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8月，维珍真的陷入困境了。我们试图签下一些大胆进取的新兴朋克乐队，但似乎总是错过良机。例如，我们错过了签下“新城之鼠”的机会，因为我坚持要求一并签下其音乐的图书版权，而他们则希望能在其他地方出售版权。我们找不到一支新乐队来让我们摆脱惯例，或者消除我们的嬉皮士唱片公司形象。

我们还有其他烦恼，其中就包括跟铜锣乐队在一些录音版权问题上的争执。他们的一些乐迷跑进我们的弗农场办公室举行抗议。一群和蔼且非常和平的激进分子留着胡须和长发，穿着土耳其式长衫和便鞋，吸着烟卷，侵入了我们的办公室。他们的外表就像一群流浪的祭司和巫师。他们无精打采地躺在沙发上，听铜锣乐队、亨利母牛乐队和麦克·欧菲尔德的音乐，试图说服我在一份请愿书上签字。他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然后才决定离开。我们站在前门，感谢他们的光临。当他们离开时，我们彬彬有礼地拿走了他们的“战利品”——主要是藏在飘逸的土耳其长衫下的唱片，但是有一个或两个人试图带走招贴、磁带、订书机甚至一部电话。他们被当场抓住时全都满脸微笑，然后斗志昂扬地离开了。我跟着他们走出去，来到波托贝洛路，望着他们穿过水果摊漫步而去，其中一个停下脚步，买了些枣椰。当摊主向他出售水果时，有个将头发剃成莫希干式样并染成粉红色和绿色的人走了过去。

那些穿土耳其长衫的乐迷们不解地望着这位朋克乐手，然后拿起自己的枣椰，慢慢地用力嚼着，离开了。

“我出去10分钟。”我告诉助手彭尼。

我来到波托贝洛路，找到一个地方理发。

“剪掉多少？”理发师问。

“我想这次我要把钱花得物有所值了，”我说，“剪去大约一英尺半，然后看看我像什么样子。”

一系列新乐队已经取代“哈特菲尔德与北方”以及橘梦乐队，占领了海报上的位置。他们有着“该死的”“冲撞”“扼杀者”这样的名字，其中最声名狼藉的是“性手枪”。

11月的最后一周，我正在办公室工作，突然听见楼下西蒙的办公室在放一支非常独特的歌曲。我从没听过这样的音乐，于是跑下楼去看个究竟。

“这是什么音乐？”我问。

“是‘性手枪’的单曲，名叫《英国的无政府主义》。”

“唱得怎么样？”

“非常不错，”西蒙承认，“真的非常不错。”

“他们跟谁签约了？”

“百代。几个月前，我拒绝了他们，或许我犯了个错误。”

这首歌曲有一种如此原始、强大的力量感，我决心试试能否把他们要回来。几天后，我打电话给百代的总经理莱斯利·希尔。他太忙了，太重要了，根本没工夫接我的电话。于是，我给他的秘书留了个信息：如果他想摆脱自己的“困窘”，不妨联系我。半个小时后，他的秘书给我回了个电话说：百代对性手枪乐队很满意，谢谢你！

就在那天傍晚，也就是12月1日下午5时30分，“性手枪”引起了全国性轰动。当时他们正在接受《今日》的采访，一个由比尔·格伦迪主持的下午电视节目。格伦迪刚从《笨拙》杂志社享受了一顿美味的午餐回来，发现演播室里的4个孩子也跟自己一样醉醺醺的。他开始挖苦他们，说起其他伟大的作曲家，如莫扎特、巴赫和贝多芬。这实在是非常愚蠢。然后，约翰·罗顿在一个角落里弄洒了自己的饮料，轻轻骂了一声：“狗屁！”

“你说什么？”格伦迪问道，“你再说一遍，我该不会是听见你说脏话吧？”

“这有啥。”罗顿说。

“没事，你再说一遍。”

格伦迪听见了他询问的那个词。

“我说‘狗屁’。”罗顿告诉他。

“真的吗？”格伦迪说，“我的天哪，你把我吓死了。”

然后，格伦迪转向另一位嘉宾苏克西·苏克丝，问她能否稍后与他见面。“性手枪”的成员史蒂夫·琼斯哈哈大笑，说他是个肮脏的老家伙。于是，格伦迪便转向他，刺激他说出更多脏话。琼斯说他是个“肮脏的笨蛋”“狗娘养的无赖”，就这样结束了这个节目。

第二天，全国的媒体再次对“性手枪”的行为表示愤怒，但却无人批评比尔·格伦迪引诱他们说脏话。我一边吃着早餐，一边阅读报上的一篇文章，里面描述有人在看这个节目时，忍不住厌恶地一脚踢烂了电视机。正在这时，电话响了，还不到早上7点。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给我打电话的居然是百代的总经理。

“请马上来跟我见个面，”他说，“我猜你有兴趣跟‘性手枪’签约。”

我直接去了百代的办公室。莱斯利·希尔和我达成协议：只要“性手枪”的经纪人马尔科姆·麦克拉伦同意，百代就将这支乐队转给维珍。我们握了握手，然后便从隔壁房间将马尔科姆·麦克拉伦请了过来。

“维珍提出接管‘性手枪’。”希尔说，他想克制自己语气中的如释重负感却没有成功。

“很好，”麦克拉伦说着，向我伸出他的手，“我今天下午晚些时候去你办公室。”

通常，我会在遇到一个陌生人30秒钟内确定他是否值得信赖。我望着身穿黑色紧身裤和尖头靴子的马尔科姆·麦克拉伦，不知道和他做生意是否轻松。那天下午，他没来弗农场，第二天也没给我回电话。我给他打了4次电话后便放弃了。他知道怎么联系我，但他就是不回电话。

1977年3月9日，麦克拉伦让“性手枪”跟A&M唱片公司签了约。他们在白金汉宫外举行了签约仪式，4名朋克艺人排成一行，大声辱骂王室。这支乐队的成员不过是4个普通的孩子，但他们受到了马尔科姆·麦克拉伦的煽动。

我坐在办公桌旁，对马尔科姆·麦克拉伦吃惊不小。我知道他手上有个畅销的乐队，一个能改变维珍形象的乐队。如果维珍签下“性手枪”，就能一下子摆脱我们挥之不去的嬉皮士形象。百代讥笑维珍是“伯爵的宫廷嬉皮士”。我们附近压根儿没有伯爵的宫廷，但这也无关紧要。这个名字仿佛具有黏性，我可不喜欢它。我们被粘上了“铜锣”和麦克·欧菲尔德的形象。虽然他们给维珍带来了数额可观的版税支票，可我却忧心忡忡，如果我们只有几支嬉皮士乐队，那就没有一支朋克乐队会认真对待我们。维珍唱片公司需要改变，越快越好，而“性手枪”就可以让我们实现这个目标。

“每支乐队都是冒险，”A&M公司的总经理德里克·格林漫不经心地告诉媒体，“不过，在我看来，‘性手枪’比大多数乐队的风险都要小。”

为庆祝跟“性手枪”签约，A&M公司举行了一次派对。由于A&M公司是通过“剥削”乐队赚钱的“资本家”，因此“性手枪”就像痛恨所有唱片公司一样痛恨他们——至少他们是这么说的。当时的乐队贝斯手席德·维瑟斯刚签好约就有了出色表现，将德里克·格林的办公室砸了个稀烂，还对着他的桌子一阵呕吐。我一听说这事就拿起电话，决定最后一试。我愉快地得知，德里克·格林打算放弃“性手枪”。

“我能跟他们签约吗？”我问道。

“如果你对付得了他们，”他说，“反正我们是没辙了。”

A&M公司给了“性手枪”75,000英镑的毁约赔偿金，加上百代公司给的50,000英镑赔偿金，他们一共挣到125,000英镑，而他们做的事情不过是咒骂、呕吐以及出版一支单曲。“性手枪”开始再次寻找新唱片公司。

马尔科姆·麦克拉伦真是办事高明，我开始对他感到惊讶。“性手枪”如今已成为这个国家最骇人听闻的乐队。在当时迅速崛起的众多朋克乐队中，“性手枪”仍是最声名狼藉的一支。我知道他们有支单曲名叫《天佑女王》，打算在1977年7月女王登基25周年纪念日上发行。

我静观其变，明白马尔科姆·麦克拉伦不喜欢我。他嘲笑我由嬉皮士摇身一变成了商人。可是，一个又一个星期过去了，女王登基纪念日一天天逼近，却再也没人来跟“性手枪”签约。我知道维珍或许是唯一能与他们签约的唱片公司。我们没有股东需要保护，也没有母公司或老板会阻止我。1977年5月12日，马尔科姆·麦克拉伦终于找上门来。这次局面发生了扭转，维珍用15,000英镑获得了“性手枪”第一张专辑的英国版权，另付50,000英镑获得了它在世界其余地区的版权。

“你知道自己惹上什么麻烦了吗？”麦克拉伦问我。

“我知道，”我向他保证，“问题是，你知道吗？”

从我们签下“性手枪”那一刻起，麦克拉伦就想方设法地疏远我们，这样，我们在受够了尴尬后，就会希望摆脱他们。但让麦克拉伦痛恨又困惑的是，我们就是不发火。我们推出《天佑女王》，在BBC电台遭禁，不过却飙升到排行榜第二名。它本来是第一名，但在编辑排行榜时，像维珍和HMV这样很可能销量非常大的唱片店，都被排除在取样范围外了。

在1977年女王登基纪念日上，马尔科姆·麦克拉伦租了一艘游艇，朝泰晤士河上游的下议院驶去。警察知道会出事。我们刚从威斯敏斯特码头出发，警察局的两艘摩托艇就跟了上来。乐队等待着，直到游艇在下议院旁停下。然后，他们拿起吉他和鼓槌，唱出自己的国歌版本：

天佑女王，

这个法西斯政权，

将你变成笨蛋，

一颗潜在的氢弹。

天佑女王。

她根本不是人，

英国梦没有前途，

没有前途！没有前途！

警察在游艇旁靠拢，坚持要乐队停止演奏。这简直是无理取闹，因为游艇拥有乐队的演出许可证。这让人想起披头士乐队在苹果录音棚屋顶上的最后一次现场演出，当时警察也跑去制造麻烦。如果待在船上的是弗兰克·西纳特拉[1]，就什么问题都没有。警察登上我们的船，掉转船头，把它开回码头，并在那里逮捕了马尔科姆·麦克拉伦，主要是因为他非常激烈地反抗，开始大喊：“你这法西斯猪猡！”

那一周我们售出10多万张《天佑女王》。它显然是名列第一的唱片，但“流行音乐排行榜”和BBC都宣布，罗德·斯图尔特才是真正的第一名。电视和电台都禁播《天佑女王》。在我们看来，这未尝不是好事：它越禁越流行，卖得也越好。

“性手枪”成了维珍的转折点，它正是我们寻找的乐队。他们让维珍再次声名鹊起，因为我们能发起大规模的宣传，还能应对朋克摇滚。“性手枪”成为一次全国性事件。街头巷尾的每一个购物者，每一个农夫，每辆公交车上的每一个乘客，每一个老奶奶，都听说过“性手枪”。能引发公众如此大的谴责倒也颇为有趣。正如奥斯卡·王尔德所言，唯一比受人非议更糟糕的是无人理睬。1977年，除了女王登基纪念日，“性手枪”制造的新闻是最多的。他们的声名狼藉实际成了一种有形资产。大多数媒体报道是负面的，不过，15年前滚石乐队刚刚出道时，不也同样如此吗？

1977年11月，维珍推出了《别理那些浑球，“性手枪”在此》。唱片套上的文字是杰米·里德设计的，非常巧妙。他直接从报纸标题上剪下那些字，就跟绑匪的纸条或攻击性信件一样。维珍唱片店在橱窗里贴上宣传这张唱片的大幅黄色招贴。总有人看到它会感觉受到冒犯，这也难怪。有一天，我们诺丁汉分店的经理遭到逮捕，罪名是违反了《1889年有伤风化广告法案》，恰恰跟差不多10年前我因学生咨询中心做广告帮助性病患者而被捕时的罪名一样。我给约翰·摩尔蒂莫打了个电话，当初他是我的辩护律师。

“恐怕我们又跟《1889年有伤风化广告法案》发生冲突了，”我告诉他，“警察说我们不能使用‘浑球’这个词。”

“浑球？”他问道，“‘浑球’这个词到底哪儿不对了，这可是我最爱的词语之一。”

“他们要我们取下‘性手枪’的海报，上面写着‘别理那些浑球，“性手枪”在此’，还威胁说要查禁这张专辑。”

他跟我说，我们需要一位语言学顾问、一位英语教授，为我们解释“浑球”一词的准确含义。这个案子将在诺丁汉审理，于是我就给诺丁汉大学打电话。

“请问，我能跟你们的语言学教授通电话吗？”我问道。

“你说的是詹姆斯·金斯利教授。”接待处的女士说。

她把我的电话转了过去，我向教授解释了当时的情况。

“于是，你们的一名员工就因为展示‘浑球’这个词而被逮捕了？”金斯利教授说，“真是一帮浑球！事实上，在18世纪，‘浑球’一词是牧师的绰号。接着，因为牧师在布道中总是废话连篇，所以‘浑球’的含义就逐渐演变，表示‘废话、垃圾’了。”

“所以，实际上‘浑球’的含义要么是指‘牧师’，要么是指‘废话、垃圾’？”我把他的意思重复了一遍，以免我漏掉什么。

“就是这样。”他说。

“您愿意在法庭上给我们当证人吗？”

“非常乐意。”他说。

我爱死这次庭审了。这个案子显然在全国备受瞩目，警方公诉人势在必得。我们的唱片店经理受到交叉询问，承认他确实在橱窗里显眼地展示了“性手枪”的招贴。警察陈述了经理是怎样被捕的，因为当时后者正在展示这幅令人不快的海报。那个警察满脸沾沾自喜，仿佛他正在好好为公众服务，并期望因此受到赞扬。

当法官让约翰·摩尔蒂莫交叉询问那名警察时，约翰说：“没有问题。”

那名警察相当失望，离开了证人席。

“我打算传唤我的证人，”约翰·摩尔蒂莫站起来说，“他是詹姆斯·金斯利教授，诺丁汉大学的语言学教授。”

詹姆斯·金斯利教授解释说，“浑球”一词与睾丸毫无关系，其实它的含义是“牧师”，以及因牧师的布道充满废话而引申出来的“废话”。这时，约翰·摩尔蒂莫眯着眼睛，如同近视眼一般盯着他，仿佛在奋力梳理自己的思路。

“那么，金斯利教授，你的意思是说，这句话——也就是本案诉讼的基础——更准确的理解应该是‘别理那些牧师，“性手枪”在此’了？”约翰·摩尔蒂莫问道。

“确实如此，或者也可理解为‘别理那些废话，“性手枪”在此’。”

约翰·摩尔蒂莫停顿片刻，让法庭笼罩在沉默之中。“‘别理那些牧师，“性手枪”在此’，”他若有所思地说，“原来那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好了，我没什么可补充的了。听起来，这唱片标题很奇怪，不过我认为教会不会介意。”

“我也认为他们不会介意。”金斯利教授表示赞成。

然后，公诉人便抓住这一点，逼问金斯利教授怎么能确信没有神职人员受到冒犯。

于是，金斯利教授亮出王牌，解开他衣服上的圆高领，露出里面的教士领。原来，金斯利教授也被称为“金斯利牧师”。

“这就够了。”地方法官厉声说道。他昂首挺胸，尽可能让自己显得威严庄重，然后宣布：

“本案不予受理。”

[1]　弗兰克·西纳特拉（Frank Sinatra， 1915—1998）：20世纪最重要的巨星之一。作为演员，曾3次获得奥斯卡奖；作为歌手，被誉为“白人爵士歌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