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维珍而言，1993年是一道分水岭。从那年起，我们头一次拥有了丰裕的资金，并确立起“维珍”的强大品牌，可广泛用于各种业务。我们面对着未知的领域，但我们终于能够顺应自己的本能，不用再花全部的时间劝其他人顺应我们的本能了。一旦完成了从维珍唱片公司到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的惊人飞跃，我们就能够放手尝试任何事情了。从第一次在船屋上仿照一份旧合同并签下麦克·欧菲尔德到现在，我们已经走过漫漫长途。斗转星移，如今我们在银行里存着5亿英镑。但我坚信，钱不应该就这么放在那里。

这时，我当然可以退休，集中精力学习如何画水彩画、如何在高尔夫球场上击败我妈妈。然而，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这么做都不符合我的本性。人们问我：“为什么你现在不好好享受人生乐趣？”他们的话都不得要领。对我而言，工作就是乐趣。在我喜爱的经商方式中，乐趣都是其核心；从一开始，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以乐趣作为关键；维珍成功的秘密恰恰在于乐趣而非其他因素。我意识到，认为经商有趣且富于创意的观点与传统观念不符，这当然也不是某些商学院教学生做生意的方式，在那里，生意意味着苦差事，意味着许多“贴现现金流”和“净现值”。

经常有人要我给自己的“商业哲学”下个定义，但通常我不会这么做，因为我不相信它能像食谱那样教给别人。没有什么能确保成功的因素和技巧。确实也存在一些要素，如果好好遵循，就可确保生意维持下去。但你不可能为我们的商业成功下一个清楚的定义，然后像香水那样把它用瓶子装起来。事情没这么简单。要获得成功，你必须走出去，全力投入其中；如果你拥有一支优秀的团队，而且运气非常好，那么你或许能有所作为。但按照别人的规则依样画葫芦，你当然无法确保自己获得成功。

商业是不断流动、变化的，就我而言，维珍集团永远不会静止不动。它一直都是不断变异、无法定义的事物，过去几年的经历就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只有当你开始写这样一本书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自己想走的路还有多么漫长。那就是我对本书的看法：它全面记录了我这辈子头50年左右的生活——我的奋斗岁月——但它也是不断发展的著作和生命。我从不打算把这本书写得跟资产负债表一样枯燥乏味，而是希望它能够说明，到目前为止，对我的生活和我周围的人们来说，什么才是重要的。

最近几年，维珍的发展或许比其他任何欧洲集团都要快，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根本性的发展。我们经营的方式也许还跟从前一样，但环境已发生根本变化。在1993年1月出售维珍唱片公司和击败英国航空公司之后，我意识到，在我的商业生涯中，我第一次登上挡在自己前面的墙，终于能够窥见福地了。这并非总能做到。对于任何白手起家、没有经济后盾的人，成败仅一线之隔。生存是必须首先考虑的关键要素。不管维珍获得多少成功，我们都总面临着现金耗尽的危险。维珍一直在赚钱，但为了让集团不断发展，我总是把钱投入新项目。结果，我们很少能够奢侈地拥有作为缓冲的备用现金。

这些年来，我们挺过了3次经济衰退，我们遭受过亏损，我们关闭过一些公司，而且有时候还不得不裁员。但在1993年之后，再也没有哪家银行能对我们该怎样经营业务指指点点了。我们已经获得经济自由。我是那种罕见的幸运儿之一，大多数企业家没能挺这么久、走这么远。在获得经济自由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克服各种各样突如其来的障碍。

当我们建立起邮购公司的时候，我们非常依赖邮政，结果却凭空遭遇了为期6个月的邮政大罢工。如果我们没有进行再投资，说不定已经倒闭，根本就别无选择。罢工期间，我们仅用几天时间就开设了第一家维珍唱片商店。尽管它位于一家鞋店楼上，要经过一段阴暗、狭窄的楼梯才能上去，而且只有几个货架、一张破沙发和一个钱柜，但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就那样教我们掌握了现在拥有的所有零售知识。我能够将那家小店跟我们位于伦敦、巴黎和纽约的大卖场直接联系起来。这只是规模大小的问题，但首先你必须相信自己能够梦想成真。

同样，当唱片公司在草创阶段积聚动力时，每一单生意都是不成则败。虽然我们未能签下10cc乐队，但是，当我们再次尝试，跟下一支乐队签约时，我们仍愿意给公司一次机会。我们开创航空公司全靠运气，当飞机引擎在试飞中爆炸时，公司本来会胎死腹中。我们很幸运，每次出现差错，我们都比银行家抢先一小步。

不管环境多么残酷，你仍然需要优先考虑全局。在这一点上，最生动的证明来自1992年经济衰退中最困难的时期。当时，我正试图筹集资金，为我们的所有飞机安装个人椅背电视。我一直认为，维珍应该在飞行中提供最好的娱乐。我们需要1000万英镑来安装这些设备，维珍大西洋公司无人能够筹到必需的资金。有一天，我们全都坐在位于克劳利的办公室里，垂头丧气，就在我们快要放弃时，我想我要试着最后赌一把。

我紧张地拿起电话，拨通波音公司的号码，要求和他们的首席执行官菲尔·孔杜说话。我问他，如果我们购买10架崭新的波音747-400客机，他能否在经济舱里安装个人椅背电视。居然有人在经济衰退期购买飞机，菲尔感到很惊讶，于是就一口答应下来。然后，我又给空中客车公司的让·皮尔逊打电话，提出同样的购买新飞机的问题。他也同意了。在经过几轮进一步咨询后，我们发现，争取40亿英镑贷款购买18架新飞机，比争取1000万英镑贷款安装椅背电视更容易。结果，维珍大西洋公司以迄今最便宜的价格，一下子拥有了一支业内最年轻、最先进的崭新机群。

维珍集团一直拥有自身的生命力，我总想为它提前打算。20世纪70年代初，当我试图向IPC杂志出售《学子》时，他们被我吓跑了，因为我开始谈论自己想探索的其他商业领域——我想建立一家学子旅行社，提供比现有航空公司更廉价的机票价格；我想建立一家学子银行，因为我认为学生没有收入保护自己而受到剥削；我甚至还想从英国铁路公司租火车，因为他们的车票太贵，而且火车总是晚点。甚至在那个时候，我就试图凭借有限的资源，进入那些商业领域，通过颠覆它们，来探索各种潜在的可能性。当时，这一切都还只是空谈，远非我的能力所及，但在此过程中却出现一些有趣的想法。我或许只是个商人，因为我建立和经营公司是为了追求利润；然而，当我试图提前制订计划，构思新产品、创建新公司时，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我的宏伟计划对《学子》不起作用。但是，在出售维珍唱片公司之后，我准备再次向前推进。这次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我拥有的财产不再是《学子》饼干盒里的几个英镑——我们用它购买外卖的咖喱饭菜——而是拥有数亿英镑，能装满整整一个财宝箱。在这个令人陶醉的时刻，似乎一切皆有可能。我们有雄厚的财力，更重要的是，我们拥有“维珍”品牌，它已经留下一连串不断改头换面的记录。什么也挡不住我们对其他新领域的探索。

我任凭自己的本能自由驰骋。最重要的一点是，任何商业计划听起来都必须有趣。如果存在一个只有两家大型公司提供服务的市场，在我看来，这里就存在有益的竞争空间。我不仅喜欢寻求乐趣，而且喜欢制造轰动。我喜欢跟那些大公司一争高下——尤其是当他们提供高价低质的产品时。

20世纪90年代早期，我已经在笔记本上潦草地涂抹筹划推出一系列维珍软饮料的可能性，由维珍可乐公司率领，跟作为全球十大企业之一的可口可乐公司竞争。科特公司专门生产贴牌可乐，他们正在寻求一个具有全球吸引力的品牌。

“你们已经拥有未知的X因素和Y因素——你们已经拥有所有要素，”科特公司的主管格里·彭瑟尔对我说，“人们喜欢维珍，信任这个品牌，他们会因为这是维珍产品而购买它。怎么样？我们有配方，你们有品牌。你觉得维珍可乐公司怎么样？”

就跟往常一样，一旦我已经下定决心，当别人警告我放弃自己的想法时，我会更加坚定地去尝试一番。这一次，我们都意识到，自己必须在超市的货架上一英寸一英寸地争取。不过，在确认了失败造成的经济风险很小之后，我们就决定继续做下去。我们知道自己的产品跟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产品相比毫不逊色。我们在当地的学校举行了蒙眼测试，随后又在全国各地举行了这项活动，它们都证明，大多数人更喜欢维珍可乐。于是，我们就正式成立维珍可乐公司。几个月内，我们就在全国销售了价值5000万英镑的维珍可乐，并且在供应维珍可乐的商店获得了50%的市场份额。我们继续把它推向法国、比利时和南非，甚至设法将一台维珍可乐机放在了纽约时代广场的可口可乐招牌下面。在此之前，我们驾驶一辆奇伏坦坦克，闯过一道用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罐构成的墙壁，并朝时代广场上悬挂的可口可乐招牌开火！

最初，可口可乐总公司并未把维珍可乐当作威胁加以严肃对待，所以我们没有遭到他们的反对。我不知道，在可口可乐的亚特兰大总部，有一位身居高级职位的英国女士，她警告那里的管理人员，说维珍拥有的力量和品牌能在全世界撼动可口可乐的地位，她劝说董事们让她在英国建立一个特别行动小组，试图毁掉我们。几天之内，她和她的小组就来到英国，向零售商提出无与伦比的条件，让他们的可口可乐压倒我们的维珍可乐，而小零售商则受到拆除可口可乐冰箱的威胁。可口可乐的这场运动甚至比英航当初对付维珍大西洋公司的肮脏诡计还有效，但维珍可乐幸存了下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位女士，如今在维珍的主要清算银行拥有一个高级职位。

展望未来，我不知道维珍可乐是否会成为软饮料中的全球领先者。不过，就像对待我们的所有业务一样，我对此保持开放心态。然而，我确实知道，如今已扩大发展为维珍饮料公司的维珍可乐体现了维珍哲学——在销售维珍可乐带来的乐趣和兴奋下面，还有一个合理的商业计划。推出维珍可乐的决定以3个关键因素为基础：找到合适的人选，积极利用维珍品牌名称，防止不利的方面。

维珍可乐的商业计划非常明确，出售这种饮料，我们决不会有多少亏损。生产可乐非常便宜，不同于其他大多数产品，它的生产成本可忽略不计。因此，我们完全能够在广告、推销费用跟销售收入之间保持平衡。只需看一眼可口可乐的资产负债表，就足以揭示这个行业利润有多高。根据那样的边际利润，我们知道该行业肯定拥有足够的空间，让另一家企业带着不错的可乐加入进来，跟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平分秋色。

一旦确信我们已经防止了维珍可乐制造方面的不利因素——这一直是我担忧的首要方面——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就是，加入维珍可乐能否真正扩大维珍品牌的声誉？尽管遭到一些同事的反对，但我却相信可乐拥有许多能让人们把它和维珍联系起来的特性，它咝咝作响的泡沫以及趣味和自由感。除此之外，我们的可乐也比其他可乐质量更好，价格更低。跟两大巨头相比，我们是规模很小的初来乍到者，正是这个事实，让我们得以茁壮成长。这也意味着我们能让这个品牌活跃在年轻人市场上。

“好吧。”听完我对维珍可乐的辩护后，人们只得承认，“我看得出来可乐很有趣。它咝咝冒泡，有利可图，符合维珍的形象。但人寿保险肯定不是这样吧？你们销售人寿保险、债权和投资，到底想做什么？”

我不得不承认，在我们决定推出维珍银行之前，已经对人寿保险做过有益的讨论了。“人寿保险？”听说这个主意的时候，每个人都嗤之以鼻，“人们讨厌人寿保险。所有保险销售员看起来都那么寡廉鲜耻，他们闯入你家里，收取秘密佣金。这行业太可怕了，跟维珍绝对格格不入。”

“确实如此，”我说，“所以它才有潜力。”

我喜欢唱反调，这不是什么秘密。我把金融服务业内的所有不足都看得清清楚楚。建立维珍人寿保险公司和维珍银行的主意或许会吓坏我们当初在阿尔比恩大街上班的老员工，吓坏我们那些躺在唱片店懒人椅上的懒洋洋的顾客。然而，每当我看见人们做了一笔亏本买卖时，我都想介入进去，做点事情。当然，这并非纯粹的利他主义——其中也要有利可图。但我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我准备和顾客分享更多利润，让我们实现共同富裕。想到那个曾给你带来“性手枪”的家伙，也能把你的养老金安排妥当，以我那种标新立异的个性，就觉得好玩。而当我想到建立我们自己的银行，跟那些逼得我们险些破产的银行一决雌雄时，我身上另一部分自我也同样觉得好玩。

罗恩·戈姆利最早把我的注意力吸引到金融服务上来。戈姆利是风险投资家，我邀请他来维珍工作，为我们寻找新的商机。他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维珍的养老金政策，他告诉我，这个政策根本没有意义。当他要求6名不同的养老金顾问提出最佳系统重建方案的建议时，6种不同的回答让他感到困惑。

“我不明白，”他告诉我，“我获得了3个金融学学位，但他们说的6种方案我没一个弄得懂。”

我直觉地感到，金融服务界隐藏在神秘和欺骗之中，其中肯定有空间让维珍提供没有业务隐语和秘密陷阱的替选方案。

就跟我们的其他风险投资一样，我们需要一个合伙人——他既要了解这个行业，又能为维珍品牌提供相应的资金。尽管我们过去遇到过麻烦，但我仍然认为五五分成的合作模式是解决资金问题的最好方式。如果出了什么差错——有时候这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两个合伙人都能在同等的动机下纠正错误。这种情况并非总能奏效，在最坏的情况下，例如伦道夫·菲尔兹和维珍大西洋公司合作时，维珍买下了合伙人的全部所有权；在最好的情况下，例如维珍移动公司在美国跟斯普林特公司的合作，我们就能继续保持五五分成的模式，让双方都觉得满意。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还有许多变种，我们已经尝试了大部分组合方式。最终，当你和其他人打交道时，尽管双方看起来都怀着同样的热情参与一个项目，但你永远无法预料以后的事情，因为情况总在变化。知道何时、怎样重新磋商一份合同，这不过是商业挑战中的一部分。

我们的金融服务公司维珍银行最初叫“维珍直接个人金融服务公司”，是以五五分成模式与诺里奇联合公司合作建立的。在维珍进入金融服务业后，我可以毫不谦虚地说，这个行业已今非昔比。我们取消了所有佣金，我们提供了性价比很高的产品，购买这些产品的投资者蜂拥而入，几乎把我们踩扁。我们在诺里奇联合公司设了一个新办事处，而不是在伦敦金融城租下一栋金光闪闪、高耸入云的大楼。我们从未雇用资金管理人——世界上收入最高的人群之一，因为我们发现了他们严守的秘密：他们并非总比股市指数更有用。

我们发展迅猛，最初的迹象也很好。然而，尽管我们获得成功，我们却意识到自己发展太快、走得太远，让诺里奇联合公司感到不安。看起来，我们的规模将达到最初预测的3倍。没过多久，我们就安排诺里奇联合公司将其股份卖给一家和我们一样雄心勃勃的公司——澳大利亚宝安保险集团（AMP）。跟AMP以及维珍银行的优秀团队一起，我们在金融服务的森林里开拓出一条宽阔的阳关大道。维珍银行从1995年开始起步，现在已经成为这个国家最受欢迎的投资银行，有25万人把超过15亿英镑的钱托付给我们，而这一切都是在3年内实现的，实在令人惊愕。

罗恩·戈姆利及其对维珍银行的设想获得成功，这表现了维珍集团最强大的优势之一：我们之所以欣欣向荣，靠的是特立独行。邀请罗恩来维珍工作时，我在他身上发现一种敢作敢为的品质。当他来到荷兰公园11号，在楼梯平台的一张桌子旁开始工作时，我们俩都没有料到他会在几个月后建立一家金融服务公司。当他偶然发现金融服务时——事后看来，这并不令人吃惊——我们设计了一个可让他和他的团队拥有公司股票的公司结构，并可让他放手大干。就像维珍集团的其他所有经理一样，罗恩拥有强大的动力去争取成功，因为他能清楚地看见，成功会给他自己及其团队带来财富。

跟当初作为摇滚乐公司的维珍相比，维珍银行或许是一个很不和谐的偏离，就像从唱片业发展到航空业一样，这也是一次横向飞跃。但它仍涉及服务业、资产价值以及提供一种简单产品。依照我的远景设想，我并不希望维珍顺着传统道路，发展为一家拥有庞大总部的公司，从位于核心的董事会层层向下发布命令，就像金字塔一样。我并不是说这种结构不好——根本不是，它有利于从可口可乐公司到培生公司、微软公司这样令人生畏的强大企业。只是因为我不喜欢那样思考罢了。我太随便，太不安分，而且喜欢不断前进。

人们总是问我，维珍的发展有何限制？我们是不是过分扩展这个品牌的名称，以至于超越了它的自然承受力？他们凭借枯燥的规律性指出，世界上再没有其他任何公司把自己的品牌用于如此种类繁多的企业和产品了。他们的说法绝对正确，而这种特点仍然让我感到自豪。

这没有阻止我思考这个问题，而答案很难解释清楚。我一直过着靠机遇和冒险取得成功的生活。有些最奇妙的想法是突然产生的，你必须敞开胸怀，找到其优点。1984年，一位美国律师打电话建议我创立一家航空公司，同样，1987年，瑞典一位狂热的热气球运动爱好者也叫我和他一起飞越大西洋。一份份计划书纷至沓来，我不知道下一个计划会是什么。但我确实知道，如果我能够仔细倾听，那些好点子总会以某种方式融入维珍既有的框架。我天生对生活充满好奇，这一点也延伸到我的生意上。好奇心把我引上许多出人意料的道路，让我结识了许多特别的人物。维珍就是这样一些人物的集合，它的成功也依赖于他们。

然而，公司越是扩散，人们就越会频繁问到我对维珍未来的打算。通常，我要么回避这个问题，要么给出非常详尽的回答，我知道下一次被问到时会给出不同版本的答案，心里很踏实。就像公司本身一样，我赋予维珍的远景从来都不固定，而是总在不断变化的。我一直靠列表过活，列出要打的电话，列出各种点子，列出打算建立的公司，列出那些敢作敢为的人。每天我都浏览这些表格，是那一连串的电话推动我向前。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我就同时耍弄不同的银行、供应商和债权人，目的是通过挑拨离间他们，来保持我自己公司的偿付能力。我仍然按照同样的方式生活，只不过现在处理的是更大的交易而非银行。同样，这也只是规模大小的问题。

我最重要的财富是一个标准尺寸的学生笔记本，在全国各地的主要街道上的任何文具店里都买得到。当我忘记把它放到哪里去时，我办公室里的人全都知道它对我多重要。我随身带着它，记下维珍员工和我遇到的其他人向我提出的建议。我把所有的电话谈话和会议都记录下来，而且还在上面起草书信，列出我需要打的电话。

多年来，我记的笔记本已经摆满一个书柜了。我要求自己把所有事情都记录下来，确保自己不得不仔细听别人说话。现在，再次翻开这些笔记本，我发现有些被我忽视的点子：曾有人建议我投资一种名叫《追根究底》[1]的棋盘游戏和一家倒闭的电台。但是，当我拒绝成为劳埃德保险公司[2]的会员时，我的守护天使肯定在保护我。

每当我搭乘飞机，或者去唱片店时，我总会四处走走，向我遇到的人征求提高服务水平的建议。我把它们都记下来，回家后再翻看自己写了些什么。如果其中有好点子，我就会拿起电话，把它付诸实施。听说我在机场班车上遇到一个建议我们在航班上提供按摩服务的人，我的员工们就觉得恼火——请问他们能安排这种服务吗？他们嘲笑我，把这称为“理查德的非正式投票之一”。然而，一次又一次，维珍在顾客的建议下，提供各种额外服务。我不在乎这些建议来自何处，只要它们行之有效就可以。

我还坚持认为我们要持续向员工征求各种意见，而且我会尝试他们的工作。当我试着在一架大型飞机的过道上推手推车时，我发现自己会撞上每一个人。我和机务人员谈起这件事，他们建议我们引入更接近女侍者风格的服务，把手推车的使用降到最低限度。结果，我们就在豪华商务舱里完全取消了手推车，并利用过道的部分空间提供飞机上最长、最大的座椅。

我对维珍远景的看法最终被彼得·加布里埃尔概括了出来，他有一次对我说：“简直太过分了！维珍将无所不包。早上，你在维珍电台的广播中醒来，穿上维珍牛仔裤，来到维珍大卖场，喝维珍可乐，搭乘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的飞机去美国。不久，维珍还会向你提供从出生、结婚到葬礼的全套服务。我认为你应该把维珍改名为‘从头到尾公司’。从生命的开始到结束，维珍提供一切服务。”

彼得不仅是天才的音乐家，而且是精明的商人，就跟往常一样，他的话非常接近事实。那时候，他还不知道我们在伊斯特本有200名员工，正在研制一系列维珍化妆品，还有另外一支团队在设计一系列维珍服装，而且我们即将投标购买英国铁路公司的两项特许经营权，从而成为英国最大的铁路运营商。我不知道维珍会不会进入殡葬业，但维珍生育服务公司的点子似乎倒也靠谱。如果有一份可行的商业计划书，而且不利因素有限，又能找到优秀的人才，创造出优质产品，那么我们就会动手实施。

从某些方面说，这一切都可概括为传统。也许你已经注意到，按照这种所谓的智慧，我就不会开设很多店铺。按照传统做法，当你经营一家公司时，你会专心做自己的事情，决不偏离这个极其狭窄的范围。我发现，这种做法不仅有局限性，而且很危险。如果你只管经营唱片店，拒绝接受变化，那么，当类似于互联网或MP3[3]的新事物出现时，你就会失去那些使用新媒体的顾客。甚至在1999年那个令人兴奋的时期，我也觉得，建立自己的网上商店，接收自家唱片店失去的生意，也比让它们落入别人的网上商店好。许多局外人确实试图让我们建立一个网站，奇怪的是，他们提议我们别使用自己的品牌名。“这是无核葡萄干面包、手袋和果酱瓶的时代。”他们说。他们就是不理解品牌的意义。

我们拥有的公司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也可从中得到部分解释。它们不仅互相保护，而且存在共生关系。当维珍大西洋公司开通飞往南非的航班时，我发现我们还能在那里推出维珍广播电台和维珍可乐公司。同样，我们也能够利用自己在民航业中的经验，让人们更容易买到更便宜的火车票。我们可以利用自己在飞机上娱乐乘客的经验，为火车上的乘客带来娱乐。

尽管雇用了大约4万名员工，维珍仍然算不上大公司——它是由一系列小公司构成的大品牌。我们优先考虑的是跟我们的强大竞争对手反其道而行之。传统的做法要求一家公司应该首先照顾自己的股东，然后是顾客，最后才关心自己的员工。维珍的做法相反。对我们来说，员工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拥有一群心情愉快、干劲十足的员工，就更有可能获得愉快的顾客。不久，最终的利润也会让你的股东感到愉快。对我来说，这是常识。

传统认为“以大为美”，但是，每当我们的风险投资变得过大时，我们就把它分成更小的单位。我走向副总经理、销售部副经理和市场部副经理，对他们说：“祝贺你们。你们现在是一家新公司的总经理、销售部经理和市场部经理了。”每次我们这样做，相关人员的工作量都不会增加，但是他们必然会获得更大的工作动力和热情。对我们来说，这样的结果非常好。到我们1992年出售维珍唱片公司时，它已经拥有多达50家分公司，每家公司的员工人数都不超过60人。

但是，在2002年年初之前，回顾往事没有意义，除了一点——自从维珍唱片公司出售之后，肯·贝里就不断巩固它的力量，使它成为百代公司冠冕上最有利可图的一颗明珠。对我们而言，我们现在能够放手从头做起，运用同样的方法和技巧，创建“V2”唱片公司。我们签下的第一批艺人或许不如麦克·欧菲尔德那么有影响力，但是，立体声乐队仍获得1998年全英音乐奖的“最佳新人奖”，并且此后推出了许多成功的唱片。

维珍的经营方式就是做多样化的风险投资，让它们有机地发展下去。我们的大多数公司是从头创立的，不是收购的现成公司。我们希望维珍的每一家子公司都拥有高效且易于管理的规模。开始创立新公司时，我的优势之一就在于我不用具备高度复杂的商业眼光。当我考虑在维珍大西洋公司上提供什么服务时，我会试着想象我的家人和我是否愿意为自己购买这种服务。通常事情就这么简单。

当然，在你获得有机发展之后，生活就变得更加复杂了。最近几年，在我们自己建立的公司基础上，维珍又收购了一些公司。米高梅院线是我们收购的第一家大企业，我们还从英国铁路公司购买了两项重要的火车特许经营权。从某些方面来说，我们成为自己成功的受害者，因为维珍一接管那些火车的运营，乘客们就希望发生奇迹般的变化。不幸的是，这项任务的统筹安排对我们不利。我们的两家火车公司拥有3500名雇员，我们需要建立全新的火车队，同时为了升级轨道和信号系统，还需要跟铁路线路公司展开谈判。

尽管整个铁路业都处于困难时期，但我们仍充满自信，认为维珍火车公司会成为维珍品牌运用得最好的公司之一。

过去的10年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本书从我第一次尝试做环球热气球飞行开始，那次旅行在阿尔及利亚的沙漠中结束。1998年年末的最后一次热气球之旅最终让我恍然大悟。我意识到，也许我应该让自己在个人冒险中学会的一切得到更好的利用。不过，那次旅行仍很精彩。

我们快要起程时，有人建议我写日记，于是我就记下了本章使用的文字。我没对它做任何删改，希望让你们看见它的原貌，这样你们就能体会到，飘浮在距地面几千英尺的高空中，而且只有风为你提供动力，那是什么感受。

1998年12月18日　第一天

这份逐日记录的日记是为我的教子西奥写的。今天，他看着我们从马拉喀什升空。这份日记也是为洛奇、英迪亚、伍迪和我挚爱的所有外甥、外甥女以及我的孩子霍丽和山姆写的。

快乐的摩洛哥人像欢迎兄弟一样欢迎我们。霍丽和琼来到机场。气球看起来就像一座巨大的清真寺，太阳正冉冉升上阿特拉斯山脉。奇怪的是，这次我并不感到特别紧张。我们有如此优秀的团队策划这次旅行，我们过去经历了那么多令人心痛的事情，我真的觉得这次机会难得。只有一个问题比较严重：昨晚英美联军开始轰炸伊拉克了。我们预定30个小时后顺着伊拉克边境飞行——距离边境大约50英里。

我们有鲍勃·赖斯，他是世界上最杰出的天气预报员、气象学家。他相信自己能帮我们找到合适的气流，让我们恰好能沿着边境飞行，无须越过边境。我向他发誓，如果他弄错了气流，今年圣诞节就把他当火鸡吃掉——如果到时候我们自己没被吃掉的话。

除了必须上学的山姆，我所有最亲密的亲朋好友几乎都飞来为我们送行。前一天，他们刚刚和我们一起飞到加勒比海度假。可刚到加勒比海，气球团队就通知我立刻回来，因为出现了适合飞行的完美天气。天气那么好，如果不出什么意外，我们都能在节礼日我祖父生日那天赶回来。

我们到达摩洛哥时，受到了音乐家、骆驼、魔术师甚至飞毯的热烈欢迎。亚历克斯·里奇的孩子阿利斯泰尔和邓肯、我女儿霍丽以及佩尔的女儿珍妮将一起摁下起飞的按钮，让我们升入空中。我们穿上降落伞，然后说再见——向我的妈妈和爸爸、我的妹夫、我的女儿和我的朋友们。他们眼里泪光闪闪。

倒计时开始：10、9、8、7、6、5、4、3、2、1，起飞！

我们缓缓爬升了2000英尺。吊舱门仍然开着，人人都在鼓掌欢呼。接着，气球突然开始下降，出现天气逆转了。我们用燃烧器拼命给氦气加热，冲破了逆转。这时，我意识到我们又加热过度了。

我们急剧上升，气球底部正在闷燃——我们在一分钟内上升了1700英尺，接着是1800英尺、1900英尺——然后才终于减缓了上升速度。但是，**燃烧器已经在热气球底部烧了一些洞。幸运的是，这些洞恰好位于底部。至关重要的氦气球没有烧着。我们还能继续飞行，那些洞很难看，但什么都无法阻止我们。

太棒了！我们和鸟儿一起飞翔，我们已经步入正轨。看来一切都很顺利，我们升到了飞行高度，吊舱已经加压，气球没有爆炸。我们进入了一次精彩的冒险之旅，下方是美丽的阿特拉斯山脉，山上覆盖着皑皑白雪。

1998年12月19日　第二天

我们顺利地飞了好几个小时，俯瞰巍峨的阿特拉斯山脉，它从摩洛哥经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横跨整个北非，我想它几乎一直延伸到了埃及。飞行了大约7个小时后，我们就告别了摩洛哥人，朝阿尔及利亚上空飞去。

由于一场可怕的内战，阿尔及利亚已经变成一个悲惨的国家。近两年前，当我们因气球在夜里损坏而被迫降落时，就曾闯入这个国度。但是今晚我们将顺着阿特拉斯山脉飞行，飞越起伏不平的沙漠。那一次，为了阻止气球急速下降，亚历克斯和我不得不扔掉吊舱里的一切东西——甚至扔掉了一捆美元！那一次，亚历克斯爬到外面的吊舱顶上，就在我们快要摔到地面上时，及时卸下了燃料箱，救了我们一命。

这一次，似乎一切都很顺利。

简直太顺利了！夜幕开始降临，我们头顶上的氦气冷却下来，我们打开了燃烧器。我们上一次尝试环球飞行时，气球突然下坠，这一次，加热阻止了气球下降，火焰照亮了四周的阿拉伯天空。我们必须小心翼翼，不能飞得比白天高，否则加热过度就会将氦气排放出去，缩短我们待在空中的时间。因此，我们在夜间需要轮流驾驶气球。

就在我们疲惫不堪时，突然遭遇了一个巨大的障碍。一条来自利比亚的消息说，他们收回准许我们飞越该国领空的权利。现在是在漆黑的夜里，我们无法在穿越利比亚边境之前着陆。史蒂夫、佩尔和我商量该如何行事。如果我们的飞行高度很低，本来也许能从利比亚南边慢慢绕过去。但那意味着放弃我们的梦想。最终，我们决定降低高度，减缓飞行速度，争取时间说服统治利比亚的卡扎菲上校，告诉他这是有利于和平的体育运动。约旦国王以前曾经帮过我们很大的忙，而且我过去还有幸认识了纳尔逊·曼德拉，我知道他和卡扎菲上校非常熟。于是，我那位恪尽职守的秘书苏，便在半夜三更打开了我的办公室，找到了他们的电话号码。

我们接下来担忧的是说不定他们全都睡觉了。约旦国王患有癌症，身体不好；纳尔逊·曼德拉也不是年轻人了。于是我决定写封信给卡扎菲上校，这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书信之一。

阁下：

我从ICO全球挑战者气球上向您直接提出如下个人请求。利比亚的邮政和电信公司在这只气球上有重要投资。

我们共同的朋友——约旦国王侯赛因陛下——曾向您说起我驾驶气球做环球飞行的计划。您仁慈地批准我们飞越贵国。

今天早上，我们在得知自己获准飞越贵国的可靠消息后，从摩洛哥起飞。如果我们未能获得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的许可和善意，就不会那么做。我们现在正位于阿尔及利亚上空，将在凌晨时分穿越贵国边境。

为了这次飞行，利比亚已于1998年7月20日向我们慷慨地颁发了第OVG11@01001号飞越领空许可证。然而，您的空中交通管制人员刚刚却通知我们：该许可证已经作废。我们当然明白，他们完全有权这么做，但由于氦气球阀门结冰，恐怕我们不可能在夜间让气球着陆。我们无法排出氦气以降低高度。

由于这一紧急情况，我们真不知道该怎样避免穿越贵国领空。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希望您能够通过您的空中交通管制部门，给予我们紧急许可。

真诚地感谢您体谅这个问题。

您恭顺的仆人

理查德·布兰森

到这个时候，我们全都疲惫到了极点，为了争取时间，特意让气球减缓到最低飞行速度。随后，气球上的电话响了，我们被告知，尽管现在已是凌晨1点钟，但卡扎菲上校仍给予我们许可，让我们继续飞行。虽然我们的环球飞行路线因这次减速而变得更加困难，但目前还面临着一个更大、更急迫的问题：减速导致我们改变了飞行方向，此刻正朝着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上空飞去，而那里将有一场暴风雨。但愿我们能从风暴上方飞过。

不知道是因为所有这些事造成的压力，还是因为某种病菌，我的嗓子开始哑了。他们决定给我注射青霉素，只是以防万一。

佩尔仍然跟从前一样冷静。这是他多年的梦想，现在终于要实现了。我们很高兴史蒂夫在气球上。他是我们当中唯一去厨房冒险的人，他给大家做了一道美味的“史蒂夫汤”。

现在，清晨即将到来，我们已越过利比亚边境，下方是一望无垠的沙漠，我们还受到了的黎波里空中交通管制部门的热情欢迎。没有军事飞机阻截。谢谢你，谢谢你，卡扎菲上校，我们ICO环球气球团队的全体人员都向你表示感谢！

1998年12月20日　第三天

从我24小时之前写好上一篇日记到现在，我还没有睡过觉。其中自有原因。让我和你一起分享这24小时的经历吧，真希望此刻你在气球上，和我们在一起。然而，在这一天中有些时刻，我可不希望你在这上面。

首先，让我向你解释所有想做环球飞行的气球驾驶者面对的挑战。这些不仅仅是自然因素或技术上的挑战。可悲的是，其中也涉及人和政治。生活总是这样，给我们设置障碍的都不是普通人，而是位于最顶端的一小群政客，他们因为自私，把自己的国家和这个世界变得更加悲哀。毕竟，这只是体育竞技，而且是和平的飞行冒险。

建议你铺开一张地图，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说起。想象你是在瑞士、美国和摩洛哥飞行的气球驾驶者，就跟我们一样。然后画掉一些国家——它们的政客禁止你从那里经过——俄罗斯、伊朗和伊拉克（记住，3年前，曾有两人驾驶气球越过俄罗斯边境，他们被残忍地击落打死了）。

想象你在进行一场比赛，看谁能首先完成环球飞行，还有另外7位气球飞行员也在等着起飞。他们全都有可能恰好会从俄罗斯和伊拉克南部飞过。你知道，他们不会经历你们那样的障碍，因此必须争分夺秒，而且也必然会冒险。因此，当你的天气预报员说，他相信自己能让你们从伊拉克和俄罗斯之间挤过去时，你们不会拒绝，而会冒险一试——即使这意味着你们要在距起飞地点2600英里远的地方，飞过一片24英里宽的土地，它属于土耳其，夹在两个不欢迎你们的国家之间。

记住，气球只有风这一种动力。控制气球的唯一方法就是在飞行过程中改变高度，设法找到吹往不同方向的气流。拥有世界上最杰出的天气预报员会对你们很有帮助。那位天气预报员告诉你们，他认为这样可行。你和你的团队决定努力争取。然后，在你们起飞前的那天晚上，你们得知英国和美国即将轰炸伊拉克，你是英国人，史蒂夫·法塞特是美国人。而且这条特别通道距伊拉克仅60英里。

如果你打算继续飞，那就可以证明你疯了。而我直到一个小时之前都认为我们发疯了。但我们了解自己的天气预报员——以前飞越大西洋和太平洋时，我们就曾与鲍勃·赖斯合作——我们知道，如果有人能帮我们从这两个不准我们飞行的国家之间那条狭窄的缝隙穿过，那个人就是他。就在我写这篇日记时，我们刚刚穿过这条缝隙——它的一边是伊拉克和伊朗，另一边是俄罗斯。在总部那支非凡的团队帮助下，我们奇迹般地慢慢飞了过来。

24小时前，天快黑的时候，我们告别了利比亚，飞到地中海上空，朝塞浦路斯进发。一架英国皇家空军的“大力士”飞机从我们上方飞过，他们说自己是去轰炸伊拉克的。他们祝我们好运，我们也给他们同样的祝福。

我刚刚躺下，想睡一会儿，史蒂夫就叫起来：“穿上你们的降落伞——我们得知前方有一场高空雷暴。”两个月前，史蒂夫在太平洋上空就遭遇了类似的雷暴，失去了气球，因此，他太了解它们的强大破坏力了。如果向上爬升，风会把我们吹到伊拉克上空。前方可能发生的一场风暴和伊拉克的“风暴”——哪种更糟糕呢？在距离伊拉克这么远的地方，我们都能看见高射炮炮火留下的痕迹。我们决定冒险穿过雷暴，奋力前进。多亏上天的眷顾，我们不仅躲过了暴风雨，还在距伊拉克30英里、距伊朗7英里、距俄罗斯10英里的地方，避开了这些国家。现在，我们的天气预报员保准不会出错。如果他能让我们在节礼日回家，我请大家喝香槟。

从我们飞行的地方俯瞰，下面的风景美得令人窒息。我们正在飞越白雪皑皑的亚美尼亚山脉，下方是一个名叫“亚拉腊”的村庄，挪亚的方舟就曾停在这里。我们的耳机中传来亚美尼亚空中交通管制人员沙哑的声音：“我们代表所有亚美尼亚人民，向你们表示欢迎。”他怀着如此真诚的友谊说出这句话。如果所有国家都这样热情友善该多好啊！

我们已经飞了2600英里——相当于大西洋的宽度——还剩下2万英里。每个人都兴奋得难以置信。举例说，我需要在剩下的旅程中借别人的香烟——因为我自己的一根都不剩了！

1998年12月21日　第四天

我们仍然在飞行，到这时，我们的旅程变得更加可怕了。气球已经穿过我们那条秘密通道离开土耳其，进入亚美尼亚，飞到亚拉腊山上方。我们从这里经过阿塞拜疆——从苏联独立出来的一个新国家——然后越过里海，经过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这些国家的名字真棒），然后飞过阿富汗——那里发生了血腥的内战，已经持续多年。阿富汗是亚历山大大帝征服过的国家之一。

然后，到今天早上，我们就面临一个美好但相当可怕的前景：由于风向出人意料地发生了变化，我们现在无法从世界上最大的山脉北边飞过，而是不得不直接飞越它。

这就是令人生畏的喜马拉雅山，此前从没有气球飞越这里。我们将飞过尼泊尔——位于印度和中国之间的一个偏远王国。尼泊尔是佛祖的出生地，它也因为世界上最高的山峰而闻名，那就是珠穆朗玛峰，海拔近3万英尺。

这听起来很精彩，但有利也有弊——在驾驶气球做环球飞行时，所有事情都是这样。这一次，不利的因素就是所谓的“致命的气旋”。气球飞越山峰时如果卷入这种气流，就会在山的另一边被摔得粉碎。为了避免这种事故，我们每飞10英里就得升高1000英尺。

根据我们目前80英里的时速计算，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飞到山峰上方8000英尺高的地方。现在，我们无法飞到海拔3万英尺以上的地方，但是，要避免在珠穆朗玛峰的另一侧被摔得粉碎，我们就不得不飞到它上方4万英尺的高空。

我们做不到。在国内团队的指引下，我们能从珠穆朗玛峰和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之间飞过去吗？

嗯，我们要再过几小时才知道，如果明天我们成功了，我会告诉你们的。

1998年12月22日　第五天

好了，我仍在这里写日记，显然，我们已经避开珠穆朗玛峰和乔戈里峰。事实上，我们恰好在它们之间飞了过来——这与其说靠的是技巧，不如说靠的是运气，因为那些山峰控制着我们的方向，它们可不想放过我们。

在过去的24小时中，我们顺着这条美丽的山脉飞行。白天，它优雅精致；夜晚，有它在我们下面几千英尺的地方，就会产生一阵怪异的感觉。气球顶部结了大块的冰，堵塞了氦气阀门，让我们的问题更加严重了。

随着白昼的到来，巨大的冰块有可能掉到我们的吊舱上。实际上，景色非常美丽，我已经拍下一部我们飞越喜马拉雅山的精彩影片。就算是汉尼拔，也会为我们感到骄傲。

在我们经过山脉时，风平息下来，所以我们没有遭遇昨天提到的那种致命的“气旋效果”。

1998年12月23日　第六天

再过3个小时，我们就要越过中国边境了，这时他们突然告诉我们：“我们已废除你们飞越中国的许可，你们不得进入我国领空。”我们别无选择。我们不可能在喜马拉雅山降落，那差不多意味着我们必死无疑。但是，在特意告知不得进入中国之后飞进去，也意味着非常严重的麻烦。

中国最初准许我们飞越中国南部。由于我们已被卷入喜马拉雅山，因此将在他们规定的路线以北150英里处进入这个国家。

因此，我们只有3个小时，说服他们允许我们进入。我认识爱德华·希思爵士，他曾担任英国首相，与中国人关系很好。于是，我们的人首先联系到他，他也好心找他的联系人说情。我又接通了我办公室的萨丝科娅的电话，要求她联系托尼·布莱尔。“可我没有唐宁街的电话号码。”她说。我非常疲倦，而且，老实说，现在非常担忧，不由得提高了嗓门儿说道：“拨打192，从电话号码查询台查一下！”

托尼·布莱尔好心地帮助了我们。我还联系了彼得·萨奇——他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之一、国泰航空公司的总经理——他的总部位于香港，他也给予了我们很多帮助。英国驻华大使及其团队也帮了我们很大的忙。最终——就在我们穿越国境线半个小时之前——我们得到消息，只要我们能够把飞行路线保持在中国最南部，就允许我们进入。我们很快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气流将把我们带到上海去——巧合的是，我刚在两个星期前去过那个城市，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最近申请了飞往上海的许可证。

我们高高地飘浮在白雪、云层和群山之上——着陆等于自杀。随后，我们接到一条来自中国民用航空管理部门的消息。

请注意：贵方必须在拉萨机场降落，贵方未能遵守我方要求，因此不得继续飞入我国领空。请稍后联系。贵方必须按照拉萨空中管制中心的要求操纵气球。感谢你们的合作。

谨致问候！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4]

气球是无法在飞机场降落的。天气状况非常恶劣，两个小时之后天就会黑，而我们身在莽莽群山上空，还带着5吨丙烷。我给维珍ICO环球气球基地回信，要求他们与中方联系，解释我们的所有问题。一个小时之后，我们收到回复。

请注意：你们必须降落。你们不能继续飞越我国领空。

我们陷入第二十二条军规似的两难处境。降落意味着必死无疑，但是，未经许可继续飞行，也是不可能的。

我联系上北京的英国大使，向他解释我们的困境。大使许诺，他和他的团队将整晚熬夜，设法解决问题。我给大使发去一封短笺，请他转交给中方。

我们诚恳地提议：如果现在降落，必将对气球上的全体人员和相关地面人员的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由于气球随风飘移，因此我们无法控制气球方向。我们下方覆盖着云层，看不见地面。我们无法穿过云层降落，因为这会让气球结冰，导致它坠毁。我们恳请贵方注意，我们正在全力以赴处理这种状况，并为无法遵守贵方规定而深表歉意。我们并非不尊重中国政府，只是陷入难以应付的困境，目前无法在不威胁生命安全的情况下解决问题。我们真诚地恳求贵方给予我们的团队更多时间，解决这个问题。

我方飞行员尝试了贵方给我们的所有频率，仍无法与贵方取得联系。他们将继续尝试。恳请贵方给予更多高频或甚高频频率。

我们真诚地希望贵方对此给予答复。

我们继续紧张地飞行。凌晨，我们收到如下传真，让我们如释重负。

由于维珍全球挑战者号热气球已违反双方的协议及英方的承诺，没有进入预定的领空，因此，中方别无选择，只能要求该气球着陆。考虑到高尔斯沃西大使的恳求，中方已竭尽全力克服一切困难，现决定允许该气球继续飞行，要求它尽快离开中国领空。若中方有新的要求，将再与英方联系。

我们怎么感谢中国人都不为过。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