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拉克略深知，与强大的波斯军队在开阔地交战几乎毫无胜算。他意识到最好的办法是一路北上，进入外高加索高原。在那里，他能够得到当地基督徒的支持，同时高度机动化的小分队有可能以少胜多，战胜数量庞大的敌军。624年3月25日，希拉克略离开君士坦丁堡。罗马人向幼发拉底河方向进军，进入波斯人控制的亚美尼亚地区，并沿途洗劫了许多城市。皇帝接下来向南袭击波斯人控制下的高加索地区阿特洛帕特涅(Atropatene)，从而将科斯洛埃斯二世及其军队与甘扎克(Ganzak)隔开，他还摧毁了位于塔赫迪-苏莱曼(Takht-i-Sulaiman)的琐罗亚斯德教首屈一指的拜火神殿。而后希拉克略再度向北进发，并在阿尔巴尼亚公国建立自己的冬季司令部。在这里，皇帝签署命令，召集该地区基督教领主，为数众多的领主带着全副武装的战士响应皇帝的号召，蜂拥而至。同时，他还派出使节前往高加索以北的突厥人处，以图和这个恐怖的草原部族结成同盟。

625年春天，波斯军队分头追逐希拉克略。皇帝运用超乎寻常的谋略将他们一一击破，进而向黑海沿岸和拉齐卡王国进军(Kingdom of Lazica)。此后传来的消息可能会扰乱其意志，迫使他撤军：波斯人再度调兵遣将，不是向安纳托利亚而是向君士坦丁堡发动进攻，同时，其攻势还得到阿瓦尔人的配合，后者从欧洲一侧包围这座城市。希拉克略以自己的希望下了赌注，他相信君士坦丁堡能够抵挡住敌人的进攻。因此他没有率兵回援，相反却向安纳托利亚进攻，他能在那里不断袭击过往的波斯军队。这一战略看上去取得了成功。波斯人现在既无法聚集强大的海军袭击君士坦丁堡，也无法将其军队运送到欧洲一侧发动进攻。同时，8万强悍的阿瓦尔战士无法攻破君士坦丁堡坚固的城防，很快就作鸟兽散了。

在返回君士坦丁堡小住片刻之后，希拉克略快马加鞭返回拉齐卡。此时通过使节谈判，希拉克略成功和突厥人结成同盟。627年，规模庞大的突厥军队横扫了波斯人从高加索到里海的防线，并且深入波斯人控制的伊比利亚王国(Kingdom of Iberia)。在该国的首都第比利斯(Tiflis)城外，突厥军队与希拉克略率领的罗马人胜利会师。这支罗马-突厥联军展示出令人震惊的军力，挥师南进，穿过阿特洛帕特涅后，抵达扎格罗斯山脉。突厥人而后向北返乡，而希拉克略却继续向南翻越扎格罗斯山，并于627年12月12日击败尼尼微(Nineveh)附近的波斯军队。希拉克略沿着底格里斯河左岸行军，逼近波斯陪都泰西封。此时此刻，希拉克略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军事天才。他没有重蹈尤里安的覆辙，也没有冒险正面强攻这座坚城，而是向北洗劫许多城市和乡村，从而加重对波斯决策层的压力。

恐慌情绪开始在泰西封军队和宫廷中蔓延，波斯人派出代表团面见希拉克略。他们提出发动叛乱废黜科斯洛埃斯二世，并用其子小卡瓦德(Kavad Shiroe)取而代之的建议，希望借此与罗马人和谈。628年3月24日消息传来，科斯洛埃斯二世被杀，求和的代表团也随之而来。前往君士坦丁堡报捷的使者宣称：“傲慢自大的科斯洛埃斯二世已死去，他是上帝的敌人。他被杀死并丢进地狱深处，关于他的记忆也被彻底抹去。”

泰西封的政治局势依然十分动**。628年10月，小卡瓦德被杀，其子阿尔达希尔(Ardashir)即位。阿尔达希尔随即又被波斯西部军队司令官废黜，后者不久又被罢黜，并被一个软弱的摄政会议取代。在政权迅速更替期间，希拉克略借机提出更为有利的条款。最终，双方同意重新以科斯洛埃斯二世和莫里斯于591年缔结的条约来确定罗马与波斯的边境线。630年3月21日，希拉克略将“真十字架”送还耶路撒冷。

帝国东部领土就这样被全部收复，或者至少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被收复。皇帝集中精力忙于东方战事导致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势力被进一步削弱。尽管在626年惨败后，阿瓦尔人建立的联盟土崩瓦解，但是很多独立自治的斯拉夫部落逐渐扩大了占领区，不仅包括高原地区，而且包括半岛低地。安纳托利亚和小亚细亚地区的很多城市已经被战争破坏得财源枯竭，其中有些城市已经因为波斯人的侵略而变为废墟。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帝国只是在名义上恢复对它们的控制，长久以来存在的地方政府也已混乱不堪，亟待重建。而在重建工作还没有开始时，帝国就发现它将在广袤的不设防的阿拉伯边境遇到新的挑战者。

6世纪和7世纪初期，罗马与波斯的争霸战争使得交战双方都与南面的阿拉伯部落进行了一系列军事和外交交易。大国势力的干预使得阿拉伯社会出现一些学者所称的“本土化运动”。到7世纪20年代时，阿拉伯半岛各部落已经开始团结在一位来自麦加的宗教领袖名下，他就是众所周知的先知穆罕默德(Prophet Muhammad)。穆罕默德传播严格的一神教信仰，这种信仰受到当时基督教末世论和当地犹太教徒弥赛亚情结的强烈影响。神的审判即将来临，所有人都将在唯一的真神面前领受他的裁决。所有的阿拉伯人都将抛弃他们原有的多神崇拜，转而拥抱新信仰。进而，穆罕默德宣布他们是亚伯拉罕的长子以实玛利的后裔，后者曾经被亚伯拉罕丢弃在沙漠中。因此，阿拉伯人拥有对圣地的管辖权，因为神已经将此地永远许给了亚伯拉罕及其后裔。也许是受到希拉克略对抗科斯洛埃斯二世时所做的宣传的影响，阿拉伯人回到圣地的行动将通过圣战的形式来完成。

据说穆罕默德于632年辞世，然而他传播的信仰却一直长存。从633—634年开始，罗马人控制的巴勒斯坦地区遭受阿拉伯人的入侵，这种入侵表现为对领土的占领以及对城市和乡村居民的屠杀。尽管阿拉伯军队看起来数量很少，帝国统治当局还是无力进行有效的防御。他们对阿拉伯人入侵的性质了解甚少，同时阿拉伯人快速推进的闪击战使帝国军队没有任何时间重整旗鼓。

在这种形势下，外约旦、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许多城市都停止了抵抗。635年，阿拉伯人攻占大马士革，次年，数目庞大的罗马军队在约旦北部的亚穆克河(Yarmuk)一败涂地。其后阿拉伯人的占领行动更加迅速。638年，他们攻占耶路撒冷。转年他们跟随罗马败军一路进入埃及。如同科斯洛埃斯二世在603年发动战争时一样，面对阿拉伯人的进攻，罗马人的抵抗十分微弱，以至于入侵者深入更远的乡野地区。同样，只有当阿拉伯人深入小亚细亚时，罗马统帅才有能力阻止敌人的攻势。很明显，7世纪初期国内的动**和与波斯人进行的多年战争给帝国造成了持久的伤害。当641年希拉克略去世时，帝国再度崩溃。拜占庭的东罗马帝国现在面临着第二次生存大危机，这场危机构成其早期中世纪历史的主要内容。

身份及其标志

拜占庭艺术通过美学和物质的手段——庄严的圣像、令人印象深刻的官服和威严的背景等来展现帝国的强权。皇帝的形象被用于雕塑和其他宏伟的艺术，出现在铸币、纪念章、周年纪念盘、象牙徽章、银质邮票和圆玺之上。拜占庭帝王的服饰是禁止他人使用的，然而有时会被赐予蛮族盟邦，广受后者欢迎。那些蛮族的统治者常常会模仿这些服装和配饰。

我们可以从文字史料与肖像画中了解帝王的服饰。克里普斯(Corippus)描绘了在查士丁二世的登基大典(565年)上，随从人员是如何捧着皇帝的长袍、镶满宝石的腰带、皇冠以及胸针的。皇帝的饰品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查士丁尼再次颁布了先前的一条法律：“从此以后，任何人(除了皇帝以外)不可在他的马匹的笼头和马鞍，以及自己的腰带上使用珍珠、绿宝石和红宝石作为装饰。”如果有人违反这项法律，那么他将被课以100磅黄金的罚款，并被判处死刑。此外还有关于紫色丝绸的类似立法。皇帝使用的饰针，按照普罗柯比的描述是一个带有三颗下垂宝石的圆形襟针，狄奥多西一世和查士丁尼都留下了佩戴它的图画。查士丁尼曾经允许外国统治者，如五位亚美尼亚的专制君主使用这种胸针和红色的靴子，这被认为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特惠权。在此之后的拜占庭皇帝也曾经将皇冠“作为宣称宗主权的象征”送给哈扎尔人、匈牙利的突厥人、罗斯人和其他蛮族国王。

在处理特别重要的文件时，皇帝使用一种金质封印(chrysobull)，将名字附着在文件之上。皇帝对境外势力使用的金质圆玺封印的重量与后者的重要程度有关。在10世纪中期，最重的封印有4索里德(一种金币)重，用于巴格达的哈里发和埃及苏丹，最轻的1索里德圆玺封印则是给罗马教宗的。那些带有金封的文件，包括大量的与地产和特权的赏赐有关的内容，至今依然保存在阿索斯圣山和帕特摩斯(Patmos)，以及其他地区修道院的档案之中。这些文件上通常都有皇帝用红墨水所署的签名。

纵观其整个历史，拜占庭国家被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所统治着。一些文件记录了它的人事编制，如早期的《百官志》(Notitia Dignitatum)和中晚期的《战术准则》(taktika)。晚期罗马帝国的精英阶层不因血统产生，而是来自国家的行政部门，并且所有的部门，无论民政或军事，都以等级服役制度(militia)为标志。不过，在那些长期服役的官职和更高级的、拥有荣誉头衔的职位之间还是存在着细微的差别。大约编写于400—429年的《百官志》是一份罗马帝国民政和军事官职的名单，它现存的副本展示了宫廷官员(comitatus)和大区长官之下的行政官员的徽标与官服。编于9世纪晚期到10世纪的《战术准则》列举了官职和荣誉头衔的等级。899年菲洛塞乌斯(Philotheos)的《宴会箴言》(Kletorologion)提到了7个等级和18个荣誉头衔的72个官职，以及8个宦官的职位。荣誉头衔的持续贬值导致新的头衔不断产生，例如10世纪的“重臣”(proedros)和11世纪晚期的“可敬者”(sebastos)就是如此。到了12世纪晚期的时候，“可敬者”已经被“最可敬者”(panhypersebastos)和“首席可敬者”(protosebastohypertatos)取代。

在《百官志》的众多官职中有一个叫作档案官(Magister scriniorum)的职位，它是一个宫廷官职。《百官志》描绘该部门的那页上绘有一些法典和卷轴，对应那些担负法律和行政职责的官员(memoriae，epistolarum， libellorum)，以及希腊语文书官(magister epistolarum graecarum)。后者负责用希腊语撰写信件，或将那些拉丁语信件翻译为希腊语。

埃及保存了许多这一时期的纸草文件。尽管到了古代晚期，文学作品和其他一些文本是写在羊皮纸的手抄本上，但是纸草依然被用来撰写文件。我们使用的“议定书”(protocol)一词便来自纸草卷轴，它的意思是粘在其他纸张上的第一页文件(kollema)。查士丁尼一世《新律》(537年)的第44条规定，所有在君士坦丁堡签署的公证书必须在议定书上保有时任圣库伯爵(Comes rei privatae)的签名、日期以及其他细节，这份议定书要和其余文件粘在一起，以此避免诈骗行为。此外，为了进一步确保文件的真实性，议定书经常使用一种特殊格式，并用非常难以辨认的手写体书写。

当“神圣的内阁”(sacra scrinia)给公职人员发放委任状的时候，皇帝则给那些新获得荣誉头衔的显贵亲笔签发一份诏书(codicil[2])或任命书。狄奥多西的米索里姆盘上表现了这一隆重的场景。在象牙折叠画板上，斯提里克的幼子尤克利乌斯手持他的任命书，很可能正在宣读他的任命决定。某些官员(如大区长官、军队司令官或其他一些军官)的任命书是刻在镀金的象牙板上的。在使用目的上，尤克利乌斯的象牙折叠画板很明显与那些在元旦就职的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执政官不同。他们的象牙折叠画板上绘有官服和他们从事的活动，常在朋友和元老院的同僚中流通。

与皇帝一样，拜占庭官员也有他们独特的官服。公职人员吕底亚的约翰大约于550年在其作品中细致地描绘了东方大区长官是如何穿着一件紫色的长袍、一条带有金腰带扣的绯红色皮带，以及一件用饰针或襟针固定在右肩上、带有彩色贴片(tablia)的斗篷(chlamys)的。同时期的一位律师阿加赛阿斯(Agathias Scholastikos)在他的一首短诗中刻画了执事长官(Master of Offices)狄奥多尔的形象，他正在从一个大天使手中接过他官服上的腰带。有一句俗语叫作“放下他的腰带”，意思是从现岗位上离职。非皇帝使用的饰针是十字弓形状的，与腰带扣一样，它的材质通常是黄金、白银、铜质镀金和青铜。按照普罗柯比所言，人们不得不佩戴铜质镀金的胸针和其他赝品首饰，以防被盗。4—6世纪人们佩戴的不同样式饰针能够在同时代的肖像和那些军事圣徒的圣像上得到反映。

赠予达官显贵特殊服饰的传统从古代晚期一直延续到了中世纪早期。最高等级的贵族可以得到一件紫色、红色或白色的长袍，一件斗篷和一条腰带；其余的则被赐予象牙手牌、一个金领子、一条金质马鞭或一个饰针。这一习惯可能终结于科穆宁时代。

在拜占庭时代，从6世纪开始，带图案和(或)使用者头衔的铅封被广泛应用在文件和通信中，在上面事先涂上一层蜡会更加方便使用。铅封是由一种类似钳子的厚重工具(boulloterion)制成的。在罗马时代，人们经常用铅来给大捆货物打上封印，这一传统被拜占庭的商业代理人(kommerkiarioi)继承下来。迄今为止，在伊斯坦布尔已经发现了多达5万枚的拜占庭铅封，这对我们研究拜占庭的行政机构与人物传记(prosopography)大有裨益。

玛利亚·芒德尔·曼戈(Marlia Mumdell Mango)

君士坦丁堡

尽管被冠以新罗马之名，但是君士坦丁堡其实和台伯河(Tiber)畔的那座城市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君士坦丁的首都只包括六座，而非七座山丘(第七座是狄奥多西二世时期增加的)，它的基本城市特征是笔直的柱廊街道，间杂着广场和装饰性的纪念碑，这是罗马帝国东部大都市的典型特征，如帕尔米拉、安条克和阿帕米亚等。只有到了狄奥多西一世统治时期，他才明显地精心模仿罗马的外观。他是一个西班牙人，自称是图拉真皇帝的后裔。如今已为断壁残垣的狄奥多西广场当初是罗马著名的图拉真广场的缩小复制品，它是一个横向的巴西利卡式建筑，并且有一根模仿图拉真广场的“记功柱”(historiated column)。狄奥多西一世之子阿卡狄乌斯皇帝后来又在这里竖立了一根较小的记功柱。比邻而居的皇宫和赛车场明显带有罗马帕拉丁山丘(Palatine)和大竞技场(Circus Maximus)的影子，这甚至在君士坦丁之前就是“四帝共治”期间各位皇帝都城的典型特征。

为什么君士坦丁选择了将他的新都建在拜占庭城的旧址上呢？仅仅是为了纪念他在324年于克里索波利斯对李锡尼取得的胜利吗？还是因为他倾心于这里得天独厚的，至今依然吸引众多游客的自然条件？海峡地区(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确实在3世纪开始变得更为重要，因为皇帝不得不同时面对在叙利亚边境再度复兴的波斯人和多瑙河北岸的蛮族部落。作为通向黑海的大门，拜占庭是一个对抗北方蛮族，也就是当时帝国主要的敌人哥特人绝佳的大本营，君士坦丁没有预料到，但却成为事实的是，在378年亚得里亚堡惨败之后，蛮族军队迅速渡过多瑙河，此时已经没有什么天然屏障能够阻止他们向君士坦丁堡进军了。君士坦丁堡在应对来自欧洲内陆方向的入侵时的脆弱性成了拜占庭历史的典型特征，无论敌人是哥特人、匈人、阿瓦尔人、保加尔人还是帕臣涅格人都是如此。当奥斯曼帝国于18—19世纪衰落的时候，相似的一幕再度上演。

为了防止君士坦丁堡遭到入侵，人们不得不修建了工程浩大的防卫设施。纵深三层的狄奥多西城墙(内墙、外墙和壕沟)建于404—413年，并且一直保卫城市到1453年——这雄辩地证明了罗马人高超的工程技术，只是这些技术一直没有什么发展，最终在大炮发明之后一败涂地。但是即使这样仍显不够：拜占庭人还有一条更靠前的防线——也就是所谓“长城”或阿纳斯塔修斯城墙——这条城墙从黑海一直修建到普罗庞提斯(Propontis)，全长45千米，位于君士坦丁堡以西65千米处。该城墙的一些残迹至今依然屹立着，但是它事实上没有发挥什么长期作用，因为很难为其配置足够的人员。

和防卫相伴的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是缺乏饮用和洗浴用水，这从君士坦丁时代起直到今日一直困扰着这座城市。为了弥补用水不足，4世纪时人们完成了一项巨大的引水工程，将水从城市以西200千米处引入城中，但是由于这条供水线一直容易遭到敌人的攻击，因此必须在城内大规模地储水。在现今拜占庭君士坦丁堡为数不多的遗迹中，没有哪个比发达的储水库更让人惊叹了——三座大型的露天储水库可以储藏将近100万立方米的水源，此外还有一些封闭的水库，如查士丁尼的地下水宫，也就是土耳其人所说的一千零一柱水宫(Thousand and One Columns)。

罗马政府的巡游时代始于“四帝共治”时期，终于380年，当时狄奥多西一世进入了君士坦丁堡。从此之后，皇帝和他的中央政府及政府官员在绝大多数时间都一起定居于此。城防、供水、港口建设和食物储存等大规模基建项目完成于公元500年，由于缺乏人口数字统计，我们无法推测城市规模到底有多大。据说，在4世纪晚期，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已经超过了安条克，后者有大约20万人口。在查士丁尼统治初期，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可能已经超过了50万，但是在542年瘟疫暴发之后，这一数目至少缩减了四分之一。之后就是一段下坡路，在8世纪中期，君士坦丁堡的人口数跌至一个低点，可能只有4万。大约在公元800年之后出现了一个缓慢的复兴阶段，一直延续到12世纪。科穆宁时期，君士坦丁堡是基督教世界最大的城市，但是我们无法推测它的居民人数：维拉哈杜因(Villehardouin)所言的40万人毫无疑问是一个严重夸大的数字。经过拉丁人的统治和帕列奥列格王朝悲惨的经历之后，这里的人口再次缩减到5万多人。

查士丁尼一世铺张和过于野心勃勃的建设计划代表了所谓“君士坦丁堡罗马阶段”的尾声，他所修建的圣索菲亚教堂是一项无与伦比的工程。城建活动在公元600年左右就已基本停止，只局限于巩固城防、修复地震导致的破坏和部分修补供水系统等小修小补。君士坦丁堡在黑暗时代是一片废墟——它的城区被果园和公墓占据，古代的公共建筑则或被遗弃，或被工匠用于从事制造工作。

在公元800年之后，城市建设恢复，这一时期的建设与古代晚期泾渭分明，忽视了所有的市政设施，如广场、市场、浴室和喷泉等——事实上就是一切可以被称为标志性建筑的东西。这一时期只有两项大规模的工程：一项是9世纪30年代狄奥菲鲁斯皇帝大量修缮海防设施；另一项是巴西尔一世重建了30座因年久失修而倒塌的社区教堂。9世纪及之后的皇帝在自己的皇宫建设上花费了大量金钱，此外还对收容所等福利设施小有投入。如果说这一时期直到土耳其人征服之时有一项最重要的建设活动的话，那就非建立家族修道院莫属了——它在实质上是用私人建筑将城市分割为许多带有墙壁的小空间，每一个家族修道院都有商业产业和位于省区的大地产。

与此同时，随着10世纪之后意大利贸易殖民地的兴建与发展，君士坦丁堡变成了一座更加国际化的大都市。那些商人——主要是威尼斯人、阿玛尔非人(Amalfitans)、比萨人和最后到来的热那亚人——在科穆宁时代有数千之众，他们被孤立地限制居住于金角湾沿岸的几个相邻地区，很自然地在商业活动中和当地居民产生了密切的接触。热那亚人的殖民地加拉塔(Galata或称为Pera)兴建于1303年，是一个独立的自治城镇。直到1864年之前，它都保留着自己的城墙，至今那座宏伟的热那亚塔依然耸立在那里。

西里尔·曼戈

[1] 英文原版作“伯伯”，据前后文文意，此处当为“堂兄”，即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编者注(本书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编者注)

[2]　意为遗嘱，但卡日丹《牛津拜占庭词典》中有一个词条“Codicils in Adiministrative Terminology”，是皇帝授予高级官员的诏书。——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