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化十一年（公元1475年）五月，紫禁城。

清晨，宪宗朱见深坐在镜子前看着自己的白发呆呆地发愣，突然感慨地说了一句：“老将至而无子。”在一旁伺候的太监张敏等这句话已经足足等了六年，他毫不犹豫地伏地而跪说道：“死罪，万岁已有子也！”朱见深听到这句话连下巴都快惊掉了，急忙询问在哪里。一旁的太监怀恩也说：“敏言是。皇子潜养西内，今已六岁矣，匿不敢闻。”于是宪宗遣人将这个孩子抱来一看，果然很像自己，喜极而泣，并且很快就颁诏将这个孩子册立为皇太子。这个六岁的小孩就是本章的主角，日后大明王朝的第九位皇帝——明孝宗朱祐樘。

不要以为皇子都是天潢贵胄，生下来就有人百般呵护，锦衣玉食。明朝的储君，很多人的处境可以用如履薄冰来形容，孝宗朱祐樘就是其中之一。身为宫女的孝宗生母纪氏一次偶然的机会被宪宗“临幸”，也许是命中注定，就是这次意外的“临幸”让纪氏怀孕。而宪宗是出了名的“熟女控”，自己心爱的女人万贵妃比自己整整大了十七岁。从宪宗两岁起，万贵妃就陪在宪宗身边，身在大内的她可以说将所有心思都花在了这个小皇帝身上，特别是在朱见深被废掉太子之位的时候，恶劣的环境让万贵妃成了朱见深唯一的情感寄托。由于得到皇帝的宠爱，万贵妃在宪宗继位之后独霸后宫，出于对万贵妃的忌惮，纪氏生下小皇子后悄悄抚养了起来。也许是上天眷顾，后宫的许多人都对这对可怜的母子施以援手，其中就包括太监张敏和怀恩，就这样，朱祐樘一直长到六岁，等到了父子相认的那天。

但并不代表朱祐樘的苦日子结束了，相反，万贵妃开始天天在宪宗耳边吹“枕边风”，妄图除掉这个未来的皇帝的接班人，宪宗对朱祐樘的态度也开始从最初的欣喜万分慢慢转变为冷漠，甚至是厌恶。从小寄人篱下的朱祐樘却展现出了与他年龄极为不符的成熟，每当父皇训斥自己的时候，他都毫无怨言。由于父亲的偏见，朱祐樘虽然被立为皇太子，但是直到十四岁才让他出阁读书。这个时候万贵妃又发动亲信以“学习态度不端正”等理由攻击太子，将信将疑的宪宗决定突击检查太子的学业，然而太子学习的场景却让皇帝震撼不已。在授课的一个时辰里，朱祐樘不但完全按照父亲的要求全程站立听课，而且面对老师的提问对答如流，太子对师傅们也是毕恭毕敬，朱祐樘就这样以自己的方式化解了无中生有的攻击。

成化二十一年（公元1485年），朱祐樘迎来了成为太子后最为凶险的时刻。此时宪宗子嗣渐多，皇帝终于动了废太子的念头。然而，就在这年的四月，泰山发生了地震。钦天监很快给出了结果：“应在东宫。”朱祐樘太子的地位算是稳了，废太子的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天道轮回，报应不爽”，地震之后万贵妃身染重病，到了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春，万贵妃病死。不管万氏有什么不对，毕竟是自己的患难夫妻，悲伤过度的宪宗也于八月去世。皇太子朱祐樘继位，庞大帝国的治理重担落在了这位18岁的少年身上，而这位少年天子也没有让人失望。

明孝宗朱祐樘在公元1487年继位，1505年驾崩，在位的18年刚好处于明朝276年中间的一段时间，《明史》对他的评价是：“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易》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知此道者，其惟孝宗乎！”《明史》认为孝宗是明代除了太祖、成祖、仁宗、宣宗以外唯一能够评为“仁君”的帝王。

朱祐樘登基后任用贤臣，励精图治，使得国家政治清明、经济转好，人民有了一段时期的安居乐业。史学家将孝宗执政的这段时期称之为“弘治中兴”。不过，这个“中兴”也存在着一定的争议，有部分史学家指出孝宗偏袒外戚宗亲，沉迷佛道、宫廷娱乐等行为对朝局和后世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那么怎么评价一个封建时代是否为“盛世”？通行的标准就是看这一阶段的疆域、税收与人口的体量发展。

弘治一朝，田赋每年总收入达到了26 799 341石，这意味着国家在历经了土木堡之变等重大的变故后经济逐步恢复到了仁宣之治时期的规模。再来看人口，户数从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的9 113 630户增长到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的10 508 935户，口数则由50 207 934口增至60 105 835口，短短十几年中增长了将近一千万人！这在医疗水平低下、饮食水平不高的封建社会绝对是个奇迹。要知道在以农耕为主的封建社会，人口红利是国家最重要的一项指标，人口不仅仅意味着生产力，更意味着国家可以发动和推行造福社会的各项大型工程，这充分体现出了孝宗的执政水平。

在领土疆域的控制上，这个时期不但没有出现诸如前朝麓川、大藤峡之类的大规模的内地民变，就在对外军事行动上也是屡屡取胜。孝宗时期击败吐鲁番，收复嘉峪关以西土地，经营哈密；修缮长城，抵御蒙古。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孝宗接手的大明帝国依旧是问题多多。

以农耕为主的封建社会，农业经济最大的靠山就是“老天爷”，而在弘治朝，老天爷偏不给面子，黄河与江南水系轮流发生水灾。弘治元年，江苏水灾；弘治二年五月，开封及荆隆口（今河南封丘县）决堤，水灾一直持续到八月，以至于有官员提出将开封迁城以避水患；弘治三年，浙江水灾；弘治五年，苏松河水灾；弘治六年，黄河决口，苏北变成一片泽国。在明代，黄河、运河与苏、松水水系分布的地区尤为重要，因为这些水系不仅组成了南粮北调的运输线，更是财赋重地。朱祐樘虽然年轻，但是对于水利工程的建设还是很重视的，弘治一朝能够在连年的天灾中保持税收与人口的稳定增长，就有赖于朱祐樘对水患的治理。而在治河的过程中，弘治一朝的名臣也被不断地挖掘出来，白昂就是其中之一。

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五月，黄河在开封及荆隆口（即金龙口，在今河南封丘县西南）决堤，山东南部以及河南大部分地区皆成汪洋，明朝政府先后投入五万多人救灾。孝宗意识到如果放任黄河水患，南粮北调将受到严重影响，那样将直接威胁到首都的稳定。九月，朱祐樘下旨，命户部侍郎白昂修治黄河。一时间，从山东、河南、北直隶调集的民夫浩浩****地向黄河进发，总数多达二十五万。

白昂，字廷仪，谥“康敏”。江苏人，天顺元年进士。翻看白昂的履历就能发现其不简单，不但能做“工程监理”——在凤阳督造皇陵，还能指挥作战——在江苏沿海剿灭倭寇，是典型的“复合型人才”。而孝宗选他治河还真没选错，因为二十年前白昂科场登第时坐师正是徐有贞，白昂深得坐师徐有贞这位“水利老前辈”的真传。徐有贞曾做过一个经典的实验：将两个容量相等的水箱一个箱子底部开一个大洞，另一个箱子底部开若干面积总和与第一个箱子大洞相同的小窟窿，然后两个箱子同时放水，结果开若干小窟窿的水箱里的水先放完。这就是著名的水箱放水实验，四百多年后美国物理学家史密斯曾尝试过，巴拿马运河正是以此为理论基础开凿成功的。当然徐有贞和白昂肯定不知道史密斯和巴拿马运河，但是白昂知道治理黄河的关键在于如何让河水以最平稳的线路入海。白昂提出的方案是“北堵南疏”——在黄河以北的沿线地区修筑堤坝，在黄河南岸地区广挖运河，分流洪峰压力，把黄河水平安地导入大海。经过白昂周密的考察，治水的关键工程点选在了河南阳武（今河南原阳）宿州古汴河。于是修河大军在白昂的指挥下沿河南阳武修筑长堤，同时疏通宿州古汴河，引黄河水入汴河，再由人工开掘线路将汴河与淮河连接起来，使黄河经由淮河入海。弘治三年，治黄的水利工程竣工，饱受黄河侵扰的河南等地迎来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安宁。由于白昂的巨大贡献，孝宗亲笔为他题写了“宏裕之量，明达之才”八个大字，立于今天江苏常州白氏宗族祠堂内。而白昂在河南阳武修筑的长堤，也被当地百姓命名为“白堤”，以此来纪念他。

北方的水患解决了，南方的洪灾又开始泛滥。弘治五年，江南苏松河河道淤塞造成洪水泛滥波及松江、常州、苏州、镇江等重镇，俗语讲“苏湖熟，天下足”，这一场洪水给南方的粮食基地造成了巨大的创伤。于是朱祐樘点名工部侍郎徐贯前往苏松河治水，等徐贯到达南方调研后才发现，水患很简单，复杂的是人啊！

原来造成南方水患的主要原因是当地豪门长期在河道上建坝开田，造成了水道泄洪能力下降。于是徐贯开始拆除河道的违章建筑，同时开挖数条能够控制水量的运河，经过三年的治理，南方重现了鱼米之乡的盛景。

南北水患一扫而空，剩下的问题就是怎么把钱收上来了。

收钱不是简单的活，税收是经济调节的杠杆，收对了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反之就是经济崩溃、社会动**的导火线，就像明末征收的“三饷”。而在弘治一朝，朱祐樘幸运地得到了一位“经济学家”的辅佐。

成化二十三年，孝宗收到了一份特殊的奏折。这份奏折足有一百六十卷，孝宗不但看完了，还下令将这份奏折结集成书在全国发行，这本书后来成了对明朝经济、政治工作有重要参考和指导意义的名著，甚至在万历朝神宗亲自为该书作序，这本书就是《大学衍义补》，作者是时任礼部侍郎丘濬。“理财为天下之要道，财用为立国之本”就出自这本书，而这句话一语道破了经济改革的重心，那就是——税改。

田赋是明代最基础的税收，执行的是“两税法”——其征额依照“地力”来执行。夏粮以麦为主，在每年的阴历八月之前征收完毕；秋粮以米为主，在次年二月之前征收完成。由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国家能够收上来的税越来越少。前边我们说过了，看似好像“税收大户”的地主们往往享有各种各样的特权，各地的豪强们不是免税就是可以延迟缴税，而小民百姓的税却一点都不能少交。另一方面，由于交税的很大一部分是税米，在运输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损耗和层层盘剥，于是出现了这种状况——老百姓越来越穷，乡绅土豪和官员们越养越肥，国家税收一年比一年少，这些情况都被丘濬记录在了《大学衍义补》中。深知其理的朱祐樘开始对经济进行表里兼治，他首先下旨清理土地，并且将各类罪臣没收的土地发给百姓耕种，进而在湖广、四川一带进一步开放无人区，招募流民耕种；另一方面实行“计划经济”——弘治二年十二月，孝宗下旨规定每年八月初各地秋粮的征收必须要做出预算，然后按照计划征粮，百姓交税也都凭国家统一下发的通知单缴纳，一定程度上杜绝了土豪们偷税漏税和克扣百姓税粮的情况。在交税方面也变通地推出了折纳银钱的政策，如果粮食交不够，就将缺交的部分用钱补上，交的税粮称为“本色”，缴纳的银钱称为“折色”。国家还制定了银钱与粮食换算的价目表，防止有人从中投机倒把。赋税的折色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那就是客观上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对于商业，丘濬更是有着石破天惊的见解。

在清朝末年，一位商人对梁启超大谈重商主义学说，梁启超笑而不语，等对方说完之后拿出了一本书说：“你的见解四百年前我们的前辈就知道了。”没错，这本书就是《大学衍义补》。有明一朝，虽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封建王朝的体制下得到了发展，但是从立国之初，贫农出身的洪武帝就对商业有着一种天生的厌恶。在他看来，以物易物的商人不劳动却能够锦衣玉食，简直就是社会的寄生虫，于是立朝之初从政府层面就重农抑商，不准商人参加科举，甚至规定商人连绸缎都不能穿，在明代的社会等级中，商人排在“士农工商”的最后一位。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丘濬将自己对商业的看法明确地写在了书中，那就是“食货者，生民之本也”，商业是国民经济的根本。不仅如此，丘濬还提出了打破政府的垄断性贸易、政府应在市场经济中进行宏观调控、鼓励自由商业竞争、开放海禁、大力发展民间海外贸易、调整税收政策等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商业指导性意见。在他看来，从商没有什么可耻的，反倒商业是国家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难怪列宁称丘濬为中国15世纪经济思想的杰出代表人物。

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吴承恩结婚了。大家通过《西游记》知道了吴承恩，殊不知他夫人的祖上出过一位官员，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官员甚至为大明王朝起到了“续命”的作用，他就是弘治一朝的户部尚书叶淇，在弘治朝干了一件大事——盐政改革。

盐是个好东西。在封建王朝，盐就像金子一样宝贵，于是长期以来食盐的流通被国家垄断。谁要跟盐沾上了边，那离富甲天下就不远了。在明清两代很多名门望族都是盐商。关于食盐的贸易，明朝实行的是“开中法”——以盐为中介物，政府招募商人输粮换取盐引，凭引领盐运销于指定地区，称为“纳粮中盐”。

明朝直接负责食盐管理的机构主要是六个都转运盐使司（运司）和七个盐课提举司（提举司），这两个机构下面还有百余个盐课司（明代盐政基本行政单位）。明朝对于盐采用了一种特殊的单位——“引”，大引400斤，小引200斤。明朝中后期官方食盐产量每年约两百余万引（小引），其中两淮都转运盐使司（即两淮运司）负责七十余万引的生产任务，约占总产量的三分之一，这也是两淮运司在明朝盐政中地位重要的原因。其实政府一开始的想法很好，利用民间资本，让商人把粮食运到北方边塞重镇，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原来先前执行的纳粮中盐，政府规定上纳的粮食数并不多，一般是一引食盐需要上纳粮食大约二斗五升。而明朝前期边镇的粮价又很低，低到一石（十斗）才卖二钱（0.2两）银子，这么一算等于一引食盐明廷规定的价格才五分（0.05两）白银，而这一引食盐市价卖到五两白银也很平常，如此一来政府感觉自己亏了；另外一方面前期纳粮中盐主要市场是北方边镇，于是让近水楼台的晋商坐大，而食盐的重要产地南方却没有得到多少好处。弘治五年，户部尚书叶淇上奏朱祐樘提出了新的盐政解决办法——商人直接向国家交钱，然后凭国家凭证换取食盐贩卖。改“纳粮中盐”为“纳银中盐”，商人上纳的地点也从原先的边镇改为运司驻地。比如购买两淮运司食盐的商人现在直接到位于扬州的运司衙门交钱就能去盐场支盐，渠道简化带来的是成本降低，国家也募集了大量资金。这就是弘治一朝的“叶淇变法”。

盐政改革让两淮盐商和皖北徽商势力迅速崛起，随着经济实力日益增强，他们的社会地位也日益提高，到了万历时期明廷更是在科举中设立“商籍”，鼓励商人阶层出身的士大夫步入政坛。不论明朝的开国皇帝怎样抑制商业，社会发展的洪流始终是无法阻挡，在明朝中后期，传统的重农抑商体系已经被打破，商旅集中的长江流域更成为经济活跃带，叶淇也被谈迁等明朝大儒称为“中兴贤儒”。

弘治一朝能够专心地致力于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经济改革，与相对稳定的国家局势密不可分，而孝宗对军队的改革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举措。

大明王朝进入孝宗时代，以卫所为基础的常备军事体系已经是千疮百孔，部队战斗力低下，军备废弛。弘治元年，鞑靼小王子（孛儿只斤·巴图孟克）犯边，孝宗召兵部尚书余子俊询问对策时，这位深知国家军队现状的国防部长竟然说：“战必败，和必辱。”虽然后来明廷采用军事威慑和通贡双管齐下的策略化解了这次危机，但是这件事极大地刺激朱祐樘对军队进行改革的决心。

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大量的军队屯田也未能幸免，这直接导致了士兵的逃亡，而在册的军士很多沦为了高级军官的家奴。不要说基层部队了，就连中央的“近卫军”团营的缺额也在一半。另一方面，由于户籍制度的影响，各级军官中充斥着大量的“军二代”，这些人很多都是纨绔子弟，平日里锦衣玉食，一听国家边疆告急，很多人的反应不是厉兵秣马奋勇向前，而是托关系尽量别让自己调往前线。在万分重要的边防一线，明初建立起来的大小堡垒和防御工事，很多已经年久失修，有的堡垒甚至长年都没有兵士驻守。即便是有人驻守的堡垒城池，当蒙古人进犯时，大多数时候竟然是在将领的带领下在城内“隔岸观火”毫不作为。因此，遴选出一批不怕牺牲、有真才实干的将领成了此时整军的首要任务。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孝宗颁发了《武举格》，至此确立了选拔将才的制度——武举，为高级军事人才的甄选建立了相对规范的通道。明朝中后期，很多将星都是在这个制度下得以被发掘出来，如戚继光、俞大猷、沈有容等。解决了“领头羊”的问题，弘治一朝又开始整顿军屯和军纪问题，清查土地，整肃军队风气，在军队实行优胜劣汰，从根本上保障军队的战斗力。同时进行了一项重大的举措——募兵制与卫所制相结合。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孝宗颁布了《佥民壮法》，规定了各地都要选拔精壮男丁作为“预备役”，并将这一项工作列为地方官考核的重要项目。平时地方负责训练，战时则成为正式士兵，费用由国家负责。

针对“兵不识将，将不认兵”的现象，朱祐樘实行了“总兵配印制”。在明朝前期，总兵是在战事发生之时才出现的职位，中央临时将兵权授予领兵打仗的将领，战事平息后总兵则交还印玺。这就会导致统帅临危受命，对自己的部队很不熟悉。在弘治一朝，孝宗则将总兵设为常备职位。将领与部队的磨合解决了，那么武将拥兵自重又该怎么办？没关系，在总兵上面还有元帅节制，而出任元帅的多以文人为主。文臣管军早在宣德年间就出现了，比如提督和总督职务的设置，就可以兼管军务政务，但元帅的设置将权力大大扩大，可以节制关系范围内的一切军政要务，与此同时，孝宗还派出宦官监军。这就形成了元帅、总兵、监军三位一体的统兵制度，也促进了明朝文官尚武的发展趋势。

弘治朝对军务的改革十分重要，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让这一段时期内国家可以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逐渐恢复国力。

成化七年（公元1471年），紫禁城。

大学士彭时、商辂和万安三人在司礼监的宦官的带领下，准备觐见宪宗朱见深。在路上，宦官提醒几位大臣：“初见，情未洽，勿多言，姑俟他日。”意思就是尽量少说话，点到为止。彭时和商辂刚给皇帝汇报完一件事，一旁的万安突然叩头高呼万岁。按照礼节，这时彭时、商辂见状也只得尴尬地趴下高呼万岁退下，好不容易见皇帝一面，精心安排的议政会议就这么草草结束了。此后万安有了一个新名字——万岁阁老。为了得到外戚的青睐，万安献殷勤自称是万贵妃的子侄，这正中没有门阀背景的万贵妃下怀，万安因此也在成化一朝火速晋升：成化九年进礼部尚书，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加太子少保，任文渊阁大学士。不仅如此，万安十分热衷于钻营，孝宗刚一继位，他为了讨好新皇帝竟然不顾自己首辅的身份，向皇帝进献了自己研究的“**”，令孝宗大为震惊。朱祐樘深知一朝能够实现大治，与文官集团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于是他大刀阔斧地裁撤了一大批不合格的官员，提拔重用了一批能臣干吏，其时刘健、李东阳、谢迁在内阁，包括前边说到的白昂、叶淇、刘大夏等人都得到重用，一时间正人满朝，政通人和，甚至被誉为“比隆三代”。

孝宗在明朝称得上是比较勤政的皇帝。不论刮风下雨，他都坚持上朝与文臣议政。有一天清宁宫失火，朱祐樘侍奉祖母一晚上都没有休息好，第二天实在是困得不行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询问了一下阁臣们的意见，在得到了李东阳、谢迁的认可后，才免朝休息了一天。孝宗的宽仁待下也是有明一朝很少见的。官员夜返家中时，必派铺军执灯传送。在皇权威严的明朝，能如此曲体臣下十分罕见。朱祐樘还广开言路，虚心纳谏。除了每天的早晚朝之外，还每天两次在平台召见有关大臣议事，形成了“平台召见”的朝参新方式，这一方式也在后朝中被采用。因为对臣下宽厚平和，任人唯贤，形成了“弘治朝中多君子”的政治气氛。

朱祐樘深谙“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对刑罚运用十分慎重，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明廷主导制定《问刑条例》，弘治十五年，编成《大明会典》，删除了原《大明律》中多项残酷的法令。鉴于前朝宦官专权乱政的教训，孝宗对宦官严加管束，东厂、锦衣卫在弘治一朝用刑宽松，这是明中后期罕见的现象。

弘治一朝多灾多难，能够在客观因素不利的情况下实现国家的安定与社会的发展实属不易。实际上弘治朝的发展主要得益于社会的相对安定，除河套、哈密等地区与少数民族有小规模军事冲突，全国大部分地区没有大的动乱。此外，就是孝宗对水利设施的重视。从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至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以治黄为主及苏、松水利，先后征发民工近六十万人，历时六七年。这样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修缮工程不但将以往的中原水患地区治理得井井有条，促进了农业及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灾区人民的失业与流民问题，有利于社会安定。

大明王朝在孝宗一代，呈现出了生机勃勃的景象，国家慢慢地富强起来。朱祐樘也被称为“中兴之主”。但是弘治十八年的政绩绝对不是皇帝一人的功劳，而是整个文官集团的努力，是上个时代与下个时代的接力。可惜的是，孝宗的继任者没能拿住这个“接力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