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地说来，羌人的暴动是叛乱，因为这是大汉帝国内部的民族问题，而不是外来民族入侵造成的边患。

这和前朝的匈奴问题不同。尽管太史公司马迁认为他们是夏后氏的苗裔，但事实上匈奴是一个由境外游牧民族组成的对等的国家，这个国家与大汉这个农业民族组成的国家碰撞之后，像是大漠上的风暴，来得迅猛可怕，但终不能持久。到了本朝初期，匈奴分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归顺并进入大汉的边塞定居；北匈奴则继续保持原有敌对的状态，他们时而犯境，时而求和，目的都在于要从大汉得到生活必需品和一些奢侈品。大汉为了对南匈奴讲信用，没有接受北匈奴的求和。孝明、孝章皇帝时代，北匈奴与大汉展开了争夺西域的战争，终于在永元三年（91）金微山一战中，大汉取得了彻底的胜利。汉军出塞远达五千里之外的漠北，匈奴的主体走上了西迁的道路，而且不知所终。直到四世纪七十年代，一支号称“匈人”的骁勇善战的骑兵部族出现在欧洲东部的哥特境内，几战之后，哥特人被他们赶到了多瑙河以南的罗马帝国境内，哥特人无奈，只得与强大的罗马帝国争夺生存空间，罗马皇帝战败身亡。匈人在现在的匈牙利平原上建立了国家。对于欧洲来说，这是一场比成吉思汗更早的“黄祸”，这场从亚洲来的风暴加快了西罗马帝国和西欧古典奴隶制度的解体。当然，这个事实，直到十八世纪才由法国学者德·揆尼发现，十九世纪末才由大清帝国的访俄使者洪钧得知并介绍给国内的史学界。

至于羌，则和南夷、百越等南方民族一样，一开始，就是居住在大汉行政疆域内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汉人杂居的少数民族。

中国人分别民族的方法相当的独特，也就是说，根本不采用人种学的自然分法，而是采用文化学的分法。他们认为一切人类都来自一个祖先，因而没有必要按照血缘关系划分不同的种族。大汉帝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班固，在他们名彪青史的著作《史记》、《汉书》里，将包括匈奴在内的一切周边民族，都说成炎黄子孙。所谓不同的民族，在他们眼里，仅仅是生活方式不同的社会群体。这样，在汉人的四周，就划分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四大异族群。当然，汉人有极大的优越感，他们认为吃五谷、穿衣服、有君长是汉人的专利，只要一个异族人按这种方式生活，就可以视其为汉人；相反，只要一个汉人按异族的生活方式生活，则视其为蛮夷，这就是很多异族汉化后反而能够成功地统治汉人的原因。不过，汉人虽然有着文化上的优越感，却不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给周边的民族，据说大禹到了一个**的异族地区，便脱了衣服进入。中国的文化圣人孔夫子甚至认为汉人的文化也是从蛮夷那里发展而来的，他在指导学生研究礼仪风俗时，告诉他们：“礼失求诸野”，也就是说，如果找不到一种风俗礼仪的来源，就去土著民族那里看看吧。汉人将天子居住的京城作为圆心，向外围画了五个同心圆表示汉族的政治和文化应该统治和波及的范围，即：甸服、侯服、绥服、宾服、要服。最外面的要服，是归顺汉人政府的异族居住地区；要服之外则是荒服，那是蛮夷的世界，中国天子不能去管。按照这个说法，匈奴属于荒服，羌人则属于要服。汉人如此机械地划分，旨在说明不同的治理方式，对于要服的管理只能是相当松散和象征性的。如果要服乃至荒服的少数民族主动归顺中国，则被看作政治昌明的象征，所谓“远方来服”嘛。中国的天子在登基乃至各种国家庆典中，都要表演少数民族歌舞，陈列少数民族进贡的鸟兽珍宝，招待和赏赐少数民族的酋长，用来粉饰太平。

这样的民族观念决定了大汉对境内民族问题的做法是矛盾的：一面将他们视为同类，有责任去安抚他们，给他们种种便利，希望他们归顺大汉；一面又觉得他们是大汉的负担，要放弃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