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受了将近一千年冤屈的王安石，近年来已逐渐得到平反了。

谁都知道，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唐宋八大家为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严格地说，苏辙并不够格。

王安石的文章锻炼含蓄，收敛沉着，很有深度。

他爱用险仄的韵作长诗，这非有本领不能做出，可是我不大佩服他这一点，因为是出于故意做作。凡是他的短诗短文都很有味。

他的文章很见重于世，就是政见不同的反对派也不怎么反对。可是因为政见关系，为时人及后人所非难，致使他不少的著作没有传布或散佚了，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政治家、文学家，而且是一个经学家、文字学家。

研究经学的有两派：一是汉儒的研究方法，如东汉时的马融、郑玄、许慎等人。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他们研究学问，很有客观的态度。他们以为要读古人的书，必先了解古人的文字，然后才能了解古人的思想和学说。故汉学主张先从文字学（训诂学）入手，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将读古书的第一道难关打开，然后再去研究内容。

到了宋朝，研究学问的作风为之一变，程氏兄弟、陆氏兄弟，他们不经过文字学的阶段，以后人的知识来解释古人的文章，去寻求微言大义。他们的办法，就是凭着主观的见解去解释古人。如陆九渊说的“六经注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客观地来批评，汉学虽比较客观，但过于依傍；宋学则偏于主观，依傍亦未能免除。

到了清朝，考证学发达，提倡汉学，就把宋学打破。这在第一步上可以说是正确的。乾嘉学派中的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皆为汉学大师。他们主张先将古代文字弄好，然后才能真正了解到古人的思想方面。

但是在清代，学说有了限制，凡是含有思想色彩的学说都不准谈，连《公羊》、《谷梁》，都在被禁之例。因此一些学者就走上了支离破碎的考据的道路，就像着了迷的巫神一样，永久闭着眼睛兜圈子。

王安石研究学问的方法，与程、朱、陆等不同。他注意到文字学，著《字说》二十二卷，就是根据许慎的《说文》而作。此书后被人毁掉。其解字法有四，即形、声、义、位，与现在研究文字学的方法差不多。

王安石的时代，距现在约一千年，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他，当然可以发现他有许多不对，但他可以说是复兴汉学的先驱。他著有《书经新义》、《诗经新义》、《周官新义》等篇，神宗时曾公布为天下之士必读之书。前二种已不存在。《周官新义》在广东粤雅堂有残篇的辑录。

单拿文章来说，他在历史上，已足不朽。如再拿他的学问来说，他有正确的方法，而且也有相当渊博的成绩。他有《洪范传》现存，认为“物皆各有耦，耦之中又有耦，而万物之变遂至于无穷”。他是初步地了解到辩证唯物论的。同时，他对于国家政事并未荒疏。普通一般学者，只在书斋里打圈子，对于国家大事则不闻不问。但这样的学者，一旦做了官，却又要处理国家大事。王安石就最不满意这种现象。他自己是注重实践的。他为此也做了十几年的地方官。

王安石曾研究过佛经。其友曾巩问过他：何以要研究佛经。他回答说：“某自诸子百家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从这句话里，就可以知道王氏为人与治学的态度。什么书都读，什么人都要请教。这“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的态度是尤其难能可贵的，绝不是一般的读书人所能做到。这就是现今所说的“向老百姓学习”。这就使王安石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有目的，有政见，有办法，有胆量。秦、汉以后的第一个大政治家恐怕要数他。他的政见，主要是由人民的立场出发，和秦、汉以来主要站在统治阶级立场的大臣们两样。

宋朝的制度本来是非常苟简的，神宗时已经危机四伏。宋神宗（赵顼）是一位奋发有为的青年皇帝，很想富国强兵。王安石为人既聪明而又有能力，二十二岁中进士，初任县知事，颇有政绩，声扬于外。熙宁元年（1068）年已四十八岁，神宗召见他，就越次入对。神宗如鱼得水，与之投合，即命参知政事。三年就为宰相。

王安石为相后，就雷厉风行地实行他的主张，首先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制置”犹后世言“钦命”。“三司”是户部、度支、盐铁，是管理经济财政的机关），调查全国的钱粮册子，准备变法。其时，有些府县钱粮册三十年间未开封，可见宋政之腐败。因为贿赂风行，贿赂成功，册子可以不看。下层老百姓最苦，王安石的变法，也就是在拯救这种毛病。“榷制兼并，均济贫乏”，打倒土豪劣绅，救济老百姓。此即为王安石的政治原则。其最高的目的是想达到“均天下之财，使百姓无贫”。他是想由上而下来革命，结果没有行通。这也证明他的路向是走错了。这是历史条件的限制。

变法的内容：

一、青苗法——和现在的农民银行办法相似。农民无钱无种子时，可向政府借贷，年利二分，半年一分，分春秋二季归还本利。如遇水旱荒年，可缓期还钱。不但是借贷关系，同时又可做买卖。但政府不是剥削人民，而是含有救济性质。每逢粮价涨时，政府就贱价出卖，粮价贱时，就高价收买，即“贵发贱敛”的平价方法，使囤积居奇者失去作用。此法的目的，一方面可榷制兼并，同时又救济了贫乏。资本的来源，就是常平仓中一千五百万石的谷子。

二、市易法——与青苗法差不多，而以小工商业者为对象，好像现在的国家商业银行。也借款给人民，年利二分，分二季归还。贵发贱敛，平价出卖。设立市易务（银行），有市易务官（银行行长）。京师及其他重要的都市皆设有市易务。

三、均输法——这是仿照汉武帝时桑弘羊的办法。先在东南六路设置发运使，总管六路财赋，使得互相调剂。并由中央拨款收购财物储存。就地采购，价廉而运费省。遇有荒歉，发运使有权在地方上调剂有无。试行结果，颇便贫民。但为地主豪绅们所不满，行之不久即被取消。

四、教育的改革——废科举，兴学校。宋以诗赋取士，官吏多无能。王安石主张培养真才实学，故首建太学，利用僧庙道观为课室，分科教授。——

（一）经学科；

（二）律学科；

（三）医学科——（a）诊脉科（内科），（b）伤科（外科），（c）针科（物理治疗）；

（四）武学科（陆军大学）——教授兵法，战略战术，以训练将才。

太学生分外舍、内舍、上舍，三班。毕业后称博士。初在京师建立太学，后推广到各府路。在学校普及之前，科举以经义取士作为暂时过渡。后王安石所实行的新法皆废，而科举一法未废。科举以经义策略取士，经义流为八股，竟遗害后代。后人遂以王安石为祸首。其实王安石倒是极端厌弃科举，在一千年前便想以学校代替它的。

五、雇役法——宋朝差役制盛行，名目繁多，如衙前、户长、族长、公首、壮丁……等名，人民按各家的等级去应差，政府不付役钱，这是使用农奴的办法。但亦有例外，即任官者、僧侣、道士及员外郎家中的奴婢等皆免役。因此，一般人都愿为奴或为僧侣、道士，不过欲为僧侣、道士者也不容易，要想得一张度牒，比买几十亩田还要难。有钱有势的人不役，无钱无势的人定要服役。因此弄得人人叫苦，悲剧百出。例如，老父与独子相处，独子服役，老父无依就只好自杀。又按人口服役，则又造成祖母出嫁，母子分家的惨境。王安石实行的雇役法，就是无论何人，皆有服役的义务。不愿服役者出免役钱，由政府将该钱给愿出力者服役。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当时此举不失为革命的办法。

六、水利法——此为积极生产的办法，就是开辟农田水利。在王安石执政期间，疏通黄河、汴河，开垦了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顷荒地。当时欧阳修、苏轼等人曾反对此举。

七、方田均税法——重新丈量天下田亩，重订税额。东西南北千步见方之田定为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税收分五等，副产物不收税。不准有逃税的情形。绝对不准有有田不纳税，无田要纳租的现象。

八、保甲法——十家为一保，有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有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有正副都保长。意义有二：一为警察的意义，一为民兵制。

大保每天派二人巡逻，每晚五人出更，防止盗贼奸宄之行为。

盗三天不告者有罪，且邻保亦有罪。

宋时士兵头上皆有黥字，好像犯人一样，虽多而不能用，故王安石提倡民兵。从熙宁二年至熙宁九年（1069～1076），民兵增至七百一十八万二千零二十八人。

九、保马法——政府设立畜马监，民家愿意畜马者，政府付之一匹或二匹，或发钱与之。蓄马者政府减收粮或秣，以钱补助之。国家利用民间养马供军事之用。人民不能虐待马，如骑马走三百里路者要受罚。马的肥瘠国家要检查，马死要赔偿。

一〇、政府设立军器监，即兵工厂，专门修造武器。

十一、减兵置将——增强与注意国防。在五代末年，因周柴氏颇有能力，对国防相当注意，抵抗和攻打外族。而赵匡胤就欺人孤儿寡妇，组织陈桥兵变，夺了柴氏政权，建立了宋朝帝国。在立国之初，就向辽、夏称臣纳币，等于是出钱买皇帝做。赵氏看到柴氏亡国的教训，就尽释边疆兵权，因此国防设备根本就没有。

国家养兵，主要在吸收贫民以镇压贫民。兵愈多而民愈困，兵愈多而国愈弱。宋初兵员只有二十万人，到1065年左右已达到一百六十万人。南宋吕祖谦批评宋代军备有几句话很扼要：“警备于平居无事之时，屯守于腹心至安之地；斥地与敌，守内虚外。”

王安石主张减兵置将，就是淘汰老弱残兵，另在国防要地置将增兵。在京城附近，河南一带设立了三十七将（师团），以对付东北的敌人辽。又在西北设立了四十二将以对付西夏。国内置十三将以对付异民族，防止南方敌人，共有九十二将，每将大约三千人。有二十五个指挥：马军十三个指挥，土军二个指挥，中央军十个指挥。

王安石执政八年，在此期中武功赫赫。平吐蕃，建西河郡。平川荆之蛮，驱交趾之寇，使其一蹶不振。西北攻打西夏，夺取五十二砦。朝鲜亦归附入贡。

就在王安石内政修明，武功赫赫的情形下，士大夫阶级中所谓“君子”之流者都反对他，如欧阳修、司马光、苏氏兄弟等都是。当时的人很恭维韩琦和范仲淹，且说：“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心胆战”。

可是，韩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且看他上书弹劾王安石的内容吧，其文云：王安石不应该使敌人生疑者有七：一、不应该使朝鲜入贡，二、不应该攻西夏置熙河路，三、不应该植柳树于西山，使吐蕃的兵不能入，四、不应该注意国防、创立保甲，五、不应该修筑西北城池，六、不应该设立军器监，修理武器和战车，七、不应该设立河北三十七将。最后王安石竟以此七大罪而罢相。王罢后，神宗仍行其法。1085年三月神宗逝世，十岁的小儿皇帝哲宗即位，母后高氏执政，以司马光为相，均废王氏新法，一律复旧。

哲宗后八年亲政，贬元祐党人司马光等，仍复王安石新法。仅仅六年，哲宗死后，又行旧法。此后在翻来覆去的波动中，东北有女真崛起，是为金人，逐步吞并了辽人，并对宋室节节压迫，使徽宗、钦宗二帝成为俘虏，宋室被迫到南方，偏安于一隅，完全恢复了旧法。又其后元人代金而起，终于统一了中国，使宗室无处可跑，皇帝投海而死，南宋只支持了一五〇年。以前的人说宋亡于王荆公，可以说，宋之亡，实亡于司马光等人。

王安石无论如何说是一位伟大人物。他为了实行己见不害怕或顾虑什么。他不患得失。罢相后，隐居金陵城外约十年，住宅四周无墙，聊足以蔽风雨。晴日，携童游山，雇舟入城。晚年颇寂寞，其子早卒。有一次患大病，以为将死，就将自己的住宅捐给僧庙。但并未死，又另租了别人房子居住。这足证他的生活很淡泊的。

王安石的儿子王雱早卒，邵雍的儿子邵伯温说他是疯子，事实上是一位品学兼优的人。

熙宁二年（1069）八月王安石用程颢，第二年五月因政见不同，程即去职。邵伯温《闻见录》有云：“荆公置条例司，初用程颢伯淳为属。伯淳贤士，一日盛暑，荆公与伯淳对语，雱囚首跣足，手携妇人冠以出。”

此段记载全是伪造。第一程任职期间，根本未经盛暑，而其时王雱已中进士，在江南做官。第二，熙宁五年王雱回京时，而程又外仕，可见程颢与王雱无见面的机会。这些卑鄙无耻的人，不但骂人家父亲，还要伤害其第二代，诬说他为疯子，可见这些道学先生们的道德何在。

可是王安石的态度倒满不在乎，虽受诽谤而不介意，也不为之辩驳。其《读史有感》诗一首云：

“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

当时黯暗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

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

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于此，更足见他的识见过人，也足见他的心境寂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