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全盘西化，其实，中国真正的全盘西化，明目张胆地全盘西化，比五四更早，是在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内的文明运动。那时候是“全盘文明化”，凡是西方来的东西，一概名之曰“文明”，礼帽叫“文明帽”，手杖叫“文明棍”，自行车则叫“文明车”，话剧则叫“文明戏”。结婚如果不按中国的规矩来，三媒六证，几叩几拜，就叫做“文明结婚”，连女人放足，放出来的半大脚，都叫做“文明脚”。因为前者是学习西方的做派，后者则是西方人主张的。

所谓的文明，实际就是西化，而且是无条件赞美西方的西化，只要来自西方的，就是文明，就值得提倡和推崇，那么反过来，中国的东西，似乎就是不文明，不文明，在那个时代，就等于野蛮、落后。这场文明运动，无非是以西方的价值为价值，以西方的审美为审美，全面学习西方，从精神到制度，再到器物和风俗。在革命的当口，全国的革命军，其实根本就没有统一的组织，但却相约不碰外国人，连加入革命的会党、土匪都能自觉遵守规矩，战场上双方打得正欢，如果有外国人出面，说你们的炮火波及了我们，那么大家就一齐停战，另选个地方再打。革命军疯狂给人剪辫子的时候，唯有外国人出面干涉，才可以令他们暂时收手。

如此疯狂地学习西方，酷爱西化，背景是义和团运动的反向刺激。这个很本土的排外运动，在清朝新政时期，就已经彻底被国人自己污名化了。不仅跟着外国人管庚子之变叫“拳乱”，而且管义和团叫“拳匪”。上层知识界开明一点儿的人，原本就不同意义和团的做法，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两宫出逃，证实了他们意见的正确。还在出逃路上的西太后，转过来赞同他们的意见，接连发表上谕，要清军协助八国联军围剿原来被她赞为义民的义和团。本质上，义和团运动是在清朝政府于甲午之后学习西方的变革，因朝廷内部的纷争而导致失败之后，一场向内部寻求资源的挣扎，这种挣扎，由于过于本土化，疯狂激烈地排外，逢洋必反，反得非常血腥无理，当然挣不出个出路来，反而给西方落下了中国人愚昧落后的话把儿。

在再一次开始向西方全面学习的过程中，从新政走到革命，朝廷覆灭，共和兴起，但学习的劲头却有增无已。主导政局的上层人士，无论保皇还是革命，对于义和团愚昧的伤疤，都相当忌讳，不乐触碰，甚而用对西方事务的追捧，加以掩饰，只是北京的人，多少有点儿矜持，而上海的人，更加大胆一点儿而已。由革命催化的高调文明浪潮，其实是新政以来上流社会思潮的合理顺延。

只是，这种全盘西化的狂热，跟五四运动一样，并没有引起相应的社会变动。握有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口的乡村社会，大体上依然我故，如一潭死水。鲁迅小说《阿Q正传》和《风波》里，反映的还是相对开化的江浙农村，如果到了内地，情况还要令人泄气。尽管辛亥革命后的先进分子，大力度鼓**文明，但连作为西方人眼里中国人野蛮标志的男人头和女人脚，都很难改观，即使强悍的革命军，也只能在城里给进城的乡下人剪辫子，断然不敢冒险下乡去动剪刀，因为这样做，很可能会激起民变，再来一次清朝入关时的嘉定和江阴式护发（辫）抗争，也未可知也。至于给女人放足，或者禁止缠足，更是收效甚微。开明女人文明脚的示范，仅仅是人们的笑柄。当时的民谣，没有歌颂革命的，反对“文明”的却有不少：“小宣统，退了位，家家都有和尚睡。”这是讽刺剪辫子的，时人把剪了辫子的人都讥为和尚。“你说邪不邪，娘们儿穿着爷们鞋，回家一比差半截。”这是讽刺放足的。正像鲁迅在《风波》里描绘的那样，农民未必在意皇上是不是坐龙庭，但却在意自己头上的辫子。抵抗文明，比维护皇权更起劲儿。

跟农村的人们相反，凡是涉足政治的人，对于革命或者不革命，进而对于共和或者帝制反而更在意。当家的袁世凯日趋保守，祭天祭孔，强调尊孔读经，连官衔都改得古色古香，可是，一切文化上的向后看，着眼的是帝制的恢复，不过是文化搭台，政治唱戏。连有政治野心的土匪白狼，最初起兵，居然也打起了恢复大清的旗号，也是希望文化搭台，政治唱戏。搭完了台，戏演砸了，文化也就掉了价，传统掉了价。

因此，当五四运动再一次鼓**西化的时候，虽然林琴南之辈特别希望伟丈夫荆生，也就是段祺瑞的爱将和谋主徐树铮出头，将覆孔孟，铲伦常之辈一鼓**平，但徐树铮毕竟没有介入，反传统依旧没有深入农村，但社会对五四新文化的抵抗，却微弱了许多，听任白话文占领学校，听任西方的学科体系，扫**了中国的经史子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