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买回尼克那40%的股份时，我已经有能力偿还我那100万英镑的透支了，因为从菲尔·科林斯开始，维珍突然发行了一系列热门唱片。当时我知道自己成败未定。如今，这笔钱的数目更加让人望而生畏。我们欠下高达3亿英镑的债务，而且必须在头一年还掉2亿英镑。在这样的压力下，我们准备出售一切。世界上没有神圣不可侵犯之物，如果有人对维珍任何业务提出可观的报价，我们都会接受。特罗弗、肯和我开始试探业界的反应，看他们有多大兴趣。我们首先考虑的是维珍零售业务。

特罗弗和我把维珍零售业务分成三个独立部分。第一部分是我们在W. H. 史密斯的收购后保留下来的唱片店，都是典型的主要街道店铺，外加牛津街大卖场；第二部分是帕特里克·泽尼克计划在香榭丽舍大街创办的巴黎大卖场，他将建立一家独立的法国子公司来投资这家店铺；第三部分是我们为伊恩·杜菲尔制订的计划，他曾在牛津街设计并建立其HMV唱片店，我们已经设法说服他加入维珍。

我们向他提供了在全球任何地方建立维珍大卖场的机会，允诺支持他的判断，让他直接拥有大卖场的股份。伊恩是该行业最优秀的唱片零售商。他为唱片店制订详细计划，从我们开设最早的一批维珍商店起，我就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认为我们能够东山再起。伊恩对开设一系列海外维珍大卖场很有兴趣。

我们考虑在美国建立大卖场，不过当时那里的零售业租金是天文数字，而且竞争十分激烈。于是，我们便选择把首家大卖场开在悉尼，因为那里的市场比较平静，没有什么竞争。在那里开设大卖场并尝试不同的方案，也不会造成多大损失。

与此同时，巴黎大卖场成为维珍在国外真正建立的第一家唱片店。帕特里克找到了店址，这里曾是一家古老的大银行，其历史可追溯到19世纪。里面有大理石地板和高高的天花板，还有华丽至极的楼梯。这抓住了我的想象力。我们知道小型唱片店无法赚到足够的钱，它们只能吸引过路人，而店里库存太少又只能让此类顾客感到失望。既然20世纪70年代已经结束，地上的坐垫也就清理掉了，传统的维珍唱片店似乎失去了自己的身份认同和顾客的忠诚。我们必须建立规模更大的商店，以便提供全球最丰富的产品。

帕特里克的巴黎大卖场获得难以置信的成功。自从开张以来，它就超越了帕特里克的所有销售预测，成为巴黎最著名的唱片店。事实上，它不但是唱片店，还是路标和景点。没过几个月，巴黎大卖场吸引的顾客就跟卢浮宫的游客数量不相上下了。如今，它每平方米创造的销售量依然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唱片店高一倍以上。似乎每个十几岁的日本和德国游客都会到此朝圣，大量购买CD，甚至顶层的咖啡馆也成为法国主管们见面的时髦地点。我为帕特里克感到高兴，但是，我仍然不知道该把英国的唱片店怎么办。

我们认定该让别人来扭转维珍零售店的局面了。正式通知解雇职员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我讨厌这么做。我讨厌对抗，也讨厌让人们失望，我一直想再给大家一次机会。但这个团队显然已经无能为力，造成了亏损，根本没指望扭转局面。在那个财政年度结束时，他们承认维珍零售业务的亏损比他们预计的还多200万英镑。这么晚才处理这个问题，我们进退维谷。

我们要求一些猎头公司拟出一份合适人选的名单，不过，当西蒙·伯克申请主管职位时，我对他是最感兴趣的。西蒙几年前加入维珍，担任发展部经理。其任务就是浏览我们收到的所有商业计划书，看其中是否有值得我们采纳的计划。

我一直希望维珍的员工们能挖掘自身潜能。我坚信一切皆有可能，尽管从表面看，以西蒙的资质，还不足以让一个失败的大型连锁唱片店扭亏为盈，但是我确信，如果有人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他一定是那个人。果然，1988年8月，西蒙刚到维珍零售店工作，店里就开始出现改观。他着手清除我们不需要或造成亏损的一切东西。

他的策略开始奏效，到1989年6月，维珍零售业务首次获得利润。他在维珍董事会面前第一次做报告时，给我们看了一些幻灯片，要求向新店铺投入1000万英镑。他指出，维珍的零售业务正走向崩溃，他还给我们展示了店铺的一些照片，里面有摇摇欲坠的屋瓦和老化的电线。西蒙指出，假如航空公司的顾客看见这个，就会对飞机的状况感到担忧。不幸的是，帕特里克·泽尼克也需要1000万英镑的投资，在波尔多和马赛发展维珍大卖场。我为最近巴黎大卖场的成功感到兴奋，更倾向于把资金转给法国而非英国。这一定让西蒙感到烦恼。与此同时，悉尼大卖场已经为开张做好准备，伊恩和迈克也在日本考察。

为了给我们在英国的唱片店带来投资，帮助它们偿还普通债务，我们又建立了另一家合资企业。如果能有金融投资者接收30%的股份，那就最理想了。但由于当时利率太高，而且感觉主要街道上的零售业都在走向衰退，因此我们找不到这样的投资者。我们开始与伍尔沃斯的所有者翠丰集团商谈。就在这些商谈拖延未决时，W. H. 史密斯听到风声，给我打电话，问他们能否提出报价。因此，当西蒙·伯克正在为维珍集团整顿维珍零售业务时，他突然发现自己有了个新老板：由维珍集团和W. H. 史密斯公司组成的双头公司。W. H. 史密斯公司从我们的10家英国大卖场购买了50%的股份，与我们早先出售给W. H. 史密斯的店铺不同，它们仍在维珍的名义下经营。通过出售这些股份，我们获得了1200万英镑，然后立即用它归还了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借下的债务。这个案例再次体现了比银行家提前一步行动的机会。

我们在英国的零售分公司摇身一变，成为跟W. H. 史密斯建立的合资公司，而我们在欧洲的零售业务也开始从巴黎扩张到波尔多、马赛以及德国。与此同时，几个不同的维珍分公司又把注意力转向了日本。

很多英国公司都抱怨，在日本做生意很难，但维珍却一直跟日本人保持着十分友好的关系。到1988年，维珍在日本已成为一个知名度相当高的品牌。我们有一些艺人的唱片在那里卖得很好，尤其是“乔治男孩”“人类联盟”和头脑简单乐队以及菲尔·科林斯。在英航兼并苏格兰航空公司之后，我们成功地申请到伦敦飞往东京的权利。当我们寻求减少透支的方法时，我们意识到，为了降低集团如山的债务，就必须出售维珍大西洋公司和维珍唱片公司的股份。

我们的第一桩交易，是将航空公司10%的股份出售给西武集团，这是一家大型的日本旅游集团。当时，维珍大西洋公司刚刚宣布其税前利润增加了一倍，达到1000万英镑，西武集团以3600万英镑的价钱购买了10%的股份。与此同时，罗伯特·德弗罗也跟世嘉公司签订了一份维珍传媒配销世嘉游戏的长期合同。显然日本的公司与维珍拥有许多共同之处。

就跟我们一样，他们也倾向于追求长期目标。维珍上市后，除了听命于非执行董事和持股人带来的压抑感，投资者的短视也让我倍感沮丧。我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必须创造出立竿见影的成绩。而且，除非我们支付大笔股息，否则我们的股票价格就会受到影响。日本投资者对股息多少不以为意，他们差不多总是寻求资本增值。考虑到投资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获得收益，跟公司的收入相比，日本的股票价格是非常高的。因此，日本的市盈率往往高达英国的3倍。有一次，我还听说一家日本公司正在制订长达200年的商业计划！这让我想起20世纪80年代的一句话，当有人问起怎样看待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意义时，一位名人回答说：“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接下来跟日本伙伴合作的维珍业务是唱片公司，这次出售至关重要。如果我们打算让回购维珍集团上市公司的行为显得有意义，那么我们就必须为维珍唱片公司提出一个好价钱。西蒙、特罗弗和我跟许多美国公司商议过出售维珍唱片公司股份的事情。有一家美国公司出价最高，但它不准备扮演长期的被动投资者的角色。我们都倾向于一家日本传媒公司富士产经集团。跟该集团的阿吉先生在我位于荷兰公园11号的住宅花园里会面时，我下定了决心。

“布兰森先生，”他平静地提出一个问题，“你喜欢美国太太还是日本太太？美国太太难以应付——她会造成大量诉讼和赡养费，而日本太太却贤惠又安静。”

通过出售维珍唱片公司25%的股份，我们获得1.5亿美元——合1亿英镑——我们一直认为金融城低估了维珍的价值，这就是明证。这次出售清楚地表明，单是唱片公司，至少就值4亿英镑，这还不包括上市的维珍集团中其他子公司（如唱片零售店）的价值。这远远高于我们回购集团股票前金融城估计的1.8亿美元，也远远高于我们最终恢复私有化时支付的2.4亿英镑。

在给航空公司和唱片公司这两项主要业务找到日本合伙人之后，我们便把目光转向维珍的第三项业务，决定在日本扩大零售生意。伊恩·杜菲尔和迈克·英曼已经跟我们的日本顾问植山周一郎一起展开调查。迈克在悉尼的时候就开始学日语了，因为他的兄弟跟一个日本姑娘结了婚。伊恩把迈克派到东京，自己前往洛杉矶，开始沿着日落大道寻找大卖场的店址。

迈克报告说，我们不可能完全靠自己在东京设立大卖场。东京是个大都市，几乎没有易于辨别的功能区，外人很难确定哪里是关键部分。东京的零售区、居住区和商业区全都混在一起，这一点跟伦敦大不相同，因为伦敦有明确的商业区——如牛津街、骑士桥和肯辛顿大街——很容易找到方向。东京似乎哪里都一样，而且房产极贵，要租店铺，就必须付一大笔押金，即“保证金”。特罗弗、伊恩和植山联系了很多潜在的日本合伙人，最终选定一家名叫“丸井”的时装零售商。特罗弗与他们组成对等的合作伙伴关系，日本的维珍大卖场由此开始。

开唱片店难就难在商品的“同质化”问题比较突出。维珍没有任何自有或专卖产品。我们知道其他唱片店在东京都亏损严重，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必须支付这么高的“保证金”，同时也由于他们未能培养起顾客的忠诚度，因此没有赢得对店铺生死攸关的回头客。

为了规避这些隐患，我们与丸井建立合资公司。他们最先真正意识到火车站对零售业的重要性，尽量地把商店设在大型火车站附近，确保有大量行人经过。丸井出售服装时针对的是新一代越来越富裕的年轻人，并且首先推行大众化的内部购物卡。丸井设法在东京市中心的主要商业区新宿为我们找到一个很棒的店址，店面达 1万平方英尺。这处房产属于丸井，我们同意把一定比例的销售款交给他们，取代固定的月租金。通过这种办法，我们就不用支付大笔押金。按照欧洲的标准，1万平方英尺的店面是很小的，但已经比东京的其他唱片店大了。这正是我想要的日本旗舰店。

为了跟竞争对手区分开来，吸引更多顾客，我们安装了试听装置，还雇用了一位DJ，他不仅能娱乐顾客，而且通过播放精彩歌曲，还可促进销售。的确，很快他就把他的工资赚了回来。我们早期在牛津大街和诺丁山开的唱片店曾风靡一时，东京的维珍大卖场很快也获得同样的地位。全城的青少年都蜂拥来到这里，它成了一个时髦的地方。东京物价很高，因此，青少年们很喜欢来这里听音乐、聊天和买唱片，花不了多少钱就可以度过一个下午。顾客在我们的东京大卖场平均停留40分钟——比在麦当劳吃顿饭的时间长得多。这差不多是我们20世纪70年代零售哲学的延续。这家唱片店每天拥有10,000名顾客，比我们预想的还要成功。

由于伊恩待在洛杉矶，迈克就独立撑起东京的店铺。他追随自己兄弟的脚步，爱上一个日本姑娘。他们在内克岛举行了婚礼。

从1988年到1990年，在两年之内，维珍的每个子公司都找到了日本合作伙伴。有了世嘉、丸井、西武和富士产经集团，我们获得了在日本扩大发展的独特地位。我也即将在日本参加一次全然不同的冒险：佩尔和我打算再次踏上热气球冒险之旅，从东京越过太平洋，飞往美国。

等佩尔把他最担忧的事告诉我时，这次行动已经无法挽回了。在我们搭乘飞机前往日本的途中，他坦白地告诉我，自己无法在压力舱里对吊舱进行检测，因此无法百分之百地保证吊舱能承受4万英尺的高空环境。如果有个窗户在那么高的地方被刮掉，我们就只有七八秒钟的时间戴上氧气罩。

“我们需要把氧气罩放在手边，”佩尔像往常那样轻描淡写地说，“当然，如果同伴在睡觉，那就必须在3秒钟内戴上氧气罩、打开开关，然后在3秒钟内为同伴戴上氧气罩并打开开关，只有2秒钟的时间磨蹭。”

我可不喜欢和佩尔一起磨蹭，哪怕就两秒钟也不行。于是我发誓，决不在冒险途中睡觉。

“会有预警吗？”

“如果吊舱出现泄压，你会发现里面突然变得雾蒙蒙的，跟充满雾气似的。你会听到耳朵里一声嘶鸣，还会感觉自己的肺仿佛要通过嘴巴被吸出胸腔一样。”

有名记者问我这次飞行有何危险性，我复述了佩尔的话。

“你看，我们俩必须有一个在飞行中保持清醒，这至关重要。”我告诉那名记者，“因此，我们不会像飞越大西洋那样使用维珍航空公司舒适的座椅，我们已经要求英航送两把座椅来。”

我们打算在11月飞行，这时太平洋上空的急流最强。但这也是一年中海洋风暴最多的季节。从日本起飞后，我们几乎立刻就会飞到海上。要抵达对面的美国，我们的旅程将比跨大西洋飞行时创下纪录的3000英里多一倍以上。

佩尔的团队已经把气球和吊舱运到都城市的起飞地点，根据他们的计算，这个日本南部小城正好位于急流下方。到达都城市的第一天晚上，我接到汤姆·巴罗的电话，他跟佩尔从飞越大西洋那时起就闹翻了。我们让迈克·肯德里克取代了汤姆的位置，但汤姆一直关注着佩尔的进展，感到非常担忧。

“你们最终会掉进水里，”他告诉我，“你们优先考虑的第一件事，就是准备好在海上能安全迫降，死里逃生。如果——尽管概率不大——你们到达大陆，有60%的可能那里已经天黑。在11月，北美洲每天有长达15个小时的夜晚，尤其是你们经过的最北方。你们没法在黑暗中着陆，因此，你们最好再飞15个小时。即使每小时飞30英里，你们也会深入内陆1000英里，那时你们很可能会遇到麻烦。你们得考虑风暴天气——碰到一个风平浪静的天气几乎不可能。在北方，困在小屋里的人只能等天气变好了再说，因此，你们务必安排好搜救队。别指望你们降落时天气晴朗。

“起飞前彻底检查所有系统，不要急急慌慌地起飞。即使一切设备都安装好，能正常工作，这次飞行也仍然十分危险。”

我对汤姆的建议表示感谢。

“最后一句话，”他跟我说，“跨大西洋飞行虽然成功，但却失控了。我们都知道这一点。最后完全失控了，不过幸好你们俩都活了下来。你们俩都逐渐学会驾驭那只气球了。在大西洋上，你们或许还有可能迫降到一艘船附近，而在太平洋上，你们只有死路一条。因此，你们要么在海上迫降并死去，要么会在黑夜里撞上陆地，那将是千钧一发的逃生机会。”

我放下电话，直冒冷汗。不等我把他说的话草草记录下来，电话铃又响了。是琼打来的。那天是霍丽的8岁生日，她接过了电话。

“我在写日记，爸爸，”她告诉我，“等你回家的时候，我们就能交换日记了。”

“好的，宝贝。”我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说道。

我向佩尔指出，我们不大可能在海上迫降中生存下来。他表示同意。

“我们没必要买健康保险，”他漫不经心地说，“倒是可以买份人寿保险。”

佩尔的团队在吊舱上安装好了电气系统，他和我一起坐下来，检查飞行操作。真是难以置信，我们将再次被禁闭在这个小小的吊舱里，周围都是各种设备——我们与外界的唯一联系方式。

一名记者正在浏览一张罗列出所有潜在错误的单子，我对他说道：“你瞧，这要么就是小菜一碟，要么不是。”

太平洋上空的急流层形状与大西洋的不同。大西洋的是“V”形极地急流，就像一块翻转的瑞士三角巧克力。随着气球的上升，急流层会变得越来越宽，风速也越来越快，因此气球的速度是逐渐增加的。在10,000英尺的高度，气流速度可能是50节，到27,000英尺就达到100节，以此类推。气球能够轻松滑入急流层，不会受到冲击。但太平洋的急流层则截然不同，凶猛如野兽。它是亚热带气流，形状就像单孔电缆。在20,000英尺的高度，气流可能很平静，到25,000英尺也是一样。但到了27,000英尺，你会突然撞上急流，其速度达到100~200节。此前从没有人在太平洋的急流层驾驶过气球。我们知道，当气球顶部撞上急流时存在一个危险，它可能会将气球跟下面悬挂的吊舱割断。就算没出那种事，气球也会遭遇相当猛烈的冲击。在那一瞬间，吊舱的速度只有5节，而气球的速度却达到200节，我们知道，这时就像被1000匹马拖着狂奔一样。

如果我们设法进入了急流，里面就有一个直径约4000英尺的内孔。为了留在这根管子里面，我们就得时刻密切注意高度计，警惕任何冲击，因为这表明气球和吊舱正处于不同的气流中。

都城市的气氛简直跟狂欢节差不多。甚至还有一名神道教神职人员来到起飞地点祈福。我的父母已经抵达，不过琼选择待在家里，等气球起飞后再搭乘飞机前往洛杉矶。这样她和孩子们就能在飞行结束后去迎接我。周日晚上，我们的气象员鲍勃·赖斯预报周二会有好天气。可到了周一，预报中的好天气又被推迟到周三。佩尔和我又花了一天时间待在吊舱里，一遍又一遍地检查一切可能出错的地方。

“让火一直燃烧着——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开了3个小时的会，讨论飞行中可能出现的所有意外，然后，我把上面这句话写到笔记本上。

由于这次拖延，我有机会再看一遍吊舱墙壁上嵌入的众多仪器盘、测量仪和开关；还让我有时间好好区分投弃空燃料箱的开关跟分离气球与吊舱的开关。

“现在是黄色警戒，”鲍勃·赖斯宣布，“预计到11月23日21时，绿灯就会亮了。”

“太平洋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吗？”霍丽在电话里问我，“它有多少英里？你围着地球飞一圈要多长时间？”

该睡觉了。我躺在酒店的**，却没法合眼。于是，我爬起来写日记：

想休息几个小时，很悲惨，我失败了。只好呆呆地望着窗外，看着美好的一天结束。空中飘浮着火山冒出的烟尘，看起来就像薄薄的云。一辆辆装有高音喇叭的汽车穿街走巷，宣布我们的起飞时间。按照市议会的计划，到凌晨2时30分，还将为这座城市尚未完全醒来的人们放焰火。想象一下，英国城市的市议会这么做会怎么样！我仍然不觉得紧张，高兴、兴奋，但并非真正的紧张。一切似乎都很顺利。鲍勃感觉越洋飞行和着陆的环境都接近我们的最佳期望。我仍对充气不太放心。两个小时后必须回起飞地点，接受《1点钟新闻》节目的实况采访。

当我回到起飞地点时，我感觉到有麻烦了。气球的气囊仍然铺在地上，还没有充气。佩尔的团队成员正挤在操作室里听报告：“风太大，风险太大，顺风太多。”他们决定把气囊留在外面的地上，希望第二天晚上风会小点。在70吨重的气球固定装置上，一阵狂风就能撕破气球。我回到外面找我们的翻译。有人递给我一支麦克风，我向聚集在发射地点山坡上的一大群人道歉。我们允诺明天再试。

第二天的白昼漫长而令人倦怠。急流似乎表现得有些异常，鲍勃·赖斯正在努力计算我们会降落在加利福尼亚还是育空。

“唉，让天气见鬼去吧，”鲍勃是美国最负盛名也最有经验的气象学家，他终于说道，“尽管飞吧！”

我回到酒店睡最后一觉，结果还是睡不着，望着窗外的火山发呆。我听见城里的鼓手开始敲鼓。然后，我的房门下面塞进一封传真。霍丽用细长如蜘蛛脚、歪歪倒倒的字母写道：

我希望你不要落进水里，那样着陆可太糟了。我希望你顺利着陆，降落在陆地上。据说萨拉维森小姐也顺利着陆了。我希望你一路顺风。

我爱你。

女儿霍丽

另：祝你好运，我也爱你。

我吃了一片安眠药，倒在**。

几个小时后，佩尔把我叫醒。我们开车前往起飞地点。已经有大约5000人冒着严寒出来观看。有的是全家出动，连老太太和婴儿也来了。当气球从地上升起，摇摇摆摆地升到吊舱上方时，我听见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声。燃烧器已经在呼啸，加热空气，大风已经平息。不过，我们需要尽快起飞，以免地面出现狂风。几百只炭火盆已经拿出来放在山坡上，它们冒出的烟直直升入繁星满天的夜空，清楚地证明此刻天气是多么平静。

我站在父母身边，欣赏那只庞大的气球。正在这时，气囊上突然被风撕下一片织物，垂在空中。

“那是什么？”爸爸问我。

我跑去找佩尔。

“怎么回事？”

“不用担心，”佩尔说，“只有少量热量损失。气球很大，能应付过去。”

我带着佩尔回到操作室，爸爸抓住他的胳膊说：“气囊半中腰被撕下来的是什么？”

“是空气升到了气球的侧面。”佩尔说。

爸爸看起来半信半疑。

佩尔和我走出去，站在气球下方。事实上，气球外壳被撕裂的地方已经破了个洞。我们回到控制室，我找到爸爸。

“爸爸，别告诉妈妈，”我说，“气球上面已经有个洞了。佩尔仍然觉得我们能飞到美国。”

“你们不能驾驶那玩意儿飞行。”爸爸说。

一分钟后，气球外壳上更多的薄膜被撕裂，一条条地垂落下来。

“理查德，恐怕我们要取消这次飞行了。”佩尔说，“如果我们起飞，就会掉进太平洋里。”

我看着外面山坡上拥挤的人群，我会让他们所有人失望。我的双手因为寒冷和痛苦的绝望而哆嗦，我再次拿起麦克风。

“我感到非常抱歉，”我说，试图不让自己发出哽咽声，“气球外壳已被撕破。我们认为这是因为昨晚整夜都把气球留在外面，导致气球结霜……”

翻译用日语重复了一遍我说的话，人群中传来一阵叹息，然后是一声惊呼。我抬起头，看见气囊上又撕下来三四块巨大的薄膜，掉在燃烧器上，有人将它们拽掉。整只气球就在我们眼前破裂了。

“关掉燃烧器！”我叫道，“退后！离开这里。”

燃烧器熄火后，气球垂了下来。它倒向一旁，热气从那些洞里漏了出来。

“我们明年会再来的，”我发誓说，“请相信我们。”

“好了，理查德。”当我们驱车返回酒店时，爸爸说，“和你一起度假，从来不觉得无聊。”

当琼得知这个消息时，她已经在飞往洛杉矶的飞机上坐了两个小时。

“太好了！”她大叫着，“请为大家准备香槟！”

飞行员往后拉了一下节流杠，直升机飞得更高了。在我们下方，淡蓝色的大海波光粼粼。当我们快到内克岛时，我望着下面的景色，先看到白色的珊瑚礁，然后是一条苍白的海滩、倾斜的棕榈树和巴厘式房屋的尖屋顶，还有内陆苍翠欲滴的森林。我们在岛屿上空盘旋，我看见我的家人和朋友站在海滩上。他们大多数戴着白色宽檐帽，有些穿着五颜六色的热带衬衫。我看见凡妮萨和罗伯特，林迪和她的丈夫罗宾，所有的孩子，彼得和塞瑞丝，以及我在米尔恩德的邻居和朋友，还有肯和他的妻子南希，西蒙和他的妻子弗朗索瓦丝。他们仰着头，我朝他们挥手。在人群中，我看见了琼，她穿着一袭漂亮的白色婚纱，带着霍丽和山姆，身旁是她的妹妹罗丝、她的弟弟约翰以及她的妈妈。外婆和我父母站在一起，开心地朝我挥手。

我拍了拍飞行员的肩膀，他驾驶直升机又转了一圈。

我拿起那盒吉百利牛奶巧克力，叼在嘴里。一切就绪，我蹲下，在打开的舱门前停下。当我往下看时，一阵热浪扑来，吹到我脸上，沙滩和波光粼粼的银蓝色大海在我下方疯狂地旋转起来。我们正在游泳池上方盘旋。我抓住直升机舱门的一侧，回头望了一眼飞行员。

“只因女士喜欢巧克力！”他叫道。

我把盒子从嘴里取下片刻。

“孩子们也喜欢！”我大声回答他。

我向他伸出大拇指，最后看了一眼正下方的游泳池，然后爬出来，站在横梁上，在上面摇摇摆摆。琼和我终于结婚了，我可不希望巧克力化掉。我准备一跃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