还有多少时间？”我问道。
阿尔回答说：“科学家说，在越过临界点之前，我们或许只有10年的时间了，过了那个点，事情就将无法挽回。我们必须开始坚定地采取大规模行动。这么做，我们有可能在接下来5年内开始让二氧化碳水平稳定下来。它有一部分是逐渐演变的。我们的大脑擅长理解毒牙、爪子、蜘蛛、大火这种形式的危险，但不擅长处理那些看不到的危险，直到无可挽回——例如全球变暖就是这样。这种现象大部分发生在两极，那里很少有人会看到，因此对它根本就不以为然。”
阿尔很善于游说，同时还能保持愉快的气氛——尽管在洛夫洛克是何时首次将盖亚理论形诸文字上，他跟威尔争论起来。有时，跟两个都自认为很正确的人待在一个房间里，是很有趣的事情。
阿尔·戈尔离开后，威尔和我就维珍应怎样带头对付全球变暖问题展开了漫长的讨论。显然，由于维珍拥有5万雇员，他们的生计利害攸关，因此我不愿造成剧变，导致公司的经营无利可图；但我也看到一条向前发展的途径，能够通过一些微小的变化来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如使用寿命更长的电灯泡，在时机成熟时改用生物燃料。我们杜撰了“盖亚资本主义”这个词来描述这些行动。盖亚资本主义的理念全都涉及解决方案，我们想采用一种明显对立的方法，证明它行之有效、确实有理。我们能够卓有成效地做到这一点，因为维珍就像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它的各个部分都独立运作、管理，甚至还有自己的持股人，但它们之间一直存在纽带。
三个月后，比尔·克林顿给我打电话，看我能否宣誓加入他的全球行动计划。那天晚上，我躺在浴缸里想出一个办法。阿尔·戈尔说他需要从我这里获得领导力，如果我宣誓将维珍集团从我们的航空公司和火车公司中获得的利润全部投入到研发替代燃料上，那会怎么样？那样就能带来很大的影响，说不定还能吸引其他商业领袖加入这项事业。
由于我跟比尔·克林顿的交谈，两个月后，我飞到纽约，加入克林顿的全球行动计划。9月21日，就在这次会议的第二天，我跟比尔·克林顿、阿尔·戈尔一起，个人许诺投入30亿美元发展清洁燃料。当我就要签署承诺书时，我抬头看着比尔·克林顿总统，在一个恰到好处的戏剧性停顿之后，手握着笔说道：“这可是一大堆的零。”
这是一个坚定不移的承诺，目标不仅是为了促进维珍集团向前发展，而且也是为了鼓舞其他人。要点是明确指出由我们的几家运输公司资助这项投资，但如果它们无法解决这笔钱，那就由我们现存的其他公司出。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们都会这么做。我要强调一点，这并非慈善事业或施舍。我们的整个盖亚计划都以合理的商业意识为基础。我不希望媒体给人留下这种印象，即这是对环境事业的捐款——但他们还是这么做了，把我塑造成某种世界捐助者。
慈善捐款自有其地位，不过在我看来，为了将来钱能生钱，让这个球继续滚动，以便我们有更好的机会跟石油和煤炭公司竞争，那么投入种子资金就更具有可持续性。
我发表的那篇公开声明很快传遍全世界，然后史蒂夫·霍华德说道：“理查德，我们跟许多不同的机构合作，但维珍的改变步伐是无与伦比的。看到维珍将自己释放出来，的确令人印象深刻。”
有人问我对油价飙升有何看法。让我航空公司那些主管人员失望的是，我说：“我认为油价飙升对这个世界来说再好不过了。它迫使政府和大企业寻找新的途径降低他们对石油的依赖。我们需要此类事情发生，刹住我们对化石燃料的自杀性依赖。如果我们能够纠正这种倾向，兴许将来还可防止中东发生战争。”
对我来说，了解以前一无所知的产业是一种挑战，但我喜欢。在学校里，我对化学毫无兴趣。现在我想了解下面的一切知识——关于乙醇、纤维质乙醇、异丁醇、甲烷和碳；关于生产燃料的最佳原材料——糖、玉米、柳树和人体排泄物；关于风能和太阳能；关于氢和地热。到三个月的提问速成班结束时，我感觉自己已经准备好，可以把维珍燃料公司作为一股全球力量来提升其产能，开始实现我投入30亿美元的诺言了。但最好的学习方式是行动。尝试将内克岛和莫斯基托岛变成第一批100%的碳中和岛屿；建立我们的第一批玉米和甘蔗种植园；尝试研发飞机使用的洁净异丁醇，等等。我希望像20年前私人资本研发手机那样研发可再生能源，将一个小小的想法变成一种世界现象。
2006年末，我邀请蒂姆·弗兰纳里到内克岛为来自世界各地的维珍总经理作有关环境问题的演讲。蒂姆是一位杰出的澳大利亚科学家和探险家，他那本富于创意的著作《天气制造者》最早促使我思考气候问题。我认为，蒂姆将为我们做的事情就是为了让我们踏上现在所走的道路，而帮助我们获得必要的科学背景，并帮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为何要这么做。这不单是关于环保资质的事情，我已经下定决心把这作为维珍21世纪的行业策略。我确信自己会受到广泛批评。我听见有人说：“如果二氧化碳排放是问题所在，那为什么理查德·布兰森不停飞他的航班？”但人们需要飞机，如果我们停止，就会留下一个空白，而填补这个空白的人或许毫无责任感。我们想继续飞行，但要采用负责任的方式。为此，到那一年结束时，我们打算在飞机起飞时节约燃料。如果它们在等待起飞时，用牵引设备把飞机拖到或拖离跑道末端，那它们就不需要立在那里却开着引擎排放二氧化碳。我们开始在盖特威克和希思罗尝试这种做法。如果每家航空公司都这么做，那么我们估计每趟飞行就可节约多达3吨的航空燃料，再跟其他努力结合起来，各航空公司就可将全球的航空碳排放减少25%左右。
维珍大西洋环球飞行者号就是佐证。制造这架飞机的原料并非金属，而是碳复合材料，它非常轻，但却能在海拔很高的空中安全飞行，大大提高了燃料的效率。一年前，我曾经在堪萨斯州的萨莱纳目送它起飞，开始那次引人注目的飞行。我一直追踪它到冰天雪地的加拿大荒野，当它于67小时后降落时，我又回到了堪萨斯。亲眼目睹它如同雄鹰一般在海拔49000英尺的高空环绕地球，而每小时使用的燃料还不如一辆四驱车，我感到非常兴奋。这项惊人的成就引导我们开创维珍银河公司，投资太空——最后的边疆。没有太空以及诸如美国航空航天局等机构的工作，我们甚至都不会知道或理解有关气候变化以及养活现在的世界人口等方面的现实。卫星从太空传回的信息让农夫得以着眼于长远的天气预报，最有效地制订播种与收获的计划。太空也为不影响大气的未来旅行提供了必要的答案。然而，可悲的是，当前的技术仍停留在肮脏、污染和碳密集的冷战时代，也没有私人投资研发使用可再生燃料的可行性太空发射系统。我们也打算改变这个局面。
以维珍大西洋环球飞行者号为榜样，维珍银河公司的机群从一开始就很环保。除了飞船使用碳合成材料外，发射系统的模型也依赖一种来自笑气和橡胶的燃料，而且，由于这种独特的背负式发射系统，美国航空航天局每飞行一次，我们就能够飞行数千次。
最近几年，我们的重要企业活动之一就是维珍银河公司的启动。当然，我们拥有伯特·卢坦作为良性太空发射系统研发的概念——但第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就是将这种把有效负荷和科学家送入太空的新型太空发射系统变成了现实；其次，我也能够清楚地看到未来的前景，回答许多人提过的问题——为什么太空真的那么重要？你为什么要参与其中？很多人似乎都认为维珍银河公司是某种挑战，是一种个人玩具——尽管它费用昂贵。事实上，太空是人类的未来。从美国航空航天局戈达德研究所来的蒂姆·汉森博士——他是太空科学的创始人之一——到现代物理学之父史蒂芬·霍金教授等众多科学家都认为，在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而重新定位世界工业方面，更好地进入和利用太空将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如果不是从太空中所作的研究提供了气候正在发生变化的信息，我们甚至都不会知道气候变化。基于地面的科学无法以人造卫星的方式证明气候变化。其次，很少有人意识到，如果没有对气候的观察和天气预报——而这些只能从太空开展——我们就无法养活现在的全球人口。太空中的气象卫星和农业卫星以及全球定位系统能让农夫提前预知天气模式，使得进入人们口中的食物产量增加了15%。码头上的一箱箱食品不再会坏掉，农夫能够选择提前一天碾磨他们的玉米、提前一天耕种或推迟一天播种。在美国玉米生产带、印度平原或中国中部地区，许多农夫每天早上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上网查看远程农业卫星对他们那天或那个星期的农业生产有何建议。进入太空允许我们在过去的15年中将食品产量提高了10%左右——这恰好足以应付人口的增长。
人类文明正面临的最至关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人口增长。这是我们在这颗行星上生存的关键。除非我们拥有从科学技术方面寻找解决办法的意志力，否则就将无计可施。真正的问题在于，环境游说团并未真正理解地球上拥有65亿人口这一事实。
蒂姆·弗兰纳里把地球看作一个在太空中转圈的飞船。在《天气制造者》中谈到“飞船”——也就是地球——上的人口时，他说道：
在1961年，我们还有点回旋余地。在那个貌似遥远的年代，地球上只有30亿人，在全球生态系统能够可持续地提供给人类的全部资源中，他们只使用了一半。短短的25年后，1986年，我们就达到了一个分水岭，因为那一年我们的人口超过了50亿，我们对资源的集体渴求如此强烈，地球上的全部可持续产品都被我们利用殆尽。
实际上，1986年标志着人类达到了地球承载能力的顶点，此后，我们就一直在环境“预算赤字”中生活，只能靠掠夺我们的资本基础维持。这种掠夺的表现形式包括：渔业方面的过度开发、牧业方面的过度放牧——直到将牧场变成沙漠——以及破坏森林、污染我们的海洋和空气，这反过来也导致我们面临大量环境问题。不过，最终真正重要的唯一因素还是环境“预算”。
到2001年，人类的赤字激增至20%，我们的人口超过了60亿。到2050年，预计人口将在90亿左右稳定下来，人类生存造成的负担将如此巨大，我们得使用——如果还能找到的话——接近两颗行星的资源。不过，在寻找那些资源的过程中经历的重重困难里，构成限制因素的正是浪费资源形成的过多温室气体。
在下一个世纪，随着地球人口达到90亿，我们就不得不将目光投向太空。2006年，当我前往世界各地——中国、印度、非洲和美国——那些拥挤的大城市时，我留意观察，细细思索。我相信人性，相信所有单个人类的生命价值。我无法容忍人类的悲惨境遇，将竭尽全力消除贫困、疾病和痛苦——然而，高达90亿的人口根本就是不可持续的。人口数量和对资源的过度使用最终将毁掉我们。我不知道答案何在，也不知道前途是什么。我只知道迫在眉睫的事情是尽快阻止气候变化，这样，才会在我们开始考虑人口数量之前，为我们赢得喘息之机。
我们为维珍银河公司制订的各项计划飞速发展。我们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未来空间站已经开始动工。它简直就像科幻小说。未来主义设计师菲利普·斯塔克提出一个生动的眼睛图案标识——鲜蓝色的虹膜和黑色的瞳仁——再把它镶嵌到一个扁平圆盘上，而圆盘则覆盖在一个庞大的地下发射井外面。这个圆盘以一种非常类似于《星际迷航》的方式无声地滑了回来，露出下面的发射台。不过，由于一些过时的法规和人类的憎恨，让一些本应该顺利翱翔的项目戛然而止，令人沮丧。
回到2004年，我们首次讨论在美国推出维珍美国航空公司，以此作为在东、西海岸之间从事远程运输的现存国内航空公司的低成本替代选择，并订购了一些空中客车的飞机，表达我们的意图，这时候，我们预料有人会以正常竞争的方式提出反对。我们没有料到的是，自己会遭到一项陈旧的仇外法规的不公平对待。在航空时代的初期，美国担心“外国飞机”在美国领空上飞，为了阻止这种事情，他们于1926年通过了《航空商务法》，要求所有国内航线都必须由美国公民控制。1938年的《民航管理法》推波助澜，它规定，对于任何设在美国的航空公司，拥有投票权的股票最多只能有25%由外国人掌握。这意味着75%的股票必须受美国公民“实际控制”，美国交通部告诉我们，维珍必须调整这家新公司的结构。
我们试图遵守这些规定，但我不知道前面还会有没完没了的问题挡住我们的去路。在被法律论辩拖了两年后，2006年，我最终邀请前三角洲航空公司总裁弗雷德·里德经营这家新航空公司，一家美国公司VAI Partners将控制它，持有75%的股本，指定董事会中三分之二拥有投票权的成员。我们将维珍美国航空公司从维珍大西洋以及我们的其他所有航空公司——包括维珍银河公司——以及共享维珍品牌名称的任何公司中独立出来。除了订购飞机，我们还预算投入2亿美元，用于在美国作启动营销，又将运营总部从纽约迁至旧金山，我想，我们终于步入正轨，准备起飞了。
然而，我已经答应担任这家航空公司的形象代言人。我准备好出去为它宣传，这是我在所有维珍公司的一贯做法。或许我的形象太引人注目了，我们受到工会以及美国所有主要航空公司的强烈反对：大陆航空公司、美国航空公司、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等等等等！由于这些保护主义者的反对，我们的交通部许可证被压了几个月，而我们面对这步步障碍，想尽办法答应他们的苛刻要求。尽管管理维珍美国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主要由美国公民组成，反对者却声称这只是策略，说掌管公司的仍然是我。随着日子一天天从2005年拖到2006年，我们被告知：“维珍美国公司对质询的回应不足以证明这家航空公司属于‘美国公民’。”我们的反对者催促交通部要求我们提供额外的文件。但不管我们怎样努力，似乎都难以满足他们的要求。
于是我们计划再次调整这家航空公司结构，让一家获得交通部批准的信托公司持有那些拥有投票权的股票，在8个人组成的董事会中，只有两个维珍集团的董事。除了取消维珍集团的否决和同意权，维珍美国还说要从董事会除去我的名字，甚至可能完全放弃维珍的商标。然后，新董事会宣布，“如果交通部认为有必要”，他们就准备取消弗雷德·里德的首席执行官职务。
到这时候，我已经退到无足轻重的地位，尽管作为持股人，我一直了解公司的进展。我很高兴民众群情激昂，支持维珍美国公司。加州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旧金山市长加文·纽瑟姆和希拉里·克林顿全都指出，这家新航空公司将在第一年的服务中创造1000个新工作岗位（据估计，到第五年时，这个数字将上升到5万）。甚至旧金山“巨人队”也出来支持维珍。不过，最令人吃惊的是5万封寄给参议院和交通部、对我们表示支持的信。多达2.5万美国人在一封支持我们的请愿书上签名，有人甚至建立了一个网站www.letVAfly.com，供人们查看相关新闻。店铺里还出售一些印着口号“让维珍飞”的T恤衫和杯子。
我认为，民众意识到维珍美国公司会降低机票价格，提高飞行质量。事实上，坎贝尔·希尔航空集团所作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允许维珍美国在2006年开始飞行，单单是那一年，它就会让美国消费者节省7.86亿美元以上，平均每趟飞行节省88美元。这也会给大部分——就算不是全部——新市场带来折扣。问题出在反对派身上。正如弗雷德所言，“在航空公司守旧派眼中，我们是所有人的噩梦。他们想把一家强大的新航空公司扼杀在摇篮里。或许他们应该注意聆听消费者们对其服务水平所作的评价。”
我们的一切努力似乎都无济于事，到2006年年底，维珍美国公司仍然搁浅。有传言说，只有当美国获得进入希思罗和其他欧洲机场的“开放天空”后，才会批准我们起飞——尽管这两件事完全没有联系。
到2006年9月底，我再次来到非洲，跟布拉德·皮特一起去见纳尔逊·曼德拉，帮助支持一项新的排雷行动计划，它有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叫“非洲的脚底”，其座右铭为：“是时候了，把你的脚放下吧。”这个计划的其他赞助人包括曼德拉的妻子格拉萨·马谢尔、约旦的努尔王后以及约翰·保罗·米切尔系统公司的约翰·保罗·德约里尔。“非洲的脚底”跟扫雷基金会合作，扫除埋在土里的1亿颗地雷——它们每20分钟就炸死或炸残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有25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因此废弃，其中大部分位于非洲，尤其是莫桑比克。格拉萨来自那个郁郁葱葱的美丽国家，出生在一个农夫家庭，因此非常希望参与这个项目。我们将从莫桑比克开始扫雷，然后在清理过的土地上复耕。一旦“脚底”完成清理，其合作者就会培训农夫在那些土地上种植和收获农作物，让他们获得食物，并可通过出售余粮赚钱谋生。
英国国防部创造出了卓越的新式雷达技术，使用了维珍公司和飞艇集团公司制造的飞艇，来定位地雷。此前每天只能清理40平方米的土地，而这项先进的飞艇技术能够每秒钟扫描100平方米的土地。本来需要500年才能完成的工作，现在只需10年左右就可完成了。在把清理完地雷的莫桑比克归还给农夫后，我们还将一个接一个国家地继续工作。
格拉萨也主张保护儿童，她和曼德拉跟我们讨论了非洲数量庞大的艾滋孤儿问题。这个数字大得不可思议。曼德拉转向布拉德说：“有100万儿童的父母死于艾滋病，光是南非每天就有1000名儿童成为孤儿。6岁到8岁的孩子现在成了家里唯一养家糊口的人。”这让布拉德备受震动。
单是这个数字就令人崩溃，但有个故事，我发现它很动人。故事是这样的：有个小姑娘顺着海滩散步，海浪将数百只海星冲上岸来，它们将在海滩上死去。她一边走，一边弯腰捡起海星，将它们扔回大海去。一个老人从这里经过，对小姑娘说：“你为什么这么做呢？海滩上有几百只海星呢，你这么做根本无济于事。”她回头望着老人，说道：“哪怕我能救起其中一只，这么做也是值得的。”
正是这个故事启发了“海星”的建立，这家小型组织在南非创办并管理艾滋病社区日托中心。维珍联合基金会一直在底层工作，寻找在社区内照顾这些孤儿的途径。非洲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强壮女性，她们似乎以一种类似于地球母亲的方式将万事万物团结起来。诺拉就是其中之一。我还记得第一次在距约翰内斯堡45分钟车程的小村庄里见到她的情形。在村里一块脏兮兮的空地上，有一个小小的锡皮小屋，老妇人诺拉在里面为200名孤儿烹制食品，孩子们白天跟她生活在一起。不管怎么说，她想办法到外面找到足够的食品，然后在一只小炉子上煮好给他们吃，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了。我们只是站在那里望着，我只看到200个脑袋组成的海洋，看到这些小家伙和他们的眼睛——在那一张张饥饿的小脸上，他们的眼睛显得那么大。他们什么都没有，呆呆地望着我们，让人想把他们抱入怀中。
这位女性单枪匹马，她根本没法照顾200个孩子，可她居然做到了。这实在是惊人。我们能够给予的帮助就是为这些女性投入资金，她们已经看到了这种需要，当上代理妈妈和女舍监。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没人真正思考过，一个需要培养情感的孩子，在没有大人的关爱与照顾下长大，将会发生什么。我环顾四周，这么多孩子，玩耍着，将一顿简单的饭菜塞进肚子里，我一眼就看得出来，在这间小小的锡皮屋里，根本没有足够的空间让他们睡觉。
我问道：“这些孩子睡在哪里，诺拉？”
她笑了：“他们就像随处栖息的鸟儿，晚上会朝四面八方散开，找个安全的地方睡觉。早上，他们又像椋鸟一样回来吃早餐——不管怎样，我总会设法找点东西给他们吃。”
我自叹弗如又激动万分，同时也感到愤怒。如果他们的母亲服用过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她们就应该仍然活着，照顾自己的孩子，而不是被殡葬业者用作赚钱工具。“海星”已经给予诺拉帮助，但我们仍给了她一些钱，帮忙支付各种费用。我们跟来自维珍联合基金会的志愿者一起工作，扩大了诺拉的小屋，在侧面加以扩建，好让孩子们在这里睡觉，然后我们为她提供了一个很大的炉子，允诺立刻给她供应煮饭的燃料。我们无法让诺拉的孩子们全都拥有自己的家，但我们能够帮助诺拉以及她这样的女性。
悲哀的是，非洲大陆是全球少数艾滋病发病率继续上升的地区之一。据估计，到2010年，单是南非就将有大约300万孩子成为孤儿。现在，我们向两个社区日托中心提供支持。10月，我们又跟卢姆巴信托基金会一起为另外五个提供支持。那一次，切丽·布莱尔【53】跟我们一起前往，启动这些项目。想想英国和美国，我们有那么多资源。这实在令人灰心，我们需要竭尽全力阻止这种荒谬的局势继续下去。当然，有几次，我表现得非常激动，包括在卢姆巴信托基金会举行的那次正规晚宴上。人们不应该死于可预防和可治疗的疾病——不管他们生活在世界上的什么地方。
我认为，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公司因艾滋病而失去自己的员工都是错误的，所有公司都应该承诺鼓励自己的员工自愿去做测试，确保他们及时获得抗逆转录病毒药物，避免从艾滋病毒感染者变成艾滋病人。我们首先从自己的公司做起，于是我的妻子琼和我开始召集所有为我们在丛林里工作的人。然后我们就当着所有人的面做艾滋病毒测试，并设法让尽可能多的人接受测试。他们大多数人都测了，我们也邀请染上艾滋病毒的年轻人来现身说法，解释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怎样挽救了他们的生命，以此为例说明这个计划是如何运作的。我们专门为非洲人制作了两部电影，以简单易懂的方式，解释身体是怎样工作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是怎样产生效果的、免疫系统是怎样运转的、当CD4细胞的水平降到200以下后会发生什么、为什么人们不断死去、他们怎样避免死去以及安全套可挽救生命等。在我们的一家南非公司员工的检测中，有近24%的人的HIV测试都呈阳性。我担心这个数字跟平均水平差不多，这基本上意味着，如果无法获得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我们这24%的员工就将在六七年内死去。我们明确表示，将向任何CD4细胞降至200以下的员工免费提供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我们还在维珍全球各地的公司开展“0%挑战”活动，目的是确保维珍员工没有一个死于艾滋病，确保0%的员工HIV检测结果为阳性，确保HIV阳性的怀孕女员工0%地将病毒传给婴儿。这也包括在我们公司内零容忍歧视HIV阳性员工的行为。
我们成立了一个“作战室”，帮助协调并联合多家在非洲试图征服各种疾病的组织。“作战室”会把各种问题整理出来，寻找最好的操作方法，启动并最大化地利用各种资源。它会让这些工作继续下去，而不是仅仅止于争论。它会在艾滋病这样的新疾病失去控制前警告世界当心它们。它会跟艾滋病毒、疟疾、结核病和瘘管斗争。它会通过接触各种关系、政府以及各种机构组织的创建者，很快动员专家和具有号召力的人物来到特定地区。它的最终目的是确保唐纳德的悲剧不再重演，由于他的去世，其他数千人得以活下来。
我跟维珍联合基金会以及一位了不起的英裔美国人布莱恩·布林克医生一起，作了一些调查，寻求制订一份有希望的蓝图，我们来到南非的林波波省的艾兰兹多恩，在岩石嶙峋、没有树木的丘陵地区和尘土飞扬的城镇地区，无意中找到了纳德洛夫医疗中心。它由一位真诚的荷兰内科医生胡戈·坦普曼管理，在过去的15年，他一直致力于治疗艾滋病以及夺去很多非洲人生命的另两种主要疾病：结核病和疟疾。
当我在这里四处参观时，我首先注意到的事情之一是纳德洛夫医院外面的一系列小型发展项目，包括一个面包店、一个修理铺，还有生产尿布的工厂、幼儿园、计算机学校、洗车店和一家健身房，全都为当地人提供了就业机会。胡戈看出来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是的，我们全都充满希望——我们想让人们知道他们会康复。他们也需要谋生，在接受治疗期间维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多年来，布林克医生一直坚持不懈地奋斗，希望在外国人雇用的成千上万本地工人中，让需要者获得免费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他指出培训新员工的成本损失远比这些药物自身的费用贵，最终赢得这场艰难的战役。然后，他立马又说道：“现在，矿工们那些染上艾滋病毒和患上艾滋病的家人该怎么办呢？”
我很敬佩胡戈的先见之明，便和他以及维珍联合基金会一起，讨论建立一家医院，服务于乌卢萨巴周边的萨比桑德地区。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第一次尝试控制艾滋病毒的流传，当时我推出慈善的“伴侣”安全套。从免费的“伴侣”安全套，到跟英裔美国人合作创立一家一站式的保健中心，这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我们决定采用祖鲁语中的狮子一词，将这家新医院命名为布博兹社区健康中心。它将为10,·000人提供服务。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的治疗将是免费的，但对其他医疗服务则收取少量费用，以确保这个诊所能够保持长期的可持续性发展。乌卢萨巴周围的10,·000人将得到保护，但对于那些居住地远离这家医院的人，则需要提供出诊服务。
要让医疗服务到达偏远地区的“最后一英里”非常困难，因此我们在整个维珍集团发起一场活动，名叫“天堂里的天使”，目的是筹集资金购买和维护摩托车。各公司积极响应——尤其是维珍火车和维珍大西洋公司——筹集了超过100万美元，购买了100辆摩托车。我们确立的运作模式是让某个村子的人通过贷款购买摩托车，作为回报，他们将接受培训和报酬，每周花三天时间用摩托车给患者送去医疗服务，而其余的时间他们则可以利用摩托车从事自己的经营活动。这样一来，这项活动就变得可持续了，也为这些社区的人创造了工作机会。2007年，我们开始跟一家名叫“可持续医疗规划基金会”（SHEF）的大型机构合作尝试这种模式，它已经在肯尼亚各地建立了超过64家可持续的诊所和药房，拥有数千名摩托车延展服务工人，向当地人证明他们能够通过互相帮助，抵达最偏远地区，来让自己获得谋生的机会。
一方面，我通过维珍联合基金会努力工作，试图帮助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解决他们面临的一些问题；另一方面，我也在努力推进我们的航空发射计划。这两项活动构成一种怪异而又迷人的分裂。维珍银河公司已经引起很大轰动，已经有人开始签约参加我们的第一批太空飞行。接着，在我通往太空的个人之旅上，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11月，我正跟飞船设计者伯特·卢坦以及我们创建之初的首批顾客一起待在内克岛，他们特意来听伯特亲口讲述这个项目的细节。这时，威尔从伦敦打电话说，他刚在无线电四台的《今日》节目中听到史蒂芬·霍金教授的谈话。
威尔说：“史蒂芬·霍金刚刚接受了一次精彩的采访，谈的是人类为何需要进入太空——以及他为什么仍然想去那里、为什么希望理查德·布兰森带他去那里！”
我把首批顾客和伯特召集到一套音响旁，从BBC网站上播放了一遍史蒂芬·霍金的节目：“人类必须迁徙到太阳系之外的一颗行星上，让这个物种的未来获得保障。一场核灾难，或者一颗小行星撞上地球，都可能将它上面的生命一扫而尽。一旦我们扩张进入太空，建立若干殖民地，我们的未来就安全无虞了。太阳系中没有类似于地球的行星，因此人类只得求助于另一颗恒星，目前依靠化学与核燃料的卫星还不足以将殖民者送入太空，因为使用这种卫星意味着一趟旅行需要5万年。我认为，利用光速曲速引擎，将人们送到一个新的边区定居点，这种想法也不大可信。
“相反，我更看好用物质/反物质湮灭作为推进力。当物质和反物质相遇时，它们会在一阵辐射爆炸中消失。如果从飞船尾部将它发射出来，就能推动飞船向前，飞行速度仅略低于光速，这意味着只需6年就可抵达一颗新恒星。想让飞船加速到接近光速，就需要大量能量。
“我的下一个目标是进入太空，也许理查德·布兰森可以帮我。”
这番话在我们初露头角的宇航员中激起一阵兴奋。能进入一个让霍金教授如此热衷的项目，我们全都备感荣幸。我一直对霍金教授感到惊讶——他是我非常崇拜的人。在过去的那些年里，我曾多次遇到他，于是我给他打了个电话。我跟他解释说，尽管有大量名人跟我们接触，但维珍银河公司尚未向任何人免费赠票，不过，如果史蒂芬真的想去太空，而且医学检查证明他的身体状况适合飞行，那么我将非常荣幸能带他进入太空。
他用自己电脑化的声音解释说，如果人类想在地球上维持生存，就得进入太空。“人类对地球上的生命构成了威胁。令人担忧的两个主要原因是全球变暖以及病毒和其他微生物的基因突变。由于我们已经对这颗行星可能遭遇的事情有了充分了解，我们知道，如果人类作为一种文明要继续生存，我们就需要利用太阳系其余部分的资源。我们还需要拥有进入和探索太空的动机，这不仅仅涉及机器人进入太空——虽然那也是解决办法的一部分。人类必须拥有进入太空的能力。”他补充说，“维珍银河公司向前迈出了一步，从少数精心挑选的人手中夺得了进入太空的权利。”
在我的要求下，宇航员关系部的主任史蒂芬·阿滕伯勒带着我们的首席医师去看望霍金博士，商讨尽快为他安排一次模拟重力飞行。
从霍金博士对我们这个项目的兴趣开始，我们继续探讨了太空举足轻重的其他众多方面。从短期理由看，包括理解气候变化，为了让这颗行星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养活不断增加的人口，而向我们提供必需的通讯和信息。然而，正如霍金博士所言，从长远来看，我们也需要进入太空，为这颗行星提供未来的能源来源，甚至可能提供气候变化的部分解决方案。例如，人们提出许多令人兴奋的想法，如太阳伞，它们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而是用透明胶片做成的小型晶体状结构，像泡泡一样分布在拉格朗日点（日、地距离的中点）附近的太空中。在这里，太阳伞会把5%的太阳光线反射回去，这个数量其实相当可观。人们通常认为互联网不使用能源，但它却散发出大量温室气体。例如，科学家们一直在探索服务器群集，它由太阳能电池板提供能量，可从太空中将无线电信号直接发射到计算机上，节约80%的电力，数量庞大。我一直兴趣盎然的一件事情就是将一个维珍能源研究团队送上月球的可能性——然后建造一个太空飞船群，这样我们就能在那里工作了。这听起来或许像科幻小说，但在20世纪初的十年刚开始时，我根本想不到自己会管理一支太空飞船群，并载着现在活着的最聪明的物理学家，在太空中作一次亚轨道飞行。跟史蒂芬·霍金的观点一致，我一直在寻求太空时代的燃料：氦-3。这种形式的氦在地球表面非常罕见，在地心却大量存在，但我们的开采技术对此却无能为力。不过它在月球尘埃中含量非常丰富。想到只需从月球装满一艘太空飞船的氦-3就可为美国提供一年的能源时，我就开始对其可行性作更多调查。氦-3要在极端压力和极端热量下才可产生，它是在月球从地球中撕裂出去，飞入环绕地球的轨道时形成的，漫长岁月中刮到月球上的太阳风也在继续制造这种物质。科学家需要花费数十亿美元，才能在欧洲粒子物理研究所的加速器中制造出微量的氦-3。而从月球上获取这种物质——也就是从尘埃中“开采”它们——费用就不是那么高得不可思议了，而且也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通过加热熔化，氦-3将来可满足地球的所有能源需求，安全而又清洁。它可将指定用于种植生物燃料的土地用于生产食品。虽然这一设想听起来遥不可及，但有一天氦-3却能够挽救人类。
2003年2月，当美英联军入侵伊拉克变得无法避免时，我决定自己决不能袖手旁观。我必须采取行动制止入侵。可悲的是，在我能够有所作为之前，美军已经开始轰炸伊拉克了。但它促使我考虑召集一群全球长者，希望他们的呼吁、智慧以及谈判能力能够在将来避免这种冲突。
与此同时，我的好朋友彼得·加布里埃尔也在其位于巴斯附近的家中产生了一个精彩的想法：技术已经促使人们形成一个庞大的地球村——但却无人领导这个村子并将技术当作一种有益的强大力量来使用。当今的许多领袖人物在自己的位置上都没有为人类做正确的事情，恰恰相反，他们大多数都忙于处理政治、军事、经济或宗教力量有联系的其他类型的议事日程。2003年11月，当我们在南非帮助曼德拉推出他的46664运动时，我们的想法汇聚成一次动人的旅行。从那以后，我们便在一些杰出人物的帮助下，踏上一次让人深感满足的旅程，构筑一个召集全球长者的梦想。我们相信，这些表现出道德正义感和领导力的人可提供大量的智慧。这是那种在历史上由部落或村庄长者代代相传的智慧。古老的直觉智慧正是我们这个疯狂的高科技地球村需要的东西。当曼德拉及其夫人格拉萨·马谢尔同意担任创立这个组织的长者，而图图主教【54】同意担任其主席时，我们知道自己已经拥有一个特殊机构的核心。
2006年7月，我们在内克岛上举行了一次聚会，参加者都是来自技术、慈善、商业、科技、艺术以及其他众多领域的顶级领袖人物，他们全都聚集起来，讨论“全球长者”的理念，并将它推进到下一个阶段。
彼得和我从“全球长者”这一想法的来源说起，开启了聚会的第一天。彼得说：“我认为它建立在非洲部落的基础上，他们仰仗村子里的长者。但现在我们已经远远超越那样的小村庄，现在有谷歌和维基百科以及其他种种纽带，将人们联系起来。”
我点头称道：“长期以来，一直都有单个的长者在发挥自己的作用。这些仁慈的长者敢于仗义执言。我们的想法是，如果全世界大多数可敬的人作为一个群体共同工作，那么他们的影响力就更大了。我们将拥有十二位而非一位长者的力量。”
这两个不可思议的星期充满了各种不可思议的想法和争论，但大多数想法都证明这个世界需要一个这样的群体。有图图大主教和卡特总统的参与，这次聚会是一场最奇妙的经历。他们俩都为“全球长者”概念补充了如此深刻的见解，而图图大主教当然也为活动增添了几分顽皮的幽默感。我永远不会忘记其中的一些奇妙的时刻，例如彼得在大厅的三角钢琴上演奏《比科》，而图图和他漂亮的夫人莉亚伴着音乐翩翩起舞的情景，又例如彼得穿着一件飘逸的白色长衬衣，教图图在大海里游泳。图图似乎很享受这种活动，因为他跟彼得和我在游泳池里花了一些时间练习。
“我家里有个游泳池，我没用过。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在用，等我学会游泳，就能加入他们了。”他说着，开怀大笑。
让我们深感荣幸的是，一些“草根长者”也加入我们，就“全球长者”能够发挥的作用发表自己的看法。来自医疗行动小组的扎齐·阿赫玛特热切地希望确保所有艾滋病毒检测结果为阳性的人都能获得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他的热情激发了我们所有人。他的的确确是献出自己的一生，为他人的生命而奋斗，除非每个人都获得这种药物，否则他自己就拒绝接受治疗。但愿“全球长者”能为推广扎齐和塔蒂等人的观点发挥作用，这些人做了很多影响深远的工作，需要全世界倾听他们的故事，帮助他们扩展他们的努力。在会议上，每个人都畅所欲言，提出明智而有力的观点和看法。
琼·奥尔汪在对曼德拉的评论中拉开一次会议的帷幕：“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时刻。曼德拉拥有真正的道德勇气。他在私下里和公开场合都言辞一致。他关注各种最有利于人类的事情，表现出自己的领导力——不仅通过行动，也通过他的悲悯之心。”
她将话筒转交给图图大主教。他艰难地从一个低矮的座位上站起来，开玩笑说：“等你到了我这把年纪，就会遇到这种事。你得跟自己的身体商量一下，说，身体，我们现在要站起来了，你还行吧？”
我揉了揉他的肩膀——不过玩笑归玩笑，图图说的话全都非常感人。“我很高兴自己不是上帝，此时上帝肯定在哭泣。上帝无所不能，但似乎有些虚弱。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他不摧毁那些作恶多端的人。但这个世界上也有挺身而出做好事的人——他们推翻了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有时，就像在雨中闪烁的阳光，上帝注视着人间，露出微笑。今天，他望着这个岛屿微笑。我坚信这是一个道义世界。尽管表面上恰恰相反，往往是邪恶肆无忌惮更加明显。但善终将获胜。怜悯与关爱将最终传遍世界。”
我们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全球长者”能发挥什么作用，同时又不会重复联合国的角色或世界卫生组织（WHO）的重要工作。我抛砖引玉地说道：“我们已经讨论过，‘长者’将覆盖联合国和各国政府尚未涉及的领域。”
显然，吉米·卡特在这方面拥有丰富的个人经历，他曾在联合国以及他自己的基金会卡特中心工作。他说，困扰联合国的一个问题是否决权，让一些决议获得通过，幕后有很多讨价还价的交易。“在联合国，你无法绕过否决权，如果‘全球长者’绕过这一点，就会切实可行。现在，对于那些有冲突的决议，人们根本就毫无办法。为了促进和平进程，为了向你提供专家，可求助于各种组织，如哈佛大学、卡特中心，但你不能求助于联合国，因为你知道美国将站在一边投否决票，或俄罗斯等国站在另一边投否决票。因此，‘全球长者’作为一个和平基金会或不管什么机构，人们对它的第一个反应就会问道：我为什么要求助于‘长者’来阻止这场战争？如果我们拥有完美的联合国，我们就不需要它。但联合国不能解决和平问题，不能去减轻人们的痛苦，也不会涉及违反人权或压迫妇女等方面。你没法让联合国讨论压迫妇女的问题，因为许多穆斯林国家会反对，基督徒也会反对。但这些却是‘长者’能够放手处理的问题，居然没人做过这方面的工作，真是该死。我打赌科菲·安南【55】会对所有这一切大叫‘阿门’。卡特中心致力于创建一个人权高级委员会，联合国可不想要这种机构。我们正在讨论成立一个组织，替代联合国，并能避开一家拥有200个成员国的机构所固有的那些束缚。”
这是一通令人心情沉重的话。我们在这次会议上一致通过，“全球长者”应该致力于增强女性的权利，并从一个超越组织的角度做这项工作。
“但不要有权力，”吉米说，“这一点很重要。只需道德权威就够了。”
至于世卫组织的工作，我们认为“全球长者”需要更广阔的议事日程，来调查一些具有争议性的问题，例如艾滋病、帮助所有人获得洁净饮水——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有80%的人口无法获得洁净的饮水——以及疾病问题。比如说，虽然“全球长者”支持消除疟疾，但只有世卫组织有权使用“消除”一词。
吉米说：“‘长者’可尝试提高贫困地区的生活质量。如果他们不想创造什么，也能帮助构筑某些东西。通过消除疾病来减轻痛苦就是其中之一。”
会议期间，每天都是如此——充满了扎扎实实的争论，每次都将这一概念和我们的梦想向前推进一点点。彼得说：“世界是一面活生生的镜子。宇航员在太空中说，你把地球看作一个能够握在手里的东西，一个蓝色的小球。光线从它上面反射出去，把一切都映照出来。我4岁的儿子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当人们受到触摸时，就会变得神采奕奕；反之就会变得暗淡无光。因此，我们应该接触每一个人。他们不是一些数字和统计数据，而是真实的人。”听他说出这一席话，我们全都明白他想表达的含义。
一个观点似乎会激发更多观点，就仿佛我们一直将这些希望埋藏于内心，等待爆发出来似的。就在吉米·卡特离开之前，他又转过身来，说出了自己最后一刻的想法。“‘全球长者’能够成为世界的良心，他们会成为通往这个世界的向导，一个为了提出和平与公正理想而重新组织起来的实体。这是一种激励人心、令人兴奋、不可预料且令人满意的经历。”然后他挥挥手，露出自己特有的可掬笑容，登上舷梯和那架直升机，和他的夫人一起离开了。
回到大厅，我问图图是否想喝杯茶。“不，我不是英国人。”他眯着眼睛回答道。
“哦，你会喜欢彼得的茶的。他比我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好好泡茶。”我开玩笑说。
一个月后，我们跟格拉萨和曼德拉在他们的住所见面，让他们挑选首届“全球长者”的成员。他们的孙子孙女们在我们周围乱跑，在这次美好的会面结束后，琼和我离开他们，感觉“全球长者”将最终变成现实。我们来到乌卢萨巴，在邀请函上签名，并举行了一次愉快的庆祝会。我的父母也在那里，跟我们分享这个特殊的时刻，让它显得更加动人。彼得和我怀抱多年的梦想蓄势待发，终于即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