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年的经商中，我学到一个经验：一旦你创造出一种优质产品，谨小慎微地维护其声誉就非常重要。这不仅仅是让它进入市场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每天我都会收集一捆剪报，里面包括所有提到维珍的文章。这些剪报和员工来信是我早上阅读的第一批资料。推出航空公司时，我意识到必须利用自己来提高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的知名度，确立其品牌价值。大多数公司都不承认媒体的重要性，只有一个小小的新闻办公室，还把它塞到看不见的地方。如果媒体上出现一篇不准确的报道，并任由它在不止一期报纸上发表，那么它就会变成事实。此后，每次提到你的产品时，同样的故事就会被重复一遍。
有两次，我的声誉受到严重威胁——第一次是英航造成的，我已经详细叙述了那次的情况；第二次是盖伊·斯诺登及其天科电子公司（GTECH）造成的，他是创立卡默洛特公司的幕后推手，后者获得了经营英国国家彩票的许可。对这两家公司来说，我都是从中捣乱的障碍，让他们失去了数百万英镑的收入。
天科事件在维护企业声誉方面是个特别重要的例子。我在1993年遇见盖伊·斯诺登，当时英国政府终于同意发行全国彩票。各种商业银行团开始形成，但我却强烈地感到，经营彩票的公司应该把所有利润捐给慈善事业。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彩票业是没有任何风险的垄断行业。我曾经要求约翰·杰克逊——当他担任美体小铺的主管时，我和他在健康基金会上有过合作，并和他一起推出了“伴侣”安全套——跟我们一起提出慈善投标。天科电子公司是最主要的彩票设备提供者，因此我们认为应该见见他们，如果他们的财团未能赢得合同，看他们是否有兴趣向我们提供彩票设备。
9月24日，约翰·杰克逊和我跟盖伊·斯诺登共进午餐。我们的谈话从此成为一个法律传奇故事的内容。由于盖伊·斯诺登不愿报价向我们提供设备，而我又不想加入他的财团，因此我们的谈话陷入僵局，出现停顿。接着，斯诺登指出，如果我们提出自己的投标，就会让天科财团付出几百万英镑的代价。因为，作为运营者，他们要对政府行动纲领里提到的营业额收取费用，而我们的投标将迫使他们的收费从15％降低到13％或更低。假设每年的彩票销售额达到40亿英镑（他们确实达到了这个数字），那么运营者的利润分成每降低1％，每年的收入就会减少4000万英镑。这可是一大笔受到威胁的钱。
我们正坐在荷兰公园11号的花园温室里，我注意到斯诺登开始冒汗。他在椅子上动来动去，然后望着我。
“我不知道这话怎么开口，理查德。”
我看着对面的他，不知道他想说什么。
“事情总是有底线的。我就直话直说吧，理查德，我们能给你什么帮助？”
我无言以对。斯诺登清楚明白地说出了自己的意图。
“我的意思是，我们能给你提供什么个人帮助？”
我的脑子一阵眩晕，他在向我提出行贿。
“你到底什么意思？”我说，感到又惊又气，试图给他机会闭嘴。但是他没有。
“在生活中，人人都需要东西。”斯诺登说。
“谢谢你，”我回答道，“我非常成功。我每天除了一日三餐，别无他求。你唯一能帮助我的地方就是为我们的投标提供技术服务。”
说着我就站起来，离开了温室。我不想再跟这个人打交道。当约翰·杰克逊和我试图联合投标全国彩票，以便将数百万英镑捐给慈善机构时，这个人居然企图通过行贿让我退出投标，好让他的投标获得通过——这不仅会减少善款，而且同时也会让他个人及其公司变得更富有。
我大步走下楼梯，来到洗手间，把他说过的词草草记在一张纸上。以前从没有人向我行贿。然后我回到楼上，约翰和我把斯诺登赶出了这所房子。
“我没有弄错，是吧？”我问约翰，“那是行贿，不是吗？”
“确定无疑。”约翰告诉我。
后来，约翰·杰克逊告诉我，当盖伊·斯诺登说出那番话时，他惊讶得差点从椅子上跌下来。长话短说，在随后的诉讼案中，陪审团作出了支持我而反对盖伊·斯诺登及天科电子的决定。我已故的“御用”律师顾问乔治·卡曼当时在他的总结中说，一个人的诚实名声是最重要的东西，比享受商业成功更重要。盖伊·斯诺登是“在错误的地点和时间，向一个错误的对象，说出了错误的话”。
1999年，当全国彩票许可证又一次进行招标时，我决定和一个非盈利机构再次提出投标，接管彩票。我确信，新工党对我们1993年提出的非盈利方法的重视最终会得到尊重。就像从前一样，我在维珍的大多数亲密顾问都试图说服我不要投标，因为与卡默洛特之间的争斗——几乎没有顾问认为我们能够赢——会损害维珍品牌。但我对此充满热情，决定出手，于是便拿起电话，联系我的老朋友西蒙·伯里奇，开始行动。在这两次招标期间，他担任智威汤逊广告公司的总经理，但对人民彩票的原则，以及我们作出投标决定后必然与卡默洛特公司发生的冲突，都充满热情。西蒙是个直来直去的人：“我一直在密切关注卡默洛特的事情，理查德，我们在1993年投标时的所有预测都变成现实了。彩票销量像块石头一样直线下降，天科技术是一堆废物，他们的游戏非常没劲，如果能找到合适的设备供应商，我想我们肯定能赢！”
他立即开始工作，直接把从安妮·利奇和约翰·杰克逊到哈勃特和刘易斯律师事务所的科林·豪斯在内的所有人招集起来。跟1993年的竞标团队相比，只少了威尔·怀特霍恩，他再次强烈地感到，在维珍和后来所谓的“人民彩票”之间，应该有着明确的分界线。我们正在投资一系列全新的业务，除了航空公司外，它们在头两年里或许根本就看不到利润。威尔告诉我，他认为他们真的会击中我的要害，并且会试图破坏我的商业声誉。他希望专心为更广阔的全局——这个集团和品牌的公共关系——而奋斗，并建议使用一个外部公关公司为人民彩票服务。
于是，我们以1993年投标的团队为核心，招集了一支由新供应商、代理和工作人员组成的团队。总之，我们最终拥有了20多个供应商，包括Energis、微软、智威汤逊、摩根大通以及我们以前的对手AWI公司。卡默洛特这次引进邮政局作为持股人，取代现在身败名裂的天科电子公司，尽管天科仍打算凭借其设备进行投标。虽然卡默洛特公司的6年运营黯淡无光，但他们还是设法改进了一件事情：他们引进了令人敬畏的戴安娜·汤普森担任主管。戴安娜很好地代表了新一代高级女主管，20世纪90年代，她们开始给英国那些死气沉沉的董事会会议室造成冲击。我打消了和她争斗的想法，因为，在BBC4台备受尊敬的《今日》栏目中，我听过几次有她参加的节目，她在里面跟约翰·汉弗莱斯和吉姆·诺蒂展开针锋相对的辩论，我知道她不好对付。
那时候，我刚刚从1998年圣诞节的最后一次失败的热气球环球飞行中归来，我没有意识到，1993年和1999年的卡默洛特之间有一个重大的差别。在赢得彩票经营权的投标并经营了6年后，他们现在准备不遗余力地保住经营权。更重要的是，由于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们会再次获胜，结果我们就成了他们唯一的竞标对手，这意味着他们（以及他们的朋友）能够集中全部火力对付我们——也对付我个人。
最后一场游戏在2000年夏天收场，当时我们一家正在内克岛度假。彩票委员会老板海伦娜·肖维尔顿女爵士发给我一份传真，说我们没有赢得最终投标，但赢得了某种程度的胜利。我们获得一段特定的时间来磋商一份协议，如果我们能确保提供足够的资金，弥补任何潜在的不利因素，明确几个观点，那么彩票经营权就归我们。
如果事情真那么简单就好了。在此过程中，西蒙和约翰早就看见了这些危险征兆，并正确地预料到，卡默洛特会通过司法复核来推翻她的决定。他们确实那么做了，而且还获得了成功，这使得整个竞标过程在那年秋天陷入混乱，带来一个危险的结果，即他们可能没有时间将彩票业转交给我们。海伦娜女爵士被迫难堪地辞职，被前英国政府官僚特里·伯恩斯取而代之。在短短的几个星期内，伯恩斯就推翻了海伦娜女爵士处理彩票经营权的全部方法，得出一个（我觉得）可笑的结论：许可证应该给卡默洛特。
我们全都感到难以置信，而且，随着时间一周周推移，进入2001年，英国公众显然也感到难以置信：成千上万的人开始对卡默洛特的彩票弃之不顾。到“9·11”事件震惊全球时，英国彩票的销售量正以每年20％的速度下滑。这让我感到不满，因为遭受损失的当然不仅是卡默洛特，而是许多美好的事业——体育、艺术、慈善和其他组织——他们获得的善款也减少了。
卡默洛特公司经营英国国家彩票的新许可证从2002年1月开始生效，与此同时，买彩票的人数却不断下降。卡默洛特的主管戴安娜·汤普森说这是因为人们发现玩彩票很无聊——多遗憾啊！这些人拥有一份能够每周造就许多百万富翁的工作，却无法让彩票业变得有趣。
真相逐渐暴露，原来，卡默洛特公司为了再次赢得许可证，曾经许诺筹集150亿英镑用于慈善事业，但政府并未要求他们对此作出保证。在赢得许可证后不到一周，卡默洛特就公开为他们不愿筹集150亿英镑的资金寻找借口。“投标过程让我们分散了精力”等等。但现在为时已晚，他们已经获得许可证。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结果，我认为政府应该羞愧地低下头——他们在竞标中保证要将彩票销售的全部利润用于慈善事业——但他们却背弃了自己的诺言。
在“9·11”悲剧后的几年中，维珍大西洋公司的重建真的开始获得回报。公司管理层的信心不降反增，因为航空公司有能力承受随后的打击了——阿富汗反恐战争的余波，以及第二年亚洲的非典和第二次海湾战争带来的双重厄运。在发生这些事的过程中，维珍大西洋公司确实成熟起来，尽管在双子塔悲剧之后的几个月里损失了近1亿英镑，但到2002年4月，公司已设法恢复了盈利的能力。
我们还在跟英航之间所谓的“睡床大战”中推出了我们的秘密武器。2003年夏天，维珍大西洋公司揭开了豪华商务舱的面纱，为商务舱级别布置真正具有头等舱风格的水平睡床，这在全世界都只此一家。无论从哪个方面说，它都大获成功。2004年夏天，我们从竞争对手那里夺取了大量市场份额。
在飞机上放置床位的项目具有通常的维珍特色。我们果敢地采取行动，自行设计出这种独特的产品，而这项任务是由维珍大西洋公司的设计部主任乔·费里承担的。他通过独特的翻转装置，把舒适的座椅变成真正的床，获得了飞机座椅制造商的圣杯。这次冒险取得了成功，2004年，乔的设计获得6项全球最著名的工业设计奖，也将数千名英航的老顾客吸引到维珍大西洋公司来了。
随着维珍大西洋公司不断恢复，我对那场“反恐战争”感到极大不安。很久以来，美国所谓的新保守主义者就一直希望在中东事务采取更强硬的干涉主义立场，以“稳定”该地区。到2002年秋，布什政府不顾全球舆论，执意干涉伊拉克内政的意图已经显而易见。到2003年初，情况更加明了，即使得不到联合国的支持，美国也要一意孤行。
我发现整个事件都令人深感抑郁，我相信这不是一场正义之战，产生了真正的不祥预感。这场冲突显然会让人类付出惨痛代价，除此之外，我对伊拉克是否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感到怀疑；真不明白，为什么美国政府认为伊拉克会那么容易实现民主，此前有那么多人都在这方面失败了。乔治·布什继续在电视和记者招待会上宣称“战争是必需的邪恶”——在我看来，大多数“必需的邪恶”都比“必需的”更加邪恶。在“9·11”事件之后，尽管威尔·怀特霍恩建议我们不要支持公众在这个问题上反对布什政府，因为伊拉克问题不可避免。但是，到2003年2月，我仍然制定了一项个人计划，试图游说萨达姆·侯赛因在战争造成破坏之前暂时退出最高领袖职位。我怀着沉重的心情，给纳尔逊·曼德拉打电话，然后又写了这封简单的信。
敬爱的马迪巴【51】：
就像往常一样，和您交谈总是那么愉快。我想我应该给您寄去一封短笺，阐明我们讨论的事情。
美国和英国已决意开战。那无疑会造成大量平民伤亡。
我相信，也许还有一个办法可阻止战争在伊拉克爆发，我相信您或许是世界上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人。
如果能劝说萨达姆·侯赛因退休，在享受完全豁免的情况下，去利比亚（或者其他地方），这样一来，我相信美国就不可能继续发动战争。如果他打算为避免他的人民遭受更大的苦难而作出这种牺牲，那么他的声誉将会大大提高。反之，他就会遭遇类似于诺列加和米诺舍维奇的命运，甚至更糟。
我知道您与卡扎菲总统关系密切，您在伊拉克备受尊重，也许您是唯一能够组织这次行动的人选。
我相信您有办法说服萨达姆·侯赛因辞职。他可以和您一起飞到国外，如利比亚，昂首挺胸、体体面面地离开伊拉克。这是他能为他的人民做的最好的事情。
如果您需要，我会很高兴地给您派去一架飞机，把您送到伊拉克并返回（但愿能经由利比亚前往！）。
在您和塔博商议之后，我会和您讨论这件事情。
理查德敬上
这是一个大胆的计划，也许行得通。但是时间不多了。
纳尔逊·曼德拉希望我获得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的同意，并得到当时的南非总统塔博·姆贝基的批准。我给科菲·安南写了封信，接着又打了个电话。他完全支持这个想法。3月17日，我们在约翰内斯堡安排了两名飞行员和一架里尔式喷气飞机，送曼德拉去巴格达。几年前，为了接人质回国，我们曾把爱德华·希思送到伊拉克。这一次，世界上最可敬的人纳尔逊·曼德拉公开强烈反对美国即将发动的入侵。如果还有人能够说服萨达姆，那就是曼德拉了。这会拯救大量生命，避免更多的人受伤。
悲哀的是，时间很快流逝。两天后，一连串的事情突然降临到我们头上。2003年3月19日，美国轰炸了巴格达，我所有的努力都已成为历史。在我一生中，再没有比这更遗憾的了。
但是，从这次经历中——从有远见的朋友如彼得·加布里埃尔那里——我意识到，这个世界需要一群纳尔逊·曼德拉这样的长者，在遇到这种事情时，能代表世界人民进行调停。我决定，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帮助招集一群全球“长者”，向世界人民传达他们的观点。
2003年年底，琼、霍丽、我以及一些来自维珍团队的人还获得一次很好的机会，去南非参加并帮助组织曼德拉的“46664”音乐会。曼德拉慷慨地利用他的囚号“46664”来象征抗击艾滋病的希望。坐在他和他那位非凡的妻子身边，听彼得·加布里埃尔首次在南非演唱《比科》，是我一生中最感动的经历之一。
在这次音乐会之前和第二次海湾战争结束后不久，当我们乘坐第一架救济航班飞往巴士拉时，我亲眼目睹了伊拉克的一个缩影。这架飞机的飞行员迈克·阿布那拉恰好是一位伊拉克流亡者，他的家人在22年前逃离了伊拉克。我们的使命是把人们慷慨捐赠的60多吨医疗物资运往巴士拉的医院。萨达姆的军队在仓惶逃往北部时，将这些医院洗劫一空。飞行途中，看到地面基础设施遭受的破坏，以及这个国家的空旷和辽阔，我们所有人都很震撼。
整个项目是三方力量精诚合作的结果，包括来自伯明翰中部地区的伊拉克流亡者卢埃·沙卡其、维珍的杰基·麦奎兰以及皇家空军中将布莱恩·伯里奇。位于巴士拉的英国地面部队与维珍大西洋公司的一小队运营职工之间的合作精神也很突出，仅用了几个星期，他们就设法向一架波音747飞机开放了巴士拉机场，使这个国家获得了迫切需要的帮助。我花了很多时间与那些在巴士拉服役的男女军人交谈，我能够断定，他们中许多人对美军在该国北部展开的行动有一种强烈的不祥预感。结果证明这种不祥之感是多么正确啊。
这是1990年以来第一架进入伊拉克的民航飞机，我们中许多人都为在此期间目睹和经历的种种事情而感动，杰基尤其如此。她和三位如今在英国当医生的伊拉克逃亡者一起，到城里去看望巴士拉总医院的一些病人。在那里，她不仅亲眼目睹了战争给平民造成的痛苦和伤害，而且还看到，不管局势多么可怕，世界上总存在着希望与美。在医院里，杰基碰到一名20岁的年轻女子，她的双腿和腹部因榴霰弹而严重受伤。尽管她非常痛苦，目光却没有离开她那个漂亮女儿，这个宝宝是两天前通过急诊剖腹手术生下来的。看见杰基流下同情的泪水，那个妇女说：“请不要为我哭泣，上天已赐给我最宝贵的礼物，在她眼睛里，只有纯真和爱。”这是我那天听说的最感人的话之一。
五角大楼提出，伊拉克战争的代价是每年赔付750亿美元，一共持续10年。2003年5月8日，牛津研究中心的普里希拉·埃尔沃西博士获得了日本庭野和平奖，在颁奖仪式上，她这样说道。
我们必须把这750亿美元跟用其他方式缔造世界安全的费用作比较：
（a）2000年，世界领导人估计，把非洲的医疗和福利水平提高到西方的标准，每年需要250亿～350亿美元；
（b）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估计，在10年之内，如果我们每年在教育方面花70亿美元，那就能让全世界的儿童都接受教育；
（c）每年花费90亿美元，就能向全球每个人提供干净的饮水和卫生设施；
（d）现在，全球每天有5500人死于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比死于黑死病的人还多，而非洲还有1200万儿童成为艾滋孤儿。科菲·安南曾呼吁每年拿出100亿美元用于艾滋病防治。
要实现所有这些目标，要防止全世界的所有这些痛苦，所花的费用都少于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中花掉的钱。
不过，她引用了哥斯达黎加和平大学校长穆勒博士和一位高僧的话，以积极的语调结束了演讲。
今年早些时候，穆勒博士在一次演讲中说道：“我很荣幸生活在世界历史上一个如此不可思议的时代。今天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让我如此感动。在世界历史上，以前从未就战争的合法性展开由公众参与的全球性公开讨论，引人注目且具有可行性。战争会带来什么结果？代价是什么？如果采用和平的替代手段会怎样？我们还有什么协商途径没有想到？宣战的真正意图是什么？”
全球有数百万人民似乎找到了一个新的声音。或许入侵伊拉克的决定也能带来某些益处。
最后，我要引用一段精彩的话，据说出自一位高僧之口：“如果你希望获得和平，那就为另一方提供和平。如果你希望自己安全，那就让其他人知道他们是安全的。如果你希望更好地理解看似不可理喻的事物，那就帮助另一方去更好地理解。如果你希望疗治自己的悲伤和愤怒，那就努力疗治另一方的悲伤和愤怒。
“现在，其他人都注视着你。此刻，他们希望从你这里获得指引、帮助、勇气、力量、理解和肯定。最主要的是——他们希望获得你的爱。”
2004年春天，我回到伦敦，仍跟往常一样处理“维珍帝国”的生意。戈登·麦卡勒姆以前担任维珍集团策略总监，此刻正忙着准备维珍移动公司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预计股票总价值为10亿英镑。这确实是个非同寻常的故事。仅仅用了4年，我们就创造了全球第一个虚拟移动电话网络，其基础由400万顾客构成，他们是本行业最满意的顾客。从某些方面说，我们投资美国移动通讯市场获得的巨大成功更令人兴奋，而这一切都是在“9·11”之后的险恶岁月开创的。甚至在2004年，情况已经非常明朗，维珍移动美国公司最终将比英国公司更有价值。它不到三年营业额就达到10亿美元，成为美国历史上发展最快的公司。继美国之后，我们的另外两位同事罗伯特·塞缪尔森和马克斯·凯利也正在加拿大忙着招兵买马，准备跟贝尔加拿大公司合作，于2005年推出另一家投资公司。到2004年中期，显而易见，这种模式确实卓有成效，将我们的品牌跟其他网络的过剩产能相结合，就能为顾客提供更好的服务。随着2005年一天天逼近，像非洲和中国这样各不相同的地方都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机会。
那年7月，维珍移动英国公司上市了。自从5年前这家公司建立以来，它已经成为英国移动通讯业的一支主要力量，聚集了超过400万顾客，它以简单而廉价的“虚拟网络”为基础，即将成为业内最赚钱的公司之一。就跟往常一样，我们的时机把握得恰到好处！当时的股市行情是“9·11”事件以来最糟糕的，在大西洋两岸，股票发行都每况愈下。而且，当时在英国上市的公司除了我们之外，只有一家布兰斯顿牌腌菜生产商，这真是雪上加霜。因此，当我们正为是否让维珍移动公司上市而左右为难时，你不难想象报上会有什么头条新闻。我正在内克岛度假时，我们最终决定勇往直前，降价后以每股2英镑的价格上市。心理状态对我们非常重要，因为维珍集团曾在英国证券交易所上市，我们一直在说，如果我们回到这里，上市的肯定是专注于某个特定行业的单个公司。我很高兴地说，在2004年冬天，维珍移动公司的股票不断走高，很快每股的价格已超过2.5英镑。这让人们对维珍在美国的移动业务及其上市计划——我们已于2007年年底将它付诸实现，每股价格15美元——产生了极大兴趣。2005年也是我们在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获得成功的基础上，开始把移动概念推向全世界的年份。这年春天，我们在加拿大推出第一家大型的新移动公司，南非的业务紧随其后，在这年的冬天推出，我们也达成了在中国、印度和非洲其他地区推出该业务的协议。
维珍移动公司的成功上市不仅允许我们考虑进入更加冒险的项目，如太空旅行，而且还让我们有机会尝试一两个在“9·11”之后无法实现的有趣的赞助项目。史蒂夫·法塞特的维珍大西洋环球飞行者号就是其中之一。2005年初，我们同意资助一个独特的考古项目，使用最新的地球物理学设备——地质雷达——探测古代亚历山大城。自从罗马帝国末期的一次地震摧毁整个地区之后，许多重要的历史建筑，如亚历山大大帝墓、大图书馆和托勒密皇宫，都埋藏在亚历山大城下面的某个地方，尚未被发现。马丁·格雷戈里写过一本讲述英航肮脏诡计的著作，还写了一本有关我的朋友戴安娜王妃之死的书，《戴安娜：最后的时光》。从那以后，他就成了我的朋友。当他提出这个想法时，我感觉仿佛回到了热衷考古的旧时代。他相信，一群年轻的考古学家能够利用地质雷达，揭示那座现代城市下面的秘密。他的这一信念背后有可靠的研究作支撑。这要等到2006年才能弄清他是否正确，弄清在寻找古代世界奇迹的过程中，我们将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考古发现的一部分，还是成为一次不走运的冒险背后被遗忘的赞助者。
尽管发生了“9·11”事件，我们却没有忽视民航业，显然，该行业内仍有机会创造真正令人兴奋的业务。弗雷德·里德经营过三角洲航空公司，2004年夏天，我们把他招募进来，领导维珍航空全面进攻破产的美国国内民航市场，这是我们创业35年来最大胆的行动之一。由于美国国内市场由来已久的保护主义，我将不得不在创立维珍美国航空公司的过程中扮演相对次要的角色，它的大部分投资和管理人员都来自美国机构和公司。因此，2004年5月的一天早上，当我醒来读到我的一家新航空公司将被称为“维珍美国”时，这显得有些怪异——但我非常满意。对我来说，维珍已经成熟。我们有信心在世界上最残酷的民航市场投资，并且不准备完全掌握这家公司的命运。美国有一些法规，过去是阻止外界进入其国内市场的巨大障碍，还差点被英航用来确定其垄断地位，现在，我们再也不害怕这些法规了。这些年来，我们曾目睹美国大型航空公司采用一些对消费者最不利的垄断手段，现在终于可以扭转乾坤了。然而，某些人仍然强烈地希望保留那道高高的障碍，阻止新航空公司进入这个服务水平低下的市场。2004年7月，我接到一位朋友的来信，他曾经参加华盛顿的ACTC航空会议——与会者都是美国5家主要航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会议期间，有人听见他们中一位先生说：“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布兰森，否则饼干就要烤焦了。”这听起来有点熟悉，如果他并非阿谀奉承的话！
然而，那年夏天让我回到美国的不是这家新航空公司，而是另一件独特的航空事件。在2004年6月22日那个寒冷的清晨，当世界上第一艘私人资助的宇宙飞船在加州沙漠小镇莫哈韦腾空而起、升入天空时，我幸运地目睹了有生以来最令人惊异的景象之一。太空船一号的确不同凡响，它是我多年的朋友伯特·卢坦脑力劳动的产物。伯特是真正的世界级天才之一，他为许多飞机所作的设计都是几十年来独具匠心的杰作。他已经在跟史蒂夫·法塞特和我合作，制造维珍大西洋环球飞行者号，这是一架独特而漂亮的飞机，我们计划让史蒂夫（如果他生病，就由我来）驾驶它，尝试全球首次单人环球直飞。这架飞机非常不错，但是，跟我在这一年早些时候看见的那艘藏在飞机棚里的小型宇宙飞船相比，它就有些逊色了。现在，这艘飞船正以3000英里的时速，冲入我们所在的沙漠上空。
我的另一位朋友保罗·艾伦是微软的奠基者之一，多年来，他一直资助伯特实现他建造可重复使用的廉价宇宙飞船的梦想。就像伯特一样，保罗也是一个梦想家。望着自己的科幻梦想逐一呈现，成为明天的现实，他显然十分兴奋。迈克·梅尔维尔是一位非常勇敢的飞行员，他驾驶这艘小型飞船升入距地球32.8万英尺（100公里）的高空。我心怀敬畏地观看着，意识到我们自己的廉价太空旅行梦想说不定最终也有可能实现。头天晚上，在跟伯特和保罗共进晚餐时，我们曾讨论合伙开展私人太空旅行的前景，聚会结束后，我感到精神振奋。我一直觉得，政府垄断太空是对人类的威胁，并非如那些玩世不恭的政客和自私自利的导弹制造商们吹嘘的那样对人类有益。垄断在任何行业中都是行不通的——不管是上市公司还是私人公司。在太空领域，维珍有机会进入最后的边疆。早在10年前，我们就注册了太空旅行的商标权和公司，叫作“维珍银河航空公司”，我敢肯定你不会对此感到惊奇。维珍集团“飞向无限，超越无限”！“你肯定是在开玩笑。”人们对我说。“好吧，”我回答道，“那就叫‘维珍星际航空公司’！”
总之，从各个前沿来说，2004年对维珍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年份。那年9月，维珍银河公司的玩笑变成了非常严肃的事实。经过几个月的紧张谈判，保罗·艾伦同意把制造太空船一号的技术权卖给维珍银河——作为公司，它于2004年9月15日正式成立。在两周之内，带着维珍商标的太空船一号就完成了两次太空飞行，它是有史以来首次重复使用的私人太空飞船，而且为伯特和保罗赢得了“安萨里X奖”，这项奖金高达1000万美元的航空促进奖旨在推动太空旅行业的发展。各家媒体简直疯狂了，伯特成为全美国的英雄，实至名归。在莫哈韦沙漠中的一个凉爽而宁静的清晨，当我跟保罗和伯特站在一起，目睹飞船成功完成第二次飞行时，这是我一生中最引以为傲的时刻。那是一个非比寻常的日子，它让你意识到，我们正目睹历史展现在我们面前，它也让我想起自己最喜欢的电影之一：《太空先锋》。
我在维珍集团的那些同事头脑冷静，要说服他们投资1亿多美元建造宇宙飞船，这绝非易事。有趣的是，我事实上拦截到一封邮件，它在我的一些头脑冷静的同事之间流传，说我应该被称为“好好博士”，因为我对每件事情都说“好”。斯蒂芬·墨菲曾在20世纪90年代初为维珍工作，后来又重返维珍，与我们共事，他已经成为我们当中最接近集团首席执行官的人选，在过去的三年中，他一直领导着一个委员会，对我们的所有投资决策加以审查。当威尔·怀特霍恩向他们提出，我打算在2008年推出商业太空飞行时，他们只是略有疑虑。除非你见过伯特·卢坦，理解他获得的成就，否则任何人都难以相信，这家仅在莫哈韦沙漠中拥有一小群建筑的公司，居然能够制造并安全地发射廉价的私人宇宙飞船。不过，随着推出维珍银河公司的协议逐渐展开，这个项目也逐渐显得可靠起来。到2005年初，甚至我那些精明的会计师也开始接受该项目的可行性了。本书的读者将明白，尽管人们时常责备我说话不过脑子，但是，我确实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定期将世界上第一批私人宇航员安全地送入太空，而且每人只需花费20万美元或更少。
伯特的宇宙飞船具有独特的性能，让我对他的火箭发动机以及重返大气层所用的羽状装置的安全性都很有信心。在这两方面，他都把现代技术应用于非常古老的想法。让我们从他的火箭发动机说起，它的独特性在于它使用的燃料是笑气和橡胶，这两种物质本身都具有惰性，但把它们放在一起，就能造就出非常可靠的火箭发动机，比美国航空航天局高度易燃的**燃料火箭安全得多。有个喜欢挖苦的家伙确实曾经指出，如果飞船在太空中发生什么意外，至少我们会笑着死去。
伯特宇宙飞船的另一个特性是，这架流线型的超音速飞船一旦进入太空，就会变成无花果叶子或羽毛球的形状。如此一来，这个装置就能以远远低于航天飞机的速度，重新进入地球大气层，从而消除了飞船过热的危险。
伯特宇宙飞船的最后一个特性在于他对塑料和所谓的合成材料的使用，不管是发射飞船的母机还是飞船本身，都不是用金属制造的，而是用新型耐热材料制造的，比铝或钢铁都更轻、更安全。这些特性的最终结果就是一种安全、廉价和环保的宇宙飞船发射机制。我们的宇宙飞船要发射成千上万次，才能达到发射一艘航天飞机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这意味着，有朝一日，数百万人访问群星的梦想都将能够实现。但对琼·布兰森来说，这一切不会变成现实，尽管我父母和霍丽、山姆全都想去，琼却没有自告奋勇参加首航。我对此并不感到惊讶，要知道，每次我们一起坐飞机，琼都会紧紧抓住我的手。等我父亲乘坐宇宙飞船时，他应该有九十多岁了。有人问他是否为进入太空感到担忧，他回答说，考虑到自己的年龄，这是最不让他担心的事情。
伯特·卢坦堪称“空气动力学界的爱因斯坦”，我对他这个独特的地位充满信心。当我们准备好建造世界上第一艘真正的商业宇宙飞船时，2005年2月底发生的事情让我对他信心倍增。
2002年，史蒂夫·法塞特正在为全球首次环球直飞作准备时，邀请我作他的后备飞行员，以免他到时会生病。我欣然表示同意，而且同样很高兴资助和管理世界上第一架高空环球飞机的制造和飞行。我们做梦都没有想到，三年后，这个项目还将制造出有史以来最漂亮的飞机之一，它就是维珍大西洋环球飞行者号。该项目将最高效的飞机设计之一跟伯特·卢坦建造无金属大型复合材料飞机的传奇能力结合起来，史蒂夫雄心勃勃，想独自驾驶这架飞机，在80个小时内环绕地球飞行一圈。
2月28日是星期一，在这个寒冷的傍晚，史蒂夫·法塞特从堪萨斯州的萨莱纳起飞了，去尝试他英勇的飞行之旅。这架飞机总重量略微超过2.1万磅，其中包括1.8万磅的燃料，当它顺着跑道滑行时，它看起来威风凛凛。数千人观看了起飞，但史蒂夫在起飞后，突然飘飘****返回跑道，有大约10秒钟的时间，我们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不过，没等我们想象中那致命的一刻降临，他就像一只美丽的燕子那样，一下子飞入了美国中西部的夜空。
我乘坐跟踪飞机，在头几个小时里一直跟着他，但为了让我能在第二天到加拿大推出维珍移动公司，威尔和团队预定让我到多伦多降落。当我们冲进寒冷刺骨的暴风雪时，飞机显然有点不妙——在从堪萨斯州起飞爬升时，史蒂夫肯定失去了一些燃料；当他穿越加拿大边境时，他的全球定位系统似乎也有问题。跟踪飞机的团队很随意地让我降落到停机坪上，然后我就前往多伦多，也不知道史蒂夫能否成功。但是，就像标刻复合材料公司（伯特在莫哈韦沙漠中那家公司的名字）制造的大多数产品一样，他们考虑到了所有意外事故。在接下来的24小时中，伯特那位才华横溢的飞机设计师约翰·卡寇将这些数据加以处理，然后得出结论，如果地球周围急流层的风一直都很强，那么史蒂夫仍然能够成功。在67小时的时间里，史蒂夫与严酷的自然条件搏斗，为了让燃料发挥出最佳功效，赶上合适的气流，他一度飞到距地面4.9万英尺的高空。
他在寒冷如冬的周一晚上离开堪萨斯州，67个小时后，在灿烂的春日阳光照射下，他又回到同一个机场，在此期间，他在飞机上未曾合眼，中途也没在地球上任何地方着陆。这是我最幸福的时刻之一。尽管我没有直接参加这次尝试，但我不仅为史蒂夫感到骄傲，而且对他的成就产生一种奇怪的友谊——只有当你以前和他一起出生入死过，你才能体会这种感情。
他这项成就的重要意义毋庸置疑。对史蒂夫来说，这是一项世界纪录，然而，对我们这样一家主要的国际航空公司而言，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证实自己能够制造一架高效的轻型飞机，它的机身和机翼都不含金属，而且在飞行中能保持很高的海拔高度。全球飞行者号每小时的耗油量比一辆美国四驱货车还少。如果这次飞行的经验能够转移到民航业，跟波音和空中客车公司的技术结合起来，那么商业飞行将最终成为运载大量乘客围绕这颗行星旅行的最环保的方式。
2005年1月，在图卢兹的一个寒冷、晴朗的冬日清晨，世界航空业的未来也在黑暗中迈出了一大步。要让英国首相和法国总统一起出现在同一个地方，那可真得是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因为，在反恐战争开始之后，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有些疏远了。不过，那天早上，我有幸在现场目睹托尼·布莱尔和雅克·希拉克打开一架飞机的舱门，它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惹人注目的飞机——身形庞大的空中客车A380，简直就是个怪物。我一下子回想起两天前刚刚看过的一部电影《飞行员》，讲述了美国商人霍华德·休斯一生的故事。休斯曾在1946年制造出庞然大物“云杉木鹅”，空中客车公司的A380是第一架让它显得相形见绌的飞机。在A380上，空中客车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飞机容量，能够容纳800名乘客。不过，让维珍的忠诚顾客感到高兴的是，我们的A380将只运载550名乘客——这样飞机上就终于有空间容纳双人床、体育馆和娱乐场了，长期以来，我一直想在远程航班上增加这些设施。霍华德·休斯那个失败的努力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市场，与他不同，我看着空中客车A380时却充满自信。了解肮脏诡计事件的读者，如果听说这些巨型的A380大多数最终都会来到希思罗机场，肯定不会吃惊。在2005年，英航仍控制着希思罗机场大约50％的起降时段，任何曾经乘坐飞机被迫在定高分层盘旋飞行中等待降落的人，都知道它们有多珍贵。
2004年夏天，我们还推出了维珍集团的一个新成员——维珍联合基金会，这让我朝着利用维珍品牌和员工改变世界的梦想又向前迈进了一步。这个新组织是由世界各地的维珍员工建立的，它将成为一个能把我们所有人联系起来的媒介，希望它能使我们面临的一些更艰巨的社会挑战得到改变。霍丽自告奋勇，提出在医学院上最后一年学的时候，可以随时抽出时间，帮助解决英国年轻人面对的性健康问题——这恰好回到了我大约40年前创办学生援助中心时所做的事情，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它仍在西伦敦的波托贝洛路提供免费咨询。
战争的迫近和战后的灾难没有阻止布兰森家的人。我们的女儿霍丽已经通过她的高级考试，差不多实现了她终生的宏图大志：进入医学院。她已经度过自己的21岁生日，她的弟弟山姆也已经18岁。尽管山姆在学校不像霍丽那样目标明确，但是他肯定知道怎样狂欢聚会，而且，也许是遗传自他的父亲，知道怎样尽情享受生活。
琼和我为霍丽在医学学习中取得的成绩感到无比骄傲，于是，我们决定为她的21岁生日举办盛大的生日派对。在11月那个寒冷的夜晚，牛津郡基德林顿天气晴朗，霍丽穿着她那件白色的晚礼服，看起来那么可爱。琼和我得掐一下自己才敢相信，1984年我们带回伦敦摄政运河上那座船屋里的小婴孩，如今已经长成了大姑娘。没过几个月，山姆也度过了他的18岁生日，我们在肯辛顿屋顶花园举行了一次相当“男孩气”的派对。就这个时代而言，他那些朋友的谈话，如果用“有伤风化”来形容，未免有点轻描淡写。这次，琼和我不得不用手指头堵住耳朵，而不是掐我们自己。
自从在图卢兹和空中客车A380度过那一天之后，我就常常一次又一次地想起霍华德·休斯以及他那部传记电影，我意识到，在天才与疯子、意志坚决与顽固不化之间，那条界线是多么微小。然而，在那些风起云涌的岁月里，维珍既没有跨国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又享受不到国家垄断的舒适奢侈生活，不得不在逆境中向前航行，想到这里，我再次感谢幸运之神赐给我一个稳定的家庭。可怜的老霍华德·休斯，他没法向任何人征求真诚的建议，也没有我拥有的朋友和家人——在生活中，他们的机智、魅力和智慧常常能够帮助我们所有人在仰望星空的同时脚踏实地。
我还有意识地花更多时间陪伴父母，尤其是我的父亲特德，他是我们家最老的人。尽管我父母都已八十多岁，他们仍然经常乘坐飞机来往于世界各地。就像我一样，他们也对非洲充满热情。1999年，我们在南非购买了一处漂亮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名叫乌卢萨巴。在这里的一座小山上，我们修建了一栋漂亮的房子，能够俯瞰丛林。我们把这里当作生意来管理，但是确保大家都能抽时间亲自去那里。这些时光令人难忘，值得珍惜。在这几十年的宝贵时间里，我对父亲的智慧越来越欣赏了，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他对伊拉克战争的明智忠告，他强烈地反对这场战争，但也强化了我的观点。一旦战争打响，我们就必须极力支持所有那些来自联军各国的男女勇士们，他们都在伊拉克“奉命行事”。
到2004年春天，特德已经从几年前的一次复杂的髋关节移植手术中完全康复，我利用一个短暂的年假，从维珍的世界中脱身出来，和他到塞伦盖提露营。那是一个令人敬畏的地方，在那里，你能真切地感到大自然仍然掌握着自己的命运。到达塞伦盖提之后，我一下子明白了，为何那么多人类学家都相信这个地区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发源地。我们花了10天时间跟随角马迁徙，观看狮子在兽群中捕猎。如果你们中有些人从未与自己父亲在帐篷中度过10天，如果你非常幸运，恰好有能力实现这个梦想，那么我强烈建议你们尝试一次。我认为，当我和父亲促膝长谈直至深夜时，我们进一步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
我尤其对这个见多识广的男人的幽默感感到吃惊！有个非常怪异的例子就能说明这一点。父亲生日那天，一大早，我们才刚刚醒来。在帐篷中度过一晚上后，大家都有些脾气暴躁。但爸爸却喜气洋洋，让我们摸不着头脑，直到他说：“如果我是天主教徒，我今天就应该作忏悔。我做了个很棒的梦，梦见一个姑娘。”
“你和她之间没出现什么不端行为吧？”我问。
爸爸快如闪电地回答说：“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我一举一动都很得体。是她顽皮得出奇！”这就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说的话。
我在生活中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影响到我对世间万物的感受。乌卢萨巴只是其中之一。乌卢萨巴的意思是“高枕无忧之地”，因为它就像个堡垒或瞭望塔一样在丛林中高高耸立，易守难攻，曾经生活于此的原始人战士在受到敌人攻击时，可到这里狙击防御。对我而言，这是一个宁静的地方，可让我晚上跟朋友和家人一起坐在篝火周围，听大家讲故事和制订计划——这种做法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延续至今。
我花了很多时间待在非洲。能够来到野外，进入丛林，实在是非常幸运。我认为，世界上再没有比进入丛林、欣赏日出更美好的事情了。这里的空气感觉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清新，你可以完全融入大自然。我还记得，有天黎明时分，我来到乌卢萨巴的河**，观看两只三个月大的狮子幼崽跟它们身形庞大的妈妈一起玩耍。当她烦了两个小家伙时，就用牙把它们叼起来，再次回到树丛中。她的温柔让我吃惊。我们继续徒步，很快就看到那头威严的豹子，她已经在我们的保护区里待了那么长时间，我们甚至给它起了个名字——马科维勒。她也在跟自己的幼崽一起玩耍，跟它们一起爬到树上，从树上掉了下来，然后转着圈互相追逐。它们的敏捷、优雅和顽皮都让人惊奇不已。
我第一次来到乌卢萨巴是在1999年，当时我是到非洲开通一条飞往开普敦的航线，顺便也想去丛林中寻找一处与众不同的地方，有人指引我来到萨比桑德地区。当我们驱车前进时，突然看到一片巨大的岩石冷不丁地出现在丛林中，是远古时代的地壳运动将它们拱出了地面。我们已经选定这个地方，于是就请一位管理过内克岛的朋友马克·内瑟伍德跟我们合作，在不破坏丛林的情况下，创造出一个独特而美丽的地方。乌卢萨巴在非洲独一无二。我们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岩屋，它高高矗立在一条石脊上，能够俯瞰丛林和野生动物；而在下面的河**，则有一座猎屋，它有一条鲁滨逊·克鲁索式的优雅小径穿过树林，通往一个供河马与鳄鱼纵情玩乐的水塘。非洲的这个地区有那么多野生动物，你用不着走多远就保证能看到大多数物种。你可以在清晨或黄昏时开车兜风或徒步（需有向导带领！），总能找到让你欣赏和惊叹的东西。
当我写下这段文字时，我能看到从这里走过的长颈鹿以及远处的大象。我特别喜欢大象，因为它们如此聪明、顽皮。幼象就跟孩子或十几岁的少年差不多。它们喜欢一种名叫“玛乳拉”的树，树上结出的红色小果子对大象有着无法抵御的**。就在今天早上，我花了几个小时观看一头幼象把果子从树上摇下来。它们像甜点一样落下来，然后就被大象那吸尘器似的鼻子一扫而光。但就在它摇得果子遍地都是、准备开吃时，他的弟弟跑过来想偷偷揩油。结果它们俩大打出手。第一头幼象似乎在咆哮说：“你竟敢吃我的果子！”——简直跟人一般无二。大象从不会破坏自己的“点心铺”玛乳拉树，但它们的数量不断增长，对其他树木确实造成很大的破坏。人们无奈之下只好杀掉部分大象。我们曾试图想办法帮助大象，避免采取杀害措施。我注意到没人在丛林中重新种植树木。于是，部分是因为全球变暖加剧，部分是为了避免杀掉大象，部分是为给非洲人提供工作机会，我们建起若干苗圃，准备努力在丛林中重新种植树木。其中很多新种的树苗会被大象或长颈鹿踩死或吃掉，但总有一些会幸存下来。
在过去的40年中，我为了把维珍发展成一家主要的全球性企业而奋斗。在此过程中，我们虽然获得一些巨大的成功，但也面临诸多挑战，受到娱乐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似乎已经足够了。然而，尽管我一直意识到自己需要承担社会责任，但或许是我年纪大了，变得更明智了，我逐渐感到自己应该做更多的事情，更广泛地帮助人们。建立维珍联合基金会是我作为社会企业家的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我曾经和布拉德·皮特一起前往南非，这是我跟维珍联合基金会的首批慈善之旅中的一次。我们最关注的问题是艾滋病，因此带着布拉德访问了不同城镇和偏远农村地区的一些“医院”。当我们来到一家医院时，我们看到墙上贴着互相竞争的殡仪业者的广告。进入医院后，我震惊地看到几百名似乎已经屈服于艾滋病、等待死亡降临的患者。人们在走廊上等着头天晚上死去的数十名患者腾出病床，这里简直就是个死亡输送带。艾滋病造成的痛苦似乎无边无际，甚至连医务工作者也接受了它，把它作为非洲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有关艾滋病的各种数据已经公布多年，但往往受到忽视，大概因为它们一直过于庞大，至今仍令人无法理解，我想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很多人都对它们不理不睬了。当你读到单是每天死于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的患者就高达15000人，而且他们大多数人都生活在撒哈拉沙漠以南时，这实在很难让人接受。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英国或美国，我们绝不会无所作为。
我对这种荒谬的局面感到愤怒。这些疾病都是可以治疗的，但患者却没有获得治疗。非洲似乎有太多无法逾越的问题——它们怎么会每况愈下呢？我带布拉德去到纳尔逊·曼德拉家中去拜访这位贤者，跟他商讨46664艾滋病运动——曼德拉利用自己的囚号，呼吁南非人采取行动，不要让艾滋病患者变成一堆统计数据——时，我们感到非常压抑。统计数据很容易受到忽视，因为面对海量的数字，你很容易产生信息疲劳。我向曼德拉介绍布拉德说：“布拉德·皮特演过电影。”曼德拉转向布拉德，眯着眼说：“哦，你都演过什么类型的电影呢？”这是我们会面中比较轻松的一刻。
接着，当布拉德站在身穿46664T恤的纳尔逊·曼德拉身边拍照时，有人低声说道：这位前总统多么幸运啊，因为有这么多年轻女士都巴不得在曼德拉所在的地方坐一坐。布拉德故意误解他的话，咧嘴笑着回答说：“很多小伙子也是！”
那天晚些时候，我们带布拉德去见塔迪·布莱彻——他单枪匹马在约翰内斯堡市中心创建了非洲的第一所免费大学：社区与个人发展联合会（CIDA）。塔迪完全是白手起家，但他相信，如果自己能找到一所空房子，如果能让学生自己管理学校，自己做饭、打扫卫生和处理行政工作，他就能把办学成本控制到很低的水平；如果能让商界派一些高级职员过来讲课，那他基本上无需投入成本，就可为学生提供合格的商学学位。大多数非洲人都没有机会接受这样的教育，因为他们全来自非常贫穷的农村或城镇。这些来自城乡社区的穷孩子从没有机会获得基本的教育，而现在，每年有1600名学生通过CIDA接受学位标准的教育，而全部课程的费用——包括书本和住宿——还不到300美元。我很欣赏塔迪做的事情，我们很快跟CIDA、热爱生活和生命学院以及三家小型社会企业机构合作，创建了一个名叫“女性在行动”的研究生项目。这会帮助年轻女性获得同等的教育和指导。一旦她们完成教育，就回到自己所在的社区，找30名年轻人，指导和教育他们。由此我们便开始在南非各地组织起一群受过教育的人。这个项目的部分基本原理就是，他们将传播健康教育的严肃信息，这正是非洲迫切需要的东西。
在这次慈善之旅中，有许多事情互相碰撞、聚集起来，让我希望更加努力地改变社会，但拜访医院和人满为患的孤儿院是对我触动最大的经历。之后，我就决定在社会和环境问题上投入更多时间——大约50%。我感到，自从我发现乌卢萨巴以来的五年中，我经过一段漫长的个人旅程，才来到非洲。
我的非洲之旅是我的众多旅行和众多人生经历之一。死亡一直都是这片壮丽景色中的一部分，尽管有很多动物在丛林中互相追踪、杀戮，但这么多非洲人死于可预防的疾病却毫无理由。
有时会不期然地找到一些帮助他人的机会。有一天，我搭乘维珍大西洋的航班从非洲回国，就跟往常一样，我四处溜达，跟乘客们聊天。坐在经济舱里的一位女士冲着我微笑，邀请我在她旁边坐一会儿。她告诉我，她名叫玛丽安娜·哈斯尔格雷夫，是英国医疗基金会的主管。没想到我居然会跟她讨论瘘管问题，这让我有点尴尬。
她跟我说起瘘管——这还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词。她告诉我，当年纪很小的女孩——往往只有十二三岁——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生孩子（这是尼日利亚和索马里等国一些地区的习俗）时，就会出现瘘管。子宫壁撕裂形成的瘘管会导致小便失禁，随后，这些年轻姑娘就会遭到丈夫的抛弃，家人也对她们避之唯恐不及。多亏了良好的产科护理，美国自从1890年后就再未出现一例瘘管，但在非洲，这仍是一个普遍问题。
玛丽安娜终生都致力于帮助这些女孩，我知道自己也必须做点事情，于是就让负责管理维珍联合基金会的琼·奥尔汪调查这件事情。琼来到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EPA），看我们能否帮上忙。恰好就在这时，我们的一个好朋友娜塔莉·安博利亚【52】找到我，说她想做点事情帮助年轻女孩。我邀请她跟琼一起来吃午餐，娜塔莉同意支持一项倡议修复瘘管的活动，因为再没有跟她地位相当的人支持这件事情。
我们立马把她带到埃塞俄比亚和尼日利亚，让她亲眼看看这个情况。与此同时，我又投入一些资金，通过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帮助和奉献，在尼日利亚开展了两周的瘘管修复活动，让500名年轻女性接受治疗，并改善了一些医院的医疗设施。从那以后，娜塔莉便不知疲倦地为这个项目工作，我为她有求必应的工作方式感到自豪。她是一位漂亮而又才华横溢的年轻姑娘，乐意在这样一个很不时髦的问题上提供帮助，这使得她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榜样。她还利用自己的音乐来促进人们对瘘管的关注和筹款——这让我们想出创办音乐运动的点子，它由一群音乐家组成，他们乐意也有能力参与解决严峻的社会问题。娜塔莉告诉我，到非洲去亲眼目睹那些年轻女孩遭受的不幸，是她这辈子最忧伤的旅行之一。作为被抛弃者，又被社区疏远，这是她们遭遇的最可怕的事情，而她们中很多人还只是小姑娘。她们中有些人已经在自家房子后面的棚屋生活了二十来年。一个本可以如此轻松解决的问题居然仍在发生，这实在令人愤慨。如果更广泛地实施节育，不让那么多如此年幼的女孩结婚，这个问题就可避免。但把我们的想法强加给另一种文化是很艰难的事情——不过，至少我们还能获准干预并改善这种状况，提供教育和帮助来改进医疗基础设施。
我确实希望自己做事圆滑得体，但有时你必须坦率地说出自己的观点，比如说2005年年底我在美国参议院的发言就是如此，那属于一个在艾滋病问题上促进合作的项目。在搭乘出租车前往参议院的途中，琼简单地告诉我：“关于安全套，布什政府存在一些问题。他们在艾滋病上投入巨额资金，却不愿用它购买安全套。”
我点点头说：“是啊，我明白。”
“因此，今天你在参议院谈到这个问题时，需要谨慎一点。”琼继续说。
听她这么说，我微微一笑。
来到拥有辉煌历史的美国参议院讨论性问题，这未免有些超现实主义。有人用“采花”一词来形容艾滋病通过多个性伴侣传播的状况——就像蜜蜂从一朵花飞到另一朵花上一样。一位共和党参议员暴跳着站起来，宣布人们应该禁欲。
我站起来说道：“那很美好，但不现实。人们会继续‘采花’——但应该在‘采花’时戴着安全套。没套子，没爱情。”我能够感觉到琼正抬起手来，遮住脸上忍俊不禁的大笑。
有天下午，我刚刚首次见到一位令人愉快的高僧，然后跳进CIDA校园外的一辆有篷货车。这时，塔迪突然在人行道上抓住我，说道：“嗨，理查德，我有个很好的点子。为什么你不创办一所布兰森企业家学院呢？”
塔迪是个充满灵感的人，他一开口说话，你总会忍不住点头称道。受他这句在大街上随口说出的话启发，我决定建立起自己的第一所“学校”。CIDA城市校园已经为处境不佳的学生提供了合格的专科商业管理学位，我决心让维珍联合基金会跟塔迪合作，在CIDA推出一个独立的学院，帮助年轻人创业。我们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筹集一笔种子资金，作为支持学生创业的循环贷款，他们可以在开始赚钱后归还贷款，这样就可持续向后面的人提供资金。
在这方面，我的榜样是穆罕默德·尤努斯，他在三十来年的时间里，通过乡村银行——也就是所谓的“穷人银行”——成功地管理了一个小额贷款系统，为世界上一些最贫穷的人服务。1976年，当他还是孟加拉国的一名经济学教授时，一群手艺人首次向他求助，希望借给他们27美元，创办一个店铺。他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对他们的还款能力充满信心——正如他说的那样，“最穷的穷人拥有强烈的责任感”。他甚至通过一个“奋斗者项目”借钱给55,·000名乞丐。教授的长远目标是消除贫困。迄今为止，他已经向以女性为主的50万人借出了15亿美元贷款，不还贷款的人非常少。
维珍大西洋公司资助了《星期日泰晤士报》倡议的“成功快车道”，每年都邀请一些顶级企业家到我位于牛津的住宅聚会，为新创立的企业担任指导者。我在我们的“唤醒非洲之旅”项目中拍卖了两个席位。两位英国企业家——汤姆·布洛克珊姆和利奥·卡普兰——跟我们合作，为每个座位出价12万英镑。为我们那些学生提供的创业种子资金由此启动，帮助他们出发进入商界。大多数人以剪彩或打开香槟的方式创办新组织。汤姆、利奥和我则独辟蹊径，来到刚刚开放的布兰森企业家学院，在新铺大门水泥地上留下自己的脚印。我望着我们的脚印——其目的是激发学生们“追随全球企业家的步伐”——百感交集。第一批史前人类的脚印是在非洲页岩上发现的，但对我而言更重要的是，这座位于哈里森大街27号的建筑，正是年轻的纳尔逊·曼德拉开始漫长的牢狱生涯之前工作过的地方。他获释后撰写的自传题目就叫《漫漫自由路》；面对这么多不利条件，我们那些学生通往经济自由的道路也将同样漫长。
资本主义最纯粹的形式就是企业家精神，甚至在最穷的穷人中间也存在。它确实行之有效，但那些从中赚钱的人应该回报社会，而不是像孵蛋一样坐在一大堆钱上无所作为。很快，布兰森学院的每个人都想出了到处填补商业空白的点子。他们很快意识到，任何机会都值得一试。学生们将会出售棒棒糖，确立代理商，担任导游，在街上开办咖啡馆和餐馆——从事任何能让他们在城镇和贫民窟摆脱困境的事情。我去南非时，经常不期然地跑到学校去看望大家，有一次，我发现这些孩子们承担起修补道路的工作，然后站在路边，看是否有人好心地为他们的修补工作付钱，这让我吃惊而又感动。这就是资本主义行之有效的绝好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