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们毕竟不是神，此刻的我们是追求幸福的神志清楚的生物。我们没有神的概念，因为我们没有神对我们进行审判。我们也不需要因讨好神而无谓折磨自己，以此来减轻神加诸我们身上的苦痛。我们不过是人类而已，但在这些日子里，我们突然发现了深植于我们内心深处已久的一种欲望——去伤害别人也被别人伤害的欲望，这是一种古老的牺牲与献祭的本能欲望。我最近思考了很多——具体说来，是过去的几个星期。我思考的不是别的，正是伤害作为一种欲望的存在。我仿佛看到：在农人的宅院里，栖着一只受伤的失血的鸟，那血可能来自一只折断的翅膀，或者一只残废的爪子，就是因为鸟儿那几滴血，宅院中肥硕的健壮的母鸡、骁勇好斗的小公鸡和正嗷嗷待哺的小鸡雏的血性被激了起来，它们一哄而上，对那只倒卧的鸟儿开始了发狂的撕扯和啄食。只要眼前有伤残的小鸟或小动物，它们肯定会将之啄斗至死，它们会将小鸟胸脯上的羽毛全部拔除，让小鸟的那只剩光秃秃毛囊的紫色身体展露无遗，接下来，它们要见血，然后，就是见骨。这再寻常不过了，在这些缺乏思维能力的禽类动物身上，它们去伤害他者的冲动是很自然的。
“我并不相信这天地间有一个可以让我为之牺牲自我，以求我儿平安回返的神明。我也同样不相信复仇是问题的解决方法——这是腐朽世界那一套，我们唾弃也放弃了那个世界。不管我的温柔的儿子的眼睛或牙齿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都不会要求另一个母亲以儿子的眼睛或牙齿来补偿我。我们只能惩罚自己，那只被剥光了的、备受愚弄的鸟儿，如果有任何一点神志，也肯定会加速自己的死亡，让自己早点解脱。尽可说我多愁善感、故作忧伤，但如果我心存一丝那种念头——就是若能以我的死来息止你们之中某些人心头的残虐情绪，我真的不觉得这令我为难，我愿意付诸一试。”她边说这席话，边往城垛的高阶上攀登，风势越来越强，把她的发丝和襟裳撩得更加凌乱，她颤颤欲坠。“我宁愿相信，我的身体可以将嗜血和祸心两相发酵所产生的邪恶能量全部吸收，并浓缩于我体内，而这股邪恶能量也会随着我生命的终结一同消失。因为我自愿赴死，没有任何人需要为我的自尽来负责或负罪，是我自己要杀死自己，其实我是为了唤醒一种原始的纯善而死，这很值得。我期盼我们所有的苦厄都随着我的死远离，而野花般繁盛的旧日纯真和甘甜怡人的美酒佳肴，今后会驻留在此。”
她又登上了城垛更高一层的台阶，矗立在那里，俯视众人。突然之间，一个凄厉又令人窒息的怪声从女士们的裙裾间响起，是弱小的费利西塔丝奋力从女士们的把持中挣脱，她奔跑着穿越过庭院，踉踉跄跄地攀爬到城垛的台阶上，一把揪住了她母亲的裙子，已经说不出完整语句的她只能发出一些听着令人痛心的嗓音。梅维丝女士俯下身来，抱起了自己的小女儿，脸上唰地流下两行眼泪，她将女儿紧紧抱在怀中，亲吻着女儿。
“这孩子救回了她的母亲!”洛绮丝女士激动地叫着。
可是，梅维丝女士转过身去，继续登着台阶，她停了一会儿，像在感受站在城墙边缘上的高阔和自由，她柔情地对怀里的女儿呢喃着，一脚跨出去，踏入空中，口中呢喃不断，念念有词。
所有人都拥向城垛，考沃特却没有——他往塔下跑。他的想法是：他要用他强有力的臂膀接住他的老战友。
乔乔对阿道弗斯说：“她终于决定把自己变成一片肉馅饼了。她真是挺轻的。”
她的确很轻，白塔的高度使得她显得更加轻盈，她悬**在空中，裙摆飘扬。风掀起了她全部的衣裙，轻托着她，抚弄着她，她像一颗长着羽翅的西克莫槭树种子，又像是一面风筝，在风中打转、回旋。人们再也听不到她是否还在对怀里的女儿轻唱，但人们听到的是孩子在尖叫，孩子发出的是一种粗糙、刺耳的叫声，孩子应是知道自己正缓缓下降，直到触底而亡。
考沃特又一次被自己的巨塔击败，长廊似乎无边无尽，千方百计地阻挡着他。他横冲直撞，奔跑着跌倒，他爬起来发现自己像在绕圈圈，他以为自己是在往塔下冲，其实却回到最高点。他终于找到一扇门，使尽力气把那扇门上生锈的铰链和铁索撞断，他继续奔跑着，又撞开另一扇门，差一点从塔上摔下去。
梅维丝女士像一只大鸟，如鸟降落一般下坠着，孩子沙哑的叫声和她自己清扬的歌声穿透了她在风中鼓噪着的衣裙，只是不知道人们是否还能听到。她看到了树的尖端，她想自己可能会一瞬间弹飞起来，避开树，又或那些树能擎住她，终止她的下坠，她在空中尽量动用身体，做了几个不怎么优美的动作，扭动、翻转，只为确保她能够以头触地。扑扑扬扬的衣衫挡住了她的脸，她实在看不清楚方位，她只能用她蕾丝花边**里的优雅的双腿，像剪刀一样自在裁剪着风……她的头撞到一块尖利的石头上，像一只被画眉鸟衔着用力甩出壳儿的蜗牛，在她摔得脑浆迸裂之际，从一扇连着的栏杆桥侧门冲出来，疾驰过护城河的考沃特，从梅维丝女士颤抖着的怀抱中，一把将费利西塔丝拖出来，费利西塔丝完好无伤，考沃特心疼地抹去费利西塔丝小脸上的血和脑浆，那是母亲的血和脑浆。
“如果她以为她可以震慑住那些误入歧途并伤害她儿子的人，”图尔德斯·坎托说，“她真是大错特错了。”
“她只不过会给他们带来一种嗜血之欢，”格里姆上校说，“她的确带来了一个奇景，但跟我们在旧世界旧秩序里看到的没什么不同。”
参孙·奥里金说：“她还是甩不掉陈旧时代里的错觉，她以为自我惩罚就能使作恶之人感到羞愧。太多女人自残自戕，以为自己感受到的痛也能够伤害那些加害者，殊不知那些加害者只会以此取乐。”
“你对她那番自我牺牲的豪言壮语有什么观感？”图尔德斯·坎托问格里姆上校，“她对献祭的那些说辞，对我来说不啻失魂落魄的胡言乱语。”
“所有会想到自我牺牲的人都是失魂落魄、胡言乱语的，”格里姆上校说，“但溅一点血，总是对增强法官和士兵、国王和神父的士气与能量大有裨益，因为这些人都喜欢歃血为盟。”
参孙·奥里金说：“该发生的始终会发生，这是一个自我推进、永续不灭的机制。我们的血液像机油一样润滑着齿轮，不管我们要不要奉献出我们的血液，我们的意图都是完全派不上用场的。从另一方面说，这位女士献身也好，消失也罢，不管怎样，都会暂时刈除我们这个小世界中对互相迫害的刺激和驱动。我们沸腾着的血液可以先冷静一阵子，不过也说不定——不知道这是否会激化一些人对弱势族群的恨意。总而言之，血液能找到属于它自己的水平线，就像水一样。”
弗雷德丽卡想到了前厅，她自己也很疑惑，为什么会想到前厅呢？她明明不在任何前厅，她接下来没有要经由前厅进入哪里，她不过是在阿诺德·贝格比的办公室里，坐在阿诺德·贝格比对面，他们都坐在以铬合金为框架的高背皮椅上。贝格比是贝格比、默尔&施洛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之一。贝格比的办公室在一座乔治王风格双层建筑的一楼，建筑物位于桑德兰广场，而桑德兰广场就在布卢姆茨伯里。贝格比的办公室基本上被他的橡木大桌子给占满了，阳光从罩着细铁丝网的窗上斑斑驳驳地洒进来。从办公室往外一眼看去，是这栋建筑物上锁着的花园的铁围栏的尖头。再侧耳听听，隔着花园，远处传来孩童追逐和叫嚷的声音。
弗雷德丽卡穿得像个圣诞童话剧中的玛丽安[3]一样，她穿着一件短款的绿色绒面革洋装，内搭长筒网袜，还穿了一双皱巴巴的高筒麂皮靴。阿诺德·贝格比穿着深色西装，领带上均匀分布着血红色的波点。他有一头会弹跳的黑发，看得出来他已尽量把浓密的秀发梳得服服帖帖。他的眼球跟头发一样，也是黑色的，皮肤有些肉感，他脸上骨位分明——鼻骨、颏骨、颧骨都高耸突出，轮廓相当鲜明，他的嗓音是那种和缓的苏格兰口音。他会在记录和低头看什么东西的时候喃喃自语。
“你对离婚这件事心意已定。”
阳光透过窗上的铁丝网，在他的记事簿上留下了格子。
“如果不是这样，我也不会到这里来。”
“所以你头脑相当清晰。”
“我并非要显得无礼。”
“你没有显得无礼。很多人到我这里来，说是要谈论离婚的事情，但他们根本不想离婚。请跟我讲讲你的情况吧，瑞佛太太，还有你丈夫的情况。”
关于自己的婚姻，弗雷德丽卡做出了一份尽可能准确、不带感情的描述，她来之前已经想好什么要说，什么不要说了。她说自己婚后常常独处，丈夫也反对她去从事任何工作。她说她长期没有任何亲友访客，她久别的几个朋友到访后，丈夫对她产生了不可理喻的气愤态度，她强调她丈夫突然间有了暴力倾向。她说他攻击了她，导致她受伤。因此她尝试逃跑，她说她丈夫朝她丢了一把斧子，斧子砍伤了她。她边说边为自己感到自豪，毕竟她能以平稳、安静、详尽的口吻，讲述着关于自己的事情。阿诺德·贝格比速记着。弗雷德丽卡停顿时，阿诺德·贝格比问：“还有呢？”
“我们的相处不和谐。”弗雷德丽卡说，同时意识到这是一个愚蠢的词语，这是一个不具备描述作用的词语，“这全都是我的过错，我原来就不应该和他结婚。我早该知道我不应该那么做。”她每天都在懊悔这一点。贝格比先生用手中的笔敲着他坚硬的牙齿。他以他熟练的温和口吻，告诉弗雷德丽卡，“不和谐”和“过错”，任何一样都无法构成离婚的理由。构成离婚理由的是遗弃、虐待、通奸、精神错乱，以及一些晦涩难解也不可接受的特定行为，贝格比先生相信他还不需要详细解释到底是哪些特定行为。但是他认为弗雷德丽卡目前处在以被虐待为由诉请离婚的立场。疏于照顾、拒绝聆听在一些情况下，也可等同于虐待。当然，肢体上的暴力行径绝对是虐待，法庭也会把夫妻双方的性格和境遇列入考量，来定夺其中一方的单一暴力举动所造成的影响是否可视为虐待。他猜想，弗雷德丽卡应该很少被殴打，也没被东西砸到过。“没有对吗？那很好。那么你被斧头砍伤后，有没有去看医生？”
“当然去了。”弗雷德丽卡说，“不过我当时告诉医生我被绊倒了，倒在带刺的铁丝网上。”
“可惜你竟然是那么说的，医生相信你了吗？”
“我不知道，至少医生帮我缝合了。我在伦敦又看了医生，伦敦的医生帮我清洗、包扎了伤口，我对那位医生是据实以告的。”
“但是，有点遗憾，你在伦敦看医生的经历发生得太晚了，可能没有什么效用。尽管他可能会证实你的伤应该不是带刺的铁丝网造成的，但法庭上一般不会对原告提不出确凿证据支持的证言表示认可。还有没有别人也看过你的伤口？”
“有另外几个人，但那几个人都不是能帮我做证的人……”
阿诺德·贝格比答应先把这件事放一边，他问弗雷德丽卡如果她诉请离婚的话，会否认为她丈夫会提出异议。弗雷德丽卡说相信自己的丈夫一定会反对离婚，她说他们俩最后一次见面时，她丈夫试图逼迫她回到家中，也逼迫她交出儿子。她说她丈夫不喜欢受挫或被忤逆。她也补充道，如果她让他们两人的儿子回到家中，她将永远再见不到儿子了。律师先生对弗雷德丽卡说：“但庭上也会考虑到父亲的探视权。”弗雷德丽卡说：“我也认为我儿子应该保持与父亲的见面，我也想满足双方这一点，但我从骨子里知道，如果我儿子现在返回与我先生同住，我此后将再也见不上儿子一面。”阿诺德·贝格比说：“你得出这种结论，必须靠证据支持。你在法庭面前，也必须有证据支持你的任何指称，包括你骨子里感觉的证据。”弗雷德丽卡忽然觉得在这场离婚对质的沙盘推演中，就算单单从语言选择上看，自己的“骨子”真的是横生枝节也于事无补。她却对“骨子”有了画面：在她绿色的绒面革衣装之下，在她看似平静的肉身之内，是她血痕斑斑、微微颤抖的“骨子”。然而，她的骨子并不成为证据。
阿诺德·贝格比提起了通奸的议题，尽管“瑞佛太太”本人并未提及她是否怀疑自己的丈夫有通奸行为。不过她说过她丈夫频繁离家，而且有时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阿诺德·贝格比问：“你是否想过，你丈夫可能在离家的时间段里，和别的女性来往？”
弗雷德丽卡说不知道，也没往这方面想过。她说她相信她丈夫是爱她的，还捎带羞涩地补充道，如果是**的话，他们两人是“幸福”的、是“和谐”的——又是个愚蠢的词，她竟然又说了一遍。她说她丈夫是一个喜欢女人的男人。她说到这里，犹豫了起来。阿诺德·贝格比留意到她的犹豫。他试图引导她的思路：“你是不是想起了一些事情？”
“也说不上是很重要的事情，”弗雷德丽卡说，“但我曾经……我曾经感染过性病。”她这次为自己精确、令人不舒服的用词感到自豪。因为她是弗雷德丽卡，她能逼迫自己说出这个词、说出这件事，她脑中浮现出一些不必要也不相关的联想，比如莎士比亚笔下情欲**漾的维纳斯[4]，用躯体紧逼着阿多尼斯；弗雷德丽卡还想起斯宾塞[5]笔下的维纳斯是一个含蓄的维纳斯，是一个中世纪的维纳斯，是一个被鸽子环绕，被展着翅膀、手持火热弓箭的儿子所陪伴着的高贵女性……弗雷德丽卡在椅子上稍微动了动。她说：“除了我丈夫，我不可能有其他被传染性病的途径。”
“所以，你没有和其他人发生过关系。”
“那就是我所说的意思。”
“一个有传染力的性疾病就是通奸的证据，你有病历之类的证明？”
“是的，有。”
他们的交谈继续着。弗雷德丽卡疏通着自己的记忆，试图讲出更多信息。阿诺德·贝格比承诺会写信给奈杰尔·瑞佛并通知他：他的妻子以受虐为由，向他提出离婚。阿诺德·贝格比说，他会静观奈杰尔·瑞佛会如何回应。在此期间，弗雷德丽卡需要赶快回家，写出一份关于婚姻情况的详细报告，列出被视为有可能构成虐待行为的一切，巨细靡遗，并要尽力写下来能提呈作为通奸证据的所有细节。阿诺德·贝格比也问“瑞佛太太”是否介意夫妻双方在有律师陪同的前提下进行一次“友好”的会面——以谈论离婚、赡养费、监护权、探视和管养方法等相关细节。
“我不想让他知道我住在哪里。”
“这一点有些麻烦，那么你现在住在哪里？”
弗雷德丽卡把自己现在跟托马斯·普尔住在一起的情况告诉了阿诺德·贝格比。“所以你现在与他合住的这位托马斯·普尔先生，是否有结婚的打算？如果你的离婚能够完成的话。”
弗雷德丽卡给出否定的回答。“不……”她说，“我和托马斯·普尔的合住，完全是基于妥善安排才做出的一个决定……我们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关系……我们只是一起分担对孩子的照管……并不是……”
弗雷德丽卡不确定阿诺德·贝格比是否相信她。阿诺德·贝格比说：“如果你诉请离婚，你将需要提出一份声明，请求法庭对你的通奸行为做出慎重判断——我这么说，当然是在你也有通奸行为的假定下。作为你的律师，我有责任将这件事向你阐明。”
“但是我没有通奸，”弗雷德丽卡说，她的语气非常受伤，“一方面，如我所说，我目前正染病……”她因为疑惑，而停顿了辩解。
“如果你没有染病，你会被**？”
“我没那么说，我也不认为……”
“你也不认为那与我有关。但那的确与我有关，瑞佛太太，作为你的诉状代理人，这一切是与我有关的。我不建议你和一个与你毫无亲缘关系的男人继续生活在一起——即使你说同一个屋檐下还有一个可以帮工的保姆和好几个孩子——如果你的丈夫对你的离婚诉求提出反对，这都可能会成为不利于你的事证。”
“可是如果没人帮我照顾孩子的话，我无法工作养家。”
“你可以要求你丈夫提供你和你儿子的生活费。”
“我不会那么做的，我想自食其力。”
“关于你不能和托马斯·普尔继续合住这一点，我不想再加强调。如果你想说服法庭让你获得你儿子的监护权，你现在必须另做打算。”
“可是我和托马斯·普尔的协作安排……”
“坦白说，这不是什么好的协作安排。我建议你搬出去。除非你最终的选择是嫁给普尔先生。你认为他是否想娶你？”
弗雷德丽卡此时处于千头万绪的焦虑中，她没回答。
“思考一下我的问题，瑞佛太太，”阿诺德·贝格比说，他终于露出了微笑，“我们一定能想出一个好办法，你不必如此沮丧。”
“我一下子感到自己泥足深陷。”
“我们会找到帮助你重获自由的方法，不要担心。”
这是弗雷德丽卡第一次做法务相关的陈述，是她向一个带有偏袒倾向却有决断能力的听者，正式讲述的故事。弗雷德丽卡筛选了叙事元素，阿诺德·贝格比分类、评估、重组并扩充了她的讲述。这对弗雷德丽卡来说只是一个开始，以后还会有更多、更多、更多这样的对谈发生。
从阿诺德·贝格比的办公室走出来，广场上的弗雷德丽卡得以沐浴在冬日的阳光之下，她停下来，通过铁栅栏观察对面两个金发孩子的举动。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女孩年纪稍微大些，男孩儿从年龄到个头都有点小，两个人骑着三轮车绕着草坪在沙石铺成的小径上转圈圈。更近些的，是两个妇女背对着弗雷德丽卡坐在长椅上，弗雷德丽卡可以清楚地听到两个妇女的聊天内容。
“要我说，男人真的都是一样的。他总是说：‘你能不能别唠唠叨叨的？’我当然可以停止唠叨——如果他能认真听我说完，并且记住我说的话。但是他觉得我低于他，他觉得我所说的任何事情都是琐碎的，有时候甚至有贬低的意味，于是他听都不听，就继续去思考那些他自以为重要的事情了。我告诉他：‘我也不想满脑子都塞满你不屑一顾、不置可否的问题，如果我不需要帮你记得每一件烦琐无聊的事情，我也可以做一些很深层次的思考。’他完全不在乎我的脑袋是否被塞满了，他自己的脑袋反正是一片白茫茫的冰原，像永远处于无边无际的放空状态，那对他来说是个很私人的个人境界。”
“我觉得他们感受得到威胁吧，”另一个女人说，“他对待我就像对待一只喋喋不休的老母鸡，或者把我当成他老妈，一天到晚阻止他做他想做的事情，警告他做的那些成人世界里的事情都是顽劣下作的，或者不断打他的手指头。我一点也不想当他老妈子，我不想当任何人的老妈子，也不想扇任何人的巴掌，或阻止任何人外出。但你没有多余的选择，如果你家里有人要吃饭要保持整洁的话，你就得当所有人的老妈子。他总是用一种放纵的态度狠狠嘲笑我，以为他自己是个跟他儿子一样大的小男孩儿，如果我一开始要跟他说点家计或家务上的事情，他就要冲出家门去酒吧喝酒了。但是就算离开他的视线，我私下里要是做了点让他看不上眼的什么事情，他就会对我吹胡子瞪眼。”
“没错，他没完没了地问‘有没有这个’或者‘那个放在什么地方’。他可能随时就回来了，回来就问‘有没有可以吃的东西’，或者站在那儿，动也不动，找也不找，朝我问：‘有没有面包？’要不就是：‘牛油放在什么地方？火柴放在什么地方？’那些东西明明就在他眼皮底下。但我必须跑上跑下，帮他拿东西、递东西，他需要我做这些事情。”
“以后别做了。”
“不能不做，自己做反倒省事一点。到头来，落得清闲，不然，他不知道能弄出多少麻烦。”
“你有没有想过：要是我们都不帮他们做事会怎么样？要是你不帮他做事会怎么样？”
“他搞不好会打我吧，搞不好会离家出走。”
“你真这么想吗？”
“没错。”
两个女人身后爆出一阵大笑——弗雷德丽卡在她们俩身后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我也这么觉得!”
那两个女人一唱一和，她们就是哪个合唱团里的人。弗雷德丽卡看到她们俩都戴着巨大的编织帽，一顶黑帽子，一顶白帽子；一样穿人造毛的大衣，一件橘色大衣，一件荧光粉色大衣；她们的口音是英国国家广播公司的口音，语音标准又饱含幽默感。她们口中的丈夫是一个没有特征、不辨面目的“他”，而从她们对“他”的上下文叙述中，弗雷德丽卡发现两个女人使用的是密不可分或者说合二为一的语气。这就是女性的叙事方法，尤其是看管着孩子们的女人们，几乎都使用同样的叙事方法和陈述结构。也许是因为命运使然，又或是个性特立，弗雷德丽卡从来就不是任何女性讨论小组的成员之一。在小学和中学念书时，她就不怎么得人心；进了剑桥，她的朋友们又都是些男人；嫁给奈杰尔后，她跟奥利芙、罗萨琳德和皮皮更是搭不上话——但她天生的本领是，她能从一组女性谈话中迅速刻画出一个原始的、不具形貌的，却存在普遍性的对话机制和叙述方式，并且喜欢思考：她听到的这番谈话发生过后，那些说话的女人回到各自的人生中，她们自己和她们的男人们的关系会如何被那番谈话影响？女人们要是有志一同地对诸如“西里尔”“弗雷德”“路易斯”“塞巴斯蒂安”们挖苦和批评，会不会让这些男人下次出现在公共场合里时，全都变成毫无特色的“他”“他”“他”“他”？女人们对男人们讽刺过后，会不会因同仇敌忾而结成了处处与男人们唱反调的反对联盟？或者在她们眼里，男人们形象全失，统统沦为笑柄。同时，弗雷德丽卡也已经意识到：刚才与阿诺德·贝格比所做的一席法务咨商，以一种微弱却偏激的方式，确凿地建构或改变了几个人的身份：奈杰尔成了丈夫，她自己成了上诉方，托马斯·普尔成了他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的一个人。
她心想：这倒是挺让人兴奋的，她的兴奋点是她发现人类行为可以从动态、变化的观点来审视。
她亦因为自己所经受的“自然人”的经历而感到惊骇。她一直以为她的人生就是她自己，而她可以操控和支配自己人生的一切。即便是那一夜奈杰尔丢下的那把斧头砍伤了她，她一腔怒不可遏的滔天火气，是因为她眼睁睁地让自己受伤了。当然她受伤前，她满怀着从桎梏中逃逸，重新获得自由新生的热望。
但人生的叙事结构像是一张渔网，一个陷阱，它定义着也改变着每一个人，包括她在内。
她在返回托马斯·普尔的公寓的路上继续深思着。到了托马斯·普尔的家，弗雷德丽卡又想起了“前厅”——那个让人稍做停留或等待，接着才能经由这一个场域去往下一个场域的地方。她想道：“不过人生中的确有很多时刻，在我极其有个人身份认知的一些时刻，我仍然必须等待。旅行开始前要等待，分娩前第一次阵痛和最后一次疼痛难忍的阵痛间要等待，考试要等待，登台演讲或演出也要等待；也有一些时刻让我感到人生的完整，比如我很清楚有些事情即将发生，却尚未发生的那种时刻。我的人生就是由这些时刻完整连缀起来的，每个时刻的记忆都如此清晰——尽管这种感受并不重要，尽管这种感受没有依凭。不过，在毫无这种预感的时候，你去站在门口试试，问自己接下来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你绝对是茫然无知的。”
她不记得她嫁给奈杰尔之前的人生是怎么一回事，她也想不起来自己为什么要走入与奈杰尔的婚姻。
她对于离婚极度恐慌，因为离婚了，她才会得到一条生路；可是她对婚姻的畏惧却是远远不够的，尽管婚姻困住了她。
她的结论是：“彼时的我，脑中空无一物。”她此刻狠狠地捏造着自己以前的形象：“我就是个蠢货!我给奈杰尔的是从未存在于我身上和体内的东西，只因为我脑中空空如也!一个妻子？我怎么可能会是一个妻子？就像幻影中的海伦去了特洛伊，而真正的海伦却留在埃及无所事事。”
弗雷德丽卡有一连串自我诘问：
“我为什么要结婚呢？
“是因为我觉得那是我不得不做的一件事。
“为什么？
“反正人们都要结婚。
“但为什么？”
弗雷德丽卡脑海中出现了丹尼尔的伟岸形象，丹尼尔继而娶了她的姐姐斯蒂芬妮。弗雷德丽卡看到斯蒂芬妮的头侧躺在咖啡桌上，又哭又笑地说自己很幸福。
弗雷德丽卡继续自问自答：
“我嫁给奈杰尔是因为斯蒂芬妮嫁给了丹尼尔，结果她死了。
“一派胡言!
“如果不是这样，那到底是为什么？”
图尔德斯·坎托、格里姆上校、参孙·奥里金，这三个已成朋友的人站在舌之剧场外，而舌之剧场内部则挤得水泄不通。乱言塔的居民们正围聚着，要听年轻男子纳西斯的告解。纳西斯站在废弃的祭坛之前，向众人讲述他被一个毛发很多的育婴女佣引诱的过程，接着他又讲到自己对一个笛子老师的沉迷。我之前就曾描述过纳西斯动人的相貌，他的皮肤白得像雪花石膏，却染着玫瑰色的红润，他的头发是黑色与乌檀色相间的。
“我们童年时遇到的那些专制统治者，”纳西斯说，“他们胡乱导引着我们年幼无知的兴趣，而那时的我们既没有力量也没有知识去抗拒他们。他们只是一味地教我们隔靴搔痒、保守秘密和自我控制，而当我们识破了他们一贯的伎俩后，也掌握了控制他们欲望的能力，搞清了他们的弱点后，他们却成为我们的受害者。他们教会我们的是什么？是羞辱、是变节，他们明明应该带我们珍惜纯真并享受自由。我必须坦白，我曾把我的一个朋友海亚辛斯报告给了保安队，因为他对我的爱意让我疲乏生厌；我也曾经讲过我是如何把阿马丽利丝逼入绝境，我只不过是对她冷言冷语、不管不顾。我经过了许多的自我反思，思考到底是怎样的舔舐，让我变成了现在这样一个生物？噢，其实我的说法再形象不过了——就是那个大块头育婴女佣的多毛阴唇和浑圆**，让我舔来舔去舔成了现在的我，她令人憎恨的、窒息式的、热滚滚的拥抱，频繁地骚扰着我，在她那嘲讽般的示爱中，我终于在她的怀抱中被粉碎了。她让我不断对我所厌恶的一切留恋不已，她造就了我，我成了这副样子。”
“他就这样反反复复、颠来倒去地讲着这么几件事，”图尔德斯·坎托说，“他把身为男人却出卖了好友海亚辛斯的愧疚，当作第一件事，接下来再召集另一个告解大会，说他找到自己背叛好友的原因，是他发现一个学童告发了同窗的隐秘行为，学童因此避免了一记鞭打的降临，归根结底是小孩子都被教坏了。他现在说那些学童的欺骗和自保，就是无用的学校教育导致的结果。他会继续揭发整个巢穴中的背叛行为，相信我，人们一定会愿意听，会继续听的。”
“他完全没有提他告发海亚辛斯所获得的银币有几枚，”格里姆上校说，“说白了，就是肉体产生出欲望，欲望畸变为变态。除了他对扭动、**、舔舐和缠绕等细节的讲述，他倒也可以讲一讲他对银币的饥渴。冰冷的几枚银圆可以换来美食和人的性命，那跟对其他欲望的追求别无二致。”
参孙·奥里金说：“欲望终究会使人沉沦，我们伟大的设计师要求我们讲述并审视我们的欲望，将任何暗黑的思绪和抖动的兴味全都记录下来，然后在光天化日之下澄清这些想法，使欲望变得干净、健康、纯真和明智。但我却要说原本就扭曲的，终究无法捋直；还有，我们千头万绪的思维，怎么可能被尽数？”
“你似乎是一个没有什么欲望也不受欲望指使的人，”图尔德斯·坎托对参孙·奥里金说，“对许多人来说困难的事情，对你来说却易如反掌。”
“我有非常深切的欲望，”参孙·奥里金说，“我的欲望是每到欲望来袭时，能够压制欲望，能够战胜欲望。肥胖的西勒努斯[6]每个毛孔里都能冒出重重油脂和浓浓酒气，他被虏获后，对虏获他的国王说：人世间最美好的境遇是从未被生出来，而第二美好的境遇是即将死去，只有这样的宁谧才是真正的宁谧——这一点是我们乱言塔里的年轻朋友所无以体会的，不管他要怎样在记忆宝库中翻箱倒柜，不管他要怎样在想象空间中纵情畅叙，不管他要怎样将重担卸除在别人心中，不管他要怎样将伤痛摊平在天地之间……真正的智慧是岿然不动，是恭默静守，是不予不取，是无动为大。”
“但你自从加入我们后，却没有保持你的静默。”图尔德斯·坎托说，“我们共饮共食，我们都从你的言谈中获益；有了你的相伴，也是我们的一件乐事。”
“我也同意，我们之间的闲谈和这个地方的乐观气氛在我身上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参孙·奥里金对图尔德斯·坎托和格里姆上校说，“你们这两位含蓄不露的智者，已经让我原本抱持的不参与、不融合、不结交的心态逐渐崩解。但是我想这种关系不会持续很久，我们三个都会是未来的见证人。溅血之日势必降临，嗜血之心终将止渴，考沃特也很明白情势的发展不是他所能控制的，我们不妨在一旁静观事态演变。”
弗雷德丽卡和艾伦·梅尔维尔站在写生画室外面，身上披着塞缪尔·帕尔默艺术学院玻璃外墙反射出来的光。一组学生聚在写生画室里，席地而坐的他们组成了一个松散的圆形，听着被他们围在中间的那个人的讲解。弗雷德丽卡和艾伦也在听着，只不过他们与讲解者保持了更远的距离。讲解的人是裘德·梅森，他**的膝盖上放着一大沓不整齐的机打文件。他身上除了一件亮面的红色单层睡衣没有穿多余的衣物，而那件睡衣大咧咧地敞开着，展露着他铁灰色的身体。他的脸几乎埋没在他很长很长的铁灰色头发后面，但隐隐约约中看得出来他的脸是油腻发亮的。他坐在讲台上，肮脏的脚蹬在讲台的阶梯上，脚趾的抓力很强。
“如此一来，第二节课就结束了。”他结束了他的课，把帘幕似的头发朝后面甩去。“世间诸相，万物皆空。”他用这句话向外面的弗雷德丽卡和艾伦示意，让他们进画室来。两个人保持着警戒心趋步向前，缓缓地走进他用刺鼻体味设置好的私人领域。
“你肯定认为我对着一群形同被关押的听众读我自己的创作是很空虚的一件事吧，”裘德·梅森对弗雷德丽卡说，他的声音仍是那么清晰，仍是那么像电锯锯过耳膜，“你是一个相当注重文学和文学性的人，我正好写了一部文学作品，但我不觉得你会对我的文学创作感兴趣。”
“为什么不呢？”弗雷德丽卡反唇相讥，“听你这么一说，我很惊喜，也很兴奋，我很愿意拜读大作。”
裘德·梅森憔悴瘦削的脸在铁灰色的长发中若隐若现，他深深凹陷的眼睛射出亮光。
“亲爱的，我写的不是一本好书，不是一本适合正派年轻女性的读物。”
“别来虚伪矫饰的那一套了，我不管那是不是一本好书，我说过了，听到你写书让我兴奋。”
“但书是会害人的。”
“我知道。如果你实在不想让我读你写的书也没关系，我回去继续重读《包法利夫人》。”
“那本书也不好。是一本充满恶意和绝望的书，我的书比起《包法利夫人》书中那铲挖不尽的焦土灰烬般的内容可有希望多了。”
裘德·梅森因弗雷德丽卡对他的书所流露出的兴趣和对他的撩拨故作冷淡的处理方式而更加雀跃。弗雷德丽卡则为了不与他眼神交会，下意识地盯着他的紧绷的肚皮看，好像要研究出他的肚皮到底有多紧绷。
“你没料到我也会写书吧？你就承认吧，在你眼中我不过是个废物，油腔滑调的废物。”
“如果我真是那么看你的话，也是因为你故意给我种下的印象。”
“你可以读。伸出你的手吧，就在这儿。”他往弗雷德丽卡身前蹦着，带来了他的一阵体臭，也把先前他膝盖上那一大摞乱七八糟的打印纸塞到她手上。“我指定你担任我的读者。这世界上简直没有比这更荣耀的爱了，不过我也同样需要从你那里调动一丁点的爱来读完这一堆卫生纸一样的东西。哦，怎么会有这样一个词，多棒的词啊——卫生纸、卫生纸——我已经激动得不能自已了!”
“这是你仅有的一份原稿吗？”
“你是不是在迟疑？你是不是为你刚刚做出的承诺后悔？还是说要我把书拿回来？”
“拜托你，不要再来这一套了!如果是唯一的原稿，我只是不愿为你这份原稿的存亡负责任。”
“你根本不用负责任。我出卖身体，我买来了复写纸。我用我的手书写下了所有的文字，基本上可以说，我渗透出、我分泌出这黑色的意味深长的字串，或者说我把身体发肤的剧痛顺着字刻印在这学术用纸上。难道我会把我唯一的一份书稿装在一个塑胶袋里带到这里来？连想也不要想!这本书是从我身体中诞下的孩子，是我人生独一无二的喜悦，所以我克隆出来各种版本，把我的宝贝们存放在我的寒舍之中。我带在身边的不过是一份庸俗的复刻，如果我想要滚入车轮底下，它很适合陪着我一同粉身碎骨。而在我的家中，我收藏着一份不朽的原版书稿，是用各种彩色墨汁写成的。不要在我面前说使用彩色墨汁是一种模仿他人、缺乏创意的行为，我必须先发制人地告诉你，我可以无比直率地告诉你：这用彩色墨汁写就的书，是向他致敬——我把这本书献给弗雷德里克·罗尔夫，献给伟大的科尔沃男爵[7]，是他教我体会到血红色和翡翠色墨水所带来的极乐、狂喜、至福!”
托马斯·普尔告诉弗雷德丽卡有一位督导员要去听她的夜间课程。现在是2月，晚上依然黑得要命。他们的成人课程没停过，只有圣诞节和冬至日前后那些白天很短、夜晚降临得很早的几天没开课。托马斯对弗雷德丽卡说，最好是让学生能在课上交阅读笔记或读书报告——这不能不说是重要的。弗雷德丽卡回应说：“学生们对写东西有点不大情愿，反正他们都已经主动来上课了，何必还要强求他们写什么报告呢？”不过，她心知肚明，如果她一定要让学生们写报告的话，学生们也会乖乖听话。毕竟，学生们喜欢听她说话，听她话语中的聪慧，听她讲解时的**。弗雷德丽卡担心的只是：怕他们对一起听课的同学感到无聊。托马斯·普尔说这节课本来就像一个疗愈小组，有心理治疗的功能，所以同学们之间有交谈有对话是应该提倡的，这属于疗愈的一部分。弗雷德丽卡反驳说自己才不是什么理疗师、矫治师，而且她的学生也不是病人，他们没有生病，他们是有理解力的成年人，他们需要思考困难和艰深的问题，但日常生活中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她对托马斯·普尔的说法相当不以为然，可是，托马斯·普尔在接下来的话中又用了“疗法”一词，他拒不修正自己的观点。他说：“你应该发现他们一旦在课堂上被赋予了讲话的机会，心中是非常感激的。学生们，即使是成年学生们，也需要你摆出权威的姿态，来要求他们投入心力，铲除懒惰倦怠和缺乏自信等陋习。”弗雷德丽卡心想：“嗯，就算他对学习是一种疗法的观点是错误的，他对学习中需要权威这一论述却是正确的。”因为她深有所感，而她自己就费了很大心思才得以让学生们在课堂上踊跃发言，她以自己为引，启发学生们开口，学生们终于愿意发表各自的看法了，不论是弗雷德丽卡，还是学生们，竟然都对各自的言之有物感到惊喜。但不管怎样，督导员还是选了一堂不太容易上的课来旁听。那天晚上，弗雷德丽卡要讲的是卡夫卡的小说《城堡》。“谁想对《城堡》发表一点个人观点？”弗雷德丽卡问学生们。如果是在一个月以前，弗雷德丽卡心中会预计从事心理学分析的吉丝蕾恩·托德会第一个讲话，因为她常常引用卡夫卡的文字，可出人意料的是，举起手来要讲话的是那个惯于穿西装的安静的金发男子。他从来没缺席过一堂课，但他从来没发言过，除了在大家喝咖啡休息时，他时不时会跟另一个总穿西装的男子说话；第二位常穿西装的是骑兰美达机车的那个人，他的出席率就有呈“间歇性”发展的趋势。
“啊，好的。”弗雷德丽卡有点惊讶又一派轻松地问他，“你对卡夫卡的作品格外有兴趣吗？”
“是的。”金发男子简短地答了一句。弗雷德丽卡稍微等了一会儿，才等到他接着说：“是的，我对卡夫卡感兴趣。”金发男子把自己的话补充完毕。
现在他做好准备要正式发言了。托马斯·普尔和督导员坐在学生围成的圆圈的最后一层，其实总共才两层。课室里灯光暗淡，好像有人在窸窸窣窣地试图从一整条长条形包装的宝路薄荷糖中取出一颗。这位穿西装的金发男子约翰·奥托卡尔站起身来，手持一沓整洁的白色稿纸。他的面孔带有古典英伦男性的面部特征，眉毛很宽厚，眼睛湛蓝，嘴巴无甚特色而不显眼，整个人显得和蔼可亲。他的头发可能因为很厚，看上去有点蓬乱。
“我觉得，我记得在学校念书时，老师严格禁止我们说‘我觉得’，”他开始说话了，“但接下来我所能做的就是说出‘我觉得’，除此之外，我也没有其他让我站在这里说话的理由。如果你们愿意聆听，那将是我的幸运。因为在卡夫卡这本《城堡》里，没有人聆听主人公土地测量员K——除了在睡**被K无意间侵扰的一个城堡里的秘书。当K终于有机会对秘书说话的时候，K却睡着了。
“我在上这堂文学阅读课之前，并没有阅读的习惯。所以可能我没有办法像在座的一些同学一样，在谈论一本书时触类旁通、引证对比。我只想说这本书对我而言，是目前在这堂课上我们被要求阅读的所有读物中，最具人类生活体验的一本书，尽管表象上，这本书所讲述的人类生活体验，几乎是空洞无实的。
“读这本书时，你首先注意到的是两件事：第一，主人公K说自己是个土地测量员，但不被接受也不被承认；第二，城堡。
“K可以远远地看到城堡，但似乎没有任何路径可以让他抵达城堡，或带口信给城堡里的人。
“所以他必须住在位于城堡下方，并住在城堡管辖的村庄，在这个村庄里，没有一件事是牵扯不到人类身体和人类情感的——**、竞争、愚蠢的争执和身份地位的问题，就像农场谷仓前场院里的母鸡们一样。
“你或许会想，这无关痛痒，只要城堡本身是壮丽、宏伟，如要塞一般固若金汤就好了。事实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那个城堡象征的就是这个村庄，或者是一块岩石，或者是一个视觉幻象。虽然卡夫卡以作者的身份告诉了读者关于城堡的一些事情，但这些事情给读者互相抵触的印象和自相矛盾的感觉。城堡在下雪天时处在‘辉耀通透的空气中’，城堡‘能吐露出光芒并自由无拘’。这座城堡也象征着K的原乡，它也是一个村庄。书中说‘原来它不过是景观寒碜的城镇而已，一堆歪七扭八的村舍，如果非要说这个城镇有什么值得称道的，那么唯一可说的就是村舍都是石质建筑’。不过，涂墙泥早已斑斑驳驳、剥落殆尽，连石头也似乎正在慢慢风化粉碎。另外，村庄里还有一座塔。‘塔的一部分被常春藤优雅地覆盖着，只有一扇扇小窗子，穿透了常春藤的遮掩。在阳光下熠熠闪光，那是一种发了狂似的闪光。’这是一座疯掉的塔。卡夫卡写道，这座塔像‘是一个小孩子用哆哆嗦嗦或者心不在焉的手设计出来的，犹如一个郁郁寡欢又精神错乱的房客……从房顶钻了出来’。那么城堡到底是什么呢？是主人公或卡夫卡想去却到不了的地方，是一个异于他此刻寄身的地方，是一个典雅的、炫目的、狂乱的地方。但卡夫卡的文字在这些描述中没有完整地拼贴在一起。当然，那座城堡也像似是而非的空中楼阁。
“村庄里的生活毫无章法、秽乱不堪——那是我们所能想象出最糟糕的群体生活模式，比如在家庭或工作伙伴之类的群体生活中，猛然间人们就开始交恶；同样说不清道不明的是人们之间的脉脉温情，跟恶意一样均等，但这些情绪都很虚假，也毫无来由。每个人都一直说个不停，说长道短又含混不清，他们不停自我解释又自我谅解——人们善变又爱推诿。本质上，这是某种层面的权力斗争。包括K在内，没有人知道城堡内部是否与村庄生活天差地别还是一模一样，反正K去不成。
“每件事都如梦似幻，你好像可以对复杂细腻的思维流变和千头万绪的人类情感都全盘掌握，但你一产生这种念头，身体置身睡梦中时的惰性鲁钝便会发作，否认也拒绝你的下一步行动，但也可能是你被睡梦世界中其他生物的无动于衷或含恨积怨所阻挡。
“卡夫卡是一个在官僚政治中备受挤压的保险代理人，也无法让自己进入婚姻生活。他笔下多是蛆虫、幼犬和梦幻混沌所组成的世界里的爱情与权力，他明明也可以写一写所谓的‘适者’的求生状况。尽管城堡里的官员都有婚姻生活，但他们一样慵懒嗜睡。他们无法清醒地对眼下的情况有任何关注和警觉，因为他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就是全书的关键所在，没错，书中人物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当然懂得使用语言，但他们无法用语言思考，他们只会用语言来发牢骚。当他们谈论爱情和势力时，他们的语言文字全部搅和在一起，他们最终无法明晰地表达任何意思。还有自由，谈何自由呢？当他们所有人动不动就想睡觉、要睡觉，瞌睡得要死，还有什么自由可说？这本书中的文字可说是支离破碎、残败荒芜，就像城堡本身一样。当K一开始试图打电话给城堡里的人时，那时候他还不明事理，他只听到电话中传来滑稽可笑的嗡嗡杂音。‘就像是无数孩子低声哼唱的声音，但是还不能算是真的哼唱。是回音，而不是舌音本身，从无限杳渺的距离之外传来。这被一种极不可能的可能性汇聚在一起，成了一束高音频的共振式声响，就在耳边震动着。那束声音简直要冲破听觉极限，来穿透一切。’
“孩子们合唱给人一种天堂般的观感，但如果是孩子们哼唱或聚在一起嗡嗡嗡地咕哝，则像是在游乐场上的事情，而在游乐场上，你是可能受伤的，因为游乐场上没有规则秩序。
“书中的所有角色某种程度上不比易怒的孩子们成熟多少。我希望我能在这一点上多做讨论。
“语言没有带人逾越或凌驾于其他人和事之上的本领，它让人无处可去，社会像是一个几近疯癫的建构，只固守着一个单一的功能——让社会本身在一个令人不可置信的方式中运作——这件事本身没有任何缘由。
“我也读过卡夫卡的另外一本小说《在流放地》，书中描述了一种耸人听闻的酷刑方式。被裁定有罪的人躺在一张**，嘴巴被堵住，一个行刑人将对犯罪者的判决操纵一种特殊机器的针，以针刺在罪人身上，并蘸着罪人的血去刺写，用书写的方式处死罪人。这个酷刑的行刑者是一个相当乐于做此事的官员。行刑者不断地对一个行游到此地的探索者说：罪人读不到自己的判决，却能从身体上感知得到。除了这种刑罚机器的精确性之外，就没有其他规则了——《在流放地》这一台刑罚机器，就像是《城堡》中的城堡——我们无从接近机器或城堡。机器的齿轮等机件发出恐怖的噪声，那块塞口布几乎快被以前的受刑者磨损到无法再用了。K是个土地测量员，但他却无法远离这个蛮荒之地到别的地方去测量土地。K以为城堡的信使巴纳巴斯是一个出现在暴风雪中的天使，但巴纳巴斯不过是一个穿着脏兮兮的男孩儿，那些口信也不是什么真正有用的消息。妙就妙在，卡夫卡全篇可以用这种非语言来写作，恰如天使一般，写那里根本没有什么天使，也没有什么土地亟待测量。《城堡》是一本关于人性的非人性作品，又或者说它是一本关于非人性的人性作品。可能我就是在玩弄语言吧。”
约翰·奥托卡尔的发言结束后，讨论进行得非常热烈。心理分析学家吉丝蕾恩·托德和医院社工罗斯玛丽·贝尔两人借由小说引出了对“为什么20世纪初期男性惧怕女性”这一课题的一连串讨论。吉丝蕾恩·托德视小说中K的无奈无为是他对母性人物妖魔化的结果，但罗斯玛丽·贝尔将之归咎于社会压迫的表征。佩尔佩图阿修女表示说她们两人的理解与神明缺失有关，当然“神性”体现于神职人员和威权人物身上，若联系对神明的信仰，便不难解释为什么小说中会出现一座莫名其妙的城堡以及那些狂热的世俗欲望和心境挣扎。汉弗莱·马格斯赞成佩尔佩图阿修女对神明信仰的某部分论点，但也指出作家或任何人都不能只求事情有意义，便凭空设置一个神出来。易卜拉欣·穆斯塔法则说：“神是存在的——这一点卡夫卡本人非常清楚，不管他承不承认。”学生们很快又对小说中K的助手产生了讨论兴趣——这些助手，是不怀好意的骨肉同胞？还是无法无天的受雇职员？是混混沌沌毫无目标？还是埋没于阴茎之下的两颗睾丸？“又或者是K本人受损灵魂的放射物，是精神分裂的一种象征？”约翰·奥托卡尔举一反三，“也可能是在本我和超我不受制的情况下，自我认同的游离放逐？”约翰·奥托卡尔从来没说过这么多话，因此吉丝蕾恩·托德朝他投去友善的微笑。后排的督导员对课堂热烈的气氛也感到满意，在笔记中留下关于课堂的讨论的观察。
下课后，老师和学生们去了酒吧。酒吧的名字叫“山羊与指南针”，店门上挂着一个很惹眼的摇摇晃晃的招牌，招牌上是一只邪恶的患白化病的山羊在操作一个指南针，颇有威廉·布莱克画笔下原神祇乌里森的风格。这间酒吧内部装修以深棕色皮具为主，还有一个大壁炉，只是壁炉里没有烧真的木或炭，放着的是以假乱真的电子煤，连仿制烛台上的灯罩也是假的羊皮纸，而且在酒吧内摆得还不少。他们一群人在酒吧尽头一个漆黑角落找了一张深棕色的大桌子，在桌子两侧的两张高背长靠椅上坐下。长靠椅不够坐，有的人坐在仿中世纪的木凳上。课堂里超过半数的人总是会来这间酒吧，也因此一些强烈的情感关系就这么形成了。一伙人经常给尤娜·温特森的婚姻问题提供建议，或者听汉弗莱·马格斯对首相哈罗德·威尔逊、死刑、同性恋等议题发表观点——而同性恋，无疑是时下最引起热议的话题之一。有趣的是，他们以《包法利夫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或普鲁斯特的书为参照物，来对比探讨当今的话题。弗雷德丽卡不想和托马斯·普尔坐得很靠近——托马斯·普尔今天也跟着来了，他正在和几个人深聊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联。弗雷德丽卡和托马斯·普尔在长桌子的两端分坐，弗雷德丽卡和相邻而坐的约翰·奥托卡尔喝起了红酒，她称赞他写了极好的一篇读书报告。弗雷德丽卡说：“但你以前怎么不发一语？”
“我以前不说话，是因为我觉得我说话的时间没到。”
“我还不知道你的职业是什么。”
“我在一家航运公司编写电脑程序。可以说我是一个数学家。”
“乔治·墨菲来这堂课是他上完摩托车维修课后顺便来上，你呢？”
“我来是为了学习语言。我从来没有正规地运用过语言，我的成长过程中，语言是缺失的。”
“我有一个数学天才弟弟，对语言极不信任。”
“我的情况很复杂，我还有一个同卵双胞胎兄弟，我们两个都是数学家。我们俩从小就说一种隐秘的语言——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无声的语言——我们使用的是手势和动作。我们把所有人都隔离在我们的交流之外，没有人可以听懂我们的话。我们就像是同一个孩子，对着镜子在说话。这种沟通方式令我们两人感到害怕，可越是害怕，越能够加深和强化我们之间的了解——我们需要依附于对方的存在。我们完全隔离了外部世界，同时，我们也称对方为彼此的囚牢。”
“你是否有能以同样方式和你交流的朋友？”
“直到我们上大学之前，我都没有朋友。我们尝试着要去不同的大学，但行不通——我们可以各自去不同的地方，最终肯定会重逢。我们为此起了争执。我们都想在人工智能的领域工作，却都试图让对方做不同的事情。我们简直像一个人被撕成两半——我是一半，他是另一半。每次当我们不期然相遇时，就像是看到自己在眼前显形，好像自己以前是隐形人。我没办法细加解释。不管怎样，我一度在与别人交流时遇到过很大的困难。除非是用电脑语言——演算法、福传[8]、通用商业语言[9]。我知道这样是不够的，每次和别人聚餐，我都只能默默坐在餐桌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和女孩子见面时，也无话可说。后来，我找到了现在的工作。”
“那你的双胞胎兄弟呢？”
“他选择的是另一条人生道路。以后某一天我可能会告诉你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不是现在。我们各有问题。他找到一种说话的新方法，而我不喜欢。我迫切地需要以一种独立的方式来重新学习语言——不是学一种个人化的语言。如果你听不懂我在说什么的话，请见谅。”
“你使用语言时，有着强烈的自信。这从你的卡夫卡读书报告中，就可见一斑。”
“我感兴趣的是：一个人如果不说话，是否照样可以思考。我感到就像猿猴的学习或者《圣经》中亚当得自上帝的语言系统。写卡夫卡的读书笔记是我针对我的想法产生语言学习的思考。我问我自己：在我必须以书写的形式将读后感写出来之前，我脑中是不是已经具有了读后感的所有内容？”
“你认为呢？”
“那是肯定，但是那些读后感不以文字的方式存在。在写出来以前，我的读后感是以状态、感觉的形式存在的。但即使我用了‘状态’和‘感觉’这两个词，它们依然无法指代我要表达的意思或者我的想法。”
他是一个有口才的人。弗雷德丽卡心里想，他察觉到自己的这种口才，但是依然保留了口才的纯净和天真。他的用词是过关的，他显然对自己的用词感到欢喜，因为每一个词都像是他全新铸造出的。她对他说：“你能来学习语言，我感到高兴。”
“不仅仅是学习语言，”他压低了声线，“我来还有其他目的。”
弗雷德丽卡疑惑地看着他。
“一个目的需要语言，另一个目的则不需要语言。”他用低沉的嗓音，很快地说，“我要你。”
她这次看到了一个完整的他，金灿灿的微笑，认真专注的眼神，他的双手放在桌上，他的双腿和双脚放在桌下，离她很近，却完全没有触碰她。她过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她以默然回应，但一阵涌动的血倏地灌注进她的心脏，也袭上她苍白的脸庞。他笑了，她却没有，他观察着她的困扰，他站起身来，去拿更多的饮料。他是一个成年男子，不是一个学生；他的年龄比她还要大。“我要你”三个字似乎改变了所有事情，也好像什么也没有改变。她对人生不是一无所知的，她也经历过其他的“我要你”。只是，这三个字，此刻又被说出来了。
回家的路上，托马斯·普尔向她祝贺，说她的课很棒，说她是一个天生的老师，说他早就说过这句话，说她班上的学生很有活力。她想起来他曾用“疗法”这个词来称呼她的课，她为此有些生气。她想，书籍不是“疗法”，书籍是领会，是思维。她还在为约翰·奥托卡尔极度的自信而不得喘息。她忽然说：“我的律师跟我说我必须搬家，但我不知道搬去哪里。律师说我不能一边跟你合住，一边还想顺利离婚。”
托马斯·普尔说：“我还在想你能不能长久地住下来。”他落寞的语气中没有让她说出肯定答案的期望。
“我不能住下来，”弗雷德丽卡说，她在夜色中阔步走着，“我得找一个单纯又普通的地方住，但也不知道怎么找。”
后来，她问了丹尼尔，问他能不能帮她找个新住处，丹尼尔说他没有办法。她又问了托尼、艾伦、休·平克，也没有一个人能帮得上忙。能帮上忙的是亚历山大——那个帮她找到第一个避难所的人，也将帮她找到第二个。他让她去找阿加莎·蒙德。
[1] 这是格林童话《糖果屋》(Hansel and Gretel)中的情节。
[2] 皇后一口酥(Bouchées à la Reine)，法国传统小点心。
[3] 玛丽安(Maid Marian)，英国民间传说中绿林英雄罗宾汉心爱的女子，常穿绿色衣服。
[4] 莎士比亚曾写过一篇叙事诗《维纳斯和阿多尼斯》(Venus and Adonis)，该作于1593年出版，通过维纳斯对阿多尼斯的求爱，塑造了一个积极追求爱情的女性形象，诗中的维纳斯长期以来备受评论者和读者争议。
[5] 埃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ser，1552—1599)，英国著名诗人。
[6] 西勒努斯(Silenus)，古希腊神话的森林神祇之一，常以秃顶和厚唇老人形象出现。
[7] 弗雷德里克·罗尔夫(Frederick Rolfe， 1860—1913)，英国小说家、艺术家、摄影师，“科尔沃男爵”(Baron Corvo)是他的众多笔名之一，他常常自己作为主角，出现在作品中。
[8] 福传(Fortran)，是“公式翻译”(Formula Translation)的缩写，是一种编程语言，是世界上第一个被正式采用并流传至今的高级编程语言。
[9] 通用商业语言(COBOL，是英语Common Business Oriented Language的缩写)，又译为面向常规业务型语言、常规商业信息处理语言，是最早的高阶编程语言，也是世界上最早施行的标准化计算机语言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