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也奇怪，改革开放，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许多领域都变了，唯独教育的一亩三分地依然我故，行政主导不仅没有得到任何的削弱，反而随着改革而加强。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权力从来没有今日的含金量，日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好过，态度也从来没有如今日之牛气，而教育的效果，却也从来没有如今日般的低劣。中小学陷在应试的泥潭里，而高校则在大跃进的虚骄和浮夸中狂欢。教育这块计划体制的绿洲，繁荣茂盛的底下，是根烂水枯的内囊。

以高校为例，可以稍微有点儿夸张地说，几乎所有高校都是教育行政部门的附属机构，不仅学校的主要负责人由它们任免，而且学校主要事务也由教育行政部门操控，从毕业生文凭的发放、研究生入学考试的科目，到研究生录取分数线的划定，都是上面直接定的。甚至连教学模式、教学管理、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这样的具体事务，教育行政部门也有具体的指导。学校的部分经费改由项目的方式下发，这种貌似科学的改革，结果是使得大学校长见了教育部的一个小处长，都得假以辞色，因为学校编不好“故事”，或者故事编得不合主管处长的意，那么就可以不给你本来应得的经费。

最热闹的事情莫过于高教系统的各种评比。凡是有点儿常识的人都知道，没有哪个国家的大学培养质量是一样的，不同档次学校的文凭，硕士、博士学位的含金量自然也各有不同，然而，我们国家却不然，大学的硕士点和博士点的设置，需要教育行政部门来评定，虽然名义是专家在评，但熟悉官场规则的人都明白，组织者才是决定因素。这样做的前提，似乎就是告诉人们，我们的所有大学，文凭的含金量都是等值的。不仅这种大学所必备的“点”必须上面钦点，所有衡量学校档次的指标，都得上面来评。某个学科该由谁来研究，需要国家权力来确定吗？要的，我们不仅由教育行政部门来评定哪个大学哪个学科是重点学科，而且还要评出若干个研究基地，好像学术研究可以由某些官老爷们钦定赋予某些学校以垄断似的。不仅如此，我们还有精品课程、精品教材的评比，还有学校研究刊物入围的评比，还有各种名目的优秀成果奖的评比……不过，所有这一切，比起声势浩大的国家教育工程来，又是小巫见大巫了。开始是“211”工程，说是由国家确定若干所名牌大学，重点扶持。“211”刚刚起步，又来了个“985”工程，意思是再选一些大学，由国家重点投资，建设成世界一流大学。不知道按这个步调走下去，保不准以后还会有什么名堂。不过，所有的大名堂小名堂不大不小的名堂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教育行政部门说了算，所有想进来的学校都得巴结它们，于是大家拼了命挖门盗洞往里挤，争相对主管者献媚，甚至集体出动，四处运动，至于运动之外还干了些什么，只有运动健将们自己知道。大家如此卖力，如此豁出脸皮，不用说，是因为每个名堂背后，都堆放着金钱、荣耀和地位，这些好处，不仅是学校的，也是承担这些项目的个人的。

为了将行政权力发挥到极致，所有的这些评比名堂，都不是一劳永逸的，只要哪个学校卷进评比的争夺战中，胜也罢败也罢，都意味着永无宁日。学校的行政部门加上各个院系的领导，从此不仅要保持善于编故事的本领，推陈出新，还要永不间断地催促老师和学生，产生出各种教学与科研的数字。在大家竞相拼数字的竞争环境下，数字只能越编越多，气泡越吹越大。本来各个学校的科研都是教师的事情，但自从南方某大学发明硬性规定博士生非在“核心”期刊发表两篇论文才能毕业的高招之后，各大学纷纷效尤，高等教育再次进入了1958年师生共同大跃进的争高产步调。跟当年的大跃进不同的是，虽然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样做的后果，不是使中国的大学离世界一流大学更近了，而是远了。大家都陷在拼数字的旋涡里，结果只是让“核心期刊”肥了，平白增加了大量的版面费，而高校科研的质量却一滑再滑。面对这严酷的事实，虽然有识之士大声疾呼，但高校却身陷其中不能自拔（疾呼者自己也难免两腿泥）。据说，某些顶尖高校的逻辑是这样的，如果中国一流的大学不去争这些东西，那么自有二流的来争，如果二流的不争，则有三流的厕身其间，如果所有的研究基地、重点学科都落在了二三流的学校手里，那么我们岂不脸面无光？说白了，在行政加利益的杠杆面前，是没有人能顶得住的。话说回来，即使是著名高校的负责人，也还不是教育部任命的？在中央政府各个部门都在精简的同时，唯独教育部凭借11个副部级高校，反而多得了几十个副部级的位置。教育行政部门在整个国家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中之得天独厚，可见一斑。

改革几十年，应该说教育领域也不是像某些人批评的那样，一点儿也没有被触动过。高等教育收费了，而且幅度还挺大。素质教育也鼓吹并推行着，至少高校里多开了些音乐美术的欣赏课，中小学也有了教育行政部门编的素质教育的新教材。甚至民营资本也进入了教育领域，不仅有民办学校，而且教材和教辅的出版发行领域，也聚着成堆的书商。但是，所有的改革，如果可以称之为改革的话，作用只有一个那就是强化了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使它们的权力得到了金钱的滋润，变得更加游刃有余，威风八面，对教育界中人的驱使更有力度。事实上，只有当民营资本可以为教育行政权力具体实现高额垄断利润的时候，它才能在教育领域生存，否则，不是奄奄一息，就是只好选择夹皮包走人，民营学校如此，书商也是如此。

眼下，尽管人们在批评教育产业化，但实际上教育已经产业化了，只是这种产业化比较奇特，一方面，教育部门收费大幅度提高了，但另一方面，它所提供的服务却大幅度缩水了，面对缩水的服务，付费者一方还不能提出一丁点儿的异议，在几乎所有事情上都只能任凭教育部门宰割，其霸道程度，比古代的衙门还要厉害几倍，平民百姓受到了行政部门的欺负，虽然不容易，但毕竟可以拿行政诉讼法去告状，而学校违法，连告都找不到门口。我们的教育领域，就是这样一个超级的产业和衙门化高度结合的所在。

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会这样？在所有的行政部门都在收缩，行政权力在受到限制，都在强调依法行政的情况下，为什么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却在反其道而行之，从不担心受到惩罚？

我认为，关键在于我们的教育一直都背负着它所不能承受之重。都说中国的中小学生负担重，其实中国的教育负担更重，这个重跟经济无关，而是一种无形却分量特重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因为教育背负着这个东西，才踉踉跄跄，总是走不好，学生的书包也才会在推行素质教育的鼓噪下，依然沉得可怕。

古代的学校是个近乎神圣的所在。每个县的官学，门前无一例外有一块下马石，上面写着：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下马轿。意思是说，不管你是谁，官有多大，到了学校，就得从马上下来，轿里出来，毕恭毕敬，否则就是犯了大忌，头上的乌纱甚至头本身都有些危险了。学校里的教官虽然品位低微，但至少得是个五贡出身者才能做，学校里的考试和讲学，非科举正途出身的正印官不能染指。清朝中期，广东某县令跟当地驻军长官不和，于是下令学校隔三叉五地敲鼓，扰得住在学校旁边的总兵大人夜不成眠，只好搬家了事。如果没有学校作为凭借，一介七品芝麻官怎么敢跟二品大员过不去。不仅学校如此，整个教育体系都带有某种神圣性，明清两代外放的“学院”和学政，以及乡试的正副主考，都是绝对的清要之职，不论官衔大小，地方首长都得恭恭敬敬地迎接。中央的教育机关叫“礼部”，最能说明问题，教育跟国家的礼制联系在一起，关乎天下的兴亡。在那个时代，学校不仅是个教书的地方，培养人才的所在，而且负载着教化百姓，传承国家意识形态的重任，恰是在后面的意义上，它才变得如此的神圣不可侵犯。也可以说，它是沾了孔夫子的光，或者是说是沾了以孔夫子名义传承的儒家伦理的光，这个本来没有太多油水的地方才会有这么多附加的圣洁光环。

从古代到今天，中国的教育几次翻烙饼，从形式上看，已和大清国的时候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了，但附加在教育上的教化与意识形态传承的功能，却依然如故。21世纪了，世界变了，中国更是变了，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革命党变成了建设党，但我们的教育依然是为了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存在。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强化对学校、学生的管理。在这个大目标下，所有的行政强化都有绝对正当的理由：强化教学管理是担心教师对学生放水，或者教学的时候自由化；直接控制文凭是担心高校滥发那劳什子；科研项目控制是使学校的研究（尤其是人文社科）有正确的政治方向。而高校在上述几个方面出的问题，自然成了教育行政部门强化管理的最好借口，一动就说，看，不管出事了吧！其实不知道出了多少次国的官员们不是不知道，在教育这个领域，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学校拆烂污，等于是自我毁灭，即使在欧美先进国家，像钱鍾书所描绘的“克莱登大学”，也依然存在，但它们除了满足某些人的虚荣，以及蒙骗第三世界国家中人之外，谁把它们当回事呢？不是不知道，而是故意装着不知道，说出来的都是借口，而心里想的就是要保住自己超级的权力。

城狐社鼠，人们投鼠忌器，所忧者，在城在社而已。教育行政部门的超级权力，就是在这种忧虑中得以繁衍生息，发展壮大。

然而，人们要问的是，即使我们肯定我们现行教育目标的正当性，我们靠“灌输”和“管束”两个法宝，能否实现之？现实告诉我们，不能，效果恰恰相反。“灌输”不行，“管束”行不行呢？效果更差。因为“管束”背后，是一系列的不合理收费，一系列蛮横的强加于人，一系列低效高热闹的行政运作，长此以往，不仅最终会将学生逼上绝路，甚至连老师也要选择逃亡（不少有志为学的教师已经在议论另择职业的可能性，只是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多数人一时还没有更好的选择），即使不逃亡，行政强化的结果，也只能使教育事业步步走向窒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