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大改革之后，来点流行乐如何？”
1986年，人人都向往伦敦金融城。只要购买英国电信公司股票，都会获得比其他投资多一倍的收益。
我永远忘不了在金融城看到人们排队购买维珍股票的情景。我们已经收到7万多封维珍股票申购信，但这些排队的人直到最后一天——1986年11月13日——才离开。我顺着一排排长队来回走动，感谢人们对维珍的信任，他们中许多人的回答让我永远难忘。
“我们今年不去度假了，把积蓄都给维珍。”
“加油，理查德，你要证明我们选对了。”
“我们信赖你，理查德。”
我突然发现媒体摄影师的镜头正对准我的脚。我不明就里，低头一看，大吃一惊。原来，我匆忙中穿了两只不成对的鞋子。
除了政府的大规模私有化企业之外，跟其他所有新上市的公司相比，维珍股票吸引的公众申请是最多的。我们的股票一共有超过10万的个人申购者，为了处理那些邮包，邮局增加了20名工作人员。那一天，我们得知了“人类联盟”登上美国排行榜榜首的消息。尽管我们欢呼雀跃，但是听说只有寥寥可数的金融机构申购维珍股票后，我们仍然忧心忡忡。这是我们与伦敦金融城的交易陷入困境的第一个标志。
到1986年，维珍已成为英国最大的私营公司之一，拥有大约4000名员工。截至1986年7月，维珍的年销售额达到1.89亿英镑，与前一年度1.19亿英镑的销售额相比，增加了60％左右。我们的税前利润也从1500万英镑增加到1900万英镑。尽管我们是一家大公司，但如果要扩大发展，却仍缺乏弹性。我们只能要么花光自己赚来的现金，要么要求银行提高透支额。我看见其他许多私营公司都在股票市场上出售自己的股份，包括美体小铺、信托储蓄银行（TSB）、“袜子商店”、“我们的价格”唱片店、路透社、大西洋电脑公司……实际上每周都会出现一家新公司，因此股票交易所不得不建立一个排队系统，这样一来，在英国电信公司、英国航空公司和英国石油公司（BP）的大规模私有化过程之中，其他私营公司也能秩序井然地上市。
我们结束跨大西洋航行之旅归来后，整个国家似乎都很欣赏这次挑战。撒切尔夫人表示想看看大西洋挑战者II号，我提出用这艘船载着她沿泰晤士河溯流而上。泰晤士河上的船时速都不得超过5英里，我们获准突破这一限制。当大西洋挑战者II号从泰晤士河上呼啸而过时，塔桥打开了大门。我们把撒切尔夫人接上船，然后跟歌手鲍勃·格尔多夫和斯汀一起，驶往议会大厦，环游一圈以示敬意，再返回。这时，泰晤士河上的其他船只都拉响汽笛，消防队也向空中喷射巨大的水柱，表示致敬。“铁娘子”撒切尔夫人迎着扑面而来的大风，站在我身旁的甲板上。
“我必须承认，”当我们加速逆流而上时，她说道，“我确实喜欢飞驰而过的感觉，我喜欢马力大的船。”
我远远地望着她。她真的玩得很愉快。她的侧影宛如船首斜桅一般从风中划过，而她的头发丝毫没被吹乱。
通过在股票交易市场发行股票，维珍筹集了3000万英镑，但我很快开始感觉到我们的决定是一个错误。我们在摩根建富银行的投资银行家名叫罗杰·西利格，他曾在这一年的1月参与了建力士酒厂兼并联合酿酒集团的协调工作，就在我们于11月上市几个星期之后，贸易与工业部开始调查他在这次兼并中扮演的角色。罗杰从摩根建富银行辞职，尽管针对他的诉讼最终撤除，但他的职业生涯已经毁于一旦。罗杰未能成为我们的试金石，我开始对伦敦金融城及其对我们提出的苛刻要求失去信任。
首先，金融城坚持要求维珍任命一些非执行董事。菲尔·哈里斯爵士被推荐给我们。哈里斯爵士白手起家，靠销售地毯赚了钱。我们还任命了科柏·斯坦汉姆，他曾担任联合利华公司的财务总监，也是一位备受尊敬的金融家。金融城坚持要求我们采用一些正规做法，我发现自己很难遵守。我已经习惯了跟西蒙和肯一边聊天一边讨论该和哪支乐队签约，然后让他们具体实施。维珍的董事会议一直都很随意。我们在魅力号上见面，或者在我位于牛津花园的住宅里，或者在我们共度周末的时候。我发现很难把维珍的业务限制在严格的会议时间表中。我们常常需要当场拍板。如果必须等到四周后召开下一次董事会再授权西蒙签下“UB40”乐队，那么我们很可能会完全失去他们。
我和唐之间还有一些分歧，特别是在股息问题上。我非常不愿遵守英国传统，支付大额股息。我更倾向于美国或日本的传统，公司全神贯注地将利润用于重新投资，促进公司发展，提升股票的价值。对我而言，大笔的股息意味着现金损失，与其将它付给别人，不如留在维珍内部，还能让这些现金得到更好的利用。在我看来，我们的外部持股人把自己的钱委托给维珍管理，目的是通过我们来增加他们的钱，而不是让我们把他们5％的投资作为收入，放在盘子上还给他们，政府会对这笔钱征收所得税，因此立刻就失去了40％的价值。
这个论据听起来站不住脚，但它生动地说明了我体验到的那种全面失控的感觉。大多数人认为，拥有一家上市公司50％的股份是掌握其控制权的关键。这在理论上是对的，然而，从很大程度上说，任命非执行董事，花大量时间满足金融城的要求，仅仅这些就意味着失去控制。以前，我对我们作出的决定总是充满信心；而现在，随着维珍成为上市公司，我开始对自己失去信心。我对自己飞快作出决策的一贯做法感到不安。不知道是否每个决定都应在董事会上获得正式批准，并记录在案。从许多方面来看，在我们成为上市公司的1987年，维珍最缺乏创造性。我们至少有50％的时间都花在金融城里，向基金管理人、金融顾问和公关公司解释我们要做些什么，而不是一心一意地做自己的事情。
对于那些投资购买维珍股票的人，我也感到负有很大的责任。菲尔·科林斯、迈克·欧菲尔德和布莱恩·费里都购买了股票；我在米尔恩德的邻居兼好朋友彼得和塞瑞丝夫妇拿出他们一辈子的积蓄，投了一部分给维珍；我的家人、我的表亲和堂亲以及各行各业中许多曾经与我偶遇的人，也购买了维珍的股票。特罗弗·阿博特从我这里借了25万英镑，购买维珍股票，尽管他比我更了解数字，但我仍觉得责任重大，唯恐股价下跌。
金融城的分析家评价维珍经营不善，或者说维珍管理不当，如果他们的评价是对的，我也不会介意。我们有30％的收入来自旧唱片的版税，即使没发行新唱片，我们也仍会财源滚滚；在法国分公司，我们有40％的收入来自法国歌手而非乔治男孩或菲尔·科林斯，法国歌手在当地为我们带来了稳定的收入。让我们大为光火的是，不管西蒙、肯或者我怎样频繁地解释这几点，金融城都继续过分简化维珍的运作过程。分析家们仍然认为维珍完全依靠我和乔治男孩。西蒙和肯开始把录音带拿到金融城去，给分析家们播放“UB40”“人类联盟”和“头脑简单”等乐队的音乐，但他们仍然无动于衷。维珍的股票价格很快从140便士跌至120便士。那些排着长队认购维珍股票的民众，以及购买维珍股票的维珍艺人和员工，都给予我很大信任，我开始为此感到不堪重负。
1987年，随着时间的流逝，维珍的股票价格恢复到140便士左右，但再没有往上涨。我们利用从股市上筹集的资金，开始投资两项业务。其一是在美国建立真正的维珍唱片分公司，其二是开始慢慢接近索恩-百代公司，希望投标兼并这家公司。维珍唱片美国公司投资不菲，我们吸取以前的惨痛教训，这次投入很大。1987年，我们设法发行了4张进入前20名的单曲和一张金唱片专辑。尽管美国分公司在1987年有些亏损，但这毕竟是一次长期投资，我们确信，相较于向美国的唱片公司出售我们最好的艺人的版权，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唱片公司最终能赚到多得多的钱。
第二项挑战，即慢慢接近索恩-百代公司，需要小心完成。我们感觉百代唱片公司的管理缺乏生气，他们那些精彩的旧唱片——包括披头士乐队的作品——本来能够赚到更多利润。索恩-百代公司作为一个整体，价值7.5亿英镑左右，其规模是维珍的3倍。最终，我认为最好能以友好的方式，去跟索恩-百代公司的总经理科林·索斯盖特爵士聊聊，问他是否愿意将百代出售给我们。
“我们要一起去吗？”西蒙和肯问我。
“那是不是有点太招摇了，”我说，“我会悄悄溜进去，亲自向他探探口风，如果他非常急切，我们就一起去见他。”
我给科林爵士打电话，约好在他位于曼彻斯特广场的办公室见面。我被带到办公楼顶层的一个房间。我一进去，房间里顿时安静下来。里面是至少20张面无笑容的脸，他们在桌子的一侧排成一行，身穿细条纹布西服，肩并肩地排列成一堵密不透风的墙。科林爵士和我握手，朝我肩膀后望去，看是否还有别人和我一起来。
“就我一个人，”我说，“我该坐在哪里？”
在那张长长的、油亮的桃花心木桌子的一侧，是一排空座位，桌上摆着10到15份记事簿和削好的铅笔。我坐下来，望着对面的一张张面孔。
“好了，让我给你介绍一下。”科林爵士说。他开始挨个说出那些金融家、律师、会计师和管理咨询师的名字。
“我是理查德·布兰森，”我紧张地微笑着自我介绍道，“我来这里的原因是，我想知道你们是否愿意……也许愿意……”我停下来，对面的人都朝我伸长了脖子，“也许愿意出售你们的百代子公司，”我说，“在我看来，索恩-百代公司规模那么大，也许百代唱片公司不是你们最优先考虑的事情。你们在其他方面有那么多事务要处理。就这样。”
屋子里鸦雀无声。
“我们对百代很满意，”科林爵士说，“我们正在采取一切措施，把它作为索恩-百代公司的重要部分加以管理。”
“嗯，”我说，“我认为我们不妨一试。”
说着我就站起身来，离开了房间。
我直接到弗农场去见西蒙和肯。
“他们是认真的，”我说，“他们急不可耐，还以为我打算去投标呢，他们其实已经是箭在弦上了。既然科林爵士这么担忧，把自己的所有重量级人物都请了出来，那他们显然很容易被说服，我想我们应该尝试着和他们谈谈。”
西蒙和肯同意我的看法。特罗弗安排我们去找另一家商业银行塞缪尔·蒙塔古公司。塞缪尔·蒙塔古又把我们介绍给房地产公司芒利，建议我们联合投标。科林爵士不愿把百代唱片公司单独卖给我们，因此，我们可以和芒利共同投标，然后将百代拆分出来。简明扼要地说，芒利将接管其全国连锁的电视出租店，我们将接管百代唱片公司。
我们知道，公司上市后头一年的利润有望增加一倍以上，超过3000万英镑（除去在美国建立分公司的费用）。因此，我们计划在10月宣布并购索恩-百代的同时，公布这一结果。
在整个夏天，特罗弗安排维珍从加拿大丰业银行贷款1亿英镑，我们开始以每股7英镑左右的价格，慢慢买进索恩-百代公司的股票，以便积累一定的股份，用作投标的基础。随着夏季那几个月的股市行情不断飙升，有人开始传言说索恩-百代很可能将被收购，我也开始担心我们到10月宣布收购会不会太迟了。但我对此几乎无可奈何，因为我已决定开始一场崭新的挑战，许多人认为我将就此玩儿完。这次挑战令人畏惧，不亚于任何商业冒险。佩尔·林德斯特拉德和我正计划乘坐热气球飞越大西洋。在我平安归来之前，没人会认真对待维珍收购索恩-百代的想法。
这一切都得追溯到大西洋挑战者II号跨大西洋航行之后，我回去上班的第一天，接到一个电话。
“有个名叫佩尔·林德斯特拉德的人打来电话，”彭尼说，“他说他有个惊人的计划。”
我拿起电话。
“如果你认为驾船跨越大西洋令人难忘，”一个带瑞典口音的人拘谨地说，“不妨再想想，我计划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热气球，还计划在3万英尺高的急流层中驾驶热气球飞行。我相信它能飞越大西洋。”
我似乎听说过佩尔·林德斯特拉德。我知道他是气球飞行领域的世界级专家，是好几项纪录的保持者，包括气球飞行海拔最高的纪录。佩尔跟我解释说，载人热气球飞行最远距离还没有超过600英里的，时间也没有超过27小时的。为了驾驶热气球跨越大西洋，它必须飞行超过3000英里的距离，是此前最远飞行距离的5倍以上，并且持续飞行时间也是此前最长时间的3倍。
一只充满氦气的气球，就跟以前的齐柏林飞艇一样，能够在空中飘浮好几天。热气球气囊内的热空气能升到周围的冷空气之上，从而带动气球上升。但热量通过气囊损失很快，气球驾驶者需要燃烧丙烷加热空气。在佩尔计划的飞行之前，为了让气球一直飘浮在空中，需要大量燃料，其重量令气球无法承担，因此遏制了热气球的发展。
佩尔认为，只需运用三种理论，我们就能打破飞行纪录。首先是让气球升到约3万英尺的海拔高度，并顺着疾风也就是急流层飞行，这里的风速高达每小时200英里。以前认为这种想法无法实现，因为急流层的风力太大太急，能将任何气球撕成碎片。第二种理论是白天利用太阳能加热气球内的空气，节约燃料。这种方法还没人尝试过。第三种理论是让飞行员待在加压的吊舱而非传统的柳条筐里，因为气球要在3万英尺的高度飞行。
当我研究佩尔的计划时，我惊讶地意识到，这个笨拙的庞然大物能整个吞下皇家阿尔伯特厅【42】，而且里面的空间还绰绰有余，但佩尔却打算驾着它跨越大西洋，且所需时间远远少于拥有4000马力引擎的大西洋挑战者号。佩尔估计飞行时间不到两天，与船只近40节的速度相比，这个气球的平均速度为90节。这就像在高速公路的快车道上驾车，却被速度快一倍的“皇家阿尔伯特厅”超了过去。
我费了好大劲了解到一些有关惯性和风速的原理和科学运算，然后便邀请佩尔来见我。见面时，我把手放在那堆记录着理论运算的纸张上。
“我永远无法理解所有这些科学和理论，”我说，“不过，如果你能回答我一个问题，我就跟你走。”
“当然。”佩尔说，挺直腰板，准备回答某个特别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你有孩子吗？”
“有啊，我有两个孩子。”
“那好吧。”我站起来握住他的手，“我会去的。不过我最好先学会怎样驾驶这玩意儿。”
我后来才知道，此前已有7个人试图驾驶气球跨越大西洋，其中5个都失去了生命。
佩尔带着我，到西班牙参加为期一周的气球驾驶速成班。我发现，驾驶气球是我做过的最兴奋的事情之一。它将几种感觉结合起来，可以升到世界的上空，体验燃烧器熄灭后的寂静以及飘浮在空中的感觉，还可从上面看到的蔚为壮观的全景式风景，所有这一切都立刻对我产生了**。我的指导教练罗宾·巴彻勒外表跟我酷似，在忍受了一周他的大喊大叫之后，我获得了气球飞行执照。我准备好了。
因为盛行的急流是从西流向东，所以我们在美国缅因州找到一个气球起飞地点。这里靠近波士顿，距海边约100英里，可避免海风的影响。佩尔估计，等我们越过海岸线时，气球应该已经升入急流层，就不会受当地天气影响了。我们有两位至关重要的顾问，一位是领导机械团队的汤姆·巴罗，另一位是专业的气象学家鲍勃·赖斯。他们俩显然都是真正的权威，能让我毫无保留地信赖他们。大西洋上空有两股急流，一股流向北极，另一股则突然转向亚述尔群岛，然后回到海洋的中央。鲍勃·赖斯告诉我们，找到正确的飞行路线就像“在两块磁铁之间中滚动一个滚珠”。如果发生燃料用尽或者气球结冰的意外，我们就不得不在大海上丢弃气球。
“吊舱周围有安全环状浮袋，它能让吊舱漂浮在水面上。”汤姆·巴罗说道。
“如果它们无法工作，那该怎么办？”我问。
“你会收回你的钱，”他说，“或者更有可能的是我们替你把钱收回来。”
在气球升空的头天，我们在缅因州的苏格洛夫山向汤姆作最后一次咨询时，他举行了最后的紧急训练：“要让这个东西着陆，就跟让一辆没有刹车的谢尔曼坦克依靠惯性滑行一样，那将导致气球坠毁。”
他的最后警告是最有说服力的：“现在，虽然我们已经走到这一步，但如果我认为它太危险，或者如果你们出现健康问题，我也仍然能中止计划。”
“包括精神健康问题吗？”我开玩笑说。
“不，”汤姆说，“那是作这次飞行的先决条件。如果你不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并且害怕得要死，那你首先就不应该登上气球。”
我当然是害怕得要死。
气球起飞的前一天晚上，佩尔和我吃了安眠药。我们在凌晨2点醒来，外面漆黑一片。不过，当我们驱车前往起飞地点时，我们看见那只巨大的气球被泛光灯照亮，高高挺立在树林上空。它看起来非常壮观，侧面为银色，圆圆的顶部是黑色。它真是雄伟。气球已经充满气，连接固定装置的绳索拉得紧紧的。我们担心一阵风会突然刮来，将它吹翻，于是就爬进吊舱，地勤人员开始作最后的检查。
在吊舱里，我们没有意识到一场意外将我们猛地向上推去。一根缆绳跟两个丙烷桶缠绕在一起，当气球忽上忽下地拉扯固定装置时，缆绳把桶扯掉了。失去了它们的重量，气球就向上弹了出去，但仍然拖着两根系着沙袋的缆绳。我们升到一定高度，到达缅因州的森林上方，朝着大海前进，这时佩尔才爬出吊舱，砍断了最后两根缆绳。我们迅速向越来越亮的东方前进，以85节的速度顺着急流层翱翔，时速接近100英里。10个小时后，我们已经飞行了900英里，轻松地打破了热气球的最长飞行距离纪录。鲍勃·赖斯通过无线电告诉我们，不管发生什么，都要保持27,·000英尺的高度，因为疾风就在这里。
第一天晚上，我们遇到风暴，下降到了天气比较平稳的高度，但这里在下雪，我们立刻失去了急流层中的速度。
“我们得重新回到急流层。”佩尔说。他点燃燃烧器，我们再次上升，去面对坏天气。气球受到风暴的猛烈冲击，吊舱前后摇晃。但就在我们拿不准是否该重新下降时，却一头闯入了晴朗的天气，速度达到140节——每小时超过160英里。第二天早上，维珍的747飞机处女航行者号到了，在我们周围作了一个“8”字形飞行。“劈啪”作响的无线电里传来我妈妈的声音：“加油，理查德，加油！我们在和你比赛。”
“我将竭尽全力，妈妈。请向特意前来迎接我们的全体机组人员和乘客表示感谢。”我说。
我们一路飞奔，实际上，在7月3日星期五的下午2时30分就越过了爱尔兰海岸。跟驾船相比，这是一次梦幻般的跨越。我们在空中只飞了29个小时。
但不可思议的飞行速度也给我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问题：我们吊舱上仍挂着整整三桶燃料，它们很可能在着陆时爆炸。我们决定突然下降，超低空飞行，在一片空地上扔掉它们。然后再次下降，准备平稳着陆。佩尔停止燃烧丙烷，让气球朝低处下降，这样我们就能看见在哪里能安全地投弃多余的燃料箱。当我们下降时，气球周围突然刮起一阵旋风，比我们预想的更猛烈。地面朝我们猛扑上来。我们的移动速度差不多有30节，即每小时35英里。相对于我们的突然下降，我们的地速还没有构成问题。我们撞到地面上，擦着地面跳跃前进。所有的燃料箱，连同我们的无线电天线，都被撞掉了。失去燃料箱的重量后，我们又猛然向上冲去，险些撞上一所房子和一座电塔，不过我没有看见这一幕。我们撞上了利马洼迪的地面，这是一个爱尔兰小村庄。
没有了燃料箱，气球完全失控了。除非我们能加热空气，否则，一旦气球上升到顶点，我们就会飞快坠落，就像背着一个没有打开的降落伞那样获得加速度。吊舱里还有一个小型备用燃料箱，佩尔迅速将它和燃烧器连接起来。
“它给缠住了，”佩尔说，“缆绳都被缠住了。”
气球像火箭一般腾空而起，顶部被空气压得凹下来，气球中部的缆绳挂上了什么东西，开始拉着我们旋转，打成一个绳结。整个气球都扭曲成螺旋起子的形状，气球入口也封闭了。如此一来，我们根本没办法加热里面的空气。当我们开始向下飘落时，我打开吊舱盖，爬到顶上，掏出刀子，劈砍缠绕的缆绳。
“快点！”佩尔冲着我大叫，“我们正在飞快坠落。”
我终于设法砍断了缆绳，气球猛地转身，顶部一下子向外凸起，气囊底部的入口打开了。
“进来！”佩尔叫道。
当我从舱口跳进吊舱时，他打开燃烧器，开到最大。我们距离地面已经不到300英尺了，不过，加热的空气让气球稳定下来，停止下降，我们又开始上升了。我试了几个开关，但吊舱里已经没电了。
“该死，”我说，“没有灯，没有无线电，没有燃料箱。只有高度计还在工作。”
“让我们试试能否在海滩上着陆，”佩尔说，“我们不能冒险在内陆任何地方降落。”
我穿上救生衣和降落伞，又将救生筏系到皮带上。我们看见气球逐渐接近海岸线，佩尔从气球顶部排出热气，降低我们的高度。但这一次，地面气流仍比我们预想的猛烈得多，风把气球刮到海上。我们朝东北方冲去，吊舱里没有了无线电，也没有了电能，我们比以前更无能为力，只能任由肆虐的狂风摆布。
“抓紧了。”佩尔说。
我们撞上大海，这让我一下子跌进了佩尔怀里。吊舱倾斜得可怕，我们无法站直身体。气球开始拖着我们掠过海面，一个接一个的海浪猛烈地撞击着我们。
“爬出去！”佩尔对我大叫，“理查德，我们必须爬出去。”
佩尔顶住舱盖，猛地拉下控制杆，打开了舱口。在海水涌进吊舱的那一刻，气球暂时减慢了速度。佩尔艰难地站起来，爬出舱口。我看见佩尔的后背挤过舱口，消失在外面，于是我也跟着他，扑过去爬上楼梯。我注意到佩尔仍然背着降落伞。我们紧紧抓住钢缆，试图在倾斜的吊舱顶上保持平衡。
“你的救生衣哪儿去了？”我大叫着。
佩尔似乎没听见我的叫声。狂风和呼啸的海浪把我的声音吹了回来。气球东倒西歪，它的一侧横冲直撞地掠过灰色的大海，丝毫没有减速的迹象，在我们后方留下泛着泡沫的白色拖痕。接着，一阵狂风朝我们席卷而来，刮得气球离开了海面。
佩尔从吊舱顶部跳进冰冷的黑色海水，坠落了至少100英尺。我觉得他死定了。
我犹豫不决，接着便恐怖地意识到自己已错过时机。失去了佩尔的重量，巨大的气球开始上升。当吊舱像钟摆一样在气球下方摇摆时，我差点被摔回到吊舱边缘。我蹲下来，抓住栏杆，望着灰色的大海在我下方飞快坠落。气球上升得很快，而且又看不见佩尔。现在，气球正在顺风飞行，不再拖着吊舱划过水面，周围安静多了。我眼睁睁地望着气球向上攀升，钻进厚厚的云层，什么也看不见了，心里越来越害怕。
现在我孤身一人，待在有史以来最大的气球上，朝苏格兰飞去。寒风凛冽，下面的大海冰冷刺骨，而我陷入了重重迷雾，身边只剩下那个小小的紧急燃料箱。
我爬回到吊舱里面。现在，它不再歪歪倒倒，我看到一个个屏幕和控制器都恢复到我们作越洋飞行时的状态，于是又恢复了信心。我飞快地考虑了一下自己面临的抉择。我可以跳伞到海上，但很可能没人会在海上找到我，我会被淹死；我也可以向上飞入夜幕降临的天空，如果能幸运地飞到陆地上，就可以尝试在夜里降落。我捡起麦克风，但无线电仍然失灵，我与外界无法联系。
高度计上的数字在下降，我本能地点燃丙烷。令我欣喜的是，火苗蹿入气球里面，让它稳定下来。我还以为海水把燃烧器泡坏了呢。我把燃烧器开到最大，让它好好烧上一会儿，气球开始再次上升。我感觉呼吸困难，便戴上氧气罩。我看了看高度计：12,·000英尺。厚厚的白云从四面八方向我挤压过来。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只知道泛着灰色泡沫的大海在下面等着我。佩尔在迫降气球前告诉我，我们没有足够的燃料在天黑前飞到苏格兰。剩下这个备用燃料箱只能让我飞一个小时。早晚我会再次面对爱尔兰海。
在随后的10分钟，我的行动将攸关生死。我完全要靠自己。我们已经打破纪录，但我几乎是死定了。佩尔没穿救生衣，他要么已经死去，要么正设法往前游。我必须让人找到他，我必须活下来。我理清思路，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面前的几种抉择上。我已经有24个小时没睡觉，觉得脑子里一团糨糊。我决定让气球继续升高，这样我就能跳伞离开吊舱。我打开燃烧器，接着发现了我的笔记本，在空白页上潦草地写下一行字：“琼、霍丽、山姆，我爱你们。”等高度计读数达到8000英尺后，我就爬到外面。
我蹲在吊舱顶上，抬头望着上面那只巨大的气球，渐渐意识到自己正站在世界上最大的降落伞下面。如果能让气球下降，我就可以在坠毁前的最后一刻跳进大海。现在，我知道自己的燃料还够支撑30分钟。如果背着降落伞跳下去，我很可能最多活两分钟，相比之下，再活30分钟肯定更好。
“趁自己活着，我还能想想法子。”我说，“肯定会想出办法的。”
我爬回舱里，脱下降落伞。我想好了，为了那额外的几十分钟，我愿意做任何事情。我抓起一些巧克力，塞进夹克的口袋里，检查了一下手电筒，它仍在里面。
我朝吊舱外瞥了一眼下面的雾气，试图计算出该何时熄掉燃烧器、何时打开排气口、何时离开控制台并爬到吊舱顶上作最后一跳。我知道自己必须精确地计算出最后的燃烧时间，好让气球尽量缓慢地撞上大海。尽管丢掉了所有燃料箱，气球仍载着大约3吨重的东西。
当气球穿过云层底部钻出来时，我看见了下面的灰色大海，还看见一架英国皇家空军的直升机。我最后一次点燃丙烷，减缓下降速度，然后就让气球自己降落。我抓起一块红色的破布，从舱口爬到外面，蹲在吊舱顶上，对着直升机飞行员挥舞破布。他相当漫不经心地挥手回应，似乎并未觉察到我身陷困境。
我在吊舱边缘凝视着外面，看见大海正向上扑来。我拖着步子，在吊舱上四处走动，试图弄清风向。这很难确定，风似乎从四面八方涌来。我最终选择了上风处，朝下方俯瞰。我距离大海仅50英尺，跟一座房子差不多高，海浪翻滚着朝我扑来。我检查了一下救生衣，紧紧抓住栏杆。气球失去我的重量后，我希望它能再次上升，而不是撞到我头顶上。我等待着，直到吊舱恰好降到大海上方一点点，才打开救生衣拉索，从吊舱上一跃而下。
海水冰冷刺骨。我旋转着沉入海水深处，感觉自己的头皮在水中结冰了一般。然后，救生衣将我一下子弹回水面。谢天谢地，我还活着。我转身望着气球。在失去我的重量后，它静静地升回空中，就像一艘巨大的外星宇宙飞船一般，穿过云层，从视野中消失了。
那架直升机飞到我上方，放下一根吊索。我就像**秋千那样坐在吊索里面。但是，每次它试图拉我上去，都把我再次浸入水中。我不明白哪里出了错，而我太虚弱了，根本无法坚持更长时间。最终绞盘把我拉了上去，有人伸出手，把我拽进直升机里面。
“我想去寻找佩尔。”我说，“我很好。”
如果佩尔跳下海后活了下来，他会在爱尔兰海里继续游泳——或者更有可能，在里面淹死。白昼的光线逐渐消隐，而在空中搜索，只能看到他的头部。这就跟寻找一只足球差不多——在狂暴的灰色大海上寻找一只灰色的足球。飞行员不理会我的话。不到两分钟，我们就降落到一艘船上，我被拖上船去。飞行员都没停下来歇口气，又立即起飞，回到大海上空。我被架着穿过甲板，放进热水浴缸里。洗完澡后，我来到驾驶台上，看搜索进展如何。10分钟、15分钟、20分钟过去了，什么消息都没有。然后无线电“啪啪”地响起来。
“我们发现他了，”飞行员说，“他仍在游泳，他还活着。”
我们在船上见面，一下子扑进对方怀抱里。佩尔已经被脱得精光，身上裹了一块保温救生毯。他的脸就像白色的大理石，身上被冻得发青，牙关不住地打战。
不管怎么说，我们是最早乘热气球飞越大西洋的人。更重要的是，我们都活了下来。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还活着。
整个1987年夏天，英国苏格兰航空公司挣扎着勉强维持运营。它拍了一系列广告，广告中的商人和着沙滩男孩乐队那首《加利福尼亚姑娘》的曲调，唱着“我希望她们全都是‘加利多尼亚’姑娘”【43】，并尽情展示空服人员的格子呢服装。但这些都无济于事，英国苏格兰航空公司不断亏损。到8月，他们宣布接受英国航空公司的兼并条款。
在我看来，这次兼并显然违反了垄断与兼并委员会的规定，因为这是英国规模最大的两家航空公司合并，由此组成的新公司在跨大西洋飞行中占据了50％以上的市场份额。我们向委员会提出控告，认为这份合并协议使英国航空公司在几条跨大西洋航线上的市场份额从45％左右上升至80％，但协议仍在9月获得批准。两家公司大耍花招，英国苏格兰航空公司将独立运营，其空服人员也将继续穿着格子呢制服，保持他们的独立性。没有了苏格兰航空公司的竞争，英航开始转移注意力，全力以赴地痛击最后的英国小竞争对手——我们——然后垄断大西洋航线。
当英航和苏格兰航空公司的交易正在进行时，我们意识到，更加壮大的英航虽然对我们构成威胁，但这次合并也为我们带来了潜在的机遇。维珍的第一架大型飞机已经升值1000万美元，我们利用这笔钱租了第二架飞机，打算让它飞到迈阿密。我们想进一步扩大航空公司规模。根据调节英美国际空运的《百慕大协议》，在英美之间飞行的英国航空公司应有两家。我们的律师还发现，英、日两国达成的政府协议规定，英国和日本也须各有两家航空公司在两国之间飞行。在苏格兰航空公司被兼并后，维珍大西洋公司现在就可以自由地向前发展，作为英国的第二家航空公司，申请在这些航线上飞行。
迈克·欧菲尔德和性手枪乐队无疑是维珍唱片公司发展中的转折点，同样，英航兼并英国苏格兰航空公司也成为维珍大西洋公司的转折点。在它们合并之前，我们只能飞往迈阿密以及纽约附近的纽沃克机场。现在，作为英国第二家远程航空公司，维珍大西洋公司有资格申请苏格兰航空公司以前的航线，也就是它们合并后的新公司拥有的重复航线。我们首先申请的是纽约的主要机场肯尼迪国际机场，然后还有洛杉矶和东京。接着，我们列出了苏格兰航空公司以前运营的另外三个目的地：旧金山、波士顿和香港。在1987年，我们只拥有两架飞机。为了飞洛杉矶和东京，我们不得不再租赁两架飞机，并把我们的空服人员增加一倍。
我们一边争取英国苏格兰航空公司的航线，一边继续争取索恩-百代公司。在9月的最后一周，特罗弗终于办完了我们从加拿大丰业银行贷款1亿英镑的手续。尽管整个夏天股市行情都在上涨，我们却仍感觉索恩-百代的股票价值受到低估。有了1亿英镑供我们支配，我们就从1987年9月25日开始购买百代的股票。面对百代的庞大规模，我们没有退缩，我们开始提出一次购买10万股的订单。我们决定在宣布投标之前买进该公司5％的股份。即使我们的投标失败，我们也知道，从长远来说，自己那5％的股份会升值。
股市上立刻出现索恩-百代公司将被人收购的传言。有时我们一天会购买25万股，花掉大约175万英镑；有时我们一天花500万英镑购买他们的股票。而有时，我们也会售出股票，让人们继续猜测。我们搅动股市，确保索恩-百代公司的大量股票都在交易，让百代将被收购的传言继续流传。到了10月的第二周，我们已经花了3000万英镑在股票上。
1987年10月15日的星期四晚上，英国刮起一场飓风。我记得从牛津花园步行前往魅力号，途中看到大街全是绿色的——上面盖满落叶。能去上班的人非常少，周五股市关闭。但美国从周三就开始一窝蜂地抛售股票了。整个周五晚上，我惊讶地望着道琼斯指数下跌95点，这是它到当时为止跌幅最大的一天。到了下周一，华尔街股市崩盘才对伦敦以及世界其余地方造成全面冲击。周日的报纸上充满了乐观的声音，甚至有人还鼓励读者尽量多购买英国石油公司的股票。到了周一，澳大利亚股市最先开盘，它下挫了五分之一。接着东京股市也跌了1500点。我想这是购买索恩-百代公司股票的绝好时机，便给我们的股票经纪人打电话，让他先购买价值500万英镑的索恩-百代股票。我担心已经有别人抓住这次机会，希望赶在其他所有人之前下手。但这次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想，看到股市上居然还有买家，没人会相信自己的运气。股票经纪人在20秒内就填好了订单，然后问我是否打算购买更多股票。
“股市上有成吨的股票可买。”他说。
我终于察觉到灾难的气息，赶紧住手。就在我考虑这件事时，伦敦股市就下跌了100点，然后又下跌了100点，接着又下跌了50点——在一天内就下跌了250点。那天下午，道琼斯指数再次下挫500点。在3天之内，全球股票市场就损失了大约四分之一的价值。
特罗弗和我碰了个头。我的直接损失在于，维珍的股票价格几乎减少了一半，从每股160便士下跌到90便士。有人计算出来，我拥有的维珍集团上市公司的股票价值损失了4100万英镑。实际的情况比这糟糕得多。索恩-百代的股票价格从7.30英镑跌至5.80英镑，降低了20％，我们持有的股份价值也缩水到1800万英镑。
加拿大丰业银行可不觉得这好玩。随着股价的下跌，他们要求维珍立即归还500万英镑现金贷款。奇怪的是，我仍对收购索恩-百代充满自信。我从不打算出售自己的维珍股票，而且非常肯定人们大大低估了股票价格，因此并未感到维珍股价暴跌对自己造成影响。我更关注百代的利润和现金流，开始把股市崩盘看作购买这家公司的大好时机。但芒利公司受到这次崩盘的沉重打击，损失惨重——他们的股票价格暴跌了60％，他们无法借更多的钱买入索恩-百代的股票，谁也借不到钱。
那个星期，我和两位非常务董事发生了激烈争论，他们是维珍在上市时引入的，代表了外部持股人的利益。菲尔·哈里斯爵士和科柏·斯坦汉姆坚决反对继续包围索恩-百代，也反对我们稍后到10月公布赢利结果时宣布投标购买百代公司。
“但这是独一无二的购买机会，”我说，“索恩现在的价值只有它在上周五的三分之二，这简直难以置信。我们知道自己能从它的旧唱片中赚多少现金，因此，从纯现金的角度看，这对我们来说是便宜货。”
“前面可能还会有艰难时期，”他们警告我，“这次崩盘改变了整个局面。”
“但是人们不会停止购买唱片，”我说，“大多数人根本就没有任何股票。他们会继续购买披头士乐队和菲尔·科林斯的专辑。”
但所有人都不赞成我的做法。他们都想知道股市下一步的走势。索恩-百代的股票价格继续下跌，一直跌到每股5.30英镑。我确信，如果我们能团结一致，就能筹到钱，以相当低廉的价格买下索恩-百代。我认为股市彻底崩盘还没有充分的理由，股价很快就会恢复。我告诉他们，现在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但是他们全都反对。我无法说服他们，只好让这件事不了了之。我期望公布了当年的赢利结果后，维珍的股价会上升。于是，我们宣布，截至1987年7月，维珍的年利润从1400万英镑上升到3200万英镑，增加了一倍多，但没有提索恩-百代的事。结果，我们的股价并未上扬，一点都没升高。为什么维珍头一年能以140便士的价格发行股票，而在公司利润翻番的情况下，股价却下跌了一半？这实在费解。
这次股市崩盘在维珍作为上市公司的棺材上钉下了最后一颗钉子。我知道唐会反对我们改变方向，但特罗弗和我悄悄讨论了将维珍再次变为私人企业的计划。特罗弗开始计算大规模回购股票需要的资金。
1988年7月，我们宣布维珍的管理人员将买下维珍上市公司的全部股份。本来，如果我们以低于最初每股140便士的价格回收，也能侥幸获得成功，但我们仍决定按发行价回购。相对于我们宣布这一决定时的股票交易价格——每股70便士——这是一笔不小的加价。这意味着，在维珍上市时向我们投资的人——所有那些在银行外排队购买股票、祝我好运的人——都不会遭受损失。我们的声誉将毫发无损。
特罗弗重新协商了维珍集团的整个资金结构，在1988年11月底安排好了私有化手续。这是一项繁重的任务，我们的顾问塞缪尔·蒙塔古公司提议其母公司米特兰银行加入贷款银行联合组织，结果遭到拒绝，从而使得这项任务更加艰巨。
特罗弗决定放弃蒙塔古的服务，仅在名义上保留他们。他没有建立以一家银行为联系者和主要谈判者的银行集团，而是开始组建一个银行联盟，直接跟每家银行联系。这意味着他不得不到处跑腿，因为他跟所有银行都单独对话。但这也意味着他能够挑拨离间它们。最终，他从20家不同银行安排了一系列贷款，为我们定下3亿英镑的总透支额。我们购入外部持股人的股票，为获得维珍集团上市公司的股票而重新筹资，同样也为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筹资。
现在，我们背上了超过3亿英镑的沉重债务，我们知道，如果维珍想生存下去，就必须加快发展。我们不得不放弃购买索恩-百代公司的计划，于是卖掉了百代的股票，集中精力处理自己的问题。我一直觉得金融城低估了维珍唱片公司的价值，现在，我们得看看它真正的价值是多少。唐·克鲁克香克、菲尔·哈里斯爵士和科柏·斯坦汉姆离开了维珍。唐曾将维珍重塑成一家能够展示鲜明管理方针的公司，他的工作非常出色。特罗弗接替他的职位，担任维珍的总经理。
特罗弗和我开始寻找其他愿意跟我们合作投资任何维珍子公司的企业。我们想给各子公司找一两个关键合伙人，取代金融城的持股人。维珍集团的结构将变得极其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