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心中关于新工党政府可能会解散斯迪尔福兹委员会的担忧被证明是毫无意义的。现在，委员会非但没有被解散，还有两个新成员加入来为委员会提供更多的公众意愿。就像其他委员会一样，斯迪尔福兹委员会名单上集合了“伟大而美好”的终年制公务机构人员，以及从各领域中明智、审慎而公平挑选出来的专业人才。委员会成员的原始名单如下：
菲利普·斯迪尔福兹教授——委员会主席，在格拉斯哥大学的人类学系担任大学教授
杰勒德·威基诺浦教授——北约克郡大学副校长，文法学者，博学者
娜奥米·卢里博士——牛津大学英语系讲师，《冥想诗的多种传统》以及《解离的敏感性：神话还是历史？》的作者
亚历山大·韦德伯恩——剧作家、英国广播公司(BBC)教育节目制作人
马尔科姆·弗兰德——记者、播音员
汉斯·里克特——物理学家，目前受雇于欧罗波尔石油公司
亚瑟·比弗——切斯特大学教育学院幼儿发展学系主任
埃米莉(米莉)·珀菲特——童书作者
奥丽奥尔·沃思——多尔金圣克莱尔女子学校校长
盖伊·克鲁姆——德贝郡波顿文法学校校长
亚历克斯·斯温伯恩——克罗伊登戈尔登格罗夫综合中学英语学科主任
路易斯·鲁塞尔——心理学研究者
沃尔特·普里斯特——德文郡地方教育局顾问
沃尔特·毕晓普——柯尼斯伯勒教师培训学院代理校长
新的工党政府在此基础上，为委员会添加了两个新成员：
米基·英庇——利物浦诗人和表演者
罗杰·梅戈格——自由撰稿人，代课教师，包括《圣礼的呼唤》(作于1956年。这是他在得到尽可能去“自由”书写的鼓励之后，写的一本关于一所英国现代学校中英语学习小组演变过程的作品)等二十七本著作的作者
委员会本身也有公务员：斯迪尔福兹委员会的秘书奥布里·韦斯，还有他的助理阿加莎·蒙德。
委员会的工作重点是为小学和中学的英语教学提出建议。除此之外，委员会的工作还将涉及其他层面，包括了对有些存在争端的教学方式投以关注，比如：阅读教学应从声音还是影像入手？学习语法是利是弊？表达自由是否与准确度以及对语言规则的服从两相抵触？菲利普·斯迪尔福兹在教育部向委员会全体成员致辞时，他显然对于被一整个圆桌上的人团团围住，感到如坐针毡、拘谨不安。
他说：“我可以说在我们前几代人的文化观念里，语言和儿童是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但这种观念和态度，使得语言和儿童的问题终究变得愈加棘手，所以语言、儿童的问题成为我们投诸心血重点研究的课题。幸而我们委员会的强大阵容是由来自两个领域的专家人才组成的，这两个领域是——幼儿发展与儿童教育、语言类型与语言行为。我们必须坚持哲学思辨上的缜密性，也要保持最大限度上的理论实际性；不然的话，我们可能坐在这个房间里，和前人一样，又空耗了二十年。但基于我们所研究的课题仍属于新兴议题，仍处于不断演进和变动的过程中，我们的研究应该能起到一部分作用，但不能奢望我们的结论能成为最终定论。让我们记得一点，我们，或者说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是家长，让我们所有对希望、恐惧，以及理解能力的咨商，都从那一点开始。”
斯迪尔福兹委员会的工作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收集资料、与教师商讨，另一种是在教育部里展开辩论。另外还有材料取证方面的工作，这些材料，以大袋大袋信件的方式寄来，信上以热情的笔触写下对语法学习的请愿，或对取消语法教学的请愿，或对诗歌教学的诉求，或对死记硬背式学习方法的批判；也有支持“看图说话”的，有支持声效学习法的，有倡议混合技巧学习法的，有说疗愈式学习法有效的，更有指出应该开设天才儿童教育班的，另有为母语不是英语的学习者发声的。有那么一刻，亚历山大在研读着这些热情洋溢的信件时，带有一种孤傲冷酷的人类行为观察家的态度，他知道自己将成为这一切的组成部分之一，他知道自己将加入这场战斗，而且将奔赴前线战场。
他并不全然明白自己为什么会答应加入这个委员会。一部分原因是，他感到被征询是挺荣幸的一件事；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他本身对语言是感兴趣的；他依然将语言视为他艺术表达的一种媒介。更次要的一部分原因是，他的个人艺术创作走得不是太顺。他想以不同的方法进行戏剧创作，但是他并不确知要如何进行。剧场里正在勃发出一种新的生命，但这个新生命与他那部成功作品中剧本语言的丰厚抒情性毫无关联。他1953年的《阿斯特赖亚》是一部诗剧。但现在的剧场实践的是阿尔托[1]的“残酷戏剧”理论[2]。新时期的剧场所信奉的不是精细斟酌过的韵文式语言，而是指望“支离破碎的语言来让生活变得同样支离破碎”。所以，那是血腥剧场、尖叫剧场、身体极限剧场。那是一种在控制范围之内，既打破崇拜也冲脱旧习的剧场。格兰达·杰克逊[3]就曾扮演过克莉丝汀·基勒，在舞台上脱过衣服、洗过澡，又仪式化地穿上罪人的囚服，复述着克莉丝汀·基勒在法庭上的证言。她自此之后，也说着咏颂式的语言，扮演过杰奎琳·肯尼迪，为扮演料理总统后事的第一夫人。这是在《在萨德侯爵的导演之下由夏亨顿精神病院病人们演出的尚保罗·马哈被迫害和刺杀的故事》上演之后的事。
亚历山大这个男人，被那部作品震撼并打动，被作品中所表现出的痛苦挣扎、呻吟悲叹，以及演员疯狂的撞头行为所震撼、所打动，被剧中艺术家般的侯爵和备受折磨的革命者之间的关联性所震撼、所打动，也被杰克逊所震撼、所打动——她是一个野性的色情的夏绿蒂·科黛，用她的一头秀丽长发，鞭打着萨德侯爵。从观众的角度，亚历山大感到在舞台上释放这么多暴力不是一件好事。不仅如此，他也私底下认为，这出戏有点“孩子气”。但什么是“孩子气”？在现时这种情况下，一个孩子可能是要比一个成年人更明智的。亚历山大陡然觉得自己老了，觉得自己过时了，他曾经相信省思的力量，相信欢唱的律动，相信事情总能想出结果。但所有的一切，此刻被新血冲刷掉，被号叫掩盖掉。说他加入这个委员会是为了观察集体政治中的戏剧成分，的确有点恶俗，事实就是这样，事实是委员会搞不好能给他带来一些新点子。
委员会的商讨过程涵盖的层面很广泛。委员会的成员人数太多，他们无法全部都挤进同一间教室或教职员办公室，所以大家自行分成小组，兵分四路——南线、北线、西线、东线，到各自所属的区划里参访不同的学校，比如有的去了威尔士和英格兰东部池沼地带，有的去了坎伯兰郡和邓弗里斯郡，有的则去了德文郡和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亚历山大谨慎地加入了其中一个小组，他将要在约克郡待两夜，并去利兹和弗莱亚格斯的小学、卡尔弗利和诺斯阿勒尔顿的文法学校参观。亚历山大之所以选择这个小组，是因为他想顺便去见比尔·波特，去比尔·波特的孙子孙女入读的小学看一看，而且这也是亚历山大主动提议的，被委员会许可了。除此之外，他选择加入这个小组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个小组的召集人和陪同人是阿加莎·蒙德，这位来自教育部的年轻代理人。
这个小组里还有威基诺浦教授、汉斯·里克特、路易斯·鲁塞尔、奥丽奥尔·沃思，以及刚加入委员会的两名新成员：米基·英庇、罗杰·梅戈格。
亚历山大想方设法让自己和阿加莎·蒙德全程为伴，从伦敦去了约克。阿加莎是个神秘的漂亮女人，三十几岁吧，亚历山大想。阿加莎话不多，常常低着头，审读她手头上的资料。她的头发长而直，绾成一个松散的圆形发髻。她的睫毛纤长浓黑，双手细腻。她有点过瘦，看起来可能有一点悲伤，也比较孤僻。但她完全是亚历山大所喜欢的类型；他一眼就能识别她这样的女人——并不心甘情愿，却依然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还怀有一种隐秘的焦虑或恐惧，就暗藏在她冰冷的外表之下。亚历山大以前爱过的所有女人都如此这般——凌厉、阴沉的女性，带着一种潜藏的**，但弗雷德丽卡不在此列。他不太愿意回想起弗雷德丽卡强迫他对她陷入情网的那段极短的日子。亚历山大坐在阿加莎对面的座位上，看她整理着她的文件，车窗外伦敦郊区的风景慢慢退却，内陆的风情渐渐展露。他帮她端来一杯咖啡，观察到她和他自己一样，都因为早起而稍有倦意。他问她赶到伦敦会合远不远。
“我住在肯宁顿。还不算太糟，但我搭地铁搭到快患上幽闭恐惧症。”她回答道。
“我倒可以步行到国王十字车站。所以这一点算我幸运。我独居。”亚历山大说。
“我和我女儿一起住，”阿加莎回应，是精准的切中核心的回应，“她今年四岁。为了能参加这些学校探访活动，我得把她安顿好，当然，我也挺担心她。她刚刚上我们当地的一个幼儿园。”
“她的父亲呢？”亚历山大问，尽管他已经观察到阿加莎的手指上没有戴结婚戒指。
“她没有父亲。”阿加莎淡淡然地说。没有多余的叙述。过了一会儿，她接着说：“职业妇女在这个国家里过着并不太容易的生活。但英国的公务员制度中颇显奇怪却不得不说很人性化的一点是：女性公务员最多可以抚养三个非婚生的孩子，并且提供产假。也不会盘问什么问题。这一点出人意料，不过，很有用。”
“的确是这样，但你的生活肯定过得相当劳碌。”
“不轻松是真的，但还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能拥有我现在的工作，只能说算我幸运。”
他们在友善的沉默中行进着。亚历山大又发问了：“我们委员会的新成员是怎样的两个人？”
“你最好能形成自己的判断。米基·英庇曾经在利物浦念过学士课程，但肄业了。他在洞穴俱乐部表演，老师和学生听说他要来探访，都非常兴奋。他们想请他朗读自己的诗作。我看那没什么不妥。”
“那么罗杰·梅戈格呢？”
“别提了。他几乎每周都写信到教育部来，信上都是他对于教育革新的新理念。当这个委员会还在倡议阶段时，他就写信来自荐说要当委员会的观察员。公务员一向对这种事情没有回绝的余地。但他搞不好不是什么难缠的人。他只是显得有点——来势汹涌。但是，基本上以目前的情况看来，新教育部长刚上任，若将新部长的建议置若罔闻，并不妥帖。所以理论上还是吸收罗杰·梅戈格加入比较好。”
“你现在开始有点官腔官调了。”
“我喜欢这些非人称的动词叙述。‘以目前的情况看来’，是很实用的表达方式。”
“优雅又一本正经。”
“确实如此。”
“尽管我不认为你是一本正经的。”
“哦，但我必须如此，我必须如此。事实上，我喜欢一本正经。”
等他们抵达唐克斯特时，亚历山大说：“我想参与这份工作对你来说一定很有趣，毕竟你有一个四岁的孩子。”
“我跟我女儿说话时像水车转一般说个不停。大家都强调跟孩子对话的必要，也分享对话的技巧。我用对话的方式让我女儿感到疲累。”她边说边笑，然后皱起眉头，“我实在太爱她了，因为我们相依为命。我尽量不太谈论她，但我每时每刻都在想她。”
亚历山大想对阿加莎说：我也有个儿子，但我儿子以为自己是别人的儿子。但亚历山大没有说出来。他在心里说：终于遇到了一个可以让我倾吐的人，总有一天，我要把这件事一五一十地告诉她。但她可能觉得我是个腐旧的缓冲器，一个过时的老物件。她对我说这番话，说不定她也只是对每个人都挺亲切的一个人。至少，亚历山大以前从来没忧虑过这些事。
即将到达约克郡时，阿加莎说：“我一直想告诉你，我曾经在一部名为《阿斯特赖亚》的话剧中演出过角色，那是在牛津大学戏剧协会里，当然是在牛津。我那时在做研究工作。我扮演的是贝丝·思罗克莫顿。我在剧中嫁给了沃尔特·罗利。我爱极了那个角色。”
“当那部话剧首演的时候，”亚历山大说，“我就爱上了扮演贝丝·思罗克莫顿的那个女孩。”
首演中扮演贝丝·思罗克莫顿的女孩也是亚历山大喜欢的类型，阴沉、神秘、隐忍。
“我曾经和埃德蒙·斯潘塞恋爱过，但没有结果。”阿加莎·蒙德说，“短暂又甜美，仲夏夜里的一段感情。”
他们此时已到约克郡了。走出车站时，亚历山大帮阿加莎提着手提箱。他们坐进出租车里，亚历山大突然问：“你女儿的名字是什么？”
“莎斯基亚。但我女儿跟她不像，我是说跟伦勃朗[4]的莎斯基亚[5]不像。我女儿长得像我。但我总觉得莎斯基亚是一个完整的女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完整的。我想，‘莎斯基亚’是一个能带来好预兆的名字。”
他们两人正在变成朋友，亚历山大感觉到。他活了起来。是的，他活了起来。
他们去的第一间学校是位于利兹郊区的星辰小学。他们从约克郡的迪恩庭旅馆驾车到了星辰小学。亚历山大此刻对于和阿加莎·蒙德坐在相邻的座位上不是很习惯，因为阿加莎正和前座的威基诺浦教授展开关于语法的严肃讨论。威基诺浦教授太高了，以至于不能舒服地坐在这辆迷你小巴士的座位上——他佝偻着，把他那张巨大的脸郑重地向前倾着。汉斯·里克特则坐在亚历山大的后方，也是极少数亚历山大会去主动攀谈的人之一。汉斯·里克特穿着一套西装，一头斑驳灰发修剪得很整齐，脸虽不出奇，但也干净体面，戴着眼镜。路易斯·鲁塞尔坐在巴士的尾端，离威基诺浦远远的，本来对威基诺浦就有点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路易斯·鲁塞尔长得不高，肤色深，有一种像鸟一般的灵活机动，也有些易怒。那两位新加入这个团体的成员不仅彼此之间隔得很远，也刻意和其他所有人都隔离，就像每个集体中的新成员一开始一定要表现出的样子。罗杰·梅戈格满腹疑虑地审视着每个人，在心底估摸着大家，总结着大家。当别人向他表露出任何一种态度时，罗杰·梅戈格都显现得极其自觉，并暗中相信他对人的这番观察是神不知鬼不觉的。亚历山大也疑惑自己为什么会知道这些。罗杰·梅戈格穿着一件寒酸的灰漆漆的马球衫，外罩一件没了板型的羊毛外套，那是有一点过时的装束。他稀薄的头发是灰红色的，而密实虬曲的络腮胡则是褐红色的。
利物浦来的那位诗人格外俊俏，一头毛茛花般金闪闪的浓密鬈发，一张双唇丰厚饱满的嘴，还有大得无辜的蓝色眼睛。他穿着无领夹克，内搭一件蔚蓝色的衬衫，这件衬衫更带出了他眼睛的蓝。直到目前，他对每个人都彬彬有礼：扶着女士走上巴士车门的台阶，帮着年老的成员入座。他们小组中还有一位女士是奥丽奥尔·沃思，她是一位校长，穿得也像一位女校长一样——非常好看的海军蓝西装，配以白色衬衫。她的脸庞像被刻画得很精确，保持着专业的观察者姿态。她大概有五十岁了。因为她长的是女校长标准的模样，所以从她的外表看不出一丁点儿她的人生轨迹。小组在人行道上等待的时候，她和亚历山大聊起了那位利物浦诗人，她说：“如果那个人在我的班级里，我会对他多留点神。”
星辰小学之所以被以“星辰”命名，是因其革新性的建筑特色。小组千里迢迢来参观这所学校，也是听闻它既创新又令人鼓舞。整间学校采用玻璃制成墙壁，学校建成了星星的形状。它本来就是一种全开放的空间概念——学生临时地组成小组，各据星星的一角，带着他们的小书包，书包上缀着色彩明亮的小豆豆，除了书包，还有他们的塑料椅子和小桌子。他们不是以年龄、学科分组排列的，而是以自主选择的结果组合在一起。其中一个组正在做圈状的陶器，大一点的孩子帮助那些年纪更小的孩子。另一个组正在测量一些从一系列塑料容器中倒进倒出的水，庄严地测量和记录容器中水的高度。小一些的孩子往容器里倒着水，年纪稍长的孩子们记录着，也是这群年纪较大的学生绘制着一个测量的图表。星星另一个角的孩子们观察着蜗牛在玻璃缸上爬行，还在纸上画着蜗牛的触角、嘴、腹足。这些小人快速、繁忙、喧闹地从一个空间往另一个空间移动着，嘴里不断嚷嚷着，“我们现在急需一个木勺”，或者“曼迪又失手了，她这次犯了同样的错误”。有的在星尖上操作着一个录音机，靠近她的则在敲一只鼓。因为没有教室、长廊、墙壁的隔断，所以小学生们的书写绘画都挂在中央的画架和公告牌上。一幅名为“我的家庭”的绘画作品正在展出，一张桌子上摆着孩子们的每周剪报。在通道的角落有一个图书角，立着一个圆形的小书架，下方是许多坐垫，坐垫四周是零散堆叠着的书。整个学校空间里吵闹声响不断。但总体上说，都是些有目标有指令的吵闹，刺耳、多样化、忙碌，也真的很大声。亚历山大，像组里其他上了些年纪的成员一样，震惊于眼前这番与自己就学时完全不同的景象。这些小孩子，穿得明晃晃的，自由活动着，跟他们这些成年人当初当学生时所表现出受胁迫般的、卑屈的、时刻紧张的情状根本不同。眼前所见的局面，对这些此刻并不是职业教师的成员，比如说亚历山大——曾经是，但现在不是——对这些委员会成员所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是：诱发了他们的恐惧感，那是曾经的学校建筑、冰冷恐怖、压力控制和权威命令，所遗留至今的一种恐惧。但在这间学校里，恐惧感对孩子来说，是不存在的。一个小女孩举着线轴式编织棒，出现在亚历山大面前，她说：“打扰您了，我想我编着编着漏了一针，所以接下来就编得有点滑稽，像被虫子蛀出了一个洞，您能帮我修补一下吗？”亚历山大接过来她的编织棒，试着用针棒在这块羊毛织物上穿插。她很自然地期待着他的帮助。他却只记住了她的比喻——“像被虫子蛀出了一个洞”。
真是没什么好惊讶的。他又开始头痛——这是因为从四面八方灌进耳里的嘈杂声，这些噪声从各个角落传来，从那些他当孩子时很可能选来躲藏、蹲伏、阅读的角落传来。但在这里，没有任何可供隐身的场所。是光明公开，是集体生活。
奥丽奥尔·沃思正在和这所学校的校长谈话，校长是一个热情勃发的年轻人，对于当校长来说，他的年纪实在太轻，但却能跟奥丽奥尔·沃思有条不紊地详述他对儿童自由活动选择权的理解，以及他对这些活动难易程度的把握；在解释自己理念的同时，他也能跟不时从他身边擦肩而过的孩子们和教师们保持流畅的通话交流，就像一个杂耍人能颇有技巧地掌控他手中的绿色球和橙色球，从不会搞混一样。他口中振振有词：“西利亚，我看你玩瓷土玩得有点腻了，你可以去参加莫里西小姐的小组啊，他们正在讨论和记录两栖动物的知识。”接着他又转向奥丽奥尔·沃思：“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玩瓷土会玩得得心应手，但你根本不需要在这一天当中玩这么久的瓷土，做这么多的瓷土作品。”
接着，他又对一个经过的小孩子说：“没关系，希瑟，我听丁斯代尔先生说你在拖慢别的同学的进度。这样吧，你休息时间来找我一下，我会教你怎么量正方形的周长，然后你就不会以为自己落在后面了。”
他转头对奥丽奥尔·沃思说：“如您所见，沃思小姐，我们试图让孩子们主导他们的学习节奏和学习兴趣，但是我们也为有特长的儿童准备了有足够吸引力和难度的学习内容。”
“如果有才能的孩子迫于同侪压力，而不愿意尝试解答较难的问题呢？”
“啊，这一点就是我们灵活处理的地方，我们会把较难的问题伪装出一种简单的表象。”
“所以你们并不鼓励进取心是吗？”
“我们不赞成竞争，我们倡导的是合作。每个人都有他或她的才能，这是我们必须去努力培养的。”
“所以你也不会在一天的学校工作结束之后累得面色无光？”
“时常会疲惫不堪，”年轻的校长笑起来，“但那是值得的。”
?
罗杰·梅戈格正在读着一个小学生作的一幅画作，主题是“我的家庭”，他问从他身旁经过的路易斯·鲁塞尔：“令人震惊的是在孩子们的作品中，母亲总是以生气的样子出现，比如说——‘我妈妈在尖叫’，或者，‘我妈妈对着我大吼’。所有的小孩子都把他们的妈妈画成一具长着巨大、浑圆嘴巴的柱状体。只有那尖叫的大嘴是描摹重点。”
“年幼的孩子在绘画中体现着简单的人类认知机制，”路易斯·鲁塞尔说，“小孩子们后来才学到人有身体、双手和脸，那些较大的孩子会在画父母亲时，把身体部位也画出来。”
“我爸爸有一根长棍，”梅戈格模拟着小孩子的语气说，“我爸爸还有一个大球。他把大球狠狠地向我砸过来。痛死我了。”
“可能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过。”鲁塞尔说。
“棍、球和爸爸，”梅戈格戏谑道，“多么直接、多么单纯、多么简洁。还有尖叫的妈妈。这就是典型的现代家庭。真可悲。”
“并不尽然。”鲁塞尔反驳。
“但这是异常压抑的。‘快去睡觉，妈妈说。我不敢说我不要去睡觉。你会看着我妈妈一直喋喋不休。我讨厌床，我想一整夜晚都不要睡觉。’”梅戈格读着一篇满是错别字和错误语法的作文习作。
“这挺有趣的，”威基诺浦教授站在梅戈格身后，“‘一整夜’后面的‘晚’，这个孩子知道要用完整的词语，即使是啰唆的用法。”
亚历山大想找到一群像自己的“儿子”西蒙·普尔在学校里那样的，此时正在上课的孩子。他终于找到一组写作班的学生，还有一位上课的年轻老师。他们正在阅读他们的“新闻书”，并翻查着字典，他们把字典装在他们的小棉布包里面，因为他们没有可以摆放书本的课桌。他们写啊说啊的，然后把自己写成的东西上交给老师，老师从“新闻书”里找出比较难的字眼，让他们去查字典。亚历山大问那位年轻老师，孩子们在读些什么，老师把几张带着图画和一两行字句的亮色的卡片展示给亚历山大看。“我会读斯派克·米利根[6]的作品给他们听，当然也会读米基·英庇的《给坏男孩和坏女孩的不乖诗歌》，孩子们很喜欢这首诗。而且米基·英庇今天真的来了，这太棒了!”
“孩子们会学习诗歌？”
“不，他们单纯喜欢听诗读诗的乐趣。死记硬背是一种颇具破坏性的方法，这我们都已经知道了。他们必须自己去发现事物，发掘知识。有些人能够获得新知——这几乎是凭意外，但我们却没有办法把意外安排好。我们这儿的孩子们也不学乘法表，他们自己把数字列成方格，自己去发现数字间的联系。只有这样，知识才会留在脑中，不会忘记。”
“但他们学字母表吧？”亚历山大看着字典说。
“哦，不。不是像你设想的那样，不是那种死记硬背的学法。他们基本上自己吸收和理解字母。”
“那么他们是怎么学会使用字典的？”亚历山大又问。
“我演示给他们看，直到他们自己也看会了。”
“我以前喜欢唱字母歌。能正着唱，又能倒着唱，也喜欢背乘法口诀，还有法语动词。其中有一种乐趣。就像舞蹈一样。”
那位年轻的女老师极富表现力地战栗起来。
米基·英庇被要求朗读他的一首诗。孩子们从星星的各边各角蜂拥而来。米基·英庇让两个孩子去搬来几个大箱子，然后站在大箱子上，孩子们仰视着他。他是一个浑然天成的表演者，他说道：
“孩子们总是被人命令说，来这里、去那里；做这个、做那个。他们根本没有选择权，他们只能服从指令，但通常他们被指示得去做的事情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他们明明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但是指挥他们的人却不知道也不在乎，我说得对不对？指挥孩子们的人只想去把世界赶紧摆弄成一个很舒服的环境，在那个环境中，孩子们安静、乖巧、可爱、听话。所以，我为坏孩子们写了一首诗。这首诗的主角是一群去到一个神秘国度的孩子，在那个国度里没有任何对他们呼来喝去的人，只有一群各种各样的想要帮孩子们赢得自己生活权利的奇异生物。我现在朗诵给你们听。”
米基·英庇的这首诗写得有点长，结束的部分是这样写的：
还有蓝色的水泡
还有黄色的雪人
还有紫色的弹簧
还有绿色的呻吟者
还有冗余的红色
还有硕大的灰色的咕哝的猪
还有挑剔的粉色的小精灵
还有橘色的猫头鹰
紧跟着的可怕的约鲁巴人
还有令人生厌的拉普人
听到吹哨声就来了
当发疯的米基·英庇一吹口哨
他们就勒死祖母们
他们就歼灭阿姨们
他们把老师们头对脚、脚对头地排列
每二十个老师被捆在一起
将老师们环锯成段并送入烤箱
再把烤好的教师丢给老虎
所有人大喜而吼
在明亮光芒中彻夜狂舞
光芒来自他们生起的火焰
火焰来自他们的学校制服、书本、纸币、墨水、书
桌、椅子、黑板、篮球、曲棍球杆、粉笔、抹布、化学仪
器、地球仪和煤气喷灯
他们蹦跳腾跃
他们扭曲求欢
他们啮噬巧克力雪糕，灌下可口可乐
直到他们被呛到
“他真是无法无天。”奥丽奥尔小声嘟囔。
孩子们大声欢呼、掌声雷动。米基·英庇把孩子们排成长队，跳起了“鳄鱼舞”，他们的队伍像蛇一般在校园里逶迤巡行。孩子们在笛手的配乐下高唱着，他们大多数人保持着高涨的情绪，一点也看不出疲倦萎靡，尽管有一两个小孩子开始蹒跚或号啕。终于，阿加莎·蒙德拉住了米基·英庇的胳臂，告诉他说：“委员会必须离开了，还有其他的学校在此次参观行程中。”米基·英庇并没有马上就停止，阿加莎不得不小跑追上米基·英庇，向他苦口婆心地解释。米基那俊美的脸笼上了阴郁。他朝孩子们问话：“你们想要停止吗？”
大部分孩子喊：“不想!”另有几个说：“想!”
“他们不想现在停止。”米基·英庇说。
“不行，必须得停止了。”阿加莎厉声说道。委员会里所有的人都集中到她背后，以示支持。
“你们看啊，”米基·英庇边撤出孩子们的队伍，边转脸向孩子们说，“他们才不在乎你们想要什么，他们才不会让你们为所欲为，当他们对你们说你有自主选择权时，那只不过是一个诡计。”
孩子们中间传来一阵稀稀落落的呼声，似乎在回应着米基·英庇的喊话，就好像他是个流行明星似的。
卡尔弗利的安乃林·贝文综合中学跟利兹郊区的星辰小学不一样，这并不是一所崭新透亮的新学校。安乃林·贝文综合中学由曾经的大主教堂文法小学和利兹路现代中学改建而成，现在是一座拥有两个校区的学校——文法小学校区和现代中学校区。旧的文法小学装有护墙板，因此幽暗又有回音，而旧的现代中学四四方方、有棱有角，在操场里还建有装配式的教室，飘散着一股腐朽又不怎么清洁的气味——教室里长着饶有异国风情、看似有咸味的菌物，暖气管上也被喷洒上斑斑点点的化学污渍。就在这样一所学校里，委员会的小组成员展开了一场关于“混合能力教学”优与劣的激辩。小组成员们被带去观赏四年级学生的一个即兴短剧演出，学生们表演的内容是两夫妇间的家庭口角——正在准备周末午餐的家庭主妇，和她想去酒吧喝酒或看足球的丈夫的争吵。剧本还是提供给了那些没有戏剧表演能力的学生，好让他们的演出不至于让观众看得一头雾水，但也有学生演得自然出色——一个女学生突然在表演厅中疾呼起来：
“所以，照你的意思，我却必须每天都重复同样的生活，对吗？从早到晚，毫无变更，采买食材，烹煮三餐，然后陪着我做好的食物空等，等到所有食物变冷、泛油，如此这般，日复一日，周而复始，最后只能倒掉这些残羹冷炙，将餐具洗刷干净，在你终于回到家的时候，对你说一句‘没关系’，而你一身臭气和一脸病态，你真的一身臭气和一脸病态!这就是我身为女人的全部内容吗？”
如此流利又雄辩的口才，让她的脸上最终漾出一片绯红色的光晕，这让和她演对手戏的男演员羞怯不已，那个演丈夫的男学生只能一再重复着：“哎，拜托你不要这么夸张。”或者：“事情哪有你说得那么严重？”又或者：“哪个女人不是这样的？”罗杰·梅戈格满怀喜悦地享受着这一刻，并向戏剧指导老师祝贺着，说短剧激发出女学生内心积蕴已久的女性矛盾与挣扎。戏剧指导老师告诉罗杰·梅戈格说，这个女生的父亲是一位教区牧师，而且滴酒不沾，所以短剧中很多剧情纯粹是由她想象出来的。但亚历山大觉得无聊至极。在他的印象中，学校生活的组成成分中占90%的是无聊。不管对好学生还是对坏学生而言，都是无聊。因为青春本身就是无聊的，尽管这一点不被承认。
安乃林·贝文综合中学的校长也是一个实验者和创新者。他主持了一个学校委员会，也经常在旧文法小学的礼堂中举行一些讨论。为了欢迎斯迪尔福兹委员会的到来，校长特别召开了一次临时会议。
“我们学校相信的是，教授英文语法，有百害而无一利。”校长说。
校长这番说法里有其隐秘的动机：校长本人，就是一位地理专家，对自己求学时期的英文课印象深刻——对语句要做语法分析，对从属子句的放置，都是一种磨心蚀志的折磨，一场令人困惑又全无意义的练习。“一个学年是很短暂的，”校长继续解释着，“学校学习从总天数上计算，也是不多的，对从句的分析是对时间残忍的浪费。”他学校里的大多数同事都认同他的感受和观点，他学校里的大多数学生亦是如此，“即便是热情的读者，对于英文语法的学习，也是会反感的，也会觉得这些是非自然的。”
校长将这组斯迪尔福兹委员会小组的成员介绍给学校师生。
“今天，我们荣幸接待的这组贵宾，研究的正是此刻所有人都在辩论的问题。他们中有威基诺浦教授，他是德高望重的文法学者；有亚历山大·韦德伯恩，他创作的剧本让我们中很多人着迷不已。我们也要欢迎一位颇受欢迎的年轻诗人米基·英庇。另外，还有一位科学家、一位物理学家，以及一位专事教育内容写作的作家在成员行列中，他们每个人都将把各自的所专所长带到今天的讨论中。我希望他们能够看到我们学校中的学生对今天的议题的精深思考，也希望他们能够看到我们学校中一向有对我们所关心的议题进行良性探讨的习惯——这包括将我们认同或不认同的见解清晰呈现，也包括我们会认真听取任何人所提出来的任何想法。”
辩论会活泼地举行着。一个粉红脸腮、黝黑俊秀的六年级男生，首先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说：“我们都在没有被教学的情况下，自主地领会了如何讲出并理解符合语法规则的语言，我们能懂得诗歌、新闻报道、政治演讲，以及人与人彼此的对话，而且我们从不需要去下苦功分辨哪一个词是名词，哪一个词是动词，更不必说所谓的名词从句或虚拟语态。但当我们学习他种语言的时候，的确需要多少掌握一些诸如此类的术语，但外语本身就得从这个基础上学起来。”
反对者，是一个看似激动的圆润女生，她反驳道，语法从本质上跟化学物质或人体器官的定名别无二致。“我们需要了解血液循环和心脏瓣膜。而语言也是我们人体机理的一部分：我们对语言的了解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因为我们想要弄懂它。”
提案者的二辩驳斥了这个女生的论点：“如果没有人懂得血液和心脏的运作，你会死；但如果没有人告诉你什么是名词或动词，你却会无碍地进行着你的讲话。”
反方二辩是一个紧张不安、眉目低垂的男生，他辩论说，如果一个人无法正确地说和写，那么就不能得到一份工作，或通过一场考试。规则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能让生活变得更好。人们或许不喜欢规则，但他们或许将更不喜欢没有规则的生活。对规则的谙习，能给每个人带来公平的机会。
辩论会进行得很顺利，学生们以令人惊讶的人数踊跃参与了争辩。他们都准备得很充分，在小卡片上写下了论点，辩论过程中，不时读着小卡片。学生们的参与热情其来有自，他们搜集整理的逸闻式论据层出不穷——无实质语意的东西、不公不义、某个语法的愚蠢程度，还有，就是对空耗时间的鞭笞。但语法的拥护者在辩场上显得更加有教养和有责任心，大概是老师精心挑选出来的学生，并指点他们如何支持自己的论点，比如说“语法让我们能以更有趣的方式进行写作”，或者“语法让我们洞悉我们自己的想法”。
不过，反对语法的学生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威基诺浦教授向校长祝贺，称赞他的学生非常有辩才。米基·英庇则边听辩论会，边在座位上蠕动，有时候甚至把他的脚直接搭在他身前的座位上(那个座位上坐着的是汉斯·里克特)。就在威基诺浦与校长对话之际，米基·英庇一把拉住了校长的袖子。
“我能对您的学生们说两句吗？他们的话我听得已经足够，现在我想让他们听听我说的话，您有意见吗？”
“我跟你说过了，”奥丽奥尔·沃思对亚历山大耳语着，“如果那个人在我的班级里，我一定会对他多留点神。”
“我们应该上前阻止他吗？”亚历山大回问。
“那应该不在我们的权限范围之内。”奥丽奥尔说。
“您请便。”校长对米基·英庇说。
“孩子们，你们听着。我的名字是米基·英庇，我是个诗人。我已经听完了你们各自的说法，有的说得不错，说出了非常棒的东西，但你们不过是全都被某种自以为聪明的想法集结在一起，比如威基诺浦主席、女士们、先生们，以及其他垃圾的想法。孩子们，听我说，不要被他们洗脑。听我的，要往有自由、创意、远见的方向去思考。他们不过让你们坐在那里，学习关于爱因斯坦、相对论之类的东西。你们根本一点也不需要那些东西。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拥有无穷无尽的知识——威廉·布莱克。他认为，只要你观察世界的方式是正确的，你的想象力就是无限的。他对‘无限’最有见识。听听他说过的话，他的话将颠覆你的认知。比如，他说过：‘你何以知道，当每只鸟划过天际时，它们所翱向的极乐世界，正是你因闭锁了五感而远离的世界？’他还说过：‘一个思想就可填满穹苍。’另外，他也有这样的名句：‘活力就是一个生命，活力来自躯体；理性则是活力的界限，或是拘囿活力的圆周。活力本身就是永恒的欣喜。压抑欲望的人啊，请你继续压抑，因为你的欲望薄弱到可被你压抑，压抑者，或理性者，篡夺了欲望的领地，统治着不甘的灵魂。’[7]”
米基·英庇接着说：“你们应该好好思索一下这些话，好好思索怎样利用自己的活力，好好思考怎样面对无限——而不是纠缠在他们教你的那些东西上。当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没有人像我对你们一样说这样一番话，所以现在我要对你们说这番没有人对你们说过的话。”
有的学生微笑，有的学生嗤笑，有的学生鼓掌，有的学生面带窘色地坐立难安。听者们的反应并不一样。那些先前发表过意见的学生，等待着因自己的发言被赞扬一番；当然，在少年少女的群体中，总是有一股对出丑的惧意在不断滋长着。在他处、在别时，米基·英庇可以轻易地降服、驾驭、善用年轻人的惧意，但在这里，他的讲话却像在扳机扣到半击发位置一般，火力突然终止了。不管是米基·英庇本人还是校长，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校长顺水推舟地感谢了米基·英庇，感激他“决定与我们分享这则信息”，米基·英庇则一屁股坐回原来的座位上，皱起了眉头。
亚历山大问威基诺浦：“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憎恨语法？”
“这是我们必须搞清楚的一件事，也是我们必须剖析的一个现象。当然，他们所抱怨的语法其实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守旧概念，是拉丁文的衍生物，跟现代思维没有任何关系。不过，我的确觉得这就是问题的根源所在。也许是大脑的阻滞，在计议、度量着它本身的运作。”
亚历山大听到威基诺浦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时，只觉得那跟从句的分析与教习毫无相关性。“然而，也挺有趣。”亚历山大想。
米基·英庇缺席了当晚在迪恩庭旅馆的晚餐，威基诺浦也没有出现在餐桌上，因为他连夜赶回了任教的格拉斯哥大学。向阿加莎·蒙德问起委员会是否会处理米基·英庇的人，是罗杰·梅戈格。罗杰·梅戈格简直像是一个从不忌讳于提出糟糕问题的顽皮鬼，可他不喜欢别人的糟糕举止，尤其是比他更年轻的男性的糟糕举止。阿加莎以“外交辞令”回答他说，委员会的主席或秘书，应该会就成员在委员会里所应具有的正确言行，找米基·英庇谈一下。从她以往的经验中看，这样的问题通常会以“问题成员”服从组织章程或离开组织，用这两者中其一的方式得到解决。她穿着一件深红色的刚刚及膝的洋装，看起来挺俏丽，甚至可以说美丽。她的腿又细又长。她有可能是穿上这种短款洋装后，依然可被视为出色的10%的女人中的一员。亚历山大故意走上她身后的台阶，在心底品评着她——女性公务员竟然可以穿上这种展示臀部动态并露出膝盖窝的裙子，可真是稀奇，她看起来简直像个女学生，或者宇宙飞船队动画片中的女指挥官。亚历山大顾左右而言他地问了一句：“那你认为我们那位大顽童最终会服从，还是脱队？”
“他搞不好会退出，他可能会闷得受不了。反正我的想法是他会退出，但我绝对不会在我们的政治领导面前讲他的坏话。毕竟，他的出现带来了一种多样化。只可惜他会郁闷至极，这是毋庸置疑的。”她接着补充自己刚刚说的话，“另外，他成了一个集体的极好的刺激源，像砥砺珍珠的砂砾。他会让整个组织更有向心力，更善于合作。”
亚历山大顿时生出像“慈父”般把手搭在她肩膀上的冲动，他毅然阻绝了这股冲动。
委员会小组第二天去弗莱亚格斯的小学。第二天清晨，亚历山大抽时间趁早赶路去看望了比尔·波特，他一早便通知了比尔·波特，所以比尔·波特也在等着他。亚历山大看到比尔瘀青的脸，很是吃惊，忙问比尔是不是摔伤了。
“不，我不是摔伤的，我还没有老到被自己的脚绊倒。我被一个怒气冲冲的年轻人推挤在门与墙壁之间，撞伤了头。那个年轻人是我的女婿，他跑来找弗雷德丽卡。不相信弗雷德丽卡并不在我这儿，也不相信我不知道弗雷德丽卡究竟人在何处。很明显的，弗雷德丽卡投下了一枚震撼弹，带着儿子离家出走了。我也在观望事态的发展。每一天都过得不乏味。我很庆幸我对于她的去向一无所知。她需要掩护。”
“我知道她在哪里。”亚历山大想了一想，说，“她正被照顾着，而且被照顾得很好。”
“如果你见到她，”比尔说，“告诉她，我很想跟她取得联系。告诉她，我在这个地球上所剩时日无多。一日为女儿，终生为女儿，她将会慢慢认清、接受这一点，你一定告诉她。噢，我竟然什么也不知道。但你最好别告诉我她的栖身之所，以防那个粗野的人又回来找我、折磨我，逼我把她的行迹和盘托出。他完全做得出来那种事，然后他又会哭着为痛下的毒手而抱歉——即使穿着厚重的衣服，他的身手也很敏捷——都是因为他脾气很大。”
“我会告诉她的。她现在也隐居避世。”
“这大概是她这辈子做过的最理智的一件事了。但如果她能有一丁点理智，也不会身陷这种窘境。她应该嫁给一个温和的男人，像丹尼尔那样的男人。”
“你之前都不让丹尼尔进你的家门。”
“是啊。不过，我已经回过神来了。其实是他基督教徒的身份令我排斥，我并不排斥他本人，而且我也做了结论：他并不会比我多出任何一丝一缕的基督徒品性。”
“你归根结底就是一个清教徒式的传道者，你从以前就是如此。”
比尔对亚历山大还以笑容。
“人老去以后，为数不多的好处之一……”他说，“就是分得清楚谁跟你是合拍的人，谁是能真正和你分享回忆的人。我想，我们都很了解彼此。”
“的确如此。”亚历山大说。
自亚历山大一进门，比尔两次说到自己老了。比尔看上去的确苍老了。他受伤的部位，痊愈得很慢，他的皮肤薄得简直像洋葱皮。瘀伤的面积很大，伤口里的淤血显映在皮外，呈现出黑色。他的笑颜意外地令人毛骨悚然，但亚历山大报以带着关爱的笑容。
亚历山大重新加入委员会小组，他去了弗莱亚格斯小学。中班的七到八岁的小学生们正在听校长兼老师戈登小姐讲童话故事《大绿虫》。学校是由当地出产的灰石建成的，教学建筑采用宽大和简单的风格，主要教学空间被隔离成两部分。学校从20世纪30年代就维持着这样的格局。学生们成排地坐在长课桌后面，年纪小的坐在前排，年纪稍大的坐在后排。委员会成员们坐在最后一排，坐得不是很舒服。即使臀部不大的成员也一样，比如阿加莎·蒙德、利物浦诗人、路易斯·鲁塞尔，甚至连穿西装的汉斯·里克特，?他们都像是坐在宝宝椅上。威基诺浦被尊奉地坐到戈登女士那张不太称头的写字椅上。奥丽奥尔·沃思小姐、罗杰·梅戈格先生则分享同一张体育课专用的长凳，还得留出一点位置给后来加入的亚历山大。
“大绿虫发出咝咝声(这原本是蛇行时的吐息声)，没有收到回应，于是它就跳进了波浪中。‘多么可怖的怪物啊……’公主喃喃自语起来——它扑扇着它泛绿的翅膀，身体也在不断改变着颜色。它长着象牙色的爪状物，头顶盖着一丛丑陋的蕨叶似的浓密的毛。公主心想：我宁愿自我了断，也不把生命葬送在它手上。”
戈登小姐的声音是平静的。她在那些“吸引人”的词汇上着墨较多，比如：蛇行、咝咝声、蕨叶之类的。孩子们坐得很定，听得入神，没有动来动去。她希望孩子们不要乱动，孩子们也做到了。她在黑板上写下一连串的近义词：小蛇、大蛇、龙、长形虫，然后让孩子们举出他们所知道的同类指向的词，孩子们答着：蝰蛇、小毒蛇、蟒蛇、草蛇、鳞脚蜥。戈登小姐说：“鳞脚蜥是一种没有脚的蜥蜴，并不属于蛇类哦，鳞脚蜥已经进化成有足动物，但最后决定放弃它的足。”于是，孩子们又继续开动脑筋：王蛇、眼镜蛇、“耐格”。戈登小姐更正说：“‘耐格’不是蛇的种类，而是一条蛇的名字。”说出这条蛇名字的学生显然是读了《丛林之书》中的《瑞奇-提奇嗒喂》。孩子们仍在说着：鼓腹毒蛇、黑曼巴蛇、响尾蛇。于是，这些词汇引发了一场关于“同义词”与“专门用来区别物种、类别的科学名称”两者之间差异的小小讨论。学生们讨论了长形虫、小蛇、大蛇各自带有的“词感”，比如，一个红发小女生说长形虫是“肥的”“厚的”“缓慢的”；而小蛇，那个小女生认为小蛇是“快速滑行的，还有一种尖利的感觉”，她同时也说出了大蛇给她的印象：“是一种奇幻生物，或者《圣经》中的怪兽。”孩子们还议论纷纷地说很多人都不喜欢蛇，但在某些故事里，人们却经常幻化成蛇。亚历山大看着那个勇于发言的小女孩，她有着一头红金色的发丝和大而黑亮的眼睛，她脸上的雀斑像浅淡的喷溅的咖啡滴落在奶油上一样。她的前额很宽，嘴唇既宽也轻软。亚历山大认得出她，从她的脸上、皮肤上、嘴唇上，甚至她转头和聚精会神的神态上，就可以读出她所拥有的基因。她是斯蒂芬妮的女儿，也是丹尼尔的女儿，她的名字叫玛丽，她带有比尔脸上一抹飘逸的红晕，还有温妮弗雷德面色中缓慢流动的金质，一种弗雷德丽卡的机敏。斯蒂芬妮也具有这种机敏，当然，她从她爸爸丹尼尔身上遗传的是她深思时独有的迟钝凝眸。她和西蒙·文森特·普尔在同一周出生——是啊，亚历山大又想起那个男孩来了。那个男孩活得自在，漫长的人生还未展开，“所以，他带有托马斯·普尔的基因，或我的基因，真的重要吗？”亚历山大自问，他自答道，“对，重要。”他很想了解西蒙，所以他看着玛丽，他又想到阿加莎·蒙德的女儿莎斯基亚，她的女儿“没有父亲”。
“每节课下课前，”戈登女士说，“我们都要读一读字典，查一查我们今天所学的字词，比如今天的虫子、小蛇。玛丽·奥顿，你来挑一个单词，因为你今天思考得很多，你来选一个吧。我们最后想读到一些没有人认得的字眼——连我都不认得的字眼。我们还会畅想世界上到底有多少单词，而我们可以用这些单词做多少表达。”
威基诺浦点了点头。利物浦诗人则不想对这一班的学生发表演讲，一部分原因是他意识到这里有一位比他更有个人魅力、擅讲故事的中年女教师，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也对女教师讲述的故事和班上在玩的文字游戏有兴趣。
无论如何，他仍旧在晚餐时间鼓起了自己所有的勇气。晚餐在用写字桌搭起来的长桌上进行，上菜的是穿工作服的食堂女工们，她们把晚餐用教职员餐盘端上桌。委员会成员们坐在桌端，一道道菜被端到他们面前：一锅像是炖羊肉的东西，一份湿乎乎的煮加工豆，还有一些颜色发灰的土豆泥，混着像鹅卵石一样的淀粉团。
米基·英庇大声说：“这些东西简直跟垃圾没两样。没有人应该被喂食这么像垃圾的垃圾。孩子们不该吃，我们也不该吃，所以我不会吃这些垃圾。”亚历山大理清了他的思路：诗人绝对有心来煽动这些孩子来反抗——或者是象征性地，从丢掉这些食物开始。但是有些孩子正忙不迭地大快朵颐，有些在无精打采地用他们手中的叉子捣乱。这不是多好吃的食物，但也不至于完全不能入口。其实亚历山大自己也不想吃，但也因诗人的“负隅顽抗”而觉得尴尬。诗人站起来，把餐盘里的食物统统刮进一个装满热水的浸泡着使用过的餐具的大桶里。诗人说：“这个村里肯定有个小酒吧。谁想跟我一起去吃个三明治？”没有人回答他。诗人昂首阔步走了出去。阿加莎预料得对，这个委员会小组里剩下的所有人似乎都跟彼此更加同心同德了。
委员会的成员们召开了一个讨论这些学校参访的会议。他们在教育部一个毫无生气的房间里，绕着长桌子围坐，这个房间之后将被改造成教育与科学系的系办。成员专业、职业相近或相同的就相邻而坐，比如学者跟学者坐在一起，教师跟教师坐在一起，作家和记者坐在一起。他们相处不怎么融洽，但没人跟那长着甜美脸蛋的诗人坐邻座，他一个人孤零零的，在便条簿上画卡通人物。其后，这些职业组别被打乱，大家又重新聚合在一起。亚历山大坐在委员会主席菲利普·斯迪尔福兹教授、委员会秘书奥布里·韦斯，其他学者如杰勒德·威基诺浦教授、娜奥米·卢里、亚瑟·比弗等人的对面。他坐在那儿，不是为了直视主席的眼睛，而是为了看到阿加莎·蒙德。亚历山大不把自己当作这个集体的一员，他以独立的个体、观察员自视，他认为自己在这儿是一个失误。但其他人呢，用他们积累了一生的经验所得，认定亚历山大善解人意又平和待人，认为他是个带来向心力的人物。奥丽奥尔·沃思和罗杰·梅戈格分坐在他的两侧。
阿加莎完成了翔实的参访报告。亚瑟·比弗虽然没有随队参访，但评论说星辰小学和弗莱亚格斯小学针对基础教育表现出完全相异的教学理念。亚瑟·比弗问参访成员是否对这两所小学的优点，形成了各自的看法。
汉斯·里克特说现在已经是秋季。他补充道，之所以会先说这一点，是因为夏季里的星辰小学会显得空气流通又光线充沛。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入秋后，室内会变得相当闷热，老师和学生都会因出汗而感到不适。汉斯·里克特的意思是说：学校建筑忽略了人。
亚历山大则说星辰小学根本未给学生们提供隐私权。
罗杰·梅戈格说多数学校都不注重学生的隐私，他转而问汉斯·里克特对于建筑的意见，是不是一种比喻。
汉斯·里克特说，这并不是任何比喻，那只是一种用体感进行的物理观察。但是精神状态受到身体状况的影响，所以当孩子们感到炎热时，他们事实上是无心学习的。
菲利普·斯迪尔福兹呼吁委员会成员们把议题从建筑转到语言教学上来。
奥丽奥尔·沃思指出，星辰小学和弗莱亚格斯小学都是不错的学校，因为孩子们在两所学校中都能学到东西，而且学得快乐。但她又补充道，这可能是因为这两所学校所表现出了好的教学风貌的缘故，也可能是当天上课的教育者素质都较高。星辰小学的校长像是连后脑勺都长了眼睛，所以他有极强的组织纪律性和管理能力。同时，当他直面眼前的实务时，条理清晰的他，能够有效减少在教学中难免会产生的无目的性和混乱。同样的，弗莱亚格斯小学的校长兼教师戈登小姐，在掌控各种年龄和各种能力程度学生的关注力上有独到的一套，她能充分锻炼学生的头脑。但如果换成了天分不够、创造力不强的教师，在弗莱亚格斯小学的实例中，学生的注意力很快就涣散了。
亚瑟·比弗建议道，委员会的报告中必须有一章用来详细解说教师的教学活动。因为语言的教学植根于教师的能力，以及教师的哲学观。
罗杰·梅戈格自言最令他震惊的是来自卡尔弗利的安乃林·贝文综合中学那股对语法的深深恨意，这在那所学校的语法辩论会上一听便知。不管是多少优质的施教，都无法令那所学校的绝大多数学生和教师改变对语法的排斥态度。罗杰·梅戈格说当自己还是个学生时……
(所有的委员会成员，经过委员会的一致决议，被要求回想自己作为学生时的情景。每个人都从前尘往事中采撷破碎的云影，不管是愉快的时光，还是惨淡的日子，都被从那一间间满是尘屑的课室内召回。亚历山大浏览着每个人的神情。他描摹着罗杰·梅戈格当学生时的样子：肥胖、膝盖肿大、头发卷曲、怒气沉沉、好斗，不是任何一个学科上的顶尖学生，但总是趋近着顶尖的学生。)
罗杰·梅戈格说，当他自己还是个学生时，学习语法的经验是一个早已架设好要生擒你的圈套；是老鼠钻进迷宫中接连撞上的几道门；是教师展示极端权威和降下严苛惩罚的工具；是你写作发散创意思维时遇上的一连串可恨阻碍。简而言之，语法就是一种压迫。
他说情况似乎没有任何好转，还说自己对“废除主义者”抱有同情态度。“那个男孩子说得对——我们都在没有事先学习语法的情况下，讲出了语法正确的语言。”
娜奥米·卢里反驳说，如果没有语法，那么没有一个孩子能读懂、阐明弥尔顿或约翰·多恩的词句。
沃尔特·毕晓普指出大部分孩子大概永远也不会读弥尔顿或多恩，孩子们根本不用忍受极少数精英分子才能经受住的语法推敲和从句分析所带来的痛苦，因为他们长大后只需要会写工作申请，只需要会读政府表格就足够了。
盖伊·克鲁姆的观点是，不管喜欢与否，人类都需要规则。任何一个社群都无法忽略最简单的一条或几条规则，因为失去了这些规则，这个社群将无以运作。他也不支持那种宣扬经由学到了几个新事实就可以获得新发现的教学论调。有感于孩子们被哄骗着应该去“发现”这个或那个，盖伊·克鲁姆说，明明可以先通过学习获取知识，然后在具有一定知识的基础上，再去发现更多有趣的事情。规则有促进作用，规则创造了顺序和条理，没有顺序和条理，创作能力只是空谈。连字母都不识的可怜小孩儿把时间都浪费在对字典漫无目标的翻查上。那种学习有序规则的乐趣，现在似乎被鄙夷。盖伊·克鲁姆坚持道，除非一个人先将一些简单的数学定律内化于心，否则他无法在这个世界上游刃有余。盖伊·克鲁姆也相信，如果没有任何规则，那么足球、网球和卡片游戏，将会极度无趣。“只要是有孩子的人，”盖伊·克鲁姆说，“在玩卡片游戏的过程中，如果有人想要借此延伸出一个新的游戏，却因为临时起意和脱序无章而被无聊感折磨，那么这些人都会觉得对规则的需要，是一种深刻的人类需求。”
利物浦诗人发话了：“那是法西斯主义者会说的话。”他接着说：“如果你强迫人们学古旧的诗歌，他们会恨那些诗歌。你应该让人们自己去接触诗歌。或者你可以禁止人们接触古诗，将接触古诗的行为定罪。这样，人们就会对古诗如饥似渴。”
主席问威基诺浦有何感想。
威基诺浦说他觉得把处于政治和社会控制的动机和对群体行为设计出的一套管理章程，与具有广泛社会能见度和解说力的语言结构形式相互类比并不是一个有效又明智的做法，原因是：如果我们连能够解释我们思维的言辞都没有，我们就无法分析“规则”的本质和它们的缺陷。威基诺浦说：“尼采指出，所有的西方哲学理论都在研究的是相同问题的不同变种，而且循环往复，因为所有的想法都由简单的语法功能所主宰和定向——这种论调，其实归根结底——在尼采看来——也是一种哲学问题。但这不等于他把所有的哲学问题都简化成‘语言问题’——尼采论述的重点是，我们的思维能力是我们语言技能运作的结果。尼采和坐在这个房间中的一些人不同，他主张的是，我们所使用的语法种类和语法结构是固有的，是我们大脑结构的一部分，而我们的大脑又是基因决定的。无论是大脑那超凡的精密度，还是人类智慧所能达到的范围，以及它自身的缺陷，还有大脑对无可解决难题的周期性复发的担忧，都是一种固有规则运行之下的作用。尼采相信学习这个规则是困难的，即使要来思辨这个规则，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叫人厌恶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教能够描述语言结构的那些词，我们也没有探讨思维结构的任何方法。”威基诺浦还辩称：“这不是对现在仍在教程中的绚丽繁复的拉丁语语法练习的一种辩护，拉丁语语法练习早就该从现在的教学大纲中被废除了。”
罗杰·梅戈格说自己认同威基诺浦的观点，他还说盖伊·克鲁姆呼唤的对语法规则的需求，的确常常转化为造成社会压迫和边缘化的微妙教条。罗杰·梅戈格继续说：“我相信教师和学生的关系是症结所在。”他回忆自己在教学的时候，得到了学生们的信任，因此，他说服了学生们以更加**的心态、更加热切的笔触来写作，比如写他们家庭中的矛盾，或者写他们的希望和欲望，而罗杰·梅戈格把学生们所写的内容记录整理进他的《真实生活故事》一书中(书名是罗杰·梅戈格对杂志中类似“解惑阿姨[8]”那种专栏作者的一种嘲弄，当然罗杰·梅戈格确信自己没有必要向在座这群尊贵的文化宾客来说破他书名中的小幽默)——“我同样鼓励学生大量使用生僻字词、复合式表达方式，以及有冲击力的写法，主席先生，我想说的是冲击力与文章的真实感相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