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长写给莱比锡的女儿的一封信和在厨房里找到的一束信是十五个人搜查了八小时的全部战果。这一天可以算是平平常常的一天。斯考比回到警察厅以后先去看了一下专员，但是专员的办公室里并没有人，于是斯考比坐在自己办公室头上挂着手铐的位子上开始写报告。“对电报中提及的旅客，其住舱及行李均已进行仔细检查……但无任何结果。”船长给莱比锡的女儿写的一封信在办公桌上放着，就在他手边。屋子外面，天已经黑起来。牢房的气味从门缝里阵阵袭来。弗莱塞尔正一个人在旁边的一间办公室里唱歌，自从上次休假回来以后他每天晚上都哼唱这支歌：

谁还去计较什么

那些原因和道理，

当你和我

都被埋进了黄土里？

斯考比觉得生命好像长得没有限度。对一个人的考验难道不能缩短些时间吗？难道不能在七岁的时候就第一次犯下不可赦的罪，十岁为了爱和恨就陷入毁灭的境地，十五岁就躺在病榻上做临终的忏悔、赎罪吗？他开始写：根据一名因失职而被解雇的乘务员密报，在船长的浴室中查获一封投寄莱比锡市格罗内尔太太的信件。此信系在抽水马桶蓄水箱中发现的，现随文寄上。此种隐匿方法似可通报其他检查官员；我处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此种案例。信件系用胶带粘贴于水面之上……

他坐在桌子前面，怔怔地望着面前的这张纸，因为内心矛盾脑子里乱成一团。其实，几个小时以前，在轮船的餐厅里这件事早已解决了。当时德鲁斯曾问了他一句：“发现了什么没有？”他只是耸了耸肩膀；这一动作究竟表示什么意思，他让德鲁斯自己去解释。如果他当时要表示的是“还不是我们平常发现的那种私人函件”，德鲁斯却误解为他的耸肩膀意味着“没有找到什么”。斯考比摸了摸额头，打了个寒战，汗珠从手指缝里渗出来。他想，我是不是害热病了？也许是因为他的体温升高了，他觉得自己正要步入一种新生活。这是一个人在求婚或者第一次犯罪以前常常有的一种感觉。

斯考比拿过信来，把信封拆开。这一步一迈出去就再也退不回来了，因为在这个城市谁也没有私拆信件的权力。粘信封的胶水里面可能藏着显微照片。斯考比本人甚至连辨认文字密码的本领也没有：他的葡萄牙文水平只能看懂词句的最表面的意思。不论搜查到什么信件，哪怕看来毫无可疑的地方，也必须原封不动地送交到伦敦检查人员手里。而斯考比现在却违反了最严的法令，想运用自己并不完备的判断力来处理这件事。他思忖道：如果我发现这封信可疑，我就附一份报告送上去。我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信封拆开了。船长坚持要当面把信打开，让我看一下信的内容。但是如果我这样写这份报告，我就会不公正地加重了船长的犯罪行为；难道这不是最好的销毁显微照片的办法吗？反正得扯一个谎，斯考比想，但他并不习惯扯谎的。他手里拿着信，小心翼翼地擎在一张白色吸墨纸上面。这样，如果从信纸里掉下什么东西来他都会发现。他决定把事情的经过写一份详细报告，包括他自己的处理过程在内。

亲爱的小喜蜘蛛[21]，爱你甚于一切的你的父亲，这次要想办法给你寄一点儿钱。我知道你的日子多么不好过，我的心都快碎了。小喜蜘蛛啊，要是我能感觉到你的手指抚摸着我的脸，我就什么都满足了。像我这样一个又肥又丑的父亲怎么能生出你这样一个美丽、娇小的女儿呢？现在，我的小喜蜘蛛，我要跟你说说我这些日子都做了些什么。一个星期以前我们离开了洛比托[22]，在港口只停了四天。我在阿兰胡埃先生家里待了一夜，酒喝得有些过量，可是我跟他谈的都是你的事。在港口的那几天我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因为我这样答应过我的小喜蜘蛛。我去教堂忏悔过，还领了圣体，所以在我到里斯本的路上如果发生了什么事——在这些可怕的日子里谁说得准啊——我的灵魂不会不同你相会而孤凄地度过那无边岁月的。自从离开洛比托以后，天气一直很好，连旅客也都没有晕船。明天晚上，因为非洲大陆终于要被我们甩在后面了，船上将举办一次音乐会，我还要演奏我的口哨。在我演奏的时候我会一直想着我的小喜蜘蛛坐在我的膝头上听我演奏的那些日子。我亲爱的，我一天天地老了，每航行一次我都会胖一点儿。我不是一个好人，有时候我很害怕被我这一身赘肉包围起来的灵魂只不过像豌豆那么大小。你不知道像我这样的人走上不可宽恕的自绝之路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可是每逢有这样的思想我就想到我的女儿。我的灵魂里刚好有过那么一点点儿受你感化过的善良。妻子知道丈夫的罪恶太多了一些，她对他的爱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是女儿在最后关头却可以拯救他。替我祈祷吧，小喜蜘蛛。爱你超过爱自己生命[23]的父亲。

超过爱自己生命。斯考比一点儿也不怀疑这封信的真挚。这封信不是为了隐藏开普敦防御工事照片或者德班[24]军队调动报告的显微照片而写的。他知道，还必须化验一下信纸上有没有用秘密墨水写的字，放显微镜下面检查一下，信封的里层也还得拆开来。如果是密写，就一点儿也不能马虎。但是斯考比坚持自己的看法，他把信连同自己的报告一起撕碎，把这些碎片拿到院子里的一个焚化炉那里——一个架在两块砖上的汽油桶，为了通风，桶边凿了几个气孔。正当他划着了火柴把碎纸点起来的时候，弗莱塞尔也走到院子里来了。“谁还去计较那些原因和道理。”一眼就能看出，碎纸片的最上面是半个外国信封，甚至一部分通信地址也能辨识出来——弗里德里希大街。弗莱塞尔大步从院子的另一边走过来，神采奕奕的样子简直让人受不了。斯考比急忙用火柴把最上边的一些碎纸片点着。纸片轰的一声燃烧起来，受到火焰的炙烤，另外一片碎纸舒展开，显出格罗内尔的姓名。弗莱塞尔用快活的语调说：“烧毁证据吗？”说着就向铁皮桶里看了一眼。姓名已经烧黑了：弗莱塞尔肯定不会发现什么——只有斯考比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一个棕色外国信封的三角形碎片。他连忙用一根棍子把它打碎，然后抬头看了看弗莱塞尔的脸，想知道自己能不能在那上面发现有惊奇或猜疑的神色。但是他在这张没有表情的脸上什么也看不出来，活像学期结束后学校的布告牌。只有自己的心跳告诉他干了违法的事，他已经加入了腐化的警察官员之列——在另外一个城市有大笔存款的拜利，被发现隐匿了钻石的克雷绍，博依斯顿虽然没有确凿的贪污证据，但也已因病退职。这些人都是受了金钱的腐蚀，而他却是受感情腐蚀而堕落的。比较起来，感情比金钱更为危险，因为感情是没有固定价格的。一个惯于受贿的人在贿赂没有达到某一数字时还是可靠的，而感情却可能只因为一个名字、一张照片，甚至一阵使人有所缅怀的气味就在一个人的心里泛滥起来。

“今天成绩怎么样，长官？”弗莱塞尔望着一小堆纸灰问道。也许他想的是这一天有趣的日子该是他的。

“平平常常的一天。”斯考比说。

“船长怎么样？”弗莱塞尔问。他一边向汽油桶里探望，一边又哼起他的那支忧郁的调子来。

“船长？”斯考比说。

“噢，德鲁斯告诉我有人告了他的密。”

“还不是跟过去一样，”斯考比说，“一个乘务员被解雇了，怀恨在心。德鲁斯告诉没告诉你我们什么也没有找到？”

“没有，”弗莱塞尔说，“他似乎不太清楚。晚安，长官。我得到食堂去了。”

“西姆布勒利格值班吗？”

“是的，长官。”

斯考比看着他走远了。他的后背同他的面孔一样，也是一片空白，一点儿也看不出来他想的是什么。斯考比想，我干的事多么蠢啊！真是傻瓜啊。他对露易丝欠了一笔债，可是对这个多愁善感的胖船长，对这个为了自己那同样不招人喜爱的女儿而违反了轮船公司规章的家伙，他本来是一点儿情也不欠的。事情之所以颠倒过来，都是因为有这个女儿。斯考比想，我现在必须回家去了。我要把车放回车房，阿里会出来拿手电筒给我照路，送我进门。她那时会正坐在穿堂风对流的地方乘凉，从她脸上我会看出来她这一整天在想些什么。她希望的一定是我已经把一切都已安排好，希望我会对她说：“我已经在南非航线代办处把你的名字登记上了。”但是她会担心这样的好事是轮不到我们头上来的。她将等着我先把这个消息说出来，而我将要东拉西扯把天底下的事都谈遍，只是为了拖延时间，晚一些看到她的痛苦（痛苦一直在她的嘴角上等待着，准备占据整个面孔）。他清清楚楚地知道，事情将如何发展：这种事过去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了。在他回办公室去锁抽屉和到门外上汽车的路上，他把每一句要说的话都预习了一遍。人们总是说被判处死刑的人走上刑场需要极大的勇气，有谁知道，有时候一个人要故作镇静地去面对另外一个人的已经成为癖性的痛苦，他所需要的勇气绝对不比前者少呢？斯考比忘记了弗莱塞尔：除了他将面临的一场风波外，他什么都忘记了。进屋的时候我将说：“晚上好，爱人。”她将回答：“晚上好，亲爱的。今天过得怎么样？”于是我将不停地说东道西，可是心里却一直非常清楚，我正一步一步地逼近那一时刻，我将不得不问：“你今天过得怎么样，亲爱的？”于是痛苦就闯进门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