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尔不请自来，说是要来喝杯酒，但我知道，他其实是不喝酒的。几周过去之后，回想起发艳那次荒唐的见面，简直难以置信：甚至连谈话的细节也不大清楚了。那次的细节就像是罗马古墓里的残缺文字，而我就像一个考古学家，依据我的学术偏见去填补上那些空白。我甚至觉得他是在愚弄我，那番谈话是一场计划周密、幽默的伪装，为的是掩盖他的真实目的，因为在西贡已有传言，说他是从事秘密活动的，“秘密”这个词其实并不恰当。也许他正将美国军火供应给第三势力——发艳主教的军乐队，那些吓坏了的、没有薪水的年轻士兵，这是他余下的全部兵力了。河内的那封调职电报，我一直留在口袋里。这件事即便告诉给凤，也没什么意义，那只会让我们剩下的几个月变得极其糟糕，充斥着泪水与争吵。甚至不到最后一刻，我都不会去申请办理出境证，万一移民局里有她的熟人，那就难办了。

我告诉她：“派尔会在六点过来。”

“我要去找我姐姐。”她说。

“我想他主要是想见你。”

“他不喜欢我，也不喜欢我的家人。你走之后，姐姐邀请过他几次，他从没赴约过。姐姐很伤心。”

“你不必出去。”

“如果他想见我，可以邀请我们去美琪大饭店。他只是想跟你谈些私事——关于生意之类。”

“他是做什么生意的？”

“大家说他进口很多很多东西。”

“具体是什么东西呢？”

“药剂、药片……”

“那都是供应给在北部的沙眼治疗队的。”

“也许吧。海关没资格检查那些东西，全都是外交包裹。但有一次不小心弄错了——结果那人立马就被开除了，公使馆的一等秘书还威胁说要停止一切进口。”

“里面是什么东西？”

“塑料。”

“你说的不是炸弹吧？”

“不是，只是塑料。”

凤走之后，我写信回英国。路透社有个人几天后要从这里去香港，他可以从那里将我的信寄出去。我知道我的呼吁不会有什么希望，不过这样做的话，我日后就不会责备自己没有采取任何可行的措施。我写信给报社总编，说现在不是更换记者的好时机。巴黎的德·拉特尔将军生命垂危，法军就要从和平府全部撤退，越南北部正处于巨大的危机之中。我告诉他说，我不适合担任国际新闻编辑——我是个记者，对于任何事情都没有真正的观点。在最后一页，我甚至以私人理由向他申请，虽然任何人的同情心都不可能起到什么作用：抵挡不住那一排灯管下戴着绿色的遮光帽檐儿的人，也抵挡不住那些千篇一律的废话——“报纸的利益”“情势所迫”之类……

我写道：“出于某些私人原因，我不太愿意离开越南。我认为我在英国很难好好去工作，不仅有经济上的压力，家庭方面也有许多问题。老实说，如果我有能力负担的话，那么我宁可辞职，也不愿意回到英国去。我这样说，只是为了表现我的反对意愿是多么强烈。我认为您觉得我还不算一个很糟糕的记者，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向您提出申请。”然后，我又读了一遍我写的发艳战争的文章，准备也托人带过去，作为一篇发自香港的通讯。法国人现在不会过于反对我这样写了——包围已经解除：败仗也宣传为一场胜利了。接着，我又把我给总编的信的最后一页撕碎了。那样做根本没用——那些“私人原因”只会沦为他们私下里的笑柄。大家都觉得，每一个海外记者在当地都有女人。总编会把它当成笑话告诉给夜班编辑，夜班编辑嫉妒之余，回到他在斯特里特姆的双拼别墅里，带着幻想爬上床，身边躺着多年前从格拉斯哥带过来的忠实妻子。我太清楚那种房子里面是什么样的情形了——门廊里摆着一辆坏掉的三轮脚踏车，一个不知是谁弄断的他最喜欢的烟斗，客厅里有一件孩子的衬衣在等着缝上一颗纽扣。“私人原因”：在伦敦记者俱乐部喝酒时，我可不愿意因他们的笑话而使我想起凤。

有人敲了一下房门。我给派尔打开门，他的黑狗抢在他前面进来了。派尔从我的肩膀上望过去，发现房间里没有别人。“就我自己，”我说，“凤去找她姐姐了。”他的脸红了。我注意到他穿着一件夏威夷衬衫，不过在色彩和设计上都相当克制。我很惊讶：难道他已经被人指控从事非美活动了吗？他说道：“希望我没有打扰到你……”

“当然没有。喝杯酒吗？”

“谢谢。是啤酒吗？”

“抱歉。我们没有冰箱——冰块要让人送。来杯苏格兰威士忌怎么样？”

“一小杯吧，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不太喜欢烈酒。”

“加冰块吗？”

“多加些苏打水——如果你有的话。”

我说：“发艳之后，我就没见过你。”

“你收到我的信了吧，托马斯？”

他喊我的教名时，仿佛是在宣示他没有在开玩笑，派尔并没有掩饰什么，他来这里就是为了凤。我注意他的平头最近刚修剪过，甚至穿上这件夏威夷衬衫也是为了彰显男性之美吧？

“信我收到了，”我说，“我想我应该一拳把你打倒在地。”

“当然，”他说，“你有这样的权利，托马斯。但我在大学时练过拳击——而且我还比你年轻。”

“嗯，那对我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是吗？”

“你知道，托马斯（我相信你也有同感），我不喜欢背着凤去谈论她。我本以为她会在这儿的。”

“好吧，那我们要谈点儿什么呢——塑料？”我说这话并没有吓唬他的意思。

他说：“你也知道那件事了？”

“凤告诉我了。”

“她怎么能……？”

“你该知道这个事情已经传遍了。这又有什么呢？你准备去做玩具生意吗？”

“我们不想让援助的细节都披露出去。你知道我们国会的情形——而且参议员们经常来访。仅仅是因为我们沙眼治疗队使用某种药而没用另一种，就惹出过许多麻烦。”

“我还是不明白塑料到底是什么情况。”

他的黑狗坐在地板上，占去许多空间，不停地喘着气；它的舌头看起来像一块烧得过了火的煎饼。派尔含糊其词地说道：“噢，你知道，我们想扶植一些本地的工业，不得不对法国人加以防备。他们希望所有东西都从法国进口。”

“不怪他们。战争需要钱。”

“你喜欢狗吗？”

“并不。”

“我以为英国人都很喜欢狗。”

“我还以为美国人都喜欢美元呢，不过肯定也有例外。”

“没有‘公爵’的话，我都不知道自己的日子该怎么过了。你知道，有时候我觉得自己非常孤独……”

“在你的那个部门里，应该有不少同伴吧。”

“我养过的第一只狗名字叫‘王子’，取自‘黑王子[28]’这个意思。你知道，那个家伙……”

“他在利摩日[29]屠杀了所有妇女和孩子。”

“这我可记不得了。”

“历史书上将这部分掩盖过去了。”

当现实与派尔内心里所珍视的浪漫念头不相符合，或是某个他所敬爱或者仰慕的人没达到他那荒唐的标准时，痛苦与失望的情绪便会在他的眼睛里和嘴角上蔓延。有一次，我记得，我指出约克·哈丁犯过一个事实性的错误，然后我安慰他说：“不管是谁，都会犯错误的。”他紧张地笑起来，说道：“你一定认为我是个傻瓜，但是，我几乎以为他是不会出错的。”他继续说，“我父亲只跟他见过一次面，就非常喜欢他，而我父亲本身是很难讨好的那种人。”

那只名为“公爵”的大黑狗，喘匀气后，也逐渐适应了房间内的空气，便开始在屋子里东闻西嗅。“能让你的狗老实点儿吗？”我说。

“噢，我很抱歉。公爵，公爵。坐下，公爵。”公爵坐了下来，又开始大声地舔着自己的私处。我将两个杯子倒满酒，并特意从它身边经过，以暂时打断它的清洁工作。但它只安静了片刻，之后又给自己抓起痒来。

“公爵非常聪明。”派尔说。

“王子后来怎么样了？”

“我把它带去康涅狄格的农场里，它被车撞死了。”

“你难过吗？”

“噢，非常难过。它对我来说极为可贵，不过一个人总是要有点儿理智。又没有什么办法能使它复活。”

“那么如果你失去了凤，你还会有理智吗？”

“噢，当然，我希望是那样，你呢？”

“说不准。我可能会走火入魔。你想到过这一点吗，派尔？”

“我希望你可以叫我奥尔登，托马斯。”

“我不想那么叫。派尔这个名字——会引发不少联想。你到底有没有想到过这一点呢？”

“我当然没想过。你是我认识的人里最直率的。我还记得当时你的表现是多么有修养，当我闯进……”

“我记得，那次在睡着之前，我想，如果现在来一次袭击，然后你被打死，那么一切就都迎刃而解了。光荣牺牲。为了民主。”

“别笑话我了，托马斯。”他不安地晃动着他的长手长腿，“在你看来，我一定是有些愚蠢，但我清楚，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

“我不是。”

“我知道，如果认真说起来，你一定希望她能有最好的归宿。”

就在这时，我听见了凤的脚步声。我原本寄希望于等到派尔离开之后凤再回来。派尔也听见了脚步声，并意识到凤回来了。他说：“是她吧。”尽管只相处过一个晚上，但他却能分辨出她的脚步声了。为了凉快一些，我将房门打开，狗也起身站在门边，看起来它好像已经把凤当成派尔的家人来接待。我反而成为不速之客了。

凤说：“我姐姐没在家。”然后谨慎地望着派尔。

我不知道她说的是实话，还是她姐姐叫她快点儿赶回来的。

“还记得派尔先生吗？”我说。

“很高兴见到您。”她优雅地回应道。

“我也很高兴再次见到您。”说完，他的脸又红了。

“什么？”

“她的英语不是很好。”我说。

“恐怕我的法语更糟。虽然我正在学习。我也许可以听得懂——如果凤说得慢些的话。”

“我来当翻译吧，”我说，“本地口音的法语要听习惯了才行。现在你想说什么？坐下来吧，凤。派尔先生是特地来看你的。说真的，”我转而问派尔说，“需不需要我离开一下，让你们两人单独谈谈？”

“我希望你听到我要说的这些话，否则就不公平了。”

“好吧，那就开始吧。”

他的语气严肃，好像这番话他已在心里演练过无数次，说他对凤怀着极大的爱与敬意。自从那天晚上与凤共舞开始，他就一直有这样的感觉。听见这些话，我想起一个老管家正带着一批游客参观一座“深宅大院”。这座“深宅大院”就是他的心，对于这个家庭里的许多私人房间，我们只能匆匆一瞥。我很仔细地为他翻译——这样听起来更糟，凤安静地坐着，两只手放在膝盖上，仿佛是在聆听电影里的对白一般。

“她听懂了吗？”派尔问。

“在我看来是听懂了。你不需要我帮你加些话进去，是吧？”

“不需要，”他说，“翻译就行。我不希望在感情上动摇她。”

“明白了。”

“告诉她，我想娶她。”

我告诉了凤。

“她说什么？”

“她问我你是不是认真的。我告诉她，你是个认真的人。”

“我想这种状况真是有点儿怪，”他说，“请你替我翻译。”

“相当怪。”

“然而这似乎也挺自然。毕竟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多谢厚爱。”

“我遇见麻烦之后，总是第一个想到你。”他说。

“那么我想，爱上我的女人也是一种麻烦吧？”

“当然。我真希望我的对手不是你，托马斯。”

“好了，我接下来要对她说什么。没有她你活不成了？”

“不，那种话太感情用事了。而且也不够真实。得不到她的话，我只好离开这里，任何事情都会过去的。”

“当你酝酿接下来该说些什么的时候，不介意我先跟凤说一句话吧？”

“不介意，当然不介意。这才公平，托马斯。”

“好吧，凤，”我说，“你要离开我去跟他在一起吗？他会娶你。我做不到。你知道原因的。”

“你要走了吗？”她这么一问，我想起了口袋里报社总编寄过来的那封信。

“不走。”

“永远不走？”

“那怎么能保证呢？他也不能保证。婚姻也会破裂，而且结了婚的人往往比我们这样的分开得更快。”

“我不想离开你。”她说。但这句话并不能使人放心，它后面跟着一个没说出口的“但是”。

派尔说：“我想我应该把所有的牌都摆在明面上。我不富有。但将来我父亲去世时，我会得到五万美元的遗产。我的健康状况不错——两个月前刚拿到一份健康证明，我还可以让她知道我的血型。”

“我不知道该怎么翻译。说这些干吗？”

“嗯，为了确定我们在一起可以生孩子。”

“在美国，你们**之前，都必须弄清楚——收入和血型？”

“我不知道，我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事情。要是在美国的话，也许我的母亲会跟她的母亲谈谈。”

“谈你的血型？”

“别嘲笑我，托马斯。我想我的做法是有些老派。你知道，碰上这种情况，我有点儿不知道怎么才好。”

“我也是。我看要么别谈了，我们干脆扔骰子来决定她属于谁吧？”

“你这是假装无所谓，托马斯。我知道你像我一样爱她。”

“好吧，继续吧，派尔。”

“告诉她，我并不指望她立即就会爱上我。但那一天会到来的，不过请告诉她，我为她提供的是保障和尊重。这听起来也许并不动人，但它比**更为长久。”

“她随时都能得到**，”我说，“当你去办公室时，还有你的司机呢。”

派尔脸红了。他尴尬地站起身来，说道：“这个笑话很无耻。我不会让她受到侮辱。你没有权利……”

“她还不是你的妻子。”

“你又能给她什么？”他气势汹汹地问道，“当你回英国的时候，给她留下几百美元，或许你还要把她和家具一并转让出去吧？”

“家具本来也不是我的。”

“她也不是。凤，你愿意嫁给我吗？”

“血型的事情怎么办呢？”我说，“还有健康证明。你也应该问她要一份，不是吗？也许还应该向我要一份。还有她的天宫图——噢，不用了，那是印第安人的习俗。”

“你愿意嫁给我吗？”

“用法语说，”我说，“要是再帮你翻译，我他妈的就真应该去死了。”

我站起身来，那只狗忽然叫起来，这让我大为光火。“告诉你那该死的‘公爵’，让它安静点儿。这是我的家，不是它的。”

“你愿意嫁给我吗？”他又重复一遍。我朝凤身边挪了一步，那只狗又叫了起来。

我对凤说：“让他滚出去，狗也带走。”

“现在就跟我走吧，”派尔说，“跟我一起生活。”

“不，”凤说，“不要。”忽然间，我们两人之间的怒气全部消散了。这个问题简单极了，只需要一个由两个字母组成的单词[30]就能解决。我感到一种巨大的安慰。派尔站在那里，嘴巴微张，满脸困惑，他说：“她说不。”

“这点儿英文她还是会说的。”我现在就想大笑——我们两个把彼此愚弄得成了什么样子。我说：“坐下来，再来一杯苏格兰威士忌，派尔。”

“我想我该走了。”

“再喝一杯。”

“别把你的威士忌都喝光了。”他喃喃地说。

“喝光了我可以再向公使馆买。”我走到桌边，狗对我龇着牙齿。

派尔气愤地说：“坐下，公爵。老实点儿。”他擦去额头上的汗水。“如果我说了什么不该说的，很抱歉，托马斯，我不知道刚才我是怎么一回事。”他举着杯子，想了想又说道，“最好的人赢得了最后的胜利。请你千万别离开她，托马斯。”

“我当然不会离开她。”我说。

凤对我说：“他想抽一袋烟吗？”

“你想抽一袋烟吗？”

“不了，谢谢。我不沾鸦片，我们服务队里有严格的规定。喝完这杯我就离开。至于公爵今天的表现，也很抱歉，它平时一直都很安静的。”

“留下来吃晚饭吧。”

“我想，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想自己一个人待一会儿。”他露出一个迟疑的笑容，“我想人们会说我们两个人的行为都很怪异。我希望你能娶她，托马斯。”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

“真的。自从我看见那个地方——你知道，就是乡村酒家附近的妓院——我一直就很害怕。”

他迅速喝完了那杯他不习惯的威士忌，不朝凤看一眼，告别的时候也没有去握她的手，只是尴尬地微微点头。我注意到她的目光跟着他走出房门，经过镜子时，我打量一下自己：裤子最上面那颗纽扣没系上，这是身材走样的开始。到了门外，他说：“向你保证，我不会再见她，托马斯。这件事不会让我们之间产生隔膜吧？等这次的任务完成，我就申请调离。”

“那需要多久？”

“大概两年。”

我回到房间里，心里想：“我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还不如告诉他们我就要走了。”那样他只需要捧着流血的心，将其作为装饰，几个星期后……我的谎言甚至会使他的良心得以安慰。

“要我给你烧袋烟吗？”凤问道。

“好，稍等一下。我要先写封信。”

这是我今天写的第二封信，这封信我倒是一点儿也没撕掉，尽管我对于后续的回应也同样不抱希望。我写道：“亲爱的海伦，我将在四月份回到英国，担任国际新闻编辑。你能想象，对此我并不情愿。英国是我的伤心之地，在这里没有一件事能够顺利完成。我本来期望我们的婚姻能长久下去，正如我也遵奉你的那些基督教信仰那样。直至今天，我都不清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知道你和我都尽力挽回过），我想大概是我的脾气不好。我知道自己发起脾气来，是多么无情，多么糟糕。现在我认为稍微好了一些——这是在东方生活的好处——虽然没有变得温和，但更安静一些。也许这不过是因为我的年龄又长了五岁——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五年占的比重很大。你对我一向大度，自从我们分居以来，从来没有指责过我。你现在愿意更大度一些吗？我知道，在我们结婚之前，你警告过我说绝不会离婚。我也接受了，所以不能抱怨。但现在，我还是想请你同意离婚。”

凤在**呼唤我，她已经把托盘摆好了。

“再等一下。”我说道。

“我可以把这件事掩饰过去，”我继续写道，“说得既体面又漂亮，或者假装是为了另一个人的缘故。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们向来坦诚相见。那是为了我，而且只是为了我。我很爱一个人，我们已经一起生活两年多了，她一直对我很忠诚，但我知道，我对她而言，并不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我离开她，她会有点儿难过，我认为，但绝不会酿成什么悲剧。她会嫁给别人，生儿育女。我告诉你这些，显得我很蠢，相当于让你有了指责我的把柄。但是，因为我一直是在说真话，要是我说失去了她对于我来说，就是死亡的开端，也许你会相信的。我不是要你‘讲道理’（道理都在你那边），也不是要你发慈悲。慈悲这个词太严重了，不符合我的实际情况，再说，我也不值得你发什么慈悲。我想，我现在想要你做的是，在忽然之间，不讲道理，违反常理。我希望你（我在这个词上犹豫了一下，写下来还是不太准确）动感情，在你还来不及深思熟虑之前就采取行动。我知道，比隔着八千多英里写信，这样的事情通个电话会更容易办到。但愿你能给我回一封电报，上面只要有‘我同意’就行了！”

写完信后，我仿佛刚刚跑完一段长路，筋疲力尽。我躺在**，凤在为我烧着烟，我说：“他很年轻。”

“谁？“

“派尔。”

“那不重要。”

“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愿意娶你，凤。”

“我相信你，但我姐姐不信。”

“刚刚的信是写给我的妻子的，我求她跟我离婚。以前我从未试过跟她这么说，总归是有希望的。”

“希望大吗？”

“不大，但还是有的。”

“别担心了。抽烟吧。”

我抽完了一袋，她开始给我烧第二袋烟。我又问她：“你姐姐真的不在家吗，凤？”

“我告诉过你——她出门了。”让她承受这种追究真相的**，西方式的**，就像对酒精的**那样，那简直太荒谬了。因为我刚跟派尔一起喝了威士忌，鸦片的效果减轻了不少。我说：“我刚才对你撒谎了，凤。我要被调回去了。”

她放下烟枪。“但你不会真走吧？”

“如果不回去的话，我们靠什么生活呢？”

“我可以跟你一起回去。我很想看看伦敦。”

“你会非常不适应的，如果我们没有结婚的话。”

“但也许你的妻子会和你离婚。”

“也许吧。”

“不管怎样，我都要跟你一起回去。”她说道。她说得很认真，但我从她的眼神里读出来，在她再次举起烟枪，准备烧烟泡时，内心已经泛起一连串的思绪。她说：“伦敦有摩天楼吗？”我就爱她提出的这些天真的问题。出于礼貌，出于恐惧，甚至是出于自身的利益，她有时可能会撒个谎，但她绝对没有把谎言说得无懈可击的本领。

“没有，”我说，“看摩天楼得去美国。”

她的眼神从烟针上移开，飞快地看我一眼，承认了自己说得不对。然后，她一边揉着烟泡，一边又闲谈起来，说她到了伦敦要穿什么样的衣服，说我们应该住在什么样的地方，还说到她在一本小说里读到的地铁和双层公交车：我们是坐飞机去，还是坐船去呢？“还有自由女神像……”她说。

“不，凤，那也是美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