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记忆中的童年往事已是模糊一团，但有几段轶事难以忘记。我还记得，父母亲不断为我和两个妹妹确定各种挑战目标。母亲决定先要让我学会独立生活。我年仅4岁，她在离家几英里远的地方停下车来，让我自己找路回家。我不可救药地迷路了。我的小妹妹凡妮萨最早的记忆就是在1月的一天早上被吵醒，天还没亮，而妈妈决定让我那天骑车到伯恩茅斯去。妈妈给我包里装了些三明治，还有一个苹果，但却让我自己一路找水喝。
我家位于萨里郡的夏姆里格林，到伯恩茅斯有50英里。当时我还不到12岁，但妈妈认为这有助于培养我的毅力和方向感。我记得自己天还没亮就出发了，并且还能模模糊糊地回忆起那天在一个亲戚家住了一晚。我记不得自己是怎么找到他家的，也记不得第二天是怎么回到夏姆里格林的。不过，我确实记得，自己终于完成了那趟“马拉松式”的骑行，像个凯旋而归的英雄，得意洋洋地踏进厨房，满以为迎接我的是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
“干得不错，里奇【1】，”妈妈在厨房里一边切洋葱，一边跟我打招呼，“有趣吧？现在，你能不能到教区牧师家跑一趟？他需要劈些木头，我跟他说你一回来就去帮他。”
父母向我们提出的往往是体力而非学业方面的挑战。很快，我们就开始确立自我挑战目标了。我还记得自己小时候是怎么学会游泳的，那时我不是4岁就是5岁，跟乔伊丝姑姑、温迪姑姑及其丈夫乔姑父一起，在德文郡度假。我特别喜欢乔伊丝姑姑，假期刚一开始，她就跟我打赌，说我在两周的假期结束时肯定学不会游泳，否则就给我10先令。每天我都在大海里待上几个小时，迎着寒冷刺骨的波浪学习游泳。可是，到了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仍然是个旱鸭子，只会一只脚踏着海底瞎扑腾几下。我会一个猛子朝前扎进水里，在浪花底下横冲直撞，然后噼里啪啦地挣扎着浮上水面，尽量避免灌进几口海水。
“没关系的，里奇，”乔伊丝姑姑说道，“今年不会，明年还可以继续学。”
但是，我可不打算等那么久。乔伊丝姑姑跟我打了赌的，谁知道她明年还记不记得呢。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一大早就起床，收拾好行李装到车上，然后出发，驱车12小时回家。公路很窄，车开得很慢，而且天又很热，人人都想回家。车到中途，我看见一条河。
“爸爸，请你停一下车好吗？”我说。
这条河是我最后的机会，我确信自己能够学会游泳，赢得乔伊丝姑姑的10先令。
“快停车！”我大叫。
爸爸望着后视镜，逐渐减速，在草地边上停下车来。
我们从车上挤下来，温迪姑姑问：“这是怎么了？”
“里奇看到下面那条河了，”妈妈说，“他想最后试试会不会游泳。”
“大伙儿难道不想赶快回家吗？”温迪姑姑抱怨着，“还有那么远的路呢。”
“好了，温迪。让我们给孩子一次机会吧，”乔伊丝姑姑说，“反正这10先令由我付。”
我脱下衣服，穿着短裤跑到下面的河岸上。我不敢停下脚步，唯恐有人改变主意。一来到河边，我就害怕了。河的中间水流湍急，河水拍打着一块块石头，整条河都是白花花的水沫。我找到一片被牛踩过的河岸，走进水里，淤泥从我的脚趾之间挤过。我回过头去，看见乔姑父、温迪姑姑、乔伊丝姑姑，还有我的父母和妹妹林迪，全都站在那里望着我，女士们穿着印有花朵的套装，男士们穿着粗呢夹克，打着领带。爸爸正在点烟斗，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妈妈则跟往常一样，满脸鼓励的微笑。
我打起精神，向前跳进激流，但立刻感觉到自己在往下沉，两腿徒劳地在水中划过。河水冲得我直打转，撕扯着我的短裤，把我朝下游拖去。我没法呼吸，吞了几口河水。我伸手想浮出水面，却没有借力的地方。我在水中无助地胡乱踢腾、挣扎着。
随后，我的脚踩到一块石头，我拼命蹬了一下，终于回到水面上来，长长地吸了一口气。深呼吸让我平静和放松了。我必须赢得那10先令。
我缓缓踢腿，展开双臂，发现自己居然从水面上游了过去。虽然依旧时浮时沉，但我突然感到自由自在：我终于能够游泳了。河水把我推向下游，我却毫不在意，我得意洋洋地朝着激流游去。在咆哮的流水声与翻滚的水沫中，我听见家人在鼓掌欢呼。当我倾斜地转着圈游回他们下方50码远的河岸时，我看见乔伊丝姑姑正在她那个黑色大手提包里摸索着寻找钱包。我从水里爬出来，飞快地穿过一片扎人的荨麻，朝河岸跑去。虽然我周身冰冷，沾满泥浆，又被荨麻刺疼了，但我终于会游泳了。
“给你，里奇，”乔伊丝姑姑说，“干得好。”
我看着手中那张10先令的棕色钞票，它又大又新。以前我从没拿过这么多钱，它似乎是一笔巨款。
“好了，各位，”爸爸说，“我们继续前进。”
到这时候，我才发现爸爸全身也湿透了。他刚才慌里慌张地跟在我后面跳进河里。现在，他紧紧地拥抱了我一下。
在我生命中，我没有哪一刻感受不到家人的关爱。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一家人都愿为彼此作出牺牲。我的父母相敬如宾，在我小时候，他们几乎从没吵过嘴。我母亲伊芙总是活力四射，激励我们。相比之下，我父亲特德更好静，总是边吸烟斗边读报，乐在其中。但父母亲都酷爱冒险。特德曾想做一名考古学家，但他父亲是一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希望他按照布兰森家族的传统，进入法律界。我家有三代人都是律师。特德还在求学，我爷爷就找了个就业指导员跟他谈话，讨论他将来可能从事的职业。当特德表示想当考古学家时，爷爷就以就业指导员未能好好完成任务为由，拒绝付钱给他。于是，特德只得勉强到剑桥去学法律，但在业余仍继续收集各种古代文物和化石，并把自己的收藏称为“博物馆”。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特德自愿加入斯塔福德郡义勇骑兵，这个军团主要由法律协会组织，曾到巴勒斯坦作战。特德在1942年9月的阿拉曼战役中冲锋陷阵，又参加了随后在利比亚沙漠中展开的一系列战斗。他卷入了进军意大利的战役，曾在萨莱诺和安奇奥作战。在特德参加战斗之前，为了让我的祖父母知道他身在何处，他设计出一套暗号，他们约好，在家信中用“地下室”表示“世界”，并用橱柜里抽屉分别代表各个国家。特德写信说，要他的母亲从右侧橱柜中，位于左边最上面的抽屉里，取出自己骑马戴的旧手套，这就暗示他在巴勒斯坦。难怪审查员们从未发现其中的秘密，而我的祖父母却总能知道他在哪里。
当特德参军时，他的叔叔吉姆·布兰森已成为军中大名鼎鼎的人物，因为他鼓吹吃草。我的叔祖父吉姆在汉普郡曾有一处地产，但他最终把土地都分给了佃户，自己移居巴尔汉姆——在1939年，这还属于伦敦远郊。他沉迷于吃草的创意，《图画邮报》对他进行了报道，上面还有一张他的照片，是在他巴尔汉姆寓所的浴室拍的，他在里面种了几浴缸的草，然后加工成干草。在吉姆成为名人后，请他吃饭的人越来越多，而他每次都会带上自己的马粮袋，在就餐时吃草。在军中，每个人都嘲笑我父亲：“你肯定是吉姆·布兰森的儿子！来来来，吃点草吧！你真是一匹充满活力的小公马。他们打算啥时候阉你呀？”诸如此类。
特德极力否认自己和那个吉姆叔叔有任何联系。但是，随着战争不断推进，戴维·斯特林建立起了特别空勤团（SAS），这支精锐军团的目标是到敌人战线后方展开军事行动。他们必须轻装行军。很快，吉姆·布兰森为戴维·斯特林及其主力部队提供建议的事就传开了，他教他们以草和坚果维生的办法。
此后，再有人问特德：“你姓布兰森？你跟吉姆·布兰森有什么关系吗？”他都会趾高气扬地回答：“当然了，其实他就是我叔叔。他和特别空勤团的事情很有趣，是吧？”
实际上，特德很享受离家那五年的日子，重返剑桥，他发现自己很难再专心攻读法学了。几年后，他已经成为一名年轻的出庭律师。有一次，他在参加鸡尾酒会时迟到了，接待他的是一位漂亮的金发姑娘，名叫伊芙。她翩然穿过房间，朝他走去，端起一盘蜜饯香肠，对他说：“通往男人心灵的通道是胃。来，尝一尝。”
伊芙·亨特利-弗林特精力旺盛，这一点来自她的母亲多萝西，多萝西创造了两项英国纪录：89岁时，外婆通过了高级拉丁美洲国际标准舞考试，成为英国通过这项考试年龄最大的人；90岁时，她成为高尔夫球场上一杆击球入洞年龄最大的人。
外婆去世时已经99岁。在那之前不久，她曾经写信给我说，在她的一生中，过去的10年是最美好的。同一年，她乘坐一艘游轮周游世界，途中，她被独自留在了牙买加，除了身上穿的泳衣，什么都没有。她甚至读过《时间简史》（这种书我从来都读不下去！）。外婆一直好学不辍，她的人生态度就是：生命只有一次，因此一定要活出精彩来。
受外婆的遗传影响，妈妈也热爱体育运动和舞蹈，年仅12岁就在伦敦西区参加了一部轻歌舞剧的演出。那部舞剧是玛丽·斯托普斯创作的，此人后来凭借自己在女性健康教育方面的工作而闻名。不久之后，为了获得另一份舞台表演工作，妈妈差点被迫脱了衣服。那是在西区的女王剧院，她在《科克伦秀》中跳舞。查尔斯·科克伦爵士的舞台秀声名狼藉，因为它拥有城里最漂亮的姑娘，而且还是跳**的漂亮姑娘。那是在二战期间，工作机会很少。伊芙决定接受这份工作，理由是这些娱乐全都无害。不出所料，她的决定遭到我外公的强烈反对，还跟她说，如果她胆敢参加演出，他就会风驰电掣地跑到女王剧院，将她从舞台上拖走。伊芙向查尔斯·科克伦爵士转述了外公的话，爵士允许她跳舞时不脱衣服。于是，她就能够侥幸地避免很多尴尬事了——现在也同样如此。
伊芙开始找其他白天上班的工作。赫斯顿有家滑翔机俱乐部，教英国皇家空军的新兵学习驾驶滑翔机，然后他们才能成为飞行员。伊芙前去求职，要求当飞行员，但却得知只有男性才可获得这份工作。她并未因此退却，而是跟一名教官聊了起来，这位教官大发慈悲，偷偷把这份工作给了她，条件是她必须女扮男装。于是，伊芙穿上皮夹克，戴上皮头盔遮住自己的长发，还用低沉的嗓音说话，就这样蒙混过关了。她学会驾驶滑翔机，而且开始教新飞行员驾驶。在二战的最后一年，她加入英国皇家海军女子服务队，成为信号兵，并被派遣到苏格兰的布莱克岛服役。
战后，伊芙当上空中小姐，当时这是最刺激的工作。这份工作条件苛刻，要求应聘者必须非常美丽而且尚未婚配，年龄在23岁到27岁之间，会说西班牙语，而且还得接受护士的训练。妈妈不会说西班牙语，也不是护士，但她并不因此就泄气，她和招聘中心的夜勤人员聊了起来，结果，她就获得了参加英国南美航空公司（BSAA）空中小姐培训课程的机会。BSAA有两种型号的飞机往返于伦敦与南美之间，一种是兰开斯特式飞机，可容纳13名乘客；另一种是约克式飞机，可容纳21名乘客。这些飞机全都有迷人的名字，一种叫星河号，另一种叫星谷号，机上的空中小姐则被称为“星姑娘”。当飞机顺着跑道滑行时，妈妈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向乘客分发圆球口香糖、麦芽糖、药棉和企鹅出版社的平装书，并告诉乘客，在飞机起飞和降落之前，必须擤鼻子。
那时候，机舱里是不加压的，每次飞行都是马拉松式的漫长旅行。从伦敦到里斯本需5个小时，再到达喀尔需8个小时，跨越大西洋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需要14个小时。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圣地亚哥的这段航程，约克式飞机就换成了更坚固的兰开斯特式飞机，而且在飞越安第斯山脉时每个人都需要戴着氧气面罩。妈妈加入BSAA一年之后，这家公司就被英国海外航空公司（BOAC）吞并了，她开始在都铎式飞机上工作。星虎号是第一架飞往百慕大群岛的飞机，它在半空中爆炸。妈妈所在的飞机是第二架，安全抵达了目的地。紧接其后的飞机叫星灵号，它在百慕大三角消失了，没留下丝毫踪迹。于是，都铎式飞机全都停飞了。后来才发现，造成这种飞机事故频发的原因是其机身不够坚固，无法承受新近采取的加压措施。
至此，特德可能已经意识到，如果他不跟伊芙结婚，从而使她不再具备充当空中小姐的资格，那么她说不定也会消失在大西洋上空。当他们俩骑着摩托车一路飞奔时，特德向坐在他后面的伊芙求婚了，她扯着嗓门大声回答：“好的！”好让特德在呼啸的风声里听见这两个字。他们于1949年10月14日结婚，然后到马略卡岛度蜜月，并在蜜月旅行期间怀上了我。
父母双亲一向以平等的姿态对待我和两个妹妹林迪、凡妮萨，认为我们的看法跟他们的一样有价值。在凡妮萨出生之前，如果父母出去吃饭，他们就会带上我和林迪一起去，让我们躺在汽车后排座椅的毯子上。他们吃饭时，我们在车里睡觉。不过，我们总是在他们启程回家时醒来，然后静静地望着夜空，听父母谈论他们度过的夜晚，彼此开玩笑。我们一天天长大，就像朋友一样跟父母交谈，小小年纪就开始讨论爸爸代理的案子，争论色情文学和毒品的合法化问题，其实当时我们谁都不知道自己讨论的究竟是什么问题。父母总是鼓励我们独立思考，很少给我们指指点点地提意见——除非我们要求他们提供建议。
我们住的地方位于萨里郡，是一个名叫夏姆里格林的村庄。在凡妮萨出生之前，林迪和我在伊斯特兹宅长大，这座村舍上面覆盖着常春藤，有小小的白色窗户，一道白色的小门通向外面的村庄公共草地。我比林迪年长3岁，比凡妮萨年长9岁。在我们的童年时代，双亲没什么钱。我记得我们老是吃面包配牛油，也许是因为妈妈对烹饪不感兴趣，也许是为了省钱。虽然饮食粗淡，但家里吃饭仍然有很多规矩，例如，不把自己的食物全部吃完，就不许离开餐桌。妈妈还把花园里种的洋葱给我们吃。我一直对洋葱深恶痛绝，在吃饭时，常常把它们偷偷摸摸地藏到餐桌的一个抽屉里。这个抽屉从来没人清理，直到十年后我们搬家，才有人打开它，发现了那堆几乎已变成“化石”的洋葱。
家里就餐时，食物并不重要，跟我们一起吃饭的人才重要。我们家里总是住满了人，为了平衡收支，妈妈邀请德国和法国留学生来租房，以便他们在一个典型的英国家庭学习英语。我们必须热情款待他们。妈妈老是让我们去花园里干活儿，帮她做饭，并在饭后收拾餐桌。如果我不想干活，就会从家里跑出去，穿过村里的公共草地，去找我最好的朋友尼克·鲍威尔玩。
一开始，尼克最棒的优点就在于他妈妈做的美味奶油冻。在让抽屉饱餐一顿洋葱之后，我会悄悄溜到尼克家，把那些学英语的德国人留给我的家人。如果把握好时机——在这方面我很有信心——等我到尼克家时，布丁和奶油冻已经端上了餐桌。尼克是个安静的男孩，有一头乌黑的直发和一双黑眼睛。不久，我们俩就开始成天黏在一起，爬树、骑自行车、打野兔，或者躲在林迪的床下面，等她关灯睡觉后抓她的脚脖子。
在家里，妈妈沉迷于两件事情：她老是给我们没事找事做；她老是千方百计地赚钱。我们一直没有电视机，我也不记得我父母听过收音机。妈妈在花园里的一个小棚子工作，做一些纸巾盒与废纸篓，卖给商店。这个小棚子弥漫着油漆和胶水的气味，放满一堆堆漆好的盒子，准备送走。爸爸独具创意，心灵手巧，他设计出特殊的钳压工具，把涂过胶水的薄纸板夹住，就粘成了盒子。到最后，妈妈甚至向哈罗德百货公司供应她做的废纸篓，她的小棚子彻底变成了家庭手工业作坊。妈妈总是精力充沛，风风火火，孜孜不倦地工作，她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
我们家有很好的团队合作意识。一旦进入妈妈的运行轨道，我们都必须转个不停。如果有谁借口要做别的事情，趁机逃避工作，就会因为自私而受到严厉的批评。结果，我们从小到大都总是优先考虑别人。有一次，有个男孩来我家度周末，我不太喜欢他。星期天，当我们去教堂做礼拜时，我偷偷从我家的那排座位上溜走，到过道对面，和尼克坐在一起。妈妈被气坏了，回家就让爸爸揍我。我乖乖地跟着爸爸到书房去，他关上门，但并没有在一怒之下教训我，只是微笑着说：
“现在，你装哭可要装得像样啊。”说着，他就用双手连拍六下巴掌，像极了打屁股的声音。
我连哭带叫地跑出书房。妈妈摆出一副严肃的模样，暗示这也是为我好，然后毫不动摇地到厨房里继续切洋葱，而我则在午餐时按部就班地把它们填进餐桌的抽屉里。
在我们家，并非只有叔公吉姆这一个标新立异的人物，来自我爸和我妈两边的人都嘲讽权威。我记得我们买过一辆破旧的吉卜赛篷车，把它停放在花园里。有时路过的吉卜赛人会来按门铃。妈妈总是送他们一点银器，还让他们到车库里翻找自己需要的东西。有一年，我们全家都到吉尔福德去观看萨里郡展览。这里非常拥挤，到处是神采飞扬的骑马越障表演者，以及身穿斜纹软呢外套、头戴圆顶硬礼帽的人。当我们从一个货摊前路过时，妈妈看见一群吉卜赛孩子在哭，于是走过去看个究竟。这群孩子正围着一只拴在细绳上的喜鹊。
“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RSPCA）命令我们交出鸟儿，杀掉它，以免它继续受苦。他们说拥有野鸟是非法的。”孩子们说。
就在他们讲述事情原委时，我们看见一名RSPCA官员朝这边走了过来。
“不用怕，”妈妈说，“我会救它的。”
她抓起那只鸟，把它藏在自己的外套里。然后我们就在那些官员眼皮底下，将喜鹊偷偷带出展览场地。那群吉卜赛孩子到外面跟我们会合，并让我们留着喜鹊，因为官员只会再次找他们的麻烦。妈妈非常高兴，我们就开车回家了。
这只喜鹊跟妈妈很亲，当妈妈在厨房里，或者在小棚子里工作时，它就站在妈妈肩膀上，接着突然猛扑到围场上去，站在小马的背上，捉弄它们。午饭后，当爸爸坐下来读《泰晤士报》时，它会朝他俯冲过去，用翅膀拍打报纸，让它们乱七八糟地散落到地上。
“该死的鸟！”爸爸一边怒吼，一边挥舞着胳膊，将它嘘走。
“特德，别无所事事了，起来做点事情吧，”妈妈说，“鸟儿是提醒你去花园里干活呢。里奇和林迪，你们俩到教区牧师家跑一趟，问问能够帮他做点什么。”
夏天，我们会去德文郡的索尔科姆，跟爸爸家的亲戚一起度假，有时也会到诺福克去，在克莱尔·霍尔姨妈家待几天。我立志长大后要以克莱尔姨妈为榜样。她有个好朋友叫道格拉斯·巴德，是二战中的王牌飞行员，因飞机坠毁而失去双腿。他们俩有一架古旧的双翼飞机，会一起驾驶它飞行。有时克莱尔姨妈会从飞机上跳伞取乐。姨妈还是个烟鬼，每天大约要吸20支小雪茄。
待在姨妈家时，我们喜欢在她花园尽头的水池里游泳。道格拉斯·巴德会取下他的假腿，拖着身体钻进水里。我常常拿着两条假腿跑掉，把它们藏在水池旁的灯心草丛里。接着道格拉斯就会从水里出来，扑过来追我。他胳膊和肩膀强壮有力，他都能用手走路。二战期间，他被德军俘虏，关在科尔迪茨，他曾经两度试图逃跑，都失败了，于是纳粹就没收了他的假肢。
“你跟纳粹一样坏。”他咆哮着，像猩猩一样两手撑地，摇摇晃晃地追赶我。
克莱尔姨妈跟妈妈不愧是姐妹，她们俩都很有创业精神。姨妈对威尔士山地绵羊着迷，当时它还是濒危物种。为了让这些黑绵羊避免灭绝，她购买了几头，最终繁殖出一大群，从濒危动物名单上将它们挽救了出来。接着，她建立了一家“黑绵羊营销公司”，开始出售装饰着黑绵羊图案的陶器。有种杯子侧面写着“咩咩黑绵羊”的童谣，非常畅销。不久，克莱尔姨妈就发动村里的老太太们，用她的黑绵羊羊毛织披肩和毛衣。她兢兢业业地工作，成功地将“黑绵羊”打造成品牌。这个品牌过了四十多年仍然很受欢迎。
若干年之后，在维珍唱片公司的草创时期，我接到克莱尔姨妈的一个电话：“里奇，简直难以相信，我有一头绵羊开始唱歌了。”
我顿时感到头大，但这种事发生在克莱尔姨妈身上倒也不是什么意外。
“它唱的是什么？”我一边问，一边想象一头绵羊演唱，“来吧，宝贝，来点燃我的**。”
“当然是唱‘咩咩黑绵羊’了，”她厉声说道，“现在，我想给它灌一张唱片。但它未必愿意到录音棚里唱歌，所以，你能不能派几位录音师过来？最好快点，因为它会随时停止唱歌。”
那天下午，一群录音师带着一个24声道的移动录音棚前往诺福克，为克莱尔姨妈那头会唱歌的绵羊录音。他们还录制了绵羊、鸭子和母鸡的大合唱，然后我们发行了单曲《咩咩黑绵羊》，它获得了排行榜第四名的成绩。
我和尼克的关系以友情为基础，但也建立在强烈的竞争因素上。我决心事事都要超过他。有年夏天，尼克过生日时收到一件礼物，是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我们立马决定骑车玩“河边俯冲”游戏，也就是骑车从山坡上直直地冲向河岸，在尽可能靠近水边的地方突然刹车停下。这个游戏竞争激烈，我非赢不可。
既然自行车是尼克的，自然应该他先玩。他来了个漂亮的刹车动作，然后顺势转弯，这样后轮离水边还不到一英尺。通常，尼克总是想方设法刺激我，让我做一些更出格的事情，但这一次他却想阻止我。
“我的刹车最完美，”他说，“你是没法超过我的。”
但我可不这么想，我决心要比尼克刹得更漂亮。我把他的自行车推到小山上，飞快地蹬着车，朝小河飞驰而下。快到岸边时，我显然失去了控制，根本没机会将自行车停下来。我从尼克身边呼啸而过，虽然飞速的运动导致我视线模糊，我却仍然看见他目瞪口呆的惊恐表情。我想刹车，但已经来不及了。我翻了个筋斗，一头冲进河里。自行车在我下面沉入水中，我也被冲到下游，不过最终还是设法爬上岸来。而尼克在岸边等我，暴跳如雷。
“你弄丢了我的自行车，那可是我的生日礼物！”
他怒火冲天，又气又急，号啕大哭，把我推进河里。
“你这个该死的家伙，赶紧把我的车子找回来。”他大叫着。
“我会找到它的，”我结结巴巴地说，“它没事，我会把它捞出来的。”
“你这个浑蛋，最好快点。”
随后，我花了两个钟头潜入河底，为了找到他的新自行车，在淤泥、水草与鹅卵石之间来回摸索，可哪里都找不到。尼克坐在岸上，抱着双膝，下巴靠在膝盖上，对我怒目而视。尼克有癫痫病，以前有几次他发病时，我刚好和他在一起。现在他这么生气，但愿这不会刺激他再次发作。我在水里泡了大半天，冻得几乎说不出话来，我的手也发白，冻僵了，而且还被河里的石头撞出了血，尼克终于大发慈悲。
“我们回家吧，”他说，“你再也找不到它了。”
我们一路走回家去，我试图让他振作起来，向他许诺说：“我会买辆新车赔你的。”
我父母肯定苦不堪言，因为这辆自行车让他们花了20英镑，差不多等于做一个月废纸篓的收入。
等我们长到8岁时，尼克和我就不在一起了，我被送到位于温莎大公园的斯凯特克里夫小学寄宿求学。
我爸爸上寄宿学校时，也像我这么大。他的爸爸也是。对于出生在我那种家庭的男孩，这是接受教育和培养独立生活能力的传统方式，它教人学会自食其力。但是，如此小小年纪就离家求学，令我深恶痛绝，发誓决不强行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寄宿学校，直到他们达到适当的年龄，能够自己决定是否愿意去。
在我去斯凯特克里夫小学的第三周，我被叫到校长办公室，他说我违反了某条校规。我想自己是在捡足球时，践踏了一片神圣不可侵犯的草地，于是我不得不弯下腰，让屁股被教鞭抽六下。
“布兰森，”校长抑扬顿挫地叫我，“说，‘谢谢先生’。”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凭什么要谢谢他？
“布兰森，”校长再次举起教鞭，“我警告你。”
“谢谢……先生。”
“你会变成个大麻烦，布兰森。”
“是的，先生。我的意思是，不会的，先生。”
我的确变成个大麻烦——而且总是惹麻烦。我都8岁了，却仍然不会阅读。其实我是有阅读障碍，而且眼睛近视。哪怕坐在教室第一排，我也看不清黑板上的字。过了好几个学期，才有人想到检查我的视力。然而，即使我看得清，那些字母和数字对我而言也同样毫无意义。那个时候，阅读障碍还没被当作一个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有当你自己有阅读障碍时，它才构成问题。既然人们对阅读障碍还闻所未闻，那么，在老师和班上的其他学生眼中，不会认字、写字和拼写单词的人不是傻瓜就是懒虫。在小学里，不管你是傻瓜还是懒虫，都会挨打。不久，我就因为没做好功课，或者弄混了发生黑斯廷斯战役的日期，每周都要挨一两次打。
在我的整个求学生涯中，一直都存在阅读障碍问题。如今，虽然我的拼写有时仍很差劲，但通过训练自己集中注意力，我还是想办法克服了最大的困难。或许，幼年时的阅读障碍让我变得更有直觉，如果有人送来一份书面计划，我不会纠缠于细枝末节的事实或数字，而是运用自己的想象力掌握并扩展我读到的东西。
不过，让我挽回面子的地方却是课堂外面，体育运动是我的特长。在英国的公立学校里，体育的重要性怎么高估都不过分。擅长体育运动，你就会成为学校的英雄，年长的男孩不再欺负你；即使你考试全部挂科，老师也不会介意。我如此强烈地渴望在体育方面获得成功，因为这或许是我唯一表现优秀的机会。我当上了足球队、橄榄球队和板球队的队长。每逢运动会，我都会在田径项目中获得一大堆奖杯。1961年，就在我快满11岁时，我在所有赛跑项目中都大获全胜。我甚至决定参加跳远。跳远以前并非我的长项，但这次我只打算小试一番。我顺着跑道奔跑，从木头踏跳板上一跃而起，高高飞过空中。在我双脚跳入沙坑后，老师向我走来跟我握了握手，我又创造了一项本校新纪录。在那个夏日，我所向披靡。我的父母亲和林迪坐在那个白色帐篷里观赛，每次我领完奖杯后，他们都为我鼓掌。我也获得了“最佳运动员奖”。谁在乎我会不会拼写呢？反正我不在乎。
在随后那个秋季学期，我参加了一场足球赛，对手是当地的另一所学校。我显然比对方的防守队员略胜一筹，而且已经进了一个球。我举起手，大声叫队友传球过来，球朝前场飞过来，反弹到我们俩身上。我转身飞跑追球，把它控制住，正要冲向球门，那名防守队员却赶了上来，一脚铲球，将我掀翻在地。他跟我相撞的时候，我的腿被卷到他身体下面。我听到一声恐怖的惨叫，在那一刻，我还以为受伤的是他，随后才意识到是我。他从我身上滚了下去，我看见自己的膝盖扭曲成一个可怕的角度。我父母一直告诫我们，即使痛苦也要面带笑容，于是，我虽然尽量露出笑脸，却仍忍不住连声地惨叫，就这样被抬下场，送到学校女舍监那里，她开车把我送进医院。一直等到他们给我打了一针止痛药后，我的痛苦才平息下来。我的右膝软骨粉碎性骨折，医生不得不给我动手术。
在给我做了全身麻醉后，我就失去了知觉。等我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居然在外面的大街上。我仍然躺在病**，一名护士在我头顶上举着瓶子，正给我打点滴。可是，我的病床，还有其他几个病人的病床，都放在室外。我还以为自己在做梦，但护士跟我说，当我动手术时，医院发生了一起火灾，病人全都被疏散出来，住到大街上了。
我回家养了几天伤，躺在**，望着壁炉架上的一个个银奖杯。医生告诉我，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都不能再参加体育运动了。
“别担心，里奇，”医生刚一走，妈妈就飞快地走进病房，安慰我说，“想想道格拉斯·巴德。他完全没有腿了，可他照样能打高尔夫球、驾驶飞机，什么事都能做。你不想整天躺在**无所事事，对吧？”
最糟糕的是，由于这次受伤，我在教室里表现得有多差一下子就显露出来。门门功课我都是垫底，显然无法通过公学入学会考。
我被送到另一所学校，那是一所名叫崖景庄园的填鸭式补习学校，位于苏塞克斯郡海边。这里没有体育活动分散男孩子的注意力，他们可以一门心思扑在功课上，为无情且往往无望的公学入学会考作准备。如果你不会拼写，不会做加法，或者记不住计算圆形面积的公式是πr2，那么有个简单的办法可以解决：打！直到你学会为止。面对毫不妥协的纪律，我通过自己青一块紫一块的屁股，学到了这些教训。我或许有阅读障碍，但这并不能让我幸免于难。我就是没法不出错。当我无可避免地答错题目时，我要么被罚写更多作业，要么就是挨一顿打。我差不多是更喜欢挨打，至少这种惩罚可以更快结束。
除了晨跑，这里没有其他运动。不仅在学习上动辄挨打，在其他方面几乎也都是这样，例如，没有整理好床铺，在该走的时候跑了起来，在不准说话的时候说了话，或者鞋子不干净，都会挨打。我们有那么多可能会做错的事情，尽管已经学会把大多数事情做对做好，但仍会因为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错误行为，差不多每周都要挨打。
那所填鸭式补习学校终于达到目的，用棍棒把我塑造成材。之后，我又转到斯托中学，这是一所大型公立学校，位于白金汉郡，有800多名男孩在此求学。在这里，我面临着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未来。“学佣”现象仍然存在，这是一种陈旧的做法，年幼的学生必须给年长的学生跑腿，做些小事，其实就是充当他们的小仆人。欺凌弱小的事情十分普遍。在踢球时进球，或者在打板球时得6分，都有助于树立你的名声，并可增强自己避免受到捉弄的能力。可是，我不能参加任何体育运动，因为每次我想奔跑，膝盖都会肿胀变形。再加上我的学业又对付不过去，所以我很快被挤到一边。既不能参加任何体育运动队，学习成绩在班上又总是垫底，这样的位置可不容乐观。我父母曾经为我设置各种挑战，如今它们似乎都已与我无关。
我从图书馆获得庇护，每天下午我都去那里写小说。我神气活现地坐在里面，周围是无数皮革镶边的精装书和两个地球仪，还可以俯瞰楼下一个装饰性的小湖。有个尖子生曾经跳到里面，再也没有浮上来。我挖空心思，搜肠刮肚，写出我能想到的最恶俗的性幻想小说，所有那些匪夷所思的色情故事都围绕一个少年展开，他因为膝盖受伤，无法从事体育运动，但却跟学校里一个年轻的斯堪的纳维亚女舍监交上朋友，受到她愉快而又老练的引诱。我想象那个男孩在图书馆刻苦学习，而她则偷偷走到他身后……然而，可悲的是，不管我凭空想象出的性遭遇如何不可思议，在斯托学校方圆几英里内，根本就没有一个姑娘，更别提斯堪的纳维亚姑娘了，而且女舍监已经有60岁。
我坐在图书馆里，为自己那些乏味的文字而激动得心跳加速，而且潦潦草草，越写越快。这个时候，我意识到还有一个人也经常光顾图书馆，他就是乔尼·霍兰德－吉姆斯。与斯托学校的大多数学生相比，乔尼极端地世故、老练，他博览群书，有着丰富的艺术知识。乔尼来自伦敦，他父母在记者和作家圈子里交游甚广。乔尼阅读《私家侦探》杂志时，里面提到的人有一半他都认识。他的母亲是位卓有成就的剧作家。正是通过乔尼，我对新闻界的兴趣开始逐渐增长，并且有志成为一名新闻记者。
在那个学期过去一半时，我看到一份告示，学校要举行“小加文·马克斯韦尔奖”随笔大赛，出资设立奖项的正是这位作家，他是斯托学校的校友。我暂时放下自己那本跌宕起伏的色情小说，写了个短篇小说参赛，结果赢得大奖。比赛完全缺乏竞争，这无疑对我获奖大有帮助。
加文·马克斯韦尔是《清澈水域的呼唤》一书的作者，他亲自到斯托来颁奖。和他一同前来的加文·扬是《观察家报》的战地记者，也是后来那本《开往中国的慢船》的作者。颁奖仪式结束后，他们开车回萨里郡，顺路把我捎到夏姆里格林。我跟他们一直保持联系。他们非常支持我，我想部分是由于他们喜欢我。不过，虽然意识到我没有投身文学界倾向，他们也依然跟我保持着良师益友的关系。获得那次大奖后，我的英语开始突飞猛进，在全班21名学生中飞升至第三名。但我的拉丁语仍然是第十八名，数学、物理和化学仍然是垫底。在我的一份期末报告中，老师这样写到：“他竭尽全力，但在理解最简单的数学运算、记住最新的题目方面，仍面临很大的困难。”
有一年，在复活节假期中，我决心学着母亲的样子去挣点钱。虽然学校对我的数学能力缺乏信心，但这吓不倒我，我找到种圣诞树的商机。我家刚从夏姆里格林的一头搬到另一头，从伊斯特兹宅搬到坦亚兹农场，那是一大片绵延的建筑，包括许多谷仓、棚子和若干土地。我跑去游说尼克加入这个计划。他在约克郡安普尔福斯的学校上学，现在也放假了。我们将在坦亚兹农场的土地上种植400棵圣诞树。到明年圣诞节的时候，它们至少能长到4英尺高，然后我们就可以卖掉它们。尼克和我一致决定共同完成这项工作，并且平分利润。
那年复活节，我们将坦亚兹农场上面那块地收拾得平平整整，种下400棵树苗。根据我们的计算，如果它们全都长到6英尺高，那么我们每棵树就卖2英镑，400棵树总计800英镑。我们买树苗只花了5英镑，与投资相比，这可是大赚了一笔。那年暑假，我们去查看那些树的长势。地里只有一两棵孱弱的小苗，其余的全被野兔吃了。我们疯狂地报复，大开杀戒，开枪杀死很多野兔，剥掉皮后，以每只1先令的价格卖给当地的肉贩，然而，跟我们原先计划的800英镑利润相比，这点钱简直不值一提。
那年圣诞节，有人送给尼克的弟弟一只虎皮鹦鹉当圣诞礼物。这给了我另一个大发横财的灵感：养虎皮鹦鹉！我在心里合计着，首先，我一年到头都可以卖鹦鹉，无需等到圣诞节前两个星期才出售。我列出它们的价格，又算了算它们的繁殖速度有多快，饲料成本有多低，然后说服爸爸建一个巨大的鸟舍。在我放假前的最后一周，我写了封信给爸爸，解释我的财务构想。
过不了几天就要放假了，我们修建大型虎皮鹦鹉饲养笼所需的原材料你预订了吗？我觉得从朱利安·卡莱恩那里购买打折的鹦鹉最合算。如果其他商店的每只卖30先令，那么他的售价可以达到比如说17先令。我们不妨以每只18或19先令的价格买下所有鹦鹉。这样他获得了一笔利润，而我们每只鸟儿大约可省10先令。你觉得这办法如何？
父亲很不情愿地修了个鸟舍，那些鸟儿繁殖很快。只是，我显然高估了当地对鹦鹉的需求量。即使夏姆里格林村每人购买至少两只鹦鹉，我们仍然剩下满满一笼子。有一天，我在学校收到母亲的一封信，她告诉我一个坏消息：有些老鼠钻进鸟笼子，把鹦鹉吃掉了。多年之后，母亲才说出了真相：她烦透了打扫鸟笼的活儿，有一天，她忘记把笼子关上，鸟儿们全都飞跑了。她可不想费劲去把它们抓回来。
虽然这两个计划都没让我赚到钱，我却从中学到一些数学知识。我发现，只有当我用实际的数字解决实际问题时，我才能理解数学。如果让我计算一棵圣诞树能长多高，或者能繁殖出多少鹦鹉，这些数字就会变得很实际，我用它们来计算就能乐在其中了。在课堂上，我仍然对数学一窍不通。我测过一次智商，里面的问题荒唐透顶。我压根没法专心解答里面的任何数学题，我记得自己好像是得了零分。我为所有被这种测试列入白痴的人感到担忧。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智商测试题往往是一些老学究凭空设想出来的，而在处理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时，他们绝对是无能之辈。我喜欢设计实际的商业计划——即使野兔会让我功亏一篑。
我想父母肯定给我灌输了一种叛逆精神。我总是认为打破规则是合情合理的事情，斯托的条条框框简直就跟军队里一样多——在乔尼和我看来，其中有许多规章制度已经完全不合时宜，并且毫无意义。例如，“学佣”的做法已经过时，这里却仍然保留着。然后是青年联合军训，参训的男孩们穿着军装，扛着古董来复枪走正步。周日的强制性礼拜也是同样。为了逃避最后这条规定，新学期的第一次礼拜我就溜了号。教堂礼拜登记簿上没有了我的名字，从那以后，再没人想起我来。
1966年的1月和2月，乔尼和我开始讨论修改校规的问题。我们才15岁，但我们坚信自己能够产生一定的影响。从小到大，父母就教育我们要相信每个人都能让世界有所改变。因此，当我审视斯托学校的管理方式时，我确信自己能够做得更好。实际上，斯托相当开明，鼓励所有孩子，不分年龄大小，都要为学校管理出谋划策。
乔尼和我尤其反感其中一条规定：在校队跟其他学校比赛时，所有没参加比赛的学生都必须去观赛。虽然在工作日的下午我们可以去图书馆，但在大多数周六，我们被迫去观看校队比赛。我知道，如果不是因为膝盖有伤，我一定能够加入球队。因此观看比赛让我倍受沮丧。我给校长写信说：
我反对强制观看比赛导致的时间浪费。如果一个人无法成为板球队的前十一名主力，那么他就应该把时间花在比打球更有益的事情上。我知道这完全违背了学校的传统，但我对此深有感触。例如，如果450人把观看比赛时间用来擦白金汉宫的窗户，他们至少有所成就，这总比“观看别人有所成就”强。
我还试图重新组织学校的就餐体系：
我觉得，要改进斯托的管理，首先应该着眼于社交，然后再考虑宗教。很多男孩渴望通过妙趣横生的交谈获得知识，而就餐时间是互相交谈的最好机会之一，但在斯托，这实际上是不可行的。学生走进大厅，坐在指定的桌子旁，每天都跟同样的学生坐在一起。在我们的几个餐厅中，有一个必须要建成自助食堂，样学生们就可自己挑选食物，想坐哪儿就坐哪儿，出去时，可把自己的刀叉和盘子放入一个盒子。现在食物的浪费十分惊人，如果建立自助食堂体系，您至少可以将意大利和西班牙餐厅服务员减少一半。
我非常关心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通过这个计划节省的资金还可投入我的下一个计划中……
然后我继续探索建立六年级酒吧的想法。
校长建议我将自己的观点发表到校刊上，但乔尼和我想另外创建一份观点新颖的校刊。我们希望发起一些运动，抵制“学佣”现象、体罚以及强制参加礼拜、观看比赛和学习拉丁语。所有这些观点都太具有“革命性”，根本不可能发表在校刊《斯多亚》上——这个刊名倒很适合那些长期以来被它折磨得痛苦不堪的读者【2】。然后，我们便想出跟其他拥有类似规章制度的学校联合的办法。创办校际刊物的想法由此逐渐成形。我们打算联系其他学校并交换看法。我在一个笔记本上潦草地写下几个备选刊名：“今日”“1966”“焦点！”“现代不列颠”和“访谈”。随后我又列出自己希望发表的内容，并进一步计算了相关数据——我很享受数学推论的乐趣。
我列出一份下院议员的名单，有250个人，是我从《名人录》杂志上找到的；又列出一份潜在广告客户名单，是我从电话簿上找到的。我还给W.H.史密斯【3】书店写信，问他们是否打算进这份刊物。就这样，至少在计划中，撰稿人、广告客户、发行商和成本全都准备好了——我的第一份商业计划书搞定了。
这些数字显得太小，没法开展工作。于是，乔尼和我决定让更多普通学校、技术学院和大学参与进来，这会增加杂志的读者，鼓励广告客户投广告。我们认为，如果这份杂志针对大学生，那么高中学生也会购买；但如果针对六年级学生，那就没有任何学生会对它产生兴趣。
我们最终确定使用“学子”作为刊名，这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当时正在热火朝天地讨论“学生权力”。这是大学和工艺专科学校学生热衷于静坐、占领和示威的年代；对年轻人而言，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年代。我母亲借给我4英镑，预备用来支付打电话和寄信的费用。乔尼的父亲为我们设计出印有抬头的信纸，顶上是“《学子》——英国青年的杂志”一行字，并以一轮初升的太阳作为标志。然后我们就开始写信给所有的撰稿人和潜在的广告客户了。
《学子》是一个完美的载体，它让我们获得了充满朝气的新生活。我们有那么多事情要安排。我开始在学校的书房设立办公室，并要求校长在我房间里装一部电话——但遭到拒绝，这也难怪。结果，我只好去公共电话亭打电话，但我很快发现一个有用的诡计。如果我打电话给接线生，跟她说我往投币机里放了钱，可电话却没接通，那我就能免费打一次电话。不仅可以免费，我还不用听到投币后响起的“噼噗——噼噗——噼噗”的指示音，它会泄露我用的是公用电话。更棒的是，接线生说话就像秘书：“您有布兰森先生打来的电话。”
我将需要打电话的人列入一个名单，慢慢与他们取得联系。听说这份刊物尚未出版，大多数人都拒绝花钱在上面打广告，不过我逐渐找到一些吸引他们注意的窍门。我会打电话给国民西敏寺银行说，劳埃德银行刚做了一个整版广告，问他们是否愿意与劳埃德银行一起打广告，然后补充道：《学子》将成为英国最大的青年杂志。我会给可口可乐打电话，说百事可乐刚预订了一幅大广告，但背面的广告位还未订出去。我会给《每日电讯报》打电话，问他们希望在《每日快报》之前还是之后做广告。另一个技巧是向客户提出一个无伤大雅但又不容易拒绝的问题：“您是否有兴趣招募最有才干的高中生和大学毕业生？”任何人事部门的经理都不会说自己愿意找平庸的新雇员，于是我就说：“那么我们即将出版的杂志最适合您……”
为了不让接线生回过神来切断电话，我学会将这些话压缩在5分钟内。我开始加快说话速度，更努力地说服对方。我的嗓子很早就变声了，没有人想到，跟他们说话的是一个15岁的男孩，而且是从公共电话亭打来的电话。我给他们留的地址是夏姆里格林。发信时，我会把成打的信写好，先寄给我父母，他们再请村里的老朋友伊丽莎白把信打印出来。
我的功课每况愈下，但我给自己上了一堂精彩的课，学习树立信心。如果我的年龄再大个五六岁，那么，只需想想这些事有多荒谬——试图让各大公司在一份尚未出版的杂志上打广告，而其编辑不过是两个15岁的男生——我就不会拿起电话。但我那时太年轻了，根本不考虑失败的问题。
在假期中，我成天跟尼克说《学子》的事情。他也同样激动，答应在安普尔福斯帮忙发行，而且还设法找人向杂志投稿。尼克明白《学子》是我和乔尼创造出来的，因此并未过分热情地参与进来。但对于杂志的发展潜力，他跟我们一样充满信心。那时我们才15岁，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
到1966年4月以及准备中学普通水平测试期间，我丢掉一些自己没指望通过的科目，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学子》上头。我跟我的拉丁语老师和科学老师都分道扬镳了，这让我和他们都如释重负。他们这样评价我：“在拉丁语方面，他是一名希望渺茫的应考生，现在他已放弃这门课程。”“他对科学显然没什么兴趣。尽管我并不认为他无法获得更好的成绩，但显而易见，他并不打算取得多大进步。”我的历史、法语和英语课学得稍微好点，但数学不行，而它又是必考科目，数学老师评价我说：“他显然已经竭尽全力，但一周接一周，他都发现自己很难记住解题方法。要通过7月的测试，他完全得靠运气。”
不过，在我的生活中，让我感到兴奋的事情主要是写那几百封信，我从斯托把它们寄出去，然后提心吊胆地等待回音。尽管我充满热情，又发现一些新花招，却仍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愿意在《学子》上登广告的客户。整个夏季学期，乔尼和我都忙着寄信，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几个假期以及随后的秋季学期中。到1967年4月，我们的杂志仍然没什么眉目，而我到夏天就得参加古代史高级考试（我只在中学六年级学了一年）。乔尼和我已经为《学子》工作了一年多，而我们能够展示的成绩不过是校长和老师们写来的几十封支持信，还有政治家们含含糊糊的撰稿承诺，但没有一份广告或硬拷贝。我绝不听天由命。在我1967年4月的家信中，我为自己在复活节只与家人短暂团聚而道歉：
在过去的四周，我度过了一个开心的假期，比以前任何时候的收获都要多。我没能在家多待几天，也没能挤出时间在花园里多干点活儿，真希望您不要感到过于烦恼。我对家庭有责任，对《学子》也有责任，我认为——也许我错了——自己不能两头兼顾。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在生活中，我做任何事情都希望竭尽全力而非吊儿郎当。我觉得，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自己已经尽最大可能把《学子》做好了。可这样一来，我也就没多少时间履行其他职责了。在我看来，我面临两头落空的危险，现在也仍然如此。我一事无成，如果我想有所成就，那我就不得不探索哪些事应该优先考虑——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我才16岁，大多数16岁的孩子都做些什么？这句话让我显得非常自以为是，但我这么说也不过是为自己辩解罢了。在这里，在我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一个在最近这几个假期里做的事情有我在两三年前做得多。他们就会晚上看电影，白天四处闲逛。当您16岁时，您都做些什么？一方面打打猎、钓钓鱼、游游泳、泡泡妞，另一方面，可能打理您的博物馆，在花园里帮帮忙。您有时间在花园里帮忙。当您16岁时，您不会用现在的眼光看待世界。那时您的职业差不多已经安排妥当，而现在，职业是一场漫长的奋斗。
您说《学子》表现了我的自私和自我中心。我说：“也许吧。”但跟生活中的其他事情相比，它又能自私到哪里去呢？我认为，它不过是一种职业，跟其他职业都一样。但跟看电影之类的事情相比，它却能让许许多多的人受益。对我来说，它是生活的开端，正如大学或最后一次考试是您生活的开端。开学第一封信就写这种话，这或许非常令人不快。可在过去的两周，我心里老想着这些事，我觉得有必要一吐为快，把它们写下来。
我很幸运。我一直觉得自己能把父母当作亲密的朋友，跟他们无所不谈。他们没有限制我，而是对这封信作出很好的回应，我们的交流线路一直畅通无阻。我注意到，大约就在这个时期，我的很多朋友都不再对其父母敞开心扉，而我面对父母从不感到困窘，也没有逆反心理。他们总是给我加油鼓劲，鼓励我做任何想做的事情，就算并非一直称赞我的计划，至少也会表示同情和支持。我父亲很不乐意花几个周末的时间为我建虎皮鹦鹉笼子，但他从不跟我这么说。而我母亲非常渴望在《学子》上帮我一把，给我撰稿，把千辛万苦积攒的私房钱给我，还帮我想出一些需要联系的人物。有一次，我跟她说想联系大卫·弗罗斯特【4】，母亲花了几个星期，向她的所有朋友打听是否有人知道谁认识大卫·弗罗斯特。
随后，我们的工作终于有了突破。我们收到第一份硬拷贝、一张250英镑的广告费支票，杰拉尔德·斯卡夫【5】同意给我们画一幅漫画并接受采访。《学子》终于从我脑子里一个渺茫的希望变成一本真正的杂志。
除了古代史，我放弃了其他所有科目，这样就有更充裕的时间留给《学子》杂志了。很快，乔尼和我便开始频繁坐火车前往伦敦采访。不过，我必须参加高级考试，偏偏我要记住那些自己觉得毫无意义或抽象的知识又非常困难。我买了一些古代史知识卡，囊括了有关古希腊和罗马的所有必要信息。在备考时，我把这些卡片的边缘剪掉，将它们放进不同的口袋里，甚至在我的表带下也塞了一张。当我看试题时，最困难的是想起相关内容在哪个口袋里。然后我就从里面抽出卡片，一边把它攥在左手掌心，一边用右手写字。反正我已经全身心地扑到《学子》上了，根本没工夫关心自己能获得什么等级。我只想尽快离开斯托，在伦敦开始我新闻记者的生活。
1967年我离开斯托时，已经快17岁了，校长留给我的离别赠言是：“恭喜你，布兰森。我预言你将来要么蹲监狱，要么成为百万富翁。”
我下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得知斯托的消息是在6个月之后，那是校长写给我的信，落款日期是1968年1月16日：
亲爱的布兰森：
我很高兴新闻界给了你一个良好的开端，我非常希望读到你们的第一期杂志。请允许我对你的未来表示祝贺，并献上所有美好的祝福。
此致
敬礼！
R. 德雷森
1968年1月，《学子》的第一期出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