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史蒂夫·法塞特正在为全球首次环球直飞做准备时，邀请我做他的后备飞行员，以免他到时会生病。我欣然表示同意，而且同样很高兴资助和管理世界上第一架高空环球飞机的制造和飞行。我们做梦都没有想到，3年后，这个项目还将制造出有史以来最漂亮的飞机之一，它就是维珍大西洋环球飞行者号。该项目将最高效的飞机设计之一跟伯特·卢坦建造无金属大型复合材料飞机的传奇能力结合起来，史蒂夫雄心勃勃，想独自驾驶这架飞机，在80个小时内环绕地球飞行一圈。

2月28日是星期一，在这个寒冷的傍晚，史蒂夫·法塞特从堪萨斯州的萨莱纳起飞了，去尝试他英勇的飞行之旅。这架飞机总重量略微超过2.1万磅，其中包括1.8万磅的燃料，当它顺着跑道滑行时，它看起来威风凛凛。数千人观看了起飞，但史蒂夫在起飞后，突然飘飘****返回跑道，有大约10秒钟的时间，我们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不过，没等我们想象中那致命的一刻降临，他就像一只美丽的燕子那样，一下子飞入了美国中西部的夜空。

我乘坐跟踪飞机，在头几个小时里一直跟着他，但为了让我能在第二天到加拿大推出维珍移动公司，威尔和团队预定让我到多伦多降落。当我们冲进寒冷刺骨的暴风雪时，飞机显然有点不妙——在从堪萨斯州起飞爬升时，史蒂夫肯定失去了一些燃料；当他穿越加拿大边境时，他的全球定位系统似乎也有问题。跟踪飞机的团队很随意地让我降落到停机坪上，然后我就前往多伦多，也不知道史蒂夫能否成功。但是，就像标刻复合材料公司（伯特在莫哈韦沙漠中那家公司的名字）制造的大多数产品一样，他们考虑到了所有意外事故。在接下来的24小时中，伯特那位才华横溢的飞机设计师约翰·卡寇将这些数据加以处理，然后得出结论，如果地球周围急流层的风一直都很强，那么史蒂夫仍然能够成功。在67小时的时间里，史蒂夫与严酷的自然条件搏斗，为了让燃料发挥出最佳功效，赶上合适的气流，他一度飞到距地面4.9万英尺的高空。

他在寒冷如冬的周一晚上离开堪萨斯州，67个小时后，在灿烂的春日阳光照射下，他又回到同一个机场，在此期间，他在飞机上未曾合眼，中途也没在地球上任何地方着陆。这是我最幸福的时刻之一。尽管我没有直接参加这次尝试，但我不仅为史蒂夫感到骄傲，而且对他的成就产生一种奇怪的友谊——只有当你以前和他一起出生入死过，你才能体会这种感情。

他这项成就的重要意义毋庸置疑。对史蒂夫来说，这是一项世界纪录，然而，对我们这样一家主要的国际航空公司而言，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证实自己能够制造一架高效的轻型飞机，它的机身和机翼都不含金属，而且在飞行中能保持很高的海拔高度。环球飞行者号每小时的耗油量比一辆美国四驱货车还少。如果这次飞行的经验能够转移到民航业，跟波音公司和空中客车公司的技术结合起来，那么商业飞行将最终成为运载大量乘客围绕这颗行星旅行的最环保的方式。

2005年1月，在图卢兹的一个寒冷、晴朗的冬日清晨，世界航空业的未来也在黑暗中迈出了一大步。要让英国首相和法国总统一起出现在同一个地方，那可真的是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因为，在反恐战争开始之后，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有些疏远了。不过，那天早上，我有幸在现场目睹托尼·布莱尔和雅克·希拉克打开一架飞机的舱门，它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惹人注目的飞机——身形庞大的空中客车A380，简直就是个怪物。我一下子回想起两天前刚刚看过的一部电影《飞行员》，讲述了美国商人霍华德·休斯一生的故事。休斯曾在1946年制造出庞然大物“云杉木鹅”，空中客车公司的A380是第一架让它显得相形见绌的飞机。在A380上，空中客车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飞机容量，能够容纳800名乘客。不过，让维珍的忠诚顾客感到高兴的是，我们的A380将只运载550名乘客——这样飞机上就终于有空间容纳双人床、体育馆和娱乐场了，长期以来，我一直想在远程航班上增加这些设施。霍华德·休斯那个失败的努力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市场，与他不同，我看着空中客车A380时却充满自信。了解肮脏诡计事件的读者，如果听说这些巨型的A380大多数最终会来到希思罗机场，肯定不会吃惊。在2005年，英航仍控制着希思罗机场大约50%的起降时段，任何曾经乘坐飞机被迫在定高分层盘旋飞行中等待降落的人，都知道它们有多珍贵。

2004年夏天，我们还推出了维珍集团的一个新成员——维珍联合基金会，这让我朝着利用维珍品牌和员工改变世界的梦想又向前迈进了一步。这个新组织是由世界各地的维珍员工建立的，它将成为一个能把我们所有人联系起来的媒介，希望它能使我们面临的一些更艰巨的社会挑战得到改变。霍丽自告奋勇，提出在医学院上最后一年学的时候，可以随时抽出时间，帮助解决英国年轻人面对的性健康问题——这恰好回到了我大约40年前创办学生援助中心时所做的事情，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它仍在西伦敦的波托贝洛路提供免费咨询。

战争的迫近和战后的灾难没有阻止布兰森家的人。我们的女儿霍丽已经通过她的高级考试，差不多实现了她终生的宏图大志：进入医学院。她已经度过自己的21岁生日，她的弟弟山姆也已经18岁。尽管山姆在学校不像霍丽那样目标明确，但是他肯定知道怎样狂欢聚会，而且，也许是遗传自他的父亲，知道怎样尽情享受生活。

琼和我为霍丽在医学学习中取得的成绩感到无比骄傲，于是，我们决定为她的21岁生日举办盛大的生日派对。在11月那个寒冷的夜晚，牛津郡基德林顿天气晴朗，霍丽穿着她那件白色的晚礼服，看起来那么可爱。琼和我得掐一下自己才敢相信，1984年我们带回伦敦摄政运河上那座船屋里的小婴孩，如今已经长成了大姑娘。没过几个月，山姆也度过了他的18岁生日，我们在肯辛顿屋顶花园举行了一次相当“男孩气”的派对。就这个时代而言，他那些朋友的谈话，如果用“有伤风化”来形容，未免有点轻描淡写。这次，琼和我不得不用手指头堵住耳朵，而不是掐我们自己。

自从在图卢兹和空中客车A380度过那一天之后，我就常常一次又一次地想起霍华德·休斯以及他那部传记电影，我意识到，在天才与疯子、意志坚决与顽固不化之间，那条界限是多么微小。然而，在那些风起云涌的岁月里，维珍既没有跨国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又享受不到国家垄断的舒适奢侈生活，不得不在逆境中向前航行，想到这里，我再次感谢幸运之神赐给我一个稳定的家庭。可怜的老霍华德·休斯，他没法向任何人征求真诚的建议，也没有我拥有的朋友和家人——在生活中，他们的机智、魅力和智慧常常能够帮助我们所有人在仰望星空的同时脚踏实地。

我还有意识地花更多时间陪伴父母，尤其是我的父亲特德，他是我们家最老的人。尽管父母都已80多岁，他们仍然经常乘坐飞机来往于世界各地。就像我一样，他们也对非洲充满热情。1999年，我们在南非购买了一处漂亮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名叫“乌卢萨巴”。在这里的一座小山上，我们修建了一栋漂亮的房子，能够俯瞰丛林。我们把这里当作生意来管理，但是确保大家都能抽时间亲自去那里。这些时光令人难忘，值得珍惜。在这几十年的宝贵时间里，我对父亲的智慧越来越欣赏了，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他对伊拉克战争的明智忠告，他强烈地反对这场战争，但也强化了我的观点。一旦战争打响，我们就必须极力支持所有那些来自联军各国的男女勇士们，他们都在伊拉克“奉命行事”。

到2004年春天，特德已经从几年前的一次复杂的髋关节移植手术中完全康复，我利用一个短暂的年假，从维珍的世界中脱身出来，和他到塞伦盖提露营。那是一个令人敬畏的地方，在那里，你能真切地感到大自然仍然掌握着自己的命运。到达塞伦盖提之后，我一下子明白了，为何那么多人类学家都相信这个地区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发祥地。我们花了10天时间跟随角马迁徙，观看狮子在兽群中捕猎。如果你们中有些人从未与自己的父亲在帐篷中度过10天，如果你非常幸运，恰好有能力实现这个梦想，那么我强烈建议你们尝试一次。我认为，当我和父亲促膝长谈直至深夜时，我们进一步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

我尤其对这个见多识广的男人的幽默感感到吃惊！有个非常怪异的例子就能说明这一点。父亲生日那天，一大早，我们才刚刚醒来。在帐篷中度过一晚上后，大家都有些脾气暴躁。但父亲却喜气洋洋，让我们摸不着头脑，直到他说：“如果我是天主教徒，我今天就应该做忏悔。我做了个很棒的梦，梦见一个姑娘。”

“你和她之间没出现什么不端行为吧？”我问。

父亲快如闪电地回答说：“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我的一举一动都很得体，是她顽皮得出奇！”这就是一个80多岁的老人说的话。

我在生活中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影响到我对世间万物的感受。乌卢萨巴只是其中之一。乌卢萨巴的意思是“高枕无忧之地”，因为它就像个堡垒或瞭望塔一样在丛林中高高耸立，易守难攻，曾经生活于此的原始人战士在受到敌人攻击时，可到这里狙击防御。对我而言，这是一个宁静的地方，可让我晚上跟朋友和家人一起坐在篝火周围，听大家讲故事和制订计划——这种做法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延续至今。

我花了很多时间待在非洲。能够来到野外，进入丛林，实在是非常幸运。我认为，世界上再没有比进入丛林、欣赏日出更美好的事情了。感觉这里的空气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清新，你可以完全融入大自然。我还记得，有天黎明时分，我来到乌卢萨巴的河**，观看两只3个月大的狮子幼崽跟它们身形庞大的妈妈一起玩耍。当它烦两个小家伙时，就用牙把它们叼起来，再次回到树丛中。它的温柔让我吃惊。我们继续徒步，很快就看到那头威严的豹子，它已经在我们的保护区里待了那么长时间，我们甚至给它起了个名字——马科维勒。它也在跟自己的幼崽一起玩耍，跟它们一起爬到树上，从树上掉了下来，然后转着圈互相追逐。它们的敏捷、优雅和顽皮都让人惊奇不已。

我第一次来到乌卢萨巴是在1999年，当时我是到非洲开通一条飞往开普敦的航线，顺便也想去丛林中寻找一处与众不同的地方，有人指引我来到萨比桑德地区。当我们驱车前进时，突然看到一片巨大的岩石冷不丁地出现在丛林中，是远古时代的地壳运动将它们拱出了地面。我们已经选定这个地方，于是就请一位管理过内克岛的朋友马克·内瑟伍德跟我们合作，在不破坏丛林的情况下，创造出一个独特而美丽的地方。乌卢萨巴在非洲独一无二。我们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岩屋，它高高矗立在一条石脊上，能够俯瞰丛林和野生动物；而在下面的河**，则有一座猎屋，它有一条鲁滨孙·克鲁索式的优雅小径穿过树林，通往一个供河马与鳄鱼纵情玩乐的水塘。非洲的这个地区有那么多野生动物，你用不着走多远就保证能看到大多数物种。你可以在清晨或黄昏时开车兜风或徒步（需有向导带领），总能找到让你欣赏和惊叹的东西。

当我写下这段文字时，我能看到从这里走过的长颈鹿以及远处的大象。我特别喜欢大象，因为它们如此聪明、顽皮。幼象就跟孩子或十几岁的少年差不多。它们喜欢一种名叫“玛乳拉”的树，树上结出的红色小果子对大象有着无法抵御的**。就在今天早上，我花了几个小时观看一头幼象把果子从树上摇下来。它们像甜点一样落下来，然后就被大象那吸尘器似的鼻子一扫而光。但就在它摇得果子遍地都是、准备开吃时，它的弟弟跑过来想偷偷揩油。结果它们俩大打出手。第一头幼象似乎在咆哮说：“你竟敢吃我的果子！”——简直跟人一般无二。大象从不会破坏自己的“点心铺”玛乳拉树，但它们的数量不断增长，对其他树木确实造成很大的破坏。人们无奈之下只好杀掉部分大象。我们曾试图想办法帮助大象，避免采取杀害措施。我注意到没人在丛林中重新种植树木。于是，部分是因为全球变暖加剧，部分是为了避免杀掉大象，部分是为了给非洲人提供工作机会，我们建起若干苗圃，准备努力在丛林中重新种植树木。其中很多新种的树苗会被大象或长颈鹿踩死或吃掉，但总有一些会幸存下来。

在过去的40年中，我为了把维珍发展成一家主要的全球性企业而奋斗。在此过程中，我们虽然获得一些巨大的成功，但也面临诸多挑战，受到娱乐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似乎已经足够了。然而，尽管我一直意识到自己需要承担社会责任，但或许是我年纪大了，变得更明智了，我逐渐感到自己应该做更多的事情，更广泛地帮助人们。建立维珍联合基金会是我作为社会企业家的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我曾经和布拉德·皮特一起前往南非，这是我跟维珍联合基金会的首批慈善之旅中的一次。我们最关注的问题是艾滋病，因此带着布拉德访问了不同城镇和偏远农村地区的一些“医院”。当我们来到一家医院时，看到墙上贴着互相竞争的殡仪业者的广告。进入医院后，我震惊地看到几百名似乎已经屈服于艾滋病、等待死亡降临的患者。人们在走廊上等着头天晚上死去的数十名患者腾出病床，这里简直就是个死亡输送带。艾滋病造成的痛苦似乎无边无际，甚至连医务工作者也接受了它，把它作为非洲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有关艾滋病的各种数据已经公布多年，但往往受到忽视，大概因为它们一直过于庞大，至今仍令人无法理解，我想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很多人对它们不理不睬。当你读到单是每天死于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的患者就高达15,000人，而且他们大多数人生活在撒哈拉沙漠以南时，这实在很难让人接受。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英国或美国，我们决不会无所作为。

我对这种荒谬的局面感到愤怒。这些疾病都是可以治疗的，但患者却没有获得治疗。非洲似乎有太多无法逾越的问题——它们怎么会每况愈下呢？我带布拉德到纳尔逊·曼德拉家中去拜访这位贤者，跟他商讨46664艾滋病运动——曼德拉利用自己的囚号，呼吁南非人采取行动，不要让艾滋病患者变成一堆统计数据——时，我们感到非常压抑。统计数据很容易受到忽视，因为面对海量的数字，你很容易产生信息疲劳。我向曼德拉介绍布拉德说：“布拉德·皮特演过电影。”曼德拉转向布拉德，眯着眼说：“哦，你都演过什么类型的电影呢？”这是我们会面中比较轻松的一刻。

接着，当布拉德站在身穿46664T恤的纳尔逊·曼德拉身边拍照时，有人低声说道：这位前总统多么幸运啊，因为有这么多年轻女士都巴不得在曼德拉所在的地方坐一坐。布拉德故意误解他的话，咧嘴笑着回答说：“很多小伙子也是！”

那天晚些时候，我们带布拉德去见塔迪·布莱彻——他单枪匹马在约翰内斯堡市中心创建了非洲的第一所免费大学：社区与个人发展联合会（CIDA）。塔迪完全是白手起家，但他相信，如果自己能找到一所空房子，如果能让学生自己管理学校，自己做饭、打扫卫生和处理行政工作，他就能把办学成本控制到很低的水平；如果能让商界派一些高级职员过来讲课，那他基本上无须投入成本，就可为学生提供合格的商学学位。大多数非洲人没有机会接受这样的教育，因为他们大都来自非常贫穷的农村或城镇。这些来自城乡社区的穷孩子从没有机会获得基本的教育，而现在，每年有1600名学生通过CIDA接受学位标准的教育，而全部课程的费用——包括书本和住宿——还不到300美元。我很欣赏塔迪做的事情，我们很快跟CIDA、热爱生活和生命学院以及3家小型社会企业机构合作，创建了一个名叫“女性在行动”的研究生项目。这会帮助年轻女性获得同等的教育和指导。一旦她们完成教育，就回到自己所在的社区，找30名年轻人，指导和教育他们。由此我们便开始在南非各地组织起一群受过教育的人。这个项目的部分基本原理就是，他们将传播健康教育的严肃信息，这正是非洲迫切需要的东西。

在这次慈善之旅中，有许多事情互相碰撞、聚集起来，让我希望更加努力地改变社会，但拜访医院和人满为患的孤儿院是对我触动最大的经历。之后，我就决定在社会和环境问题上投入更多时间——大约50%。我感到，自从我发现乌卢萨巴以来的5年中，我经过一段漫长的个人旅程，才来到非洲。

我的非洲之旅是我的众多旅行和众多人生经历之一。死亡一直都是这片壮丽景色中的一部分，尽管有很多动物在丛林中互相追踪、杀戮，但这么多非洲人死于可预防的疾病却毫无理由。

有时会不期然地找到一些帮助他人的机会。有一天，我搭乘维珍大西洋的航班从非洲回国，就跟往常一样，我四处溜达，跟乘客们聊天。坐在经济舱里的一位女士冲着我微笑，邀请我在她旁边坐一会儿。她告诉我，她名叫玛丽安娜·哈斯尔格雷夫，是英国医疗基金会的主管。没想到我居然会跟她讨论瘘管问题，这让我有点尴尬。

她跟我说起瘘管——这还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词。她告诉我，当年纪很小的女孩——往往只有十二三岁——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生孩子（这是尼日利亚和索马里等国一些地区的习俗）时，就会出现瘘管。子宫壁撕裂形成的瘘管会导致小便失禁，随后，这些年轻姑娘就会遭到丈夫的抛弃，家人也对她们唯恐避之不及。多亏了良好的产科护理，美国自从1890年后就再未出现一例瘘管，但在非洲，这仍是一个普遍问题。

玛丽安娜终生都致力于帮助这些女孩，我知道自己也必须做点事情，于是就让负责管理维珍联合基金会的琼·奥尔汪调查这件事情。琼来到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EPA），看我们能否帮上忙。恰好就在这时，我们的一个好朋友娜塔莉·安博利亚[3]找到我，说她想做点事情帮助年轻女孩。我邀请她跟琼一起来吃午餐，娜塔莉同意支持一项倡议修复瘘管的活动，因为再没有跟她地位相当的人支持这件事情。

我们立马把她带到埃塞俄比亚和尼日利亚，让她亲眼看看这个情况。与此同时，我又投入一些资金，通过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帮助和奉献，在尼日利亚开展了两周的瘘管修复活动，让500名年轻女性接受治疗，并改善了一些医院的医疗设施。从那以后，娜塔莉便不知疲倦地为这个项目工作，我为她有求必应的工作方式感到自豪。她是一位漂亮而又才华横溢的年轻姑娘，乐意在这样一个很不时髦的问题上提供帮助，这使得她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榜样。她还利用自己的音乐来促进人们对瘘管的关注和筹款——这让我们想出创办音乐运动的点子，它由一群音乐家组成，他们乐意也有能力参与解决严峻的社会问题。娜塔莉告诉我，到非洲去目睹那些年轻女孩遭受的不幸，是她这辈子最忧伤的旅行之一。作为被抛弃者，又被社区疏远，这是她们遭遇的最可怕的事情，而其中很多人还只是小姑娘。其中有些人已经在自家房子后面的棚屋生活了20来年。一个本可以如此轻松解决的问题居然仍在发生，这实在令人愤慨。如果更广泛地实施节育，不让那么多如此年幼的女孩结婚，这个问题就可避免。但把我们的想法强加给另一种文化是很艰难的事情——不过，至少我们还能获准干预并改善这种状况，提供教育和帮助来改进医疗基础设施。

我确实希望自己做事圆滑得体，但有时你必须坦率地说出自己的观点，比如2005年年底我在美国参议院的发言就是如此，那属于一个在艾滋病问题上促进合作的项目。在搭乘出租车前往参议院的途中，琼简单地告诉我：“关于安全套，布什政府存在一些问题。他们在艾滋病上投入巨额资金，却不愿用它购买安全套。”

我点点头说：“是啊，我明白。”

“因此，今天你在参议院谈到这个问题时，需要谨慎一点。”琼继续说。

听她这么说，我微微一笑。

来到拥有辉煌历史的美国参议院讨论性问题，这未免有些超现实主义。有人用“采花”一词来形容艾滋病通过多个性伴侣传播的状况——就像蜜蜂从一朵花飞到另一朵花上一样。一位共和党参议员暴跳着站起来，宣布人们应该禁欲。

我站起来说道：“那很美好，但不现实。人们会继续‘采花’——但应该在‘采花’时戴着安全套。没套子，没爱情。”我能够感觉到琼正抬起手来，遮住脸上的忍俊不禁。

有天下午，我刚刚首次见到一位令人愉快的高僧，然后跳进CIDA校园外的一辆有篷货车。这时，塔迪突然在人行道上抓住我，说道：“嗨，理查德，我有个很好的点子。为什么你不创办一所布兰森企业家学院呢？”

塔迪是个充满灵感的人，他一开口说话，你总会忍不住点头称道。受他这句在大街上随口说出的话的启发，我决定建立起自己的第一所“学校”。CIDA城市校园已经为处境不佳的学生提供了合格的专科商业管理学位，我决心让维珍联合基金会跟塔迪合作，在CIDA推出一个独立的学院，帮助年轻人创业。我们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筹集一笔种子资金，作为支持学生创业的循环贷款，他们可以在开始赚钱后归还贷款，这样就可持续为后面的人提供资金。

在这方面，我的榜样是穆罕默德·尤努斯，他在30来年的时间里，通过乡村银行——也就是所谓的“穷人银行”——成功地管理了一个小额贷款系统，为世界上一些最贫穷的人服务。1976年，当他还是孟加拉国的一名经济学教授时，一群手艺人首次向他求助，希望借给他们27美元，创办一个店铺。他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对他们的还款能力充满信心——正如他说的那样，“最穷的人拥有强烈的责任感”。他甚至通过一个“奋斗者项目”借钱给55,000名乞丐。教授的长远目标是消除贫困。迄今为止，他已经向以女性为主的50万人借出了15亿美元贷款，不还贷款的人非常少。

维珍大西洋公司资助了《星期日泰晤士报》倡议的“成功快车道”，每年都邀请一些顶级企业家到我位于牛津的住宅聚会，为新创立的企业担任指导者。我在我们的“唤醒非洲之旅”项目中拍卖了两个席位。两位英国企业家——汤姆·布洛克珊姆和利奥·卡普兰——跟我们合作，为每个座位出价12万英镑。为我们那些学生提供的创业种子资金由此启动，帮助他们出发进入商界。大多数人以剪彩或打开香槟的方式创办新组织。汤姆、利奥和我则独辟蹊径，来到刚刚开放的布兰森企业家学院，在新铺大门水泥地上留下自己的脚印。我望着我们的脚印——其目的是激发学生们“追随全球企业家的步伐”——百感交集。第一批史前人类的脚印是在非洲页岩上发现的，但对我而言更重要的是，这座位于哈里森大街27号的建筑，正是年轻的纳尔逊·曼德拉开始漫长的牢狱生涯之前工作过的地方。他获释后撰写的自传题目就叫《漫漫自由路》；面对这么多不利条件，我们那些学生通往经济自由的道路也将同样漫长。

资本主义最纯粹的形式就是企业家精神，甚至在最穷的人中间也存在。它确实行之有效，但那些从中赚钱的人应该回报社会，而不是像孵蛋一样坐在一大堆钱上无所作为。很快，布兰森企业家学院的每个人都想出了到处填补商业空白的点子。他们很快意识到，任何机会都值得一试。学生们将会出售棒棒糖，确立代理商，担任导游，在街上开办咖啡馆和餐馆——从事任何能让他们在城镇和贫民窟摆脱困境的事情。我去南非时，经常不期然地跑到学校去看望大家，有一次，我发现这些孩子们承担起修补道路的工作，然后站在路边，看是否有人好心地为他们的修补工作付钱，这让我吃惊而又感动。这就是资本主义行之有效的绝好例子。

当山姆年满18岁、中学毕业后，他认为自己不妨留出一年的空当，游历一番。我认为这个主意很好，便问他能否暂时带我同去。自从50岁以来，我就一直勤奋工作，不想让任何人失望。我也希望给自己放一年的假。幸运的是，我们家的人都喜欢全家一起度假而非做独行侠，而且山姆和我非常亲密，因此我们父子之间不存在缺乏了解的问题，但却没机会一起开开心心地玩儿。我必须到澳大利亚参加几场会议，然后我们俩就顺着海岸线出发前往拜伦湾，这里是澳洲大陆最东端。我们住在雷氏旅馆的一套公寓里，这家小旅馆颇有异国情调，其风格不像艾丽斯斯普林斯，而更像地中海地区的摩洛哥。它恰好位于华特格海滩上，我们顺着拜伦湾的灯塔小径散步，它蜿蜒穿过一片繁茂的雨林。在接近海岬的地方，森林逐渐稀疏，我们看见一只蝠鲼悠闲地沿着海边巡游，还看到一小群鲨鱼。

在小城拜伦市里，成群结队的嬉皮士徜徉于西式木头人行道上。这里出售麻醉品和邦戈鼓的店铺比旧金山还多，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大麻味，仿佛时光倒流，回到了1967年的旧金山“爱情之夏”一般。

来到这里的第一个清晨，我们早早起床，带着两个冲浪板来到海滩上“玩玩海浪”。山姆和他的朋友们都是冲浪老手，可我从未玩过这个。我会玩风筝冲浪，以为冲浪不过是小菜一碟。只需等待一个海浪涌过来，然后踩着冲浪板滑上浪头，它就会把你带到海滩上。第一天，我根本滑不上去。第二天，我还是滑不上去。我无缘无故地想着海岬附近的鲨鱼。

“这很容易——瞧，就是这样，理查德。”当山姆那些被太阳晒得皮肤黝黑的朋友顺着长长的卷浪滑过时，他们哈哈大笑着对我说。

我决心非学会冲浪不可，可到了第三天，我仍在笨手笨脚地挣扎，这时在我旁边冲浪的人对我说道：“嗨，理查德，那边的树丛里藏着两个带着长焦镜头的人。”

虚荣心立刻战胜了我，当第二个海浪翻滚而来时，我终于滑上浪头，就像个经验丰富的职业运动员一样保持住平衡，顺利地滑了进去。这就跟学骑自行车差不多，你不断挣扎，接着突然一下子稳稳地骑了上去，再也不回头。

那一天过得非常完美，仿佛一切都不再重要，这是我这辈子罕见的时刻之一。我不打电话，心里什么都不想。我就飞腾于海浪之间，对世界无牵无挂。这样的日子寥寥可数，因此显得弥足珍贵。我记得霍丽5岁时，我们俩一起到德文郡的渔村班瑟姆玩了一个星期，琼没去。对我们父女俩来说，那都是特殊的一周。

在我成功学会冲浪几年后，山姆和我一起驱车60英里深入群山，发发呆，说些傻话，讲讲冷笑话，开怀大笑，我们更像是两个好朋友而非一对父子。我们过得那么愉快，都不希望这一天就那么匆匆结束。

[1]　马迪巴（Madiba）：曼德拉的部族名，后演变为对他的尊称。

[2]　科菲·安南（Kofi Annan， 1938—2018）：加纳库马西人，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也是2001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3]　娜塔莉·安博利亚（Natalie Imbruglia， 1975— ）：澳大利亚演员、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