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临近正午，洛绮丝女士和年轻的纳西斯暂停了急速又仓皇的逃遁，让各自的坐骑有机会喘息，同时也让他们自己来舒展一下长途跋涉后疲乏的身体。那是仲春里的一天，连空气中都流溢着希望；他们已经顺利地通过了山口地段，来到一个秀丽的平原上。春日里柔嫩娇弱的矮树丛、翠色欲滴的小麦田，和柔软的干草牧场混生在一起。每棵树上，都有几只高声鸣放的鸟儿，让人以为它们随时都会在啭声、哨音、连唱、喉音等变化无穷的乐音中将喉咙撕裂。蝴蝶也一刻不停地从这朵花流连到那朵花上，又或在平原的边缘上翩飞徜徉。就连懒洋洋的蟋蟀都在晴天丽日里，百无聊赖地用干燥的腿来不断摩擦胸部。两位旅者发现了一个石制的水钵，涓涓细水从水钵中汩汩流下，爱抚着生了青苔的石块，也滋润了旁边一棵繁茂的野樱桃树，枝丫上满满的都是早熟的樱果，看起来很是甘美。纳西斯摘了好大一捧野樱桃，用帽子盛装着，洛绮丝女士把出逃前准备好的美酒和水壶拿出来，又从余粮里取出一些饼干、肉肠和干酪。他们已经离开了乱言塔的地界，他们此刻是自由之身，这份自由，让他们期待这些食物能有更可口怡人的好滋味——的确是这样的，在放松的心境中，入口的东西也变得美味多了。也因为深切感受到难得的自由和解脱，他们连看对方时，都带有一种全新的好奇，尽管他们不过是因长途劳顿而满身风尘、灰头土脸的一对男女。以前的纳西斯是一个脸孔漂亮得过分的男孩，他的脸像一面金色的盾，时不时被打着小卷儿的茂密蓝黑色秀发掩盖住完美的棱角。他那双黑亮的大眼睛，像两颗成熟的黑葡萄，在纤长、反光的睫毛底下莹莹闪动，那弧度精致的黑葡萄酒色的眉毛，是多少女性付出多少金钱也换不来的，而拥有这样的眉毛，似乎是美男子才可享有的特权。他的脸蛋细腻可亲，他的下颏是一块神圣的倒三角，安嵌在三角形底边上的嘴巴，饱满到让人怀疑是不是一直处于略微肿胀的状态。那只不过是美少年娇气又傲气的唇珠，而早前的动乱和乱言塔里的残酷经验削平了他身上圆润、丰盈的部分，甚至连他的酒窝也磨失了，他青春少年的美感已经消退，剩下的是刚成年男子独有的凄郁温驯。他上唇的唇珠枯萎了，他下唇的紧绷感时时显现，不过，纳西斯这一切容貌上的变化都令洛绮丝女士感到愈加有趣，这比他稚龄时便让他深有自知的美态更诱人。能被时间摧残的，是柔弱的东西，坚硬的另当别论，而时间也能硬化强化一个人的某些部分。他咬碎饼干时，露出了牙齿，他的牙齿一如往常地洁白和整齐。他的颈项强壮了许多，他的皮下也不再是软绵绵的，而是有了肌肉，现在比喻他的话，说成年的雄鹿再合适不过——不能再拿他与可爱的幼鹿、亮洁的小猪崽来类比。
至于洛绮丝女士，尽管穿得不能算华美，也一直把脸尽量用兜帽捂住，甚至就连此刻放心地吃点东西也要背向阳光，但是她的脸上肤肉紧致，没有方寸松弛。有意思的是，乱言塔奇妙又诡异、完美又恶劣的生活竟然造就了她线条明显的筋骨和运用自如的肌肉!在那个环境中，没人预期女性会有这样的进化，毕竟乱言塔的大多数女性都以锦衣玉食为乐，牛奶、丝绸是她们生活里必不可少的；洛绮丝女士身上清晰可见的肌肉被视为“不得体”，或者说，被男人认为“非正常”。对乱言塔的年轻女人而言，长出了肌肉，还不如在光天化日之下袒胸露乳，甚至长出雪白的细滑的小肚腩，乱言塔的人认定，秾纤合度的身材、妖娆妩媚的身姿是花样年华中的女子最好的装饰，这一点任何女人都不能遗忘，尤其是已与青春告别的女子，更应该费尽心机维持形体之美。事实上，洛绮丝女士那两颗叫人心驰神**的玫瑰色硕圆宝石，在她长着浅蓝色血管的雪花石膏般酥胸上的两颗宝石，已经颓然坠降了，已经失意下垂了，不仅如此，她的双峰表面上出现了狭长的裂隙、凹陷的沟壑、苍白的纹路、丑陋的伤口和干涸的皲裂，与其说她的**像雪球、鲜桃或其他美好的引起兴奋的事物，不如说那是岩羚羊的皮，长在岩羚羊身上是好看的，若长在她身上……但不管怎么说，她的骑行装下，她的紧身胸衣，给了她胸部有力的托举，让她的**至少在衣服中看起来是两个苹果的形状。幸好，她的腰身是纤瘦的，她的大腿，在当时的风尚中，细到了与美无关的程度。也正是因为她的瘦，她的行动力大为提升，她握力增强，弹跳轻盈。这一切都看在纳西斯眼中，而他在脑中盘算着还能看到什么，不能看到什么，不管能看或不能看，只要洛绮丝女士出现在他眼前，他便已心情愉悦、想象开阔。
“现在走到了这一步，我们应该把乱言塔里那些日子当成一场噩梦。”洛绮丝女士咬下一小口肉肠，手上玩弄着一颗野樱桃。
“可我们不能忘却那段时光，永远也不能。”依然年轻气盛的纳西斯说，“因为那是给我们惨痛教育的一课，让我们明白了什么是过犹不及，让我们领略了从自由到凌虐和奴役的不变性。我们必须回到我们原来的世界，宣导人应有节，欲应有度。”
洛绮丝女士显然有过一番深思熟虑：“至于我，我想归隐，成为一个寂静主义者，一个藏身于温室中的寂静主义者，远离人世间的喧嚣、**和纷争。你可以尽情去宣导，但我要隐居避世，逃避一切事情，逃避任何宣导。”
“你如此美丽，怎么能甘于逃避一切事情？”纳西斯反问，他暗地里为自己的急中生智感到自豪，他本来想说的是“你依然美丽”，当然，这个说法不合时宜。
洛绮丝女士幽怨而柔情地看着他，看着他的双目。
“是真的，我会认真逃避每一件事情。”她轻启双唇，毅然决然地说了这样一句忧伤的话。“谁又能知道她到底在想些什么呢？”纳西斯在心中思忖，这个年轻男子从洛绮丝女士在草坪上的坐姿和四肢摆放的方式，读取了一个不同于她语意的信息。所以他起身离开，走进矮树丛中，去解放他酸胀的**，也为另一目的准备他所要用到的那个身体器官。
洛绮丝女士闲散地躺在那片绿草上，她以为自己听到风中传来一阵笑声。她觉得那是一声声短而尖细的笑，亦有一群人激昂的嘈杂谈话，以及混合着嘶喊和吼叫的放歌。歌唱还配着没有走音的乐声，流畅又尖厉，是号角!她放弃了警戒，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是这片山林里山神发出的声音吧，山神正在猎寻属于他自己的乐趣。”她无比清楚，那根本不是什么山神的声音，但她同时心存侥幸：“当那激昂的闹声慢慢逼近时，希望那群人能草率地略过这片小树林，希望那群人愚钝到无法发现我在此的藏身之处。”她知道，她的希望会落空。
当考沃特赶来加入对洛绮丝女士的搜身时，洛绮丝女士的衣裙已经被滴满从猎犬额骨口中喷溅出来的恶臭口水，她的衣袖被撕破了，染上了血，因为她曾跟这群搜索者和猎犬奋力一搏，连她的裙裾也被扯烂，衣衫褴褛的她甚至无以遮羞，她的胯部完全**在众人眼前。她惊惧地合拢双腿，找碎布掩盖下体。考沃特却邪恶地说：“我又不是没看过你**下半身的样子，看过太多太多次，所以没有必要遮遮掩掩，故作端庄，你就让它敞开吧。”
“我不是故作端庄，我是想保全颜面!”洛绮丝女士叫着。
“你没有保全颜面的权利，你也没有保全颜面的需要!你现在正要前往的地方，就是让你一度落荒而逃的地方，在那个地方，颜面的观念早就灭绝了!”
洛绮丝女士转而乞求道：“我亲爱的考沃特，我曾经爱你如同爱我自己的发肤，也曾经甘愿搭上我自己的性命只求能够拯救你，并将之视为我高尚的命运，爱你如我，可为什么你一定要阻止我离开乱言塔？我没有成为你的敌人，没有对你倒戈相向的念头——因为你的敌人也是我的敌人。如果他们捉到我，他们会用折磨你的方式来折磨我，他们知道我们曾是一体的，这一点你也清楚。我要抽身离去，只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年老色衰、精疲力竭，我亲爱的朋友啊，我已经再也无法在你为乱言塔那个自由国度所设计的宏伟蓝图中尽任何绵力。我的爱人，我的理想主义已经粉碎，但我的同情心尚存——我只想住进一个远郊小屋中，一边聊度余生，一边回忆我们曾有过的伟大愿景，我们曾走过的美好岁月，还有你为这个世界所做出的那些惊人贡献。肯定有人能够替我实现你为我预设的角色，肯定有别人拥有比我更强大的内心，更强健的肢体，更坚定的意志。我是一个失去了影响力的人，考沃特，我不配再继续留在你的阵营中，不配再与你为伴。但我现在依然记得你在我们最黑暗的日子里——那是我们一边躲避革命军的追捕，一边规划未来人生的时候——你说过，我们所要创立的新社会的真正原则是完整的自由度，用以在和谐状态下，满足身体和灵魂的任何欲望，哪怕是卑微的欲望，也要被满足。可眼下，我尊敬的王，我身体和灵魂最卑微的欲望就是放弃在你的新社会中的生存位置。我渴求孤独、贫穷、怠惰、庸俗、无聊，我渴求的全是我们在气焰最嚣张的时候所取笑和鄙薄的事物，但这些事物如今对我而言具有重要的确凿的存在价值，我现在就像是一件被拧干了水的旧衣，一根干枯破损得快倒塌的木桩。噢，考沃特!噢，宽宏大量、心细如丝的考沃特!自由度也应该包括离开群体的选择，欲望也应该囊括对欲望的戒除。让我走吧，人们会世世代代传扬赞美你的智慧和宽容!”
“你说的不过是虚妄的恭维!”考沃特冷言相向。他骑在马上，马蹄提起落下，踩踏不停，他却镇定自若、目光如炬地俯视着地上的洛绮丝女士；他的马躁动不止，像跳着小步舞，但考沃特立即制服了它，考沃特只是把自己不可撼动的决心，通过他双膝夹紧时产生的残忍又疼痛的作用力传达给身下那匹马。“你应该听到你自己的声音了吧——你那个虚弱、欺骗、谄媚的声音，你说的话连你自己也无法相信吧!你那乱言塔的皮肉，再也不值得我来拯救，你令我作呕!你根本未曾觉得我宽容或明智!你也不认为我在乱言塔所造就的任何东西是正确的、美丽的。你诋毁我的人格，鄙视我的才干；我在整个创建新社会新秩序的过程中，都被你讥讽，被你质疑，你让我的开端走得特别艰难。我绝对不可能饶过你、放走你、任凭你向那个摇摇欲坠、动**不安的外部世界造我们的谣、说我们的坏话。我们不会放任你偷袭我们的防守、削弱我们的意志，不会纵容你浇灭我们的热情、动摇我们的军心。只要有一个零部件出错，整个机器上的链条都会跟着散架，整个工事里的机关都会随之毁弃，最终导致整个工程功亏一篑!不，我不会施恩于你，我不会就这么放你走的!愚蠢的女人，你得跟着我返回乱言塔，并领受我专门为你设计的惩罚!”
他紧接着扫视四下，问：“你带着一起脱逃的那个毛头蠢材呢？纳西斯在哪里？”
“他走了。我们争吵过，之后就分开了。他早已走远!”
洛绮丝女士在绝望之中撒了一个谎，只为了给那个年轻人一线生机。
此时的纳西斯人在灌木丛深处，浑身僵硬，纹丝不动，他原本在小解，尿到一半，他的**正被他握在手中，**和他人一样，像被冻住了，他不敢继续尿，连抖动也不敢，怕因**不小心弄出动静，害他被擒获。当纳西斯听到洛绮丝女士奋力一呼，想要警告并拯救他的时候，他陷入了天人交战，是否应该冲出灌木丛去保护她？但这不切合实际，毕竟猎犬在侧，而弓箭手也随时待命。还是留在原处，接受她相救的一番心意？其实他根本无须两难，也不用在道德良知中迷走，因为猎犬嗅到了他的气味，一路追踪到了灌木丛中。猎犬冲跳过去就开始残暴撕咬他没系上纽扣的马裤，他漂亮的双手以及他企图用双手护住的柔嫩**，也没有幸免，顷刻间，他的双手和**已是一片血肉模糊。考沃特赶到了，一把抓起纳西斯，把纳西斯绑到马鞍上，纳西斯血流如注，失去意识；考沃特也把洛绮丝女士捆了起来，她衣衫不整，目光呆滞。所有人骑马回到了乱言塔。
“我们或许能尽力救她。”图尔德斯·坎托悄悄跟格里姆上校说。
“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不过，我们可能连自己也救不了。”格里姆上校说。
“不能让她经历那种惩罚，直接被处死都比接受那种惩罚来得好。”参孙·奥里金说，“至少死还比较快一点。”
但是他们没有来得及救出洛绮丝女士，洛绮丝女士所要面临的惩罚缓慢得堪比凌迟。
考沃特对再也无法逃离的这位女士说：“现在，我要向你展示我为你准备好的这一套机械。我要为你详尽地介绍它的精密、复杂，和它令你飘飘欲仙又让你生不如死的原理。不要着急，我一样一样讲解。”
考沃特拍了拍手，一台带轮子的手推车被推到了舞台正中——是的，这一切发生在一个舞台上。手推车的上面摆放着一个小巧、尖锐的塔形或角楼形金属制圆锥形物件，它的表面是平滑的，底部像是一个蠢人才会戴的那种有伸缩性的帽子一样，整个器具底部拴在一条皮带上，可以挤压和拉伸，整体上看起来，像是一个奇形怪状的马镫。
考沃特说：“假如说，这个工具缠在你的关节上，当皮带从它设计独特的底部的那些小孔洞中被拉紧，那些钢制的尖齿就会刺出来，狠狠地刺穿它们接触到的表面，因此能紧紧固定在一处；而当它的尖状的顶端插入任何可以插进去的绵软的缝隙，它的圆棒便会打开无数的小口，从小口中会探出无数微小的舌尖，那些舌尖会缠绕、舔舐和搔痒，但这些小舌尖也是精钢制成的，事实上它们是磨砺过的刀锋，所以能够进行刨削、切割、雕刻等运作，一丝一毫、一方一寸。”考沃特接下来直截了当地对洛绮丝女士说：“这个工具是专门为进入你的身体而设计的，能从内部扩张开来，顶点的尖头是它开花结果的地方，但它一路延伸挺进的过程中，带来的是**不断，它就像一个名副其实的密林，各种灌木栉比丛生，伸出柔软的、深探的触手，它们一起运作时，能带来强烈的快感——这些折叠式小刀、小叉子、小镊子、剪刀、转动的细丝、搅拌齿轮、钳子、针，会在震动、**分泌和气体流动中一触即发，协同合作……”
考沃特故作正经地说：“我会认真观察和研究：快感与痛感是否有一种善变的、绝佳的关联？相当引人入胜的是：快感与痛感是否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快感是不是在恐惧心理的作用下无意识产生的？当然也有人说：如果以死亡来对比，女人的性**的猛烈程度几乎与绞刑致死的惨烈程度无异。”
洛绮丝女士耳闻也阅读过许多男女英雄英勇面对摧残折辱的故事。她真诚地相信如果施虐者或行刑者的毅力和决心更加顽固、强悍，那么那些英雄是根本撑不下去的。她也真诚地相信，自己还有最后一次乞求、告饶的机会，但在某种意念的支持下，她拒绝了那个机会，她告别了以前的自己。她觉得贪生怕死不该是此刻这个洛绮丝的所作所为，她觉得自己不该奢望能挺过这个工具对其“设计目的”和“服务功能”的实践。她漠然地说：“真是个精妙的工具啊。”
“我也这么觉得，毕竟我花了很多心血来研制。”
“既然如此独具匠心，想必消耗了不少的试验品。”
“虽说是这样没错，但我自己也辛勤地付出了体力。”
“这么费神耗时才做出来的工具，我想大概从我们一迁居到乱言塔，甚至还在赶路时，你就开始设计了吧？”
“是的，我一直把设计计划藏在我的头脑中。”
“请告诉我，考沃特，这个工具是设计给不特定的对象，还是专门为我设计的……”
“它自始至终都是为你设计的，它的尺寸、比例和构造，都为你量身定制，我一次又一次地亲自测量，就是为了能把它放进你身下的那个珠宝匣。”
“所以当我们历尽千难万险奔赴此地，你就已经知道一切要这样终结？”
“我的一切都不会终结，”考沃特说，“但你的一切会在此终结，除非我的工具是有瑕疵、有缺陷的，不过请放心，我保证它的使用效果尽如人意。”
“对我们那伟大的设计师而言，讽刺是最没用的武器。”格里姆上校观望后，说了这句话。
“讽刺？如果你是个女的，当他把一个会噬咬、会擦伤、会锯割的金属装置放进你的**里，那时候，讽刺才是最没用的武器!”图尔德斯·坎托愤怒地说。
“在死亡之前，讽刺是最后一种满足了。”参孙·奥里金悄声说，“对一般命运多舛的女人来说，死可能都是一种满足。但是对那位堪怜的洛绮丝女士来说，她的死却不会令任何人满足，尤其对我们伟大的设计师来说，更是如此，我相信他不会从她的死里得到他预想的那种满足。我不知道，他是否有足够的眼界可以预知：他最终体验到的满足并不会如想象中那么大——就算一开始有满足，在不间断的重复的试验中，这种满足也不见得有任何增强……我看，是时候筹划我们自己的出逃了。你们说呢？我们应该比那两个头脑简单的人更有计谋、更有魄力吧？”
格里姆上校似乎有点答非所问：“我一直以为，你的信仰是最好不要降生于世。如果不幸降生于世，那么最好能死得快一点。所以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想要离开乱言塔，如果你留下来的话，你所谓的第二件‘最好’的事——死得快一点，这种命运似乎随时都会逼近，随时都有可能降临。”
“我个人是禁欲的，我将性欲享受从人生中摒除。”参孙·奥里金也没有直接回应格里姆上校的疑惑，“我不想死于一个疼痛感的试验，也不想死于某人对某事丧心病狂的钻研。如果不考虑离开，我们应该想方设法来满足我们伟大的设计师，与此同时也尽量保全、怡悦我们自己。”
“那么你就违反了你的人生准则。”
“至少不会违反你的人生准则，上校先生，我们清楚你精于此道。”
《乱言塔》的封面上，是一座蓝黑夜色中的黑塔，塔楼的图案则带有迪士尼风格，一轮白色的月亮悬在其中一座塔楼的塔尖上，白色的拱形窗户反射着月亮的寒光。塔下是一队衣衫不整的人，多数是女性的形象，她们穿着高腰的紧身裙，披头散发、**外露，排在呈螺旋状登塔那队人的队伍末端，人群的影像最终消失在一个门廊中。封面上的人让弗雷德丽卡觉得有些似曾相识，或许是因为他们轻薄到几乎透明的衣服——啊，塞缪尔·帕尔默艺术学院那些千里迢迢从四面八方赶来上夜间课程，热爱着艺术的“虔诚”女学生，穿的不也是很类似的衣服？这让弗雷德丽卡莞尔一笑。她的视线回到这本书上，书的封面印刷只用了三种颜色：钴蓝色、黑色、粉色，封面上写着“乱言塔”，书名下一行是“裘德·梅森著”，字体是统一的黑色哥特体。翻到扉页，有一句话：“乱言塔：一个献给我们这个时代的孩子们的故事——裘德·梅森[著]”。这本书出版于1966年3月，弗雷德丽卡收到了两本赠书，一本是鲁珀特·帕罗特寄来的，赠言写着：“感谢你让这本书进入我的视线中，我确信这本书是值得出版的，希望这本书能不负众望，成为畅销书。”另一本是裘德·梅森寄来的，他的赠言是这样写的：“致弗雷德丽卡：一个曾经觉得我无法成事，后来又鞭策着我让我成事的人。让我以可能是最不恰当的理解来称呼你为‘这本书唯一的催生者’。我胡言乱语，我向你致敬。——裘德。”
这个封面在弗雷德丽卡看来尚能过关，说精美就谈不上了。不过达到了刺激视觉的效果，而且简约。缺点是多多少少给人一种“这是一本托尔金式奇幻小说”的错觉。
弗雷德丽卡也留意到几篇书评。有一篇是《每日电讯报》的评论，刊载着评论的那份报纸是阿加莎从教育部拿回家的。这篇评论的题目为《我们堕落的深层次症状》。评论说，这本书是极少能显现出力道的书，那些对官能主义、变态刺激的需索无度，对惊世骇俗之心的决绝贯彻，在书中都有所回应，但是这样的处理，只能让本来就有愤世嫉俗情绪的读者，难以接受该书极力传达的震撼——或者说，要达到唤醒此类读者这一目标，作者只能无所不用其极，以更极端更粗野的笔触来行文。评论者写道：“我们身处一个病态社会，显然，这个社会中的一切都在向下沉沦，无论书籍、社会行为、时装款式，还是毫无意义的装腔作势，都是沉沦的写照。在一个健康而充满精力的社会里，这本书可能不会被出版，因为出版人会有应有的信念，也会有守护这种信念的勇气。在如今虚伪的自由主义风气下，可预见的是，任何原本不见光的东西都能堂而皇之地从石缝里钻出来，并在大太阳底下炫耀自己的存在感。”
《卫报》的评论标题为《受伤的外科医生来铺了钢板》，评论总结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病态的社会中，我们面对自身病态的方法是面对病态，与病态共生，并把我们藏匿羞耻心、诡计遁词、分裂意识、钝化感知的地方统统掀个底朝天，摊在太阳下，然后勇敢地穿越污秽和嫌恶，换取新知、新解。我们处于一个崩溃的精神状态中，只有让我们的压抑感也一起彻底崩溃，才能使我们真正意识到自己到底有多病态，从而由此走上一条艰难又危险的自我重塑之路。评论人坚持的观点是：“我们必须得接受一个事实：我们都是令人恶心的!”评论人更盛赞裘德·梅森：“裘德·梅森替我们所有人，向前走出了无畏无惧的第一步!”
《文汇》[1]上有一篇署名为“玛丽-弗朗斯·史密斯”的长篇评论文章，署名下方点明了玛丽-弗朗斯·史密斯的身份：“伦敦大学艾伯特王子学院比较文学系卡莱尔教授。”史密斯教授本身是位学者，她将《乱言塔》作为学术论文来分析，试图揭示“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思想家查尔斯·傅立叶和作家萨德侯爵自由探索精神和艺术表达理念在书中的渗透。史密斯教授撰述说：“尽管萨德侯爵被囚禁在巴士底狱，却能够通过他茅厕里的排水管驱策世人。”她还写道：“目前的法国思想家继承了超现实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家的遗风，对傅立叶和萨德侯爵的观点有着相当浓厚的兴趣。傅立叶比较温和地相信，对任何一种人性欲望的尽可能满足与宽容，都能将人类和谐地引至一个新天堂，一个新的耶路撒冷；萨德侯爵的信仰尽管比较黑暗，却与傅立叶如出一辙，同时更加激进，萨德认为人类的自然**应该被政府承认和容许，他亦坚持，非常态的行为可被视作将人类与原始天性沟通的一种有利工具，也能够给人类提供窥察、洞悉自己天性的方法。萨德侯爵对违反伦常、背离道德的哲学兴趣，可以与尼采的某些学说产生联系，毕竟尼采曾说：人们从《俄狄浦斯王》中汲取的智慧经验，从《哈姆雷特》中收获的谅解感受，都与人类的非常态行为有直接关系。”
弗雷德丽卡在塞缪尔·帕尔默艺术学院的男洗手间外遇到了裘德·梅森，他依然穿着那件蓝丝绒裙袍——可能本该是一个名叫卡罗琳的女人才会穿的东西。要是用地毯拍打器拍掸那件衣服，上面陈年累积的油渍污垢可能会化成云朵飘走。他的头发扭曲僵直，可能再也梳不开，灰蒙蒙地像落了一层铁屑，从远古时就未曾清除的油脂分泌物让他部分的头发结成硬块，油油亮亮的，长发一直延伸到他裙袍的褶边上。裙袍上长满淡淡的斑点，像一只只振翅欲飞的蛾子。也许是刚从洗手间出来，他身上还沾着粉色厕纸的纸屑，将整件衣服装饰得更有视觉爆发力。他身上本来就有一种酸腐味，现在又加上了马桶的气味。弗雷德丽卡谢谢他赠的书，并祝贺他第一本书的出版，问他读到的书评是否令他开心。
听到“书评”二字，裘德的脸悲戚地皱缩到一起。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叠评论文章，抽出一篇，念了一点。
“我能开心得起来吗？”他说，“你试试看被人称为‘下流疫病的后遗症’是什么感觉？我就是我，我希望我一直保持这样，我也希望书就是我的反映或投射，也是我的艺术性创造。我一直相信自己，也维护自己，我不是能给他们含沙射影、肆意凌辱的那种人。”
“至少你的作品引起了大家的讨论，如果他们把你的书视为‘症状’，他们会更广泛地讨论。我们快离开洗手间这个区域吧，裘德，跟我聊聊你对玛丽-弗朗斯·史密斯的观感。”
“她无非是个冷酷无情的爱卖弄大道理的人，给她一道彩虹，她也敢将彩虹拆散。她写的那篇书评，更像是她对萨德或傅立叶或哲学家群体的专题论文，那篇文章中她完全没引用我书中人物或角色的任何一个举动或语言，没有考沃特做了什么、参孙·奥里金想了什么，或图尔德斯·坎托说了什么。好像我和我书中的人物不存在一样，而我书中所有的人都居住在我可怜的头颅里，他们在我头颅里的平原上不停地疯狂奔驰、斗智斗勇，但到头来，这一切对她来说像没发生过一样，弗雷德丽卡，我和我的角色们就只是一些空虚的概念，但我们是自由无拘的，也是有本源身份的，我们是酷刑剧场里破烂不堪的背景幕布!”
“天啊，裘德·梅森!你是说那些评论人应该把你书中那些角色当成真人一般来讨论吗？”
“当成真人一般？我亲爱的弗雷德丽卡，他们比菲利普·汤因比先生、西里尔·康诺利先生、玛丽-弗朗斯·史密斯都要真实!”
“你真是个忘恩负义的流氓，他们的评论都没有辱没你的作品!”
“我不是个流氓，我是个彻头彻尾的禁欲者，我是一个为我创造出的世界哀悼的人。”
弗雷德丽卡忽然明白了他的心情。她说：“我知道你想念书中的那些人。因为你告别了、失去了他们。你有没有在写新东西？”
弗雷德丽卡拽着裘德的胳膊，把他从地下室带往楼梯上，他们终于远离了洗手间的区域。
“嘘，千万别跟别人说。我正在构思一个关于艺术家的故事，会写很多因艺术中毒已深，玩儿命地搞艺术的年轻人。但是艺术家们都相当讨厌我。他们现在思维简单，就像当兵的一样。我可能也会写一个在军营里的故事。一个面临围攻却依然死守的军营，没有人进入，也没有人出来。”
“就像《乱言塔》一样。”
“不，不一样，那个军营前望盐海，后倚荒漠，军人们在守护一块没有什么生存希望的土地。是不是挺有故事可讲的？我考虑过，我只愿意把这个故事的架构告诉你。但事实上，弗雷德丽卡，我的天使啊，我现在极度慌乱和失落!我明天还要接受《伦敦标准晚报》的一个采访，我没有任何想法要和他们报纸年轻的女记者分享。”
“你明明有很多想法。”
“但都是糟糕的想法。他们大概只要我简单的几句话，用于一行或两行的引述。一两行？我可不是一两行，我是纠缠绵密的一整团!”
弗雷德丽卡问：“那鲁珀特·帕罗特是否满意《乱言塔》的销量？”这引起裘德更多叹息。
“我曾经预想过一场庆祝——那是绝对会举行的，但到现在还没举行过。斟满香槟的酒杯会递到我手上，当然，我不会一饮而尽，但我却喜欢欣赏那些气泡在酒杯里飞扬上升，最多吃几片夹着鱼子或小鱼的烤面包。你知道吗，当我第一次读到一本描述有鱼子小面包的派对的书时——那时候我还在法国——我脑中立即有了这样的想象：一个盛大罗马狂欢派对，宾客都躺在小面包上、长沙发椅上，像鱼子一样，每个人的颜色都不同，有鲑鱼粉色的、天蓝色的和古铜色的，像是秀色可餐的人体盛宴，每个人都热情勃发，互送秋波。我还是期待着会有这样一场为我的新书举办的狂欢，即使狂欢派对上的鱼子小面包都是小巧的、可食的、让人下咽的——而不是给人坐在屁股底下的，那也好。”
弗雷德丽卡听出了他的意思，说：“我们今天就可以约一些朋友一起去酒吧，为《乱言塔》畅饮一番啊。我可以叫上艾伦、戴斯蒙德·布尔，再找其他几个人。酒吧里尽管没有鱼子小面包，但我们却能为你举杯庆贺。”
“用蜜罐里的爆裂的蜂蜜小气泡来安抚你的好朋友屹耳[2]吧!”裘德说，展示了他不寻常的阅读兴趣，“那好吧，我允许你安慰我，我们去好好喝一大罐啤酒吧。”
整个欢庆队伍聚集到这个充满红皮、亮铜、镶边镜子、玻璃灯罩，装修得异常豪华，名叫格里芬的当地小酒吧。裘德根本没喝啤酒，他对侍应生说：“给我一杯没有玛丽的血腥玛丽，对，我只要血腥，纯粹的血腥。亲爱的，再给我几滴做罗马臭鱼酱时用的汁液，应该是腐烂的鱼身上滴出来的坏水。”他兴致高昂，连身上的气味都和以往那种冬日里垃圾槽散发的臭气不同，是一种热烘烘、乱糟糟的臭味。这个庆祝的小团体里有几位画家、艺术史学家、塞缪尔·帕尔默艺术学院的一些学生，当然，还有弗雷德丽卡、艾伦、戴斯蒙德·布尔。他们认真地研究了一番《乱言塔》的封面，基本上都不满意它的封面设计。加雷斯·拉金，一位在塞缪尔·帕尔默教平面设计的讲师，说他会把《乱言塔》的封面设计当成二年级学生的习作项目，“这样，你就能从二三十幅平面设计中选出一个替代方案了。我得给已经读到二年级的学生们布置一些有难度的作业，让他们不至于每天做些空洞的设计。”
“裘德还可以为小说中那些酷刑的场面当模特。”一个女学生说。她上身穿着一件紫色的高领衬衫，衬衫上是星星点点的小雏菊碎花，下身是一条黑色的窄口裙，配了一双俗称“奶奶靴”的细跟靴子。
“你肯定会享受由我担任模特的人体写生课。”裘德不假思索地说，他的脸是一张面具，他那张仿佛能无限拉伸的松弛脸皮下应该藏着别的面目。“他今天真是很起劲啊……”弗雷德丽卡心想，她似乎越来越摸不清裘德的想法和感触了。
艺术家们一品脱一品脱地喝啤酒，喝了几巡。裘德也给自己灌了不少“血腥”，他一遍一遍地对侍应生说：“我只要血腥玛丽里的血腥，谢谢，亲爱的。”弗雷德丽卡觉得畅饮开始至今，有一个时刻让她实实在在意识到了裘德的丑陋，那就是明明大家心照不宣地以为裘德至少会请大家喝一轮，但他并没有那么做。弗雷德丽卡不知道裘德是否听得到众人的耳语和低吼。有人压低声线说：“没想到他是出了一本畅销书的作家，却表现得像个一整个画室里没卖出一张画的画家一样，连杯酒也不请。”趁裘德去洗手间的时候，弗雷德丽卡提议说要请大家喝一轮——那个年代还不是女权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男女薪酬差距仍然很大，所以在酒吧里请一大轮酒，对女性来说，尽管不是不可能的，却也是所费不赀的。艾伦帮她把酒端过来，说要帮她付账，她坚决不肯，裘德踩在红色高脚凳上对着镜子磨磨蹭蹭整理衣服，更是让她气得干瞪眼，因为他好像没看见弗雷德丽卡结账。十四品脱的啤酒和一杯纯“血腥”，让她的钱包破了一个大洞，她本来就没什么钱。
《伦敦标准晚报》派来采访裘德的竟然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女记者，而且打扮得很时髦——不管怎么样，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伦敦，“时髦”是一个正在兴起的发着**之光一般的新概念，人人都要赶搭“时髦”这班车。《伦敦标准晚报》派来的女记者名叫玛丽安娜·图古德。
裘德·梅森坚持在苏活区的一间茶座受访，茶座的名字是“南妮特的糕点店”，南妮特的糕点店其实是一个狭小的小甜品店，窗上挂着厚重的蕾丝窗帘，只有三张小圆桌，每张桌子上都铺了暗红色的塑料桌布，又覆上一层白色的蕾丝，曲木椅子却摇摇晃晃，快要散架。在这样一家奇怪的店面，与“一个献给我们这个时代的孩子们的故事”的作者见面，不能不说奇怪。毕竟，他笔下的故事被认为恶心、有虐待狂倾向、色情、充满智慧、深奥，并且——“是我们失调社会与人格的一面镜子”。
我不知道该期待些什么。一开始我以为他是一个误闯入咖啡馆的游民，后来才知道他是我的受访者——我相信这是他刻意制造给我的第一印象。他留着非常长的头发，发色深灰，中分；至于他的服装，是一件丝绒的裙袍式服饰，我怀疑原色应该是柔蓝色的。他配了一条丝绒裤子，仁慈地说，他穿得算是得体，不过他的鞋子上有破洞。他脸型较长，骨骼突出，眼皮耷拉，导致眼睛看起来半睁半闭。他真的可以先清洗一下再出门，尽管他的穿着已经抢尽了风头。他像是童话故事中的人物，是虎克船长、咕噜和萨德侯爵的三种形象的综合体。尤其是萨德侯爵，裘德自称学到了他的笔法。
裘德·梅森是一个难访的人，他通常对一些再普通不过的问题都只用一个简单的“不”，或一阵坚决的沉默来回应。他也不愿意透露他的出生地、他的教育背景、他的居住区域，连他有没有和家人同住，或有没有朋友这样的问题，他都三缄其口。他的声音听起来异常地“有教养”，他发音清晰短促，鼻音厚重，比英国广播公司播音员的腔调还要夸张，他的英语有一种故园遗风，但音调较高，也刺耳。他坦承自己是个肄业生，从一个寄宿学校里逃了出来。他自称“从此后，我坠入了暗黑深渊”，那么，据此推测，他是从弃学后，才开始钻研超现实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学说，并且成为剧作家让·热内的拥趸之一，他将热内奉为“大师”，却否认热内是他在生活方式上的范本。裘德说：“热内相信偷窃是好的，是一种促进商品在不同社会阶层间流通的简易手段，但我本身不缺乏物质也不需要物质，所以我从不偷窃，也未遭偷窃。”
他告诉我，他以在一所艺术学校任职为生。当被问及他在艺术学校里的工作内容时，他意外地“畅所欲言”：“我奉献自己，我展示我这具瘦骨伶仃的躯体，让他们描画我丝毫不具任何欲望的肉体线条。”他因此可能跟艺术系学生们极其亲近，他告诉我他仅仅把他的书读给一群他精挑细选的听者，而就在诵读过程中，他的才华被注意到、被发掘了，他的“伯乐”将他的原稿转交给他的出版人，也就是鲍尔斯&伊登出版有限公司的鲁珀特·帕罗特。
帕罗特显然独具慧眼，他总能嗅到那些有伤风化的书一旦出版所能带来的商业成功——他还曾经出版过菲莉丝·普拉特的《日常食品》，那本书描写了与乡野神职人员有关的持刀伤人事件和鹅肝危机，是一本畅销书。
裘德点了几种法式甜点，他的吃相极其贪婪，他用又长又黄的牙齿穿刺进那些糕点里，狼吞虎咽、大快朵颐。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他吞食了一个天鹅形状的蛋白糖霜，一口咬断了天鹅的头；他又吃了一个名叫“修女”的泡芙类甜点，“修女”有一个淋巧克力酱的小圆头，小圆头坐在一个肥硕的灌满了奶油的糕体上；他还吃了两块蝴蝶酥。他说他不是经常都有吃法式甜点的机会，他喜欢美食，但吃得很少——在他看来，“匮乏是一个避免脑满肠肥的好方法”。他不饮酒，也不吸烟。我猜测，裘德会不会像蒂莫西·利里[3]一样，也认为迷幻药比现今社会上如酒精、尼古丁一般的“心灵麻醉剂”更加健康、有效？我的猜想令他愤愤不平。他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话：“我不需要致幻剂、扩胸器、吊袜带或电熨斗。”我的直觉是他强烈地认为我的智力远在他之下，所以，我的问题根本不值得被严肃对待、认真回答。
不少评论人在书评中预期《乱言塔》很有可能会成为一本在特定群体中受到狂热追捧的小众读物，尤其会吸引年轻的、赶时髦的族群，以及阿尔托、彼得·布鲁克、《歌门鬼城》、柏洛兹的追随者们。裘德·梅森本人，在我眼里，是一个标准的嬉皮士，是一个花里胡哨的精英文化分子。他驳斥了我的观察所得，类比了“破卵而生”的彼得·潘，裘德说：“我就是我，从未变过；我的头发就是我的头发，从来没有曲直长短的变化；我的书就是我的书，从我的头脑中蹦出来后就是有血有肉的一本书。我的一切，自成一格。”
除此之外，他是否也喜欢他的艺术系学生们呢？我期盼他除了喜欢自己，除了喜欢断了头的“天鹅点心”“修女点心”之外，也喜欢点别的东西。
“那些学生真是令人反胃!”他脱口而出，随即又改口，或说更正，“那些学生本身正处于一个令人反胃的状态中。他们正在拉断他们的枷锁。他们不会因压制而屈服，去盲目地和谁表现出亲密，也不会被盛名所惑，认为有必要朝拜米开朗琪罗的绘画，或赞美罗斯金的技巧。他们都会尽量保持各自的独创性，这是一种很新的意识，这证明他们没有被陈腐的美学教条和复杂的艺术史所玷污，清新、纯真和质朴的气息反应在这些学生的身上和作品中。”裘德说这番话的时候，看起来很严谨，但我也难辨其所言真伪。
我问他是否认为《乱言塔》会拥有一大批读者。他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是的，我对此没有疑问。”我追问他为什么，问他书中的哪些部分或哪些内容最脍炙人口。
“噢，”他说，“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人以爱为名义或信仰，对他人做出恐怖的事情。而读者们喜欢读人类互相作恶的故事，因为他们自己也想得知怎么残害他们心中所爱的人，他们自己也想掌握叙述这些事情的方法，毕竟，在我看来——很自然地——爱读故事的人都会走到写故事这一步。故事，让这个世界维持转动，就像热内用偷窃来促进商品流动的道理一样。”
他从一块大的卷心甜点上咬下了一口，奶油喷射出来的一瞬，我看到他在对我微笑。
鲁珀特·帕罗特读完这篇专访文章后，朝着休·平克大吼大叫。他的吼声中总有着一丝气音的质感，听得出来，吼叫者本人也在苦苦压抑这种气音。他吼的是：“以后绝不许裘德·梅森再接受任何采访!裘德·梅森让所有与这本书有关的人都颜面尽失!”休·平克和颜悦色地给出自己的想法：很可能裘德尽量配合完成了一个像样的采访，但记者可能无缘无故地讨厌裘德，或讨厌那间甜点店，或讨厌其他的什么东西。“就比如裘德的气味，”休·平克说，“不过那位女记者已经相当有修养地没在文章中提及他的气味，想必蛋白糖霜的香甜和裘德身上的酸臭混合起来，肯定不怎么好闻吧。”休还觉得这篇专访能够刺激书的销量，他说得没错。《乱言塔》首印一下子就卖出了三千本，并且仍在热销。
弗雷德丽卡在自己的办公室外面被裘德拦住。他又从他的内兜里掏出那一叠书评和报道，气急败坏地抽出《伦敦标准晚报》的那篇专访。他暴跳如雷，最令他诟病的是玛丽安娜·图古德在介绍菲莉丝·普拉特的小说《日常食品》时，说它是描述“鹅肝危机”的一本书。“这些年轻人简直目不识丁!”他嚷嚷着，“明明不会，还写什么法语!‘Crise de foi’才是‘信仰危机’!她写成‘Crise de foie’，多加一个字母，变成了‘鹅肝危机’!她以为来到了法式小馆，就要跟鹅肝挂上钩吗？什么鹅肝？简直是一头蠢猪!”
“那可能是个笑话，是她故意埋下的一个双关语吧？”
“你别跟着傻了!她才没聪明到能有这么诙谐幽默的表达，她完全是蠢猪!你快看看她引述我说‘那些令人反胃的艺术系学生懒得苦练基本功，也不愿学习伟人’的那段。她根本听不出我的反讽!”
“记者永远也听不出来反讽——实际上，大多数人都听不出来，你和我都一样。她可能心知肚明这一点，因此才故意把‘信仰危机’写成‘鹅肝危机’，这就是她的反讽。”
“反正她把我写得像个傻瓜一样。她也完全没报道我对书的内容、对角色、对主旨所发表的真实想法。却在取笑我的牙齿。”
“但你看起来像是自讨没趣，这你是知道的。”
“我讨什么了？我什么也没讨啊!”
弗雷德丽卡的眼光被另一篇刊登不久的书评吸引住了。
“那是安东尼·伯吉斯写的么？可以让我读一下么？”
伯吉斯的书评从一段对恶的阐述开始，他用戈尔丁的格言提纲挈领：“恶出于人，有如蜜产于蜂。”伯吉斯提出一个看法：英国人总是对于“恶”感到局促不安。伯吉斯写道：英国人无法越过对与错来看事情，他们总是自然而然地依照世俗喜剧的标准来进行判断，在他们心目中，道德品行跟社会等级紧密地纠缠在一起。而在天主教和加尔文教派教义占主导地位的地域，作家们就不惮于指出地狱中充满着硫黄的臭味，也勇于直面善与恶永恒的对峙。接下来，伯吉斯还引用了阿尔·阿尔瓦雷斯现代诗诗集中激励人心的序文《超越了文雅的原则》，与犹太人大屠杀、核威慑等现代史上人类的恶行相对照。
伯吉斯说：“裘德·梅森，更是远远地超越了文雅的原则。在希波的奥古斯丁和贝拉基的论战中，希波的奥古斯丁强调原罪，称人类本来完全堕落；而爱尔兰的异端分子贝拉基则否认原罪，他相信人可以经由自由意志和合理地运用德行而获得救赎。”伯吉斯问，那么，谁不会本能地倾向于赞同贝拉基的说法？另外会有谁在经过深思熟虑后，会不惧怕，会接受那位阴沉的奥古斯丁主教的论点？毕竟奥古斯丁认为人类无论如何挣扎，都将永远陷于毁灭、背叛、虐行的圈套中，因为这一切背后，有一个类机械化的系统在主宰。
伯吉斯指出，裘德·梅森则是20世纪60年代的新派艺术家，寓言编撰者。他的寓言故事在一个更像“后大革命时代”的法国这一背景设定中，重现了奥古斯丁和贝拉基的交锋，而在裘德构建的时空中，萨德侯爵冷笑着宣扬着对自由和恐惧的理论，萨德侯爵因此化为一个变节的奥古斯丁信徒；与此同时，温柔亲切又疯疯癫癫的查尔斯·傅立叶创建了一个和谐的乌托邦境界，在那个境界里，繁星互相辉耀，并合唱出悠扬婉转的歌，因为人类的**欲望和**自由以及无尽欢愉，温润了宇宙，并改变了天体的乐章，把海洋翻覆成一汪酸甜适口的柠檬汁，鲨鱼成了超级邮轮，大型虎鲨成了大型运输设备。“裘德·梅森笔下的角色，搅进了他们伟大的设计师——一个典型傅立叶主义者的乌托邦构想中，”伯吉斯分析道，“那个乌托邦构想是条粗壮的机械传送带，能把所有人运载到萨德侯爵的地下暗道和地牢中。”
伯吉斯还大胆预测裘德的这本书含有“堕落和腐化倾向”，很有可能会因**猥琐、有伤风化而面临被起诉的巨大风险。但伯吉斯又心存疑问：这本书会不会也会因为同样的理由，而被还以清白？伯吉斯说：“真正的色情作品是有动力学作用的，能把一切转化成实际行动，因色情作品是挑逗的、刺激的，让肢体产生兴奋，让精神寻找释放。因此，《乱言塔》不能被归类于色情作品，因为作者深刻关心的还是道德，是对与错，所以他笔下的内容是缺乏动力学质量的。”伯吉斯论证道：“艺术的价值总是被能让人由静至动、付诸实践的那些元素所磨灭，这些元素一出现，艺术的价值就**然无存。另外，色情作品和八股文字如果从纯粹的美学标准上判断，都是应该被唾弃的。”在伯吉斯看来，裘德·梅森是既八股又色情的，经由伯吉斯的推测，裘德将自己的立场投射在他塑造的一个角色中，那个角色便是参孙·奥里金，那个被克雷布斯人交还给考沃特的人质，最终向考沃特投诚的前敌对分子。这个人物在书中，表现出一种尼采式的人格，并宣称应该克制本能冲动和性欲望。可是这个人物在现实中对应的正是作者裘德·梅森，裘德·梅森选择构筑起这个寓言，这一切都是裘德·梅森锻造出的一台机器和为机器设计的发条装置。他又反过来以戏仿或模仿的方式戏谑这台机器及其驱动原理，讽刺施虐狂和受虐狂的华丽装扮和残虐玩具，斥责人类肤浅的色情伪装和变态狂欢。读者可以自行判别：他的搔痒真的让人春心**漾？他文字中的齿轮开动时，真的能顺便打开引起效仿的开关？最伟大的艺术作品，不制动，而制静。伯吉斯列举《尤利西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和《虹》说：“这些文学作品本身的情感已于书页间卸除殆尽，却在书页外制造出被艺术净化过的情感抒发。”裘德·梅森，尽管有着不可低估的才华和独创性，却在一种暧昧和危险的方式中进行创造。弗洛伊德和靡菲斯特[4]可能会对着裘德·梅森露出嘲弄的笑容，就像裘德·梅森自己看着他笔下的考沃特时所流露的表情一样。
1966年3月，《乱言塔》出版；4月，哈罗德·威尔逊以突飞猛进的高达97%的有效多数票赢得了大选。《乱言塔》已经卖出了六千本，并引起热议。亚历山大·韦德伯恩告诉弗雷德丽卡：斯迪尔福兹委员会的成员之一、牛津大学英语系讲师娜奥米·卢里博士私下里向亚历山大透露，皇家检控署的检察总长已经要求她阅读《乱言塔》，并提交一份报告，给出依据1959年的《**出版物法》法令对这本书提起控诉恰当与否的意见，她还被要求对专家是否会支持这本书进行观点收集。卢里博士对亚历山大说：“我不喜欢这本书，但我认为从文学价值的层面上看，这本书是值得出版的。”
新一届国会里出现了几位新的议员，其中一位是赫米娅·克罗斯教授。她是一位内科医生，也是卫理公会的司祷员，她所在的利物浦选区既包含风气开放的城郊区域，又有一些市政府所属的公共住宅区，为各种不同种族的居民分区居住。克罗斯教授在议会质询当中询问总检察长准备对这样一本居心险恶、不堪入目，却得到某些误导性赞誉的书采取怎样的措施。总检察长默文·贝茨爵士回应说，相信这本书的销售高峰期已过，而且它定价过高，无法在广大范围内流通，另外，文学评论界整体上倾向于认为这个作品具一定文学价值。但克罗斯教授反驳说，她认为这本书以**性的手段来表现虐待行为，考虑到我们目前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恐慌的时代，人心极易受到蒙骗和蛊惑，很不幸地，文学作品无疑能够影响人的心志——尤其是那些本已倾向于接受恶念的人，更容易在书的支配下，实施虐待或自甘堕落。克罗斯教授一并提及了对犯下“沼泽谋杀案”的伊恩·布雷迪、迈拉·欣德利的审判，但没有直接将《乱言塔》与两人的凶案相提并论。克罗斯教授的说法得到了托利党议员伊夫林·梅登的认同——他来自萨福克郡，是一名爵士，伊夫林表示自己也读过这本书，说它是“一团肮脏、很肮脏、太肮脏、再肮脏不过的湿粪”。除了伊夫林·梅登外，克罗斯教授还得到了下议院其他托利党后座议员的支持。国会质询过后，当周周末出版的《星期日报》和其他几份周末报纸上刊登了数篇文章，讽刺对《乱言塔》发起攻击的国会议员，其中一份报纸还刊登了一幅漫画，画中，克罗斯教授打扮得像个女头目，挥舞着皮鞭，鞭打一个跪爬的光屁股的男人，那个男人被认为是鲁珀特·帕罗特——因为从外貌特征上看，不像是裘德·梅森。斯迪尔福兹委员会的成员、自由撰稿人罗杰·梅戈格也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棍棒和石块会砸碎你自己的骨头》，他在文章中毫不留情地猛烈抨击对文章和言论的限制行为。他写道：“其实最精确的一句解释是‘文字伤不了你’。在面对煽动、引诱和多种多样的刺激时，任何人都有足够的自由和权利，去决定该做出怎样的反应；而对于那些心灵脆弱或冥顽不化的人来说，我们所能做的是尽量去教育他们，使他们得到明辨是非的能力，而不是去压制别人的自由。保持机警是必要的，却不能摆出高压专制的姿态……”报纸上铺天盖地的报道和评论刊登后，隔天，也就是星期一，克罗斯博士宣称如果皇家检控署不针对这本书采取应有的行动，那么她就要援引1959年《**出版物法》法令的第三条款，对《乱言塔》的出版人和作者提起自诉。巧合的是棘手的“沼泽谋杀案”也正在审理当中，这更让《乱言塔》蒙上一层具“危险影响”的阴影，因此，这迫使皇家检控署不得不宣布对这本书提起公诉。
弗雷德丽卡从鲁珀特·帕罗特那里听到了这个消息，她去位于接骨木花宅邸2号的出版社时，带了一大叠报纸，还有一个篮子，以便带走更多书。帕罗特坐在书桌后面，说：“你看看，还不都是因为你给我带来的这块烫手山芋!”他边说边把皇家检控署的公函递给她看。“他们还扣押了所有的库存书，”他圆润的双颊越发泛出粉红色，他的眼睛也亮锃锃的，“我们得打这场仗!”他说，“我们得战斗，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不管经历什么痛苦。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是一个信念自由的问题，是一个言论自由的问题。如果他们那样的人在这场战争中获胜，那么我们将退回到一个焚书的黑暗社会中，在那个社会里，焚书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就是焚人了!”
他满头鬈发，全是密实的小卷，穿了一件芥末黄的背心，搭配上一条格子呢领带——怎么看也不像一个为捍卫言论自由而牺牲的烈士。弗雷德丽卡问：“我们该怎么做？”
“面对地方法官以前，我们先要慎选出陪审员；我们要组成一个由专家组成的证人团队，让控方由始至终都无法攻击文学作品，彻底驳倒怀特豪斯太太、克罗斯博士和支持审查制度的那一伙人。建立一个防御基金会，把其他出版社、出版商、出版人联合、团结起来。还有，就是调查取证。”
“裘德对此有什么看法？”
“坦白说，我情愿裘德不要参与这起讼案。他是我们中最弱的一环，他的出现，会给陪审员们留下可怕的印象。除了他的外表，他总改不了能制造反效果的轻浮举止。我得指望你，弗雷德丽卡，我得靠你把他管理好，让他不至于又惹是生非，让他头脑清晰地看待事情。我们要开一个有效果的准备会议。我想到的辩护律师是奥古斯丁·韦戈尔。我们得跟诉状律师好好谈一谈。我们得寻求每一个有希望的突破口，我们要杜绝任何失败的可能性，我们承担不起失败!”
他直视着弗雷德丽卡，不由自主绷紧了嘴唇：“我们需要寻求能得到的所有帮助。”
“我会尽我所能。”弗雷德丽卡说。她也不知道自己能帮上什么忙，能扮演什么角色。
“只要你鼓足全部勇气，我们绝不会失败!”鲁珀特·帕罗特问弗雷德丽卡，“还记得这句话是谁说的吗？”
“是麦克白夫人吧？如果我没说错的话。”
“啊!”鲁珀特·帕罗特想起了什么似的。他大笑起来，笑得很温暖，又有一丝悔意。“不是特别好的一个引用，我以后得留心点，以后可不能犯这样的错，尤其是面对庭上的诘问，我可不能说错话。”
“不过，麦克白夫人严格意义上没有失败。”
“从长远来看，她却是失败了的。她手中留下污点，也死于梦魇。我不一样，我打算赢得这场官司，在自己的睡**安然离世。”
1966年的上半年，弗雷德丽卡也得面对自己的问题。关于她的离婚诉请，她好像永远也等不到听证会的到来，她被受聘于奈杰尔的律师所发来的一连串信件压得透不过气，那些信件的内容都是在说利奥的教育。最近一封是这样写的：“如果利奥能如预期一样到斯韦恩伯恩学校或其他公立小学就读，根据目前大致上的学年计划，他已经开始学习拉丁语和法语了，这些外语都是为了能使他通过公学入学会考而进入公立中学所必学的。我的当事人奈杰尔·瑞佛先生已经获知，在您为令郎所选择的威廉·布莱克小学中，没有此类准备课程的提供。我的当事人希望您知道，只要能让令郎入读一个双方都可认同的赫里福德郡当地小学，我的当事人将欣然支付全部学费，他希望您能够尽快针对他的提议给出一个令他满意的答复，以便迅速做出后续安排。”弗雷德丽卡将信中的几个字剪下来，组成了一句，贴到了自己满是“贴合”的摘录簿上——“法语准备拉丁语小学全部疑惑机会语言”，然后兴致昂扬地写了一封回信，当然，得先由自己的律师阿诺德·贝格比改写成一封有法律“口吻”的正式信函，再递交给奈杰尔的律师。
“烦请您转告您的当事人，基于我的了解，您的当事人，也就是我儿子的父亲，他自己从未在任何考试中及格，不会说任何外语，也没有阅读习惯，而我本人则在中学高级水平考试中，四门外语皆得到优异成绩，并且从剑桥获得了英文系一等荣誉学位，另外，我目前和一位教育部负责人合住。基于以上种种理由，我认为针对我儿子的教育问题，我从根本上是相当关注的，并握有话语权。也请转告您的当事人，我的父亲退休前，是一位备受尊重和爱戴的杰出校长，我认为没有人比他更关心教育和文明议题，相较之下，我认为您的当事人、我的丈夫，在教育和文明议题上，都充分显示出他的欠缺。谢谢。”
在哈梅林广场的家中，她带着愤慨，向艾伦·梅尔维尔和托尼·沃森讲述她丈夫的“教育理念”。艾伦和托尼都是她在剑桥时的同学，前者是个真的变色龙，后者是个假的变色龙。艾伦，这位真变色龙，他高雅的举止完全掩盖了他为走出格拉斯哥工人阶级家庭所经历的惨烈和艰难挣扎，更不用说这一路上所必须面对的重重竞争，他对教育对人类的提升作用显然别有感触。艾伦好奇弗雷德丽卡为什么会反对利奥进入公立学校，艾伦说：“搞不好利奥会在乡下的公立学校过得很开心，毕竟学校里有特定的教育标准和有教养的男同学们。”托尼，这位假变色龙，其实也善于“仿冒”，他是一个社会主义学者的儿子，出生于富庶之家，读过预科学校，也读过公立学校，但却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小伙子，喜欢穿羊毛衬衫和工人穿的山蓝色的防雨厚夹克，可是他实际上是饱学的。托尼就非常赞成利奥待在现在的小学。“如果他在学校操场上被欺负了，你一眼就能看到；如果他不认真学习，你也一下就能发现。艾伦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三十个男孩子共用一个更衣室，晚上又一齐在**想妈妈想得呼天抢地，那根本就是个鳄鱼池，孩子们难免彼此间拳脚相向、恶形恶状，那样的学校俨然是一个弱肉强食、胜者为王的世界。而且你也不知道晚上究竟是怎样的变态把你的孩子哄上床，我就知道。”
“但你就这样撑过来了，不是吗？”艾伦说。
“你也是啊，从所有的荒地争霸和操场殴斗中，你幸存下来了。”
“也有的人无法幸存。”
“没错。”托尼正在追踪报道“沼泽谋杀案”在切斯特的审判，目前住在切斯特一间小旅馆中。于是，关于利奥就学选择的讨论有了一个新的探讨方向，那就是儿童的安全问题——儿童怎样免受成人侵害，因为莱斯莉·安·唐尼和约翰·基尔布赖德的悲惨命运震惊了全英国。他们原本普通、祥和、孩子气，而今已经不复鲜活的脸庞，每天都出现在柔软的灰色的新闻出版物上。托尼在法庭上听过杀人凶手录制的莱斯莉·安·唐尼生前求饶的录音带。莱斯莉央求着被释放，说想回家找妈妈，说害怕，但换来的却是凶手叫她住嘴和乖乖别动的威吓。而在行凶现场的录音结束后，原来的录音带上没被抹去的圣歌童声合唱紧接着播放起来。托尼义愤难平：“这种‘逆转’，真是凶手这场‘傻瓜秀’中最疯狂的笑话!”艾伦说：“别再说了，我一点也不想知道更多的细节。”“我也不想!”托尼说，“我不想回到切斯特的法庭上。我不想继续当记者。我不想知道任何事情了。”弗雷德丽卡心扑扑地跳，胸中开始作呕，她不能把利奥和儿童成为牺牲者的谋杀案联想在一起，她苦恼地说不出话来。失去利奥的担忧、惧怕和恐慌席卷了她，她无法自抑地哭了出来。艾伦和托尼两人关怀地将手搭在她两个肩上，窗外的街上，传来车的引擎声，托尼拉下了百叶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