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我们已经很难看到大（小）字报了。提起它们，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想到“文革”，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和大热闹中，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曾是中国的一景，经过“文革”的城里人，除了不会说话的娃娃和从一开始就被打翻在地并踏上千万只脚的人，又有谁没贴过或者被贴过大（小）字报呢？

如果翻一翻史书，我们就会发现大（小）字报的历史还真是长，大概从蔡伦造出了便宜的纸之后，街巷和城垣上就开始出现揭帖，属于中国人最早的作品发表方式之一。东汉末年类似“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别父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之类的歌谣，在诞生的时候，大抵是以无头帖子的形式出现在墙上的。这些揭帖，实际上就是最早的大字报。从一开始，它们就是人们发泄不满，抨击时政的工具。它们中既有如上泛泛的讥讽，也有针对某人某事的攻击，比如北宋末年童贯蔡京专权时，有无头帖云：“打破筒，泼了菜，便是人间好世界。”而明代成化年间，六科给事中的选拔，只取体貌伟岸者，于是有帖道：“选科不用选文章，只要生来胡胖长。”其中，做学官的人大概是最发怵的，那些舞文弄墨的秀才举子，稍有不慎，就会弄出来几个骂你的无头帖子。显然，这样的东西，当权的人，包括皇帝是不会喜欢的。

前几天随便翻书，见到一则明太祖朱元璋对国子监下的敕谕，属于那种朱皇帝口授，翰林学士笔录的，很是原汁原味，其中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今后学规严紧，若有无籍之徒，敢有似前贴没头帖子，诽谤师长的，许诸人出首，或绑缚将来，赏大银两个。若先前贴了票子，有知道的，或出首，或绑缚将来呵，也一般赏他大银两个。将那犯人凌迟了，枭令在监前，全家抄没，人口发往烟瘴地面。钦此！”不言而喻，朱皇帝在口授这则敕谕时，有点儿肝火上窜。当然，这有原因的。我们知道，元代对科举和官学一向漫不经心，又经过元末清初的战乱，朱元璋登基以后，人才奇缺，因此，不得不靠设在京师的国家学校国子监来应急，从国子监每年培养的学生，一出来就派下去做官。但是有任国子监的祭酒（校长）不知怎么有点儿窝囊，压不住茬，学校秩序未免有点儿乱，于是就惹起了事必躬亲的朱皇帝的雷霆之怒，撤掉了校长，同时发布这道杀气腾腾的谕令，刻在石碑上，立于国子监的醒目处。朱元璋龙颜大怒不希罕，实际上，此人做了皇帝之后，经常怒气冲天，动辄杀人。希罕的是他身为皇帝，对“没头帖子”即大小字报的态度，真是叫恨得要将“龙牙”咬碎，写大小字报的人，一旦被抓住了，不仅本人要凌迟处死（将人活活割碎，是古代最重的一种刑法），而且还要全家抄没，发配烟瘴地面。即使在“文革”中受尽了大字报之苦的老干部，对这东西的痛恨恐怕也赶不上朱皇帝万一。

虽说对私下写“没头帖子”痛恨不已，但这位朱皇帝却鼓励学生们打小报告，凡是打小报告的，说是要赏“大银两个”。所谓的“大银”大概就是银元宝，25两一个，明初百物都贱，大银两个估计买房置地都够了。朱皇帝不仅鼓励人们检举揭发“现行犯”，对于已经过去的“历史反革命”，如果有人乐意出首，“也一般赏他大银两个”，真是皇恩浩**。按说，小报告跟与大小字报一样，都属于拿不上台面的行为，可是它们的命运在皇帝那里却恰好相反，一个上天，一个入地，甚至还要利用一个打击另一个。其实，几乎所有的统治者都喜欢小报告，只不过像朱元璋这样**裸地讲出来的，还不多见。当年韩非子给肉食者出主意，如何如何玩弄权术，引得秦始皇仰慕不已，恨不得马上见到此人，招数中就有“小报告”一项。秦以后的统治者虽然逐渐地开始独尊儒术，但对于韩非子的招数其实并没有置诸脑后，嘴上虽然未必认账本，但实际上都在鼓励告密。最凶的武则天，用这个办法让大部分不满意她“牝鸡司晨”的人都掉了脑袋或者闭了嘴。

但是总体来说，皇帝们鼓励归鼓励，可成绩并不好，尤其是士人对此大多不感兴趣，对于读书人而言，这种行为不仅失德，而且大大的有失身份。虽然每朝每代总免不了有那么几个败类，但不到万不得已，或者利益极大，是没有士人敢于轻易一试的，因为如果一旦事情败露，那么将遭到全体士子的唾弃，不仅再也没人跟他诗酒唱和，连子孙后代都无法见人。正因为如此，尽管朱家皇帝公开鼓励告密，还是得依靠专门的特务机关东西厂和锦衣卫来刺探臣子的情况。

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大字报和小报告却一并成为群众斗争的工具。每当有运动的时候，大小字报就会纷纷出笼，按运动的阶段和斗争的需要，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开始是暴露揭发问题，然后是大规模批判，最后则胜利凯旋。一般在组织和骨干的正确指引下，都能收发自如，稳准狠地打击那些本该打击的对象。当然偶尔也有失控的时候，将“本质很好”，但“生活作风”有点儿问题的好干部的那点儿尴尬事露了出来，不过好在基本上都能及时补救，不至于干扰斗争大方向。只有在“文革”这种过于庞大、群众发动过于彻底、持续时间又过长的运动里，大小字报大规模地碰伤了一大批从前一向布置和指导群众运动的人，而且将他们的隐私统统暴露在光天花日之下，才变得不可爱起来。其实，就是在这场持续十年的运动中，大小字报也基本上是沿着伟大领袖的指明的道路向前码字的，按一句革命的行话，就是说大节还是好的。

小报告的命运在革命运动中显然比大字报还要好，只不过它已经换了名字，叫做向组织汇报情况，向组织交心，等等。从小学开始，班主任老师最拿手的绝活儿就是通过班干部和积极分子向他（她）汇报情况以了解同学的每一个细节。小时候的我相当愚笨，总是弄不明白为什么我在私下里干的那点儿出格的事，老师总是了如指掌。进入中学，已经是“文革”的后期了，我和我的同伴私下里聊的那些对现实不满的看法，也不知道怎么就到了老师甚至校领导的耳朵里，最后竟然演变成了政治问题，直斗得我发昏四十二章经。当时我并不明白，这种事情其实是一个普遍的风气的反映，并非我自己特别的倒霉。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这种可爱的风气现在也并没有止息，大概属于宋玉说的那种“大王之雄风”吧，刮得那么理直气壮，浩浩****。不仅大学生干了什么有人向上汇报，就是老师也有学生检举揭发某些思想倾向的问题。当然，大家可能都明白，我所指的并不是有人做了不法的事其他人去检举，事实上，如果真是碰到这种情况，反倒没有人敢于出头了。

在经过了大规模和频繁地用群众运动来做一切想做事情的时代，终于发现周期性的给予群众“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四大自由”，并不能做到完全的收放自如，弄得不好还会造成大众性癫狂，贻害无穷。于是，已经被明文写入宪法的“四大”被一脚踢出，再也没有人有兴趣提起。就是一般老百姓，由于对“文革”心有余悸，想到大字报满天的情景难免打哆嗦，所以也宁愿离“四大”远远的。大字报在流行了几千年之后，第一次不仅在上层而且在下层也变成了没人理的臭狗屎。

在一个人们没有表达意见的权利以及缺乏适当的宣泄渠道的社会，一个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媒的社会，大字报和小报告实际都只是这种社会相应的政治制度的衍生物。没有人生下来就会打小报告，更没有人天生会刷大字报，在某种意义上，人的行为是制度环境塑造的。一方面，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大字报和小报告这对难兄难弟，跟官场权术和宫廷阴谋一样，导演了无数哭哭笑笑的悲喜剧，堪称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隐形政治机制。而另一方面，大字报和小报告也可以说是某种畸形的社会宣泄形式，特别是大字报，几乎成了正常年代无权的人们表达和发泄不满情绪的主要渠道，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观测社会状况的晴雨表。对这对难兄难弟爱也罢，恨也罢，自以为得计从容利用也罢，实际上都没有越出传统政治的窠臼，自然也难免传统政治的悲剧。

封杀了大字报，却依然吝啬给人们说话的机会，但人总是要说话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于是渐渐的政治笑话和小道消息泛滥成灾，现在又有了无所不在的网络，大概除了色情内容以外，网上口没遮拦的“大字报”是最受人们欢迎的了。糟糕的是，对于这些饱含恶毒攻击内容的东西，即使配备上百万的网络警察恐怕也难以全部封杀。

大字报和小报告虽说是一对难兄难弟，实际上在人们的眼里，后者却更伤德，更为人们所不屑。今天，前者已经被明令取缔，而后者却依然可以大摇大摆地招摇过市。朱元璋的那个悬赏“大银两个”的上谕，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就在北京过去的国子监的碑林里，如果还没有被酸雨腐蚀掉的话，那么有心人真应该拓下广泛复制，也放在现在的国子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