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说过，小的时候，理想之一，就是卖文为生。实现了之后，发现自己的生活在别人看来，特别单调。每日里就是看书，写字，看书像是从书页上把字一行行拆下来，而所谓写文章，按王朔的说法，就是码字，像小时候在农场砌墙一样，一块一块往上码。所以说，我的生活等于是一边拆字，一边码字。拆别人的，码自己的，码好了给别人去拆。

习惯了这样生活的人，除了读的写的，都非自家喜欢的东西，一般来说，是不会感到枯燥的。因为拆字的时候，是生活在别人营造的世界里；码字的时候，则是生活在自己手工的世界里，总有新鲜可觅。足不出户，一样好玩儿。

不过，如果有机会，我还是喜欢出去走走。见各式各样的人，听千奇百怪的故事，见识五花八门的事情。中国处在急剧的变化之中，表现之一是不断发明新笑话娱乐大众，害得相声小品一个劲儿萎缩。老百姓也没闲着，大家各显神通。每次走出去，总让我有新鲜感。以前出门，要带个笔记本，看到什么，就记下来。现在进步了，带着笔记本电脑，不仅可以写东西，还可以上网。有时候看到什么事儿，当时想不明白，回程到飞机上忽然想通了，拿出来就可以写。飞机落地，一篇文章写好了。当然，更多的时候，我待在家里，时常整天不出门，从网上、报纸上，或者别人特意给我传来的东西里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如果有特别在意的，就写点儿东西。我的笔很快，小时候练出来的。码字码得再多，好像也不怎么耽误时间。

能码字，也是种权力。“文革”起，我成了狗崽子，天天挨揍，老师还组织批判，简直有没法活的感觉。后来境遇改善，一是换了个老师，二是学校开始搞大批判，没人写黑板报。找来找去找到了我。在那个地方，我算是能写会画的，一个板报不算什么，于是我就不怎么挨欺负了。不仅不挨欺负，还经常因为写板报，给领导写稿子，享受一些特殊待遇，比如可以不上课，晚上多吃一顿加餐，让我的同学感到很羡慕。他们有时会愤愤，一个狗崽子，怎么会这样受优待？但是，没办法，他们谁也出不了板报，写不出大批判稿。记得当时有位阶级意识特别强的老师，特意安排了两个贫下中农子弟，跟着我学，意思是等他们学会了，就把我淘汰掉。可惜，这俩宝贝，跟了我一年，也没学会，其实我倒是认真教来着。当年批判的对象，都是全国性的大人物，我不认识他们，他们更不认识我。今天看来，这样的批判很不应该，但当时的我，身处北大荒的山沟里，无论怎么批，都构成不了对这些人物的伤害。对于当时的全国人民而言，这样的批判，只是一种例行的仪式，有时候还带点儿娱乐的性质。可是这个仪式，却救了我，所以，到今天，我依然感觉没法痛恨我当时的所为。以后觉悟高了，估计忏悔也悔不到这个上头。

再后来，我成了学者。其实我这个学者，在初学阶段，倒是蛮像那么回事儿的。原因是当初我特别想做一个纯学者，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线装书。可惜那时候，没多少人当我是学者，只认我是个教书匠。到现在，我经常被人称为学者，其实倒不大像学者了。经常要对时事发声，开了很多专栏，也骗了不少稿费。

走到这个地步，说实在的不是我的本意。要追究责任，只能说是赖现在的大学。一个人从事某个职业，或多或少会对这个职业感到有点儿敬意，我就属于对教书这个行当敬意比较多的那种人。眼看着这个职业被一些官僚糟蹋得不成样子，而且越来越不成样子。凡有人心者，不能不气。正好，这时候有人约我写评论，于是就从批评教育开始，一路骂开去。到今天，趋势是越骂越多。人称，大事基本不落，拍砖基本不累。还好，我还有时间写点儿带注释的文字，也能教点儿还受学生欢迎的课。否则，真的该改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