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校尉又接手了一桩案子。案发地点，乃是河内郡。

张成，河内人，是个术士。他的特长是风角之占，也就是通过对季节更换时的风向观察，来推断人事的吉凶。不过，他是个有名的术士，因为他用这套小把戏结交了中官们，又通过中官给天子占过几次，因而被人奉为神明。大凡昏聩的上层人物，皆喜结交具有特异功能的人，因为古人有言：“国之将兴，听于民；国之将亡，听于神。”

延熹九年（166）春风初起的时节，张成在一个甲寅日，感到风刮得很高，并吹响了柳枝。他知道，按占法，这预示着朝廷要大赦天下了。他想起儿子有个仇人，便告诉儿子这一征兆，让他放心大胆地杀了仇家。

明目张胆的杀人案发生后，杀人犯从容自若地进了李校尉的监狱。七天之后，他父亲的预言应验了。说句真话，如果没有他父亲的原因，李校尉或许就按朝廷的诏令办了。可这次，当他被叫到大堂之上，得意洋洋地准备聆听大赦令的时候，一见到李校尉那张脸，他就立刻明白：父亲的预言失灵了。

张成聪明反被聪明误，丧子之痛，让他气得快要疯了。他一连多日地奔走于宦官的门庭。最后，由他的一位在朝中做官的弟子牢修，向天子上了一封诬告信，声称：“司隶校尉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不遵朝廷诏令，滥杀已赦之民。”

天子的身体已被酒色搞得一塌糊涂，脾气也随之坏得厉害。他再也架不住中官等人的劝说，年轻而苍白的脸气成了青色，震怒之下，他让中书起草诏令，在京畿和各个郡国收捕这些“共为部党”的“党人”。可是，诏书又被退了回来，因为针对全国的诏令，必须经过太尉、司空和司徒三公的平署签字，才能公布天下。而当时的太尉正是陈蕃。

刚刚摆脱大将军控制的年轻天子，又受到帝国官僚体制中公文发行条例的掣肘，孝桓皇帝在盛怒之余，立刻发出了一道可以绕开官僚们的诏令，即一道直接针对非常事件的诏令：立即收捕李膺等人。

具体的执行者是中常侍王甫。李膺等人入狱后不久，一批涉及到二百多个党人的全国通缉令就发出了，其中的首犯是太仆杜密、御史中丞陈翔、太丘长陈寔、冀州功曹范滂等。鉴于其中的一些人听到风声后已经逃窜，故而通缉令中都附有很高的悬赏。传递通缉令的驿马和捕快的飞骑从京师出发，向帝国的各个方向扬起恐怖的烟尘。

不过，有些知名党人的脾气，古怪得使那些想靠这笔赏金发点财的家伙大失所望。陈寔一听到通缉令中有自己的名字，竟像一位士兵听到号角一样激动地说：“我不入狱，众人无所依靠。”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古印度那位伟大的圣人释迦牟尼所说的名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还没有在中土流传。陈寔镇定地去了北寺狱。

范滂也属于这类不知好歹的家伙，他刚进号子的时候，狱吏对他说：“范大人，看见过道顶头那个小神龛了吗？”

“嗯，看见了。”

“那是狱神皋陶，乃上古帝尧时的司法大臣。大凡进了号子的人，一定要先祭上一祭，以保佑自己少受牢狱之苦。大人，您不想祭拜吗？”

“你可知，皋陶乃古之正直之臣，知我范滂无罪，他会在上帝面前审理此案。倘我真的有罪，祭他又有何用？”

从此，北寺狱的狱神就无法享受人间的烟火了，因为一旦有犯人要祭皋陶，那位狱吏就会将范大人的话复述一遍。

这几位的入狱，又忙坏了太尉陈蕃，几乎每天他都在面君进谏，可每天，天子那张年轻而病态、冷漠而迷惘的脸，都让他失望和心痛。他也知道，天子对自己够有耐心的了，换了别人，不是罚做苦役，就是丢了脑袋。他更知道，自己的进谏毫无效果，作为帝国的重臣，他现在能做的，就仅仅是进谏不已罢了，因为只要帝国的朝廷中还存在着这种正义的行为，天下人就不至于对帝国完全失望。

很快，天子对他的进谏感到厌烦了，一道诏策下来，说陈蕃向朝廷举荐人才不当，罢官免职。

陈蕃的免职，使朝中无人再敢为党人讲话。

搜捕在全国展开，各郡国陆续开出了本地的党人或与党人牵连者的名单。由于帝国中央下达了硬性的任务，分派了各地的大致名额，加之各地中官势力的努力和政治派别利用此事整人，帝国的党人竟达七八百之多。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是帝国的精英分子。

平原相史弼这几天一连收到驿马送来的加急文书，内容都是一个：责问他为何不将本郡的党人名单上报中央？接着，中央来了宦官使者，将自己的属下们拿到馆驿中去拷打，让交出党人。史弼忍耐不住，跑到中官下榻的地方问个究竟。那位使者沉着脸问他：“天子下诏捕捉党人，旨意坚决。青州有六郡，五郡有党人，请问史大人，您有什么本事，竟将平原郡治理得连一个党人都没有？”

史弼答道：“先王治理天下，划界分境，水土各异，风俗不同。他郡自有党人，本郡惟独没有，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如果一定要禀承上司的意图，谄害善良，滥施刑罚，以逞非理，那么平原郡内，家家户户皆可指为党人。如果朝廷非要我如此，在下惟有一死而已。”

中官被史弼的狡辩弄得愤怒不已，下令黄门骑士将史弼和他的僚属们悉数押进槛车，带往京师。

有像史弼那样隐藏党人的，还有自愿做党人的。

帝国的度辽将军皇甫规，派自己的马弁送了一份书信到天子那里，声言自己曾举荐张奂，这纯属结党的行为。而且，太学生们曾为自己上书请愿，因为自己是个党人，请天子以党人之罪给予处置。

天子一笑了之，他知道这个老家伙是吃饱了撑得慌，故意来搅浑水。

太学生贾彪，此时任帝国豫州新息长。他是个崇尚道德、个性很慷慨的人。新息这个地方穷得要命，老百姓生子便杀，因为无法养活。他到任的那天，手下官吏呈上来两桩案子：城南有盗贼杀人，城北有母亲杀婴。属下让贾大人先去办城南的案子，可贾大人却说：“贼寇害人，此则常理。母子相残，逆天违道。”

没想到的是，他的举动一石二鸟，竟把城南的盗贼感动了，纷纷面缚自首。数年以来，新息人口增加了数千，男孩的名字都叫贾儿，女孩的名字都叫贾女。

党人的事件发生后，他一直在注视着动向。陈蕃罢免的消息传来，他坐不住了，对自己的同志说：“吾不西行，大祸不解。”

贾彪进入洛阳时，已是次年。天子的身体越发地不行了，如果按照术士们给他列出的时间表，他每天必须和十来个女人**，吃各种丹药和西域胡僧带来的助长**能力的药品，祭祀佛陀和老子。天子并非乐此不疲，而是感到十分的紧张和恐怖。事实上他也做不到，但没有子嗣的苦恼对于一个帝王来说，又是超乎常人的。正如大汉帝国初期的一位词赋家枚乘所言：“皓齿而娥眉，命曰伐性之斧。”天子本来就孱弱的生命之树，已被伐得差不多了。恰恰此时魏郡上报，说有甘露、嘉禾两种祥瑞出现，巴郡又报黄龙现形，这给天子绝望的脸上增添了一些血色。他让朝臣和术士们商议出一个办法庆祝此事，希冀延迟天命，长乐未央。

贾彪慎重地选择了他所要拜访的人物。于是，新立皇后之父、槐里侯、城门校尉窦武和尚书霍谞的府门被叩开了。窦武对于天子的作用固不待说，而霍谞不仅为人正直，而且天子对他的印象很好，因为他在帮助天子扳倒大将军的行动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窦武下了决心，但他对后果同样不抱希望。他写了一封措辞相当直露的上疏给自己的这位天子女婿，并带着槐里侯和城门校尉的印绶，连同上疏一道交给了天子，表明这也是最后的忠告。他的第一句话和老太尉黄琼最后的上疏几乎是一样的：“陛下即位以来，来闻善政。”上疏中除了指斥中官和为李膺等党人辩护之外，还向天子特别推荐了尚书台的几名德才兼备的贞士良佐：朱寓、荀绲、刘祐、魏朗、刘矩、尹勋、张陵、妫皓、苑康、边韶、戴恢、杨乔等人。最后，他还以道德政治观点，阐述了近来出现的祥瑞：“间者有嘉禾、芝草、黄龙之见，夫瑞生必于嘉士，福至实由善人，在德为瑞，无德为灾。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称庆。”霍谞的上疏也随之送到天子手中。

天子的精力也快耗尽了，他不像前几年那样容易被激怒，看这两封上疏时，他一天之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已用在御榻之上了。鸟之将死，其鸣也悲；人之将亡，其言也善。他叫来王甫，让他去狱中审讯范滂等，妥当地将此案了结。窦武上疏中提到的杨乔，这个年轻人多次上疏批评朝政，天子虽不爱其文意，但却嘉其文采。杨乔容仪伟丽，天子想到自己的公主终身未有所托，读到此处，天子还让中宫去杨乔家中，传达欲招其为驸马的意思。可杨乔太不知趣，坚决辞婚。为了不让天子丢面子，他居然闭门不食，七日而死。

天子大失所望，他觉得这不仅仅是杨乔的辞婚，而且是整个士大夫集团的辞职。

由于李膺、范滂等人的执拗脾气，北寺狱的中官和狱吏发了狠地要整死他们。王甫到来时，看到范滂等被枷号在庭院的阶下，手足头颈皆不得辗转，呻吟喘息。王甫拿着鞭子，挨个地敲打着他们的木枷，来回走动着说：“唉！卿等相互举荐，迭为唇齿，究竟图个什么呢？”

阶下囚中有人答话，那是范滂的声音：“仲尼有言：‘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滂欲使天下人同心向善，清白如水，同弃奸恶，如视污泥，以为这就是王道仁政之所愿闻之事，没想到反被认为是构党。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愿埋我范滂于首阳山之侧，上不负皇天，下不愧伯夷和叔齐！”

听到这里，王甫的鞭子不再挥动了，他的脸上现出严肃和惭愧的神色，显然，他也被打动了。他下令狱史们解除了党人的桎梏。

天子的病更加绝望，再无能力过问此事。北寺狱中的犯人，这些天似乎开窍了许多，供辞中忽然交待出不少同党来。可中官们看了，却着了慌，原来这些同党，大多数是他们的子弟。这些人也要在太学读书，与党人为师为友，甚至也和士大夫有同样的理想，因为他们的目标是成为士大夫，而不是要成为宦官。显然，李膺等在押的党人改变了斗争策略。

延熹九年（166）的六月，朝臣和术士为了挽救天子垂危的龙体，建议改元。照例，改元之际，要大赦天下。王甫等中官对天子说天时宜赦，可将党人赦归故里，交地方禁锢终身，并将党人中二百多名首要分子的姓名书于三公府，提醒三公，永不征辟这些被打成党人的士大夫。

七月十三日庚申，帝国宣布改元永康，大赦天下。

数百辆马车和上千名的士民等候在北寺狱门前。李膺、范滂等人出来时，人群一片欢呼。李膺对大家说道：“吾得免此，贾生之谋也！”

每一个党人回到故里的时候，都受到了当地士人和民众的欢迎。范滂回老家汝南，经过南阳郡时，迎接的车辆达数千之多，其中的殷陶、黄穆是范滂的同乡，他俩帮着范滂应对宾客。经过此难，范滂似乎更加成熟，他忙对殷、黄二人说：“公等如此，实是加重我的灾祸啊！”范滂没有参加地方的欢迎活动，悄悄地遁还乡里了。

党人们被赶出了京师，可禁锢又使天下的士子，一窝蜂地追随党人，并以此标榜自己。帝国政治舆论的中心，从中央转移到了地方。那些好编歌谣和品评人物的学生，又出台了一套名人榜。其中有所谓的“三君”，为窦武、陈蕃、刘淑，言其能为一代宗师；有所谓的“八俊”，为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寓，言其为人中之精英；有所谓的“八顾”，为郭泰、范滂、尹勋、巴肃、宗慈、夏馥、蔡衍、羊陟，言其能以德行导引士人；又有所谓的“八及”，为张俭、翟超、岑晊、苑康、刘表、陈翔、孔昱、檀敷，言其能导人追随宗师；还有所谓的“八厨”，为度尚、张邈、王孝、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言其能以财物营救士人。这个名人榜，显示了以党人为核心的清流士人组织的清晰轮廓。当然，也为他们的政敌开出了更为详尽的黑名单。

孝桓皇帝在改元六个月后就宾天了，大将军窦武和太傅陈蕃主持朝政之际，党人大都恢复了自由，主要的党人如李膺等人皆被起用。可朝廷一直没有下过正式的诏令，宣布解除党禁。所以在此期间，中官们仍旧利用天子的诏令，一再地重申党禁。随着大将军的自杀，被起用的党人也随之被抄杀或废黜，党人之禁，在新天子的治下，看来是没有解除和平反的希望了。

话再回到本朝。

建宁二年（169），张奂、谢弼上表事件之后，长乐卫尉、育阳侯曹节生了场大病，天子下诏，拜他为车骑将军，以便出宫休假养病。以中常侍侯览为长乐太仆，代曹节总领禁中。

侯览最恨党人，他一直盯着他的仇家、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恰恰此时他接到一封控告张俭的上书，是由张的同乡朱并写来的，说张俭与同郡二十四人，结为部党，图危社稷，而张为党魁。他将这封上书奏明天子，天子让他草诏，下发通缉令逮捕张俭之党。

张俭知道大势不妙，这个同乡朱并的品行极其低下，曾多次请求自己为他引导提携，遭到了拒绝，他一定怀恨在心。现在，通缉令发往全国，天下虽大，可孑然一身，何处可逃？

不过张俭毕竟是个刚健顽强的人，他身上流着英雄的血脉，他的高祖张耳是与高皇帝同时起兵，争雄天下的豪俊，立为赵王。可是现在，这点乱世英雄搏击天下的勇气，只够他的后裔作逃亡之用了。他的逃亡开始时相当窘迫，没有人掩护，跑到天黑的时候，只要看见有门的地方，就去求宿。这些人家，让他感动和后悔，因为他们看重自己的名声，开门收纳，许多人家因此而受到牵连。

他逃跑的路线一直向东，因为东面的鲁国，有他的一位靠得住的朋友、本朝太山都尉孔宙之子孔褒（字文礼）。张俭仓皇到来的时候，出来迎接他的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孩子，告诉张俭：家兄孔文礼出远门了。张俭见其弟如此年幼，不便多言，打算马上离开。可小孩却开口了：“先生请留步，兄虽在外，难道我不能做主人吗？”说着，将张俭让进门里。

张俭知道孔都尉三年前就过世了，孔家惟有高堂健在，孔氏兄弟七人，这一位不知排行第几。他问起后，小孩告诉他：“小弟名融，字文举。排行第六。”

张俭松了一口气，他知道这个小子不同一般。

孔文礼曾告诉过自己，家中六弟幼有异才，四岁时，与诸兄食梨，他就知道谦让，专捡小的吃。大人问他，他说：“我为小儿，法当取小者。”十岁时随父进京，想见识一下李校尉。可当时要见李校尉的人太多，故而李校尉以简重自居，不轻易接待宾客。孔文举居然独自造访。他对看门的人说：“我是李君通家世交，请予转告。”

李校尉觉得新鲜，让他进来，劈头便问：“您的祖上，与我有何通家之好？”

孔融从容答道：“当然，吾祖孔夫子，与大人您的祖上李老君同德比义，互为师友，所以融与大人累世通家。”

一番话，说得李校尉和座中宾客大为惊叹。李校尉又来逗他，将他拉到身边，指着桌上的水果说：“您想吃点什么吗？”

“想吃。”

“您原来不知道做客的礼节，主人问吃什么，一定要谦让。”

可孔融反唇相讥：“大人原来也不知道做主人的礼节，主人摆设食物，是不能问客人吃不吃的。”

坐中，有太中大夫陈炜，也来逗他说：“人小的时候聪明，长大了未必出众。”

“看来，这位大人小时候一定很愚钝吧？”

这个小机灵，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李校尉叹息一声说：“卿将来必为伟器，可惜我老了，看不到您成就的那一天了。”

张俭将自己的事告诉了孔融。没几天，风声忽然紧了起来。孔融告诉张俭，事情让鲁国相国知道了，正打算来搜捕。张俭立即谢过孔融，潜遁而去。

不久，孔融和哥哥孔褒一道被捕。审讯时，孔融对法官说：“藏纳逃犯的是我，应当由我坐法。”

孔褒对法官说：“张俭是来找我的，不是小弟之过，我甘愿受法。”

这时，他们的母亲又来自首，声称：“家中之事，由妾作主，应当罚妾才是。”

法官左右为难，只得上报朝廷，诏书下达，命地方判处孔褒下狱。

张俭继续逃亡。一个月后，他来到东莱郡黄县的一个大户人家，主人名叫李笃。第二天，李家大门外站满了军士，县令毛钦因为李笃的身分，没有直接冲进来拿人。李笃忙着出来，将县令迎到大堂的主席上坐下，向他顿首，说道：“大人，在下知罪，张俭负罪亡命，现确在李某家中。大人试想，他是朝廷通缉之人，大人又操兵到此，在下就是想藏，也藏不住。可张俭为天下名士，今日逃亡，亡非其罪，大人忍心逮捕他吗？”

毛钦的反应也令人吃惊，他起身移向李笃，抚着李笃的背说：“古代贤人蘧伯玉以独为君子为耻，如此大仁大义之事，为何只能由足下一人来做？”

“在下虽然爱好仁义，可现在，大人截去一半了！”李笃流着泪答道。

毛钦叹息而去。

李笃让张俭持信去北海找一位叫戏子然的人。在戏子然的护送下，张俭由渔阳郡出关，流亡塞外。

张俭一直没有归案，让中官们大为气恼。这时曹节的病好了，向天子交还了车骑将军的印绶，诏令复为中常侍。不久，又进为大长秋，秩二千石。这是中官的最高职位。

冬天，京师奇冷，可大长秋雪上加霜，打算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一场令人齿寒的大狱。他向天子上奏，建议将一些禁锢在地方的党人领袖就地逮捕治罪，首要分子即行诛杀。

年仅十四岁的天子不像他的叔父孝桓皇帝那样，整个后半生都在与党人生气。他看了上奏以后，对大长秋所说的“构党”二字，不甚了了，便问道：“何以为构党？”

“构党者，即党人也。”

天子又问：“党人为何如此可恶，而要诛杀去除？”

大长秋又答道：“他们相互举荐联络，欲为不轨。”

“不轨欲如何？”

“欲图社稷！”

大长秋的语气坚厉，天子听了有些悚然，宣布可依其奏。

很多党人已经听到风声，更知道这次事态的严重性。

被免官还乡的李膺，这些天几乎天天都接到让他逃跑的忠告。一天，他叫来家中的亲属及门生弟子，从容地与他们诀别。

“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李校尉说完自己去了京师的监狱。没多久，诏书下到他的家中，声言罪臣李膺死有余辜，妻子徙边，门生故吏禁锢在家。禁锢的名单中，漏了一名学生，他是侍御史景毅的儿子景顾。景毅慨然长叹：“正因为李膺是天下大贤，老夫才遣子师之。岂能因为名籍脱漏而苟且偷安！”

第二天，景大人上表辞官。

捕杀令到了山阳高平，这是王畅的老家。王司空回家，并非因为大将军事件，而是建宁元年的八月，帝国许多地区都发生了水灾，按本朝的惯例，有大灾异发生，一定要象征性地免去三公中的一个，以搪塞天变，因而王畅被免。令中官们遗憾的是，王畅已经病死了。他再次地被免。像他这样卒于捕杀令发出之前的党人，还有河南尹刘祐、修武令宗慈、议郎蔡衍、洛阳令孔昱、太山太守苑康、蒙县令檀敷等人。

太仆杜密、名士朱寓、赵典被征召下狱，自杀。

范滂是个要犯。受诏缉捕他的是汝南郡的督邮吴导，可他一到范滂的老家征羌县，就让兵士休息，自己关上房门，伏在**，抱头大哭。

范滂听说了，叹息一声：“一定是为了我的事啊！”

县令郭揖，见范滂前来，说要自首，大吃一惊。吴导的事，就是他让人赶快告诉范滂的，意思是让他快跑，可他竟如此固执。郭揖对范滂说：“天下大矣，公为何还在这里？”说完，郭揖解下印绶，表示要与范滂一道逃亡。

“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

郭揖想起，范滂的父亲死得早，他在家是长子，更是个大孝子。说话间，范滂的母亲和兄弟、儿子都来到了大堂上，范滂向母亲跪下，顿首再顿首说道：“弟博仲孝敬，足以供养母亲大人。儿自归黄泉随从父亲。家中人死生各得其所。只是母亲大人生我养我，有不可割忍之恩，请大人不要徒增悲戚。”

他的母亲强忍泪水，扶起长子说：“我儿今天能与李膺、杜密二公齐名，死有何恨？已有令名，复求长寿，可兼得乎？”

范滂泪流满面，跪拜辞别老母，转身对儿子说道：“为父如想让你做坏事，但坏事不能做。如想让你做好事，那么，为父就不能做坏事。”

年少的儿子对父亲说：“孩儿知道父亲的志愿。”

吴导跪请范滂上了槛车。送行的吏民，莫不涕下。当年，范滂遇难，年三十有三。范滂年少即举孝廉，任冀州按察使者，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除去捕杀的，党人中大部分的出路就是逃亡了。只有极少数的人，或是由于地位不显，或是由于多方营救活动，才免于牢狱之灾。贾彪和河南伊羊陟禁锢在家，不久病卒。御史中丞陈翔下狱，因没有确凿证据而释放。

已经闭门杜客的前大司农张奂，也没有能摆脱牵连。他受到现任司隶校尉王寓的控告，判为党人，遣还弘农郡禁锢。对此，他也认栽了，因为这个王寓靠巴结中官起家，到处请朝中公卿举荐自己，大家因惧惮中官，纷纷保荐，只有自己严辞拒绝，终于是遭到这个小人的报复。

袁闳，汝南南阳人，前朝太尉袁汤宗亲，以耕学为业，不喜结交。袁太尉生了三个儿子袁成、袁逢、袁隗，分别多次出任过帝国的五官中郎将、司空和司徒等最高官职。他们常常接济袁闳这个君子固穷的堂侄子，都被他谢绝了，而他们的子弟，特别是袁成之子袁绍和袁逢之子袁术，却依仗公卿世家的宠贵富奢，飞鹰走狗，行侠仗义，豢养宾客。连中常侍袁赦都与他们互认同宗，引为外援。党狱兴起，袁闳感到，像袁氏这样的家族，加之两个堂兄弟一副乱世英雄的模样，很可能被诬为党人。他对自己的几个亲兄弟说：“袁家的后代，已经不能凭借德行守住先人的福祚，却又竞为骄奢，与乱世争权，真像春秋之世操弄晋国的郤氏三族。”

他打算隐居深山，又考虑到母亲太老，不宜远遁。便花了很大的力气挖了一个环绕庭院的地下室。进去以后，就将出口堵死，留个窗口让家人送饭探视。对外放出风声，说自己匿迹山林。十八年后，袁闳卒于地下室。

袁闳的话，可以作为对二十多年之后形势的预言，但还不是眼下的现实。他自掘坟墓，埋葬了灾难也埋葬了自己。而他的两个招摇的堂兄，却不怕被打成党人，不仅如此，还开始了营救党人的行动。

袁绍是个健壮有威仪的高层贵族子弟，京城里没有他办不成的事。不过，他却非常羡慕一个党人，那便是何颙。何颙字伯求，南阳襄乡人，在太学时，被郭泰和贾彪以及陈太傅、李校尉引为同志。袁绍佩服他，是因为他的侠义声名。他有个朋友叫虞伟高，父仇未报即已病危，何颙安葬了好友，将仇人的头提来做了祭品。时下，他变更姓名，亡匿汝南地界。由于江湖上的朋友很多，他几乎没有遇到过危险，而且大胆地出入京师，在袁绍府中饮酒击剑，慨陈大义，谋划了好几起营救党人的行动。

另一个敢于营救党人的，是太丘长陈寔。陈寔字仲弓，颖川许昌人。大将军窦武辟为官属。他是个成熟的官吏，和范滂之流不同，他在做地方小吏时，就很善于和宦官周旋。当初中常侍张让的父亲归葬颖川，全郡的豪强士绅都去吊丧，惟独没有一个名士。张让的面子快要丢尽之际，却看到陈寔持着吊仪来了。张让很是感激，一直铭记在心。陈寔以一时的屈辱，为党人留了条后路。在他的努力下，张让网开一面，算是回报了当年的一笔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