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以来》封面韬奋出狱后，仅仅经过5天的筹备，就于1937年8月19日在上海出版了由他主编的《抗战》三日刊。刊物每逢3、6、9日出版，第1号为16开8面，第2号起为16开12面，每期约2万字。韬奋在第1号《编辑室》中阐明刊物的宗旨和任务是：“一方面是要对直接间接和抗战有关的国内和国际的形势，作有系统的分析和报道，显现其重要意义和相互间的关系；在又一方面，是要反映大众在抗战期间的迫切要求，并贡献我们观察讨论所得的结果，以供国人的参考。” 它的主要作者有宋庆龄、沈钧儒、冯玉祥、李公朴、茅盾、郭沫若、金仲华等，在读者中很有号召力。刊物的主要内容包括战局分析、敌我力量分析对比、国内外形势、战地通讯、战争常识等，设有社论、短评、专论、读者信箱、漫画及诗歌等文艺作品栏目。特别是几乎每一期都有一篇战局分析的文章，并且配以地图，详细介绍战争进展情况，极受读者欢迎。当时的副总司令冯玉祥曾经盛赞它“诚为今日抗战之指针”。因受租界当局干扰，从9月9日第7号起至第28号曾一度改名为《抵抗》，《抗战》三日刊创刊号第29号开始恢复原名。1937年11月9日，上海沦陷，《抵抗》继续出版了3期，“到后来已无法公开出版，只能暂时停出”，11月23日到12月23日，停刊1月。从第30号起，移至汉口继续出版至1938年7月3日的第86号。

1938年7月7日，《抗战》三日刊与柳湜主编的《全民周刊》合并，改名为《全民抗战》三日刊继续出版，由韬奋、柳湜任主编，编委包括沈钧儒、张仲实、艾寒松、胡绳等知名人士。韬奋在第1期《全民抗战的使命》中说，在全面全民族的抗战当前正进入第三时期的斗争中，舆论的作用更增大了重要性，自己身上的责任也一天天加重，“为了配合新的抗战形势，集中人力物力的原则，我们深觉这两个抗战的单位应该并成一个”。“因此，我们遂于这伟大的抗战周年纪念之际，将两个刊物实行合并，合组全民抗战社，发刊《全民抗战》三日刊。我们决定在集中双方的力量，发挥双方的特点，补足双方过去的不够的原则下，以统一的意志，从事更大的努力，力求我们今后对于全民动员的号召与教育上更多的尽力。”要“使《全民抗战》变为真正代表全国人民的公意，与全民教育，宣传，最有力的工具”。

《全民抗战》第1号至第29号在汉口出版，仍为三日刊。1938年10月15日第30号起改为五日刊，迁重庆出版。1939年5月13日第70号起改为周刊，出到1941年2月22日第157号被迫停刊。由于韬奋和其他编辑委员的努力，据说《全民抗战》期发数最高曾经达到30万份，成为当时发行量最大、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

《全民抗战》周刊之一

《全民抗战》五日刊之一

《全民抗战》社在上海时还编印一种6天一期的《抗战画报》，更加积极地宣传抗日救国，成为当时抗日救亡宣传中的一面旗帜，对促进团结抗战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外，1938年8月19日起，增出过几期《保卫大武汉特刊》（据《年谱》812页载，在1938年1月10日的座谈会上，讨论了保卫大武汉问题，并决定了《保卫大武汉专号》编辑委员会人选，以柳湜为召集人，韬奋、金仲华、吴大琨、许宝驹、沈兹九、刘江凌、刘清扬、沈钧儒、柳湜、王昆仑、张申府、张仲实、张志让、钱俊瑞等任委员）；1939年3月5日，在重庆出版5天一期的《全民抗战战地版》，由读者自愿捐款印制，免费专门供给战地军民阅读。韬奋曾带头捐款。8月12日，又增出每周一期的《全民抗战通俗版》，专门供给文化水平比较低的军民阅读。

撰写《患难余生记》

1941年底以后，韬奋迫于国民党政府的压迫，除了1942年11月到1942年3月约半年时间在苏北解放区的活动外，基本上是在流亡和疾病中度过的。在病中，他仍然十分眷念自己心爱的新闻出版事业，希望能够在病好之后再为之奋斗几十年。1943年年底，他在脑癌开刀，从一次昏厥中醒来后，还对徐伯昕等人说：“倘能重获健康，决定先完成《患难余生记》，再写《苏北观感录》和《各国民主政治史》，并去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边区等抗日民主根据地，视察民主政治情况，从事着作，决不做官。如时局好转，首先恢复书店，继办图书馆和日报，愿始终为进步文化事业努力，再与诸同志继续奋斗二三十年。”可是，由于环境的恶劣和健康的恶化，韬奋的这个愿望终于没能实现，成了他永远的遗憾。韬奋的绝笔《患难余生记》

虽然，韬奋此后再没有机会从事他心爱的新闻出版工作，但是，他仍然为此做出了最大的贡献。最主要的就是他于临终前忍着病痛撰写的约5万字的《患难余生记》，为我们留下了一部他和生活书店同事的奋斗史，披露了许多生活书店在艰难困苦中成长、发展和被压迫的宝贵史料。

韬奋写作《患难余生记》的情形感人至深。他因患脑癌开刀后，常常痛得在**打滚，打止痛针都无济于事。1944年年初，病情稍微稳定一点，他就在每天早餐后拥被而坐，把陈其襄从叔父的“济公坛”上拿来的小木案放在被上当桌子。他的右眼蒙着纱布，就用一只左眼，伏案疾书，忘记了头疼和腿酸，有时写到天黑还不肯休息，最多的一天竟然写了五千多字。亲友们劝他休息，他总是回答：“能写多少是多少，写一些是一些。”有一次，他的夫人看他疼得发抖，眼泪直流，劝他歇一会再写，他坚决地说：“不，我要尽快把心里要说的全部写出来，送到读者的面前。”并且安慰夫人说：“你不要看我流泪而难过……我不是为了伤心而流泪，只是痛到最痛苦的时候，用眼泪来和病痛斗争。”就这样，他以顽强的毅力，仅仅一个多月时间就写了五万多字。不幸的是，第三章（原定写四章）尚未写完，终因病势加剧而搁笔了，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

但据《遗言记要》，在韬奋的心目中，《患难余生记》应该算是基本完成了。其中“关于着作整理”说：“《患难余生记》第一部分与恶势力斗争，已在病中写完，第二部分为《对反民主的抗争》，可用香港华商报发表之专论辑成，第三部分为与疾病斗争，可由沪地及苏北友人分写完成。”（《研究》#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