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NGO（NON-GOVERMENTAL　ORGANIZATION，非政府组织）受到了国人的关注，走出国门的人们最先感受到国外形形色色的NGO的存在。国外的各种行业协会、各种基金会、各种慈善团体、各种社区组织、志愿团体、环保组织等，都属于NGO。NGO的特色有三，一是非政府，二是非赢利，三是在政府之外，为各自特定的人群提供着公共产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类似的民间非政府组织也开始浮出水面，比如各种行业协会、个体劳动者协会、爱滋病防治协会、青年志愿者协会等等，只是这种非政府组织目前还存在有很浓的官方色彩，以至于有人根本不认为它们是中国的NGO。倒是某些从基层冒出来的一些民间的自发组织，如山东荣城的渔业协会、四川仪陇的乡村发展协会、北京南口的烟酒专业协会、河北易县的扶贫经济合作社等等，不仅运作良好，而且性质上更接近西方的NGO。这些组织一出世，就以它们的高效率、高信度起到政府组织根本无法企及的作用。中国进入WTO之后，实现建设小政府大社会目标，发展NGO看来是一条无可替代的途径。

那么，NGO是否纯然是舶来品，中国要想发展NGO只能着眼于引进呢？否。实际上，类似NGO这样的民间非政府组织，中国的民间社会其实本来就有，中间虽经社会主义的改造被摧垮，但孑孓还在，改革开放以后，多少有些死灰复燃，在某些偏僻的山区，甚至已经小有气候。我所要提到的湖南平江的庙会与路会组织，就是一例。

介山庙的庙产管理组织

介山寺建在平江城关的一座旁临汨罗江的山上。这个庙，似乎跟佛、道两家关系都不大，庙里供奉的主神名叫陈公昭，据说是一位曾经在武当山修道的道士，生前和死后似乎并没有多少名声，只是不知怎么就传出来说他在太平军的一支经过平江时，曾经显灵退了太平军。当时的湖南巡抚骆秉章大概知道正在焦头烂额的朝廷巴不得出点儿“神迹”，于是扑风捉影地就报了上去，结果陈道士被封为真人。同治年间又修了这座庙来供奉他。然而，当地的老百姓却没有这么明确的政治头脑，他们很快就在庙里塞进了私货，一位被人称为介山老爷的神被请到神座上。据说这位介山老爷是位民间医生，有妙手回春之功，对儿科尤其擅长。介山老爷虽然在庙里位在陈真人之下，但真人就像被宋江架空的晁盖一样，坐在上座不过是摆摆样子，老百姓真正供的是介山老爷，日子久了甚至连庙名都改了。

我所看到的介山庙的庙务管理组织是1989年寺庙重建时成立的。庙宇的重建完全出于民间的自发，政府没有拨一分钱，但是盖庙总需要有人张罗组织，所以一些积极分子就凑在一起选举出了一个管理组，庙盖好之后，管理组没有解散，继续存在了下去，到今天已经是第三届。每届都是选举产生的，参加选举的人多的时候有上千。现在的管理组由9人组成，一个组长，三个副组长，分管财务、总务和基建。除了常设的九人小组之外，管委会办公室的还挂着一个写有40人名单和联系电话的“联络图”。据负责人刘妙涛说，这些人只要需要，一个电话随叫随到。管理组下分7个小组：财务组、后勤组、卫生组、茶水组、香火组、接待组和保卫组。每组由核心组成员带上几个联络图上标出的外围组人员组成，平时每日保证3～4人值班，每逢庙会和春节期间，全体都要出动。管理组的成员都是尽义务，1995年以前连中饭都自己带，后来财务状况好了，也只有几个人有少量的补贴，中午吃一顿免费午餐。

介山庙最忙的时候是庙会和春节，阴历五月廿四日相传是介山老爷的生日，在生日前后和春节期间要举行盛大的庙会。届时不仅平江四乡的人要来参加，周围县市乃至长沙湖北的都有来上香的。届时管理组不仅要安排戏乐活动（花鼓戏和皮影戏，我在庙里还看到了一副皮影戏的戏台），收取香客额外的布施，供应茶水和负责接待与维持秩序，还要安排一个宴会，参加宴会者都要买饭票（给多给少随缘，等于是布施），大家吃流水席，一天吃到晚。当然，跟其他地方庙会一样，赶会的人既来上香礼神，也是参与娱乐和商品交易，而管理的责任，就落到了管理组头上。在管理组的管理下，庙产逐年增加，现在已经将寺庙所在的山建成了一个花园，免费开放，供人游玩，还拥有三个商店，一个1300多平方米的综合楼（刚刚建成），并打了一眼深水井。这一切，都是民间的管理组“管”出来的，而且这些财产并不属于管理组。到目前为止，管理组基本上是在尽义务，只有雇员才发工资。“管”出来的钱，都用在了庙宇的维修扩建和周边环境的建设上，如果非要问庙产属于谁，那么他们会说属于介山老爷。值得一提的是，管理组的另一个负责人张石根告诉我，他们这个管委会，县委统战部、政协、公安局以及城关镇和寺庙所在的城西村都能管得着（但经费一分不投），不过一直都对他们非常满意，庙里从未有过违碍现象发生（我去的时候，寺庙的墙上，挂满了反对邪教的宣传画）。

介山庙除了像其他寺庙一样，满足人们的宗教和精神需求以外（除了殿堂供上香之外，还设有禅房，供一些老人念经），似乎已经成了平江一处公园。除去庙宇，管理组还建了杜甫纪念亭台，负责山上的绿化和道路，我去的时候，就见到一些锻炼的老人，几对卿卿我我的恋人，还有些人在凭栏眺江，似乎正在酝酿诗意。这个公园，在庙会的时候，又是一个城乡接壤处的集市，一个供节假日娱乐购物的去处。这样，介山寺的庙产管理组就像国外的NGO一样，为平江居民提供相当数量的公共产品，而且既没有政府的支持，也没有财团的资助（这对于国外的NGO几乎是必须的）。在平江期间，我还去过官办的平江起义纪念馆，那里有固定而充裕的经费和拿工资的管理人员，但是馆外就堆着垃圾，而完全由民间非赢利机构管理的介山庙所在的山，却干干净净，连一张废纸都看不到。

小田孝子祠

孝子祠是我在去平江的杜甫祠的途中发现的。跟残破的杜甫祠相比，孝子祠可以说是金碧辉煌，大殿的正面，还有一座漂亮的戏台，台上很干净，看来一直没断过笙歌锣鼓。在彼处早已实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时候（或者为有钱人服务），这里居然还在贯彻着酬神演戏的古义（当然，实际上还是给人看，殿堂与戏台之间，留有足够的空间）。孝子祠殿上的主角是麻衣真人。据说此公是个医生，有年正值瘟疫，他为了治病救人忙得回不了家，等回家一看，老母亲已经染病故去，于是医生悲痛万分，身穿麻衣跳河自尽。后来，人们就建了孝子祠纪念他。

虽然孝子祠和介山庙供的都是已故但已经成神的医生，但人们礼神的方式却大不一样。人们有灾有病也上介山庙求介山老爷，但那只是一般性的祈求祷告，与上其他神庙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在孝子祠，正殿上很显眼地摆着一溜很大的签筒，里面盛满了签。一般的事项如子息、婚姻、财运等当然也可以来求，但孝子祠的签最主要的还是供求医问药之用的。庙里设有兑签处。兑签窗口上贴着兑签说明，分别标出所求事项与对应的签号，一般事项都是第1～60号（兑签时，根据所求事项的不同，同样的签号，有不同的判词），而问病求药则是第1～132号。最有意思的是，这里看病分科，有男人科、妇人科、小儿科、眼科等，求到的签可以依照不同的科从兑签处换出对症的药方来。这些药方，都是当地的有名的中医以自己多年的经验开出的验方，而且庙务管理机构还不断地根据疗效进行调整。庙的外面，就有一个中药房，取了药方之后，就可以到药房抓药（到别处抓药当然也可）。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一个运转良好的农村医疗系统，周围的农民付很少的钱（抽签换药方时每方付1元），就可以得到虽然粗糙但还算实用的医疗服务，这对于目前缺医少药，进城又看不起病的农民来说，无疑是个很受欢迎的系统，在2001年，兑签处总收入为10652元，等于说，这年一共为四乡的病人开了10652个药方，无怪乎庙修缮那么好，香火并戏乐那么繁盛。

小田孝子祠的庙务管理委员会是由小田村的村民选出的，管委会也组织庙会，安排会餐，施舍药茶，负责庙宇的维修，庙里也有自己的产业——一个酿酒作坊，每年产生药酒。跟介山庙不同的是，小田孝子祠还有一个查账监督小组，庙里的收支年年公布，所有账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均由监督小组核准。看来，山乡的农民也知道权力的制衡，而且运用自如。

西江洞村的路会

在中国相当多的农村，修路一直是个大问题，也是基层政府向上争取项目提供的主要公共产品。平江多山，到今天，交通不畅依然是阻碍平江发展的瓶颈，许多山村，至今没有一条象样的路，但三墩乡的西江洞，却是一个例外。

这个山村出山有一条长达20华里的山路，每年都要修缮一次，所以自清朝的乾隆年间起，村里就起了一个路会，村民们凑了一担茶油（一百斤左右），作为修路基金。全村除了鳏寡孤独之外，每户轮值一年。轮到谁家，谁家就负责组织全村的劳力出来修路（每户出一人），修完之后，当值的人家还要组织村里的长老进行检查。修路是分段包干，谁家修不好，脸上无光不说，还要返工。检查合格之后，大家一起到当值的家里去吃一顿饭（一般都要吃点儿好的），饭由当值者提供。对于当值者来说，他所得到的好处就是可以免费享用一年那一担作为基金的茶油。在这一年期间，你可以自己享用，也可以用它来生利，但最后还是要凑足完整的一担，当值完了，就将茶油挑到下一家，如此周而复始。在这期间，几乎没有发生过有人家拒绝当值的现象。因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不光是会受到舆论的谴责，而且还有全村一起上他们家吃饭的物质惩罚，所以没有人承受得起。就这样年复一年，路会的活动从来没有间断过，无论是清朝政府、北洋军阀还是国民党政府都不干涉，解放以后，虽然基层政权多有变化，政治运动不断，但路会的事却没有受到太多的干扰，原因很简单，政府出不起钱来修路，而这条路一年不修，村里的人就出不了山（土路，每年都会因水毁等原因遭到破坏），而且这种路会又不存在什么其他背景，小小山村本来就没有什么地主或者乡绅，自然不会因为乡村精英的兴废而受到影响，路会本身与意识形态也没有什么抵触之处，所以，路会就这么维持下来了。

以上这三个民间组织，都是完全由民间自发形成的。前两个庙会组织虽然有些宗教色彩，但在实际的运作中，宗教因素已经相当淡，人们不过是借宗教的壳来做自己的事，尤其是小田孝子祠，事实上就是一个农民自己的医疗体系。而路会则一点儿宗教色彩都没有，完全是为了一村的公共事务而形成的农民自组织团体。应该说，平江的这种类似于现代NGO的民间组织，并不是什么此地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而是传统农村组织因素的复苏。在中国传统的农村社会里，像介山庙会这样集信仰、娱乐、交易于一体的民间组织是随处可见的，互助、慈善、自卫之类的组织也相当多，路会实际上就是从那时传下来的，类似于孝子祠这样的医疗组织，在某些具有中医传统的民间宗教中也是有的。只是自土地改革以来，基层社会被全方位地卷入全能国家体制，这些民间组织统统被扫**了，只有像路会这样的组织，由于山区特别的情况而残存了下来（国家顾这里的路，但不修又没有办法），其他两处则都是在全能体制松动的情况下，艰难地死灰复燃的。

现阶段的农村改良或者说治理，需不需要汲取传统的组织资源？关于这个问题前不久北大的姚洋先生还批评我过于浪漫，但是我坚信，像上述我所列举的民间组织，那里面蕴藏的自治能量，都是我们改造农村所必须借助的。仅仅依靠党和政府，再加上我们这些浮在面上的知识分子，引进西方的自治与民主的理念和操作形式，农村的事情根本办不好。

当然，我承认，来自于传统世界的NGO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它们在产权形式和法律地位等方面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问题，更没有与现代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发生本质的联系，或者说，还不是现代社会的制度衍生。但是，就目前而言，这些组织的性质和功能却是跟现代NGO相似的，完全是民间自组织的产物，属于“通过志愿机制提供公共产品”的组织，具有非营利性、社区性和公益服务性，能为本社区的人们提供付费较少而效果更好的公共产品，跟由政府提供的成本奇高的服务形成鲜明的对照。这对于转型期的中国，尤其难能可贵。开发和利用这些资源，对于农村和农民来说，不仅存在着行为上的传统惯势，而且在思维上有很大的亲和力，便于引导和操作，非常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挖掘农村的自组织潜力。实际上，在古代社会，中国农民长期以来早已适应了政府干涉较少的生活，习惯于自己组织起来满足社区的需求，虽然经过建国以来全能体制的培育，有了很强的依赖性，但是在目前情况下这种依赖已经没有了“靠”的地方，过去渗透到农民家庭的政权形象，已经逐渐化为不断地要钱、要粮、要命的异己和对立的力量。过去的依赖性，现在在某些情形下已经转化成某种对现实不满的怀旧情绪，而就整体而言已经开始消淡了。在现阶段，适当地改善农村的政治环境，强有力地抑制导致农民负担逐年增加的基层政权的自我扩张，农民的自组织能力就会得到复苏，在这种复苏的基础上，再注入某些现代的理念与制度因素，自治或许才能实现。现代理念和制度因素的注入，一方面可以借助知识分子下乡从事的乡村教育和建设，更为关键的途径是通过一部分进城（打工、经商、就学）的农民的返乡，形成本土的新精英，通过他们的行为，实现这种注入，确切地说，是一种自然的渗入。现时进城的农民宁可在城里做二等公民，也不愿意回乡发展（比较成功的人更是如此），很大程度上有农村的政治环境过于恶劣、而且日趋恶劣的因素，如果农村的政治环境得到改善，至少可以吸纳一部分见过世面的农民返乡的，形成新的乡村精英。乡村精英的存在，无论在任何时代，都是农村自治的依托，失去了这个依托，真正意义上的乡村自治是无从谈起的。

最后，我感到有必要指出的是，对于某些掌握权力的人来说，乡村自发产生的民间组织，无论这些组织多么的规矩，他们还是会感到某种莫名的担心和不安，他们非常担心一旦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和参与，这些组织有朝一日会失控，甚至造成对政权的威胁。实际上，这些人一方面在治理上依旧是直接控制的老思路，没有转变成现代国家法治化管理的路径；另一方面，他们其实并没有意识到，从中国历史的经验看，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作乱的可能性从来都不大，农民只有在极其恶劣的政治环境中，转化成脱离土地的游民，动乱才会发生。当前恶劣的乡村政治，日益强化的行政控制，不仅不能保障农村的稳定，恰是制造游民的土壤，只有加快进行农村的改造，才能釜底抽薪，消灭危机于无形，而开发利用农村的自组织资源，并将之导入现代国家的法治轨道，应该是一条农村改造的可行之路。

有人认为我虽然提出要利用传统资源实现农村的自治，但没有指明开发利用传统资源的路径。现在，平江庙会和路会的存在，让人们看到了这样一条路，虽然在这路上，我们还需要走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