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宗大历四年（769），杜甫将要去世的前一年，他在长沙遇见一位他所十分钦佩的诗人。那就是苏涣。杜甫做了一首诗来纪述他们的相遇。诗题是：《苏大侍御访江浦，赋八韵纪异，有序》。有的集本没有另标题目，即以九十余字的序文为题。其文如下：

苏大·侍御·涣，静者也。旅寓于江侧，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绝，久矣。肩舆江浦，忽访老夫舟楫而已。茶酒内，余请诵近诗，肯吟数首。才力素壮，辞句动人。接对明日，忆其涌思雷动，书箧几杖之外，殷殷留金石声。赋八韵纪异，亦见老夫倾倒于苏备至矣。

——据明刊《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本

单看此文，已经表现了“备至”的“倾倒”，附有五言诗一首，现只存七韵，竟说苏涣的诗超过了建安文学，足与西汉的司马相如、扬雄相比。听了他的朗诵，使得乾坤几次反复，使得自己返老还童，如像吃了灵芝仙草，使得湘妃、湘夫人在船窗外呜咽，使得精灵们都聚集着不肯离开，使得湘江的流水镇静了下来，不再翻波涌浪。真真是“倾倒备至”，这在杜甫的一生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他对于李白的佩服没有到这样的程度，对于郑虔和苏源明没有到这样的程度，对于高适与岑参更没有到这样的程度。杜甫的诗，自言“纪异”，的确是奇异的一件事。以下请读他的诗的原文：

庞公不浪出，苏氏今有之。再闻诵新作，突过黄初诗。

乾坤几反复，扬马宜同时。今晨清镜中，胜食斋房芝。

余发喜却变，白间生黑丝。昨夜舟火灭，湘娥帘外悲。

百灵未敢散，风波寒江迟。

苏涣虽身为侍御，却“不交州府之客”，故比之为东汉的庞德公。庞德公隐居于襄阳岘山之南，足迹不入城市。但庞德公是隐者，苏涣却不是真正的隐者，诗的开头两句只是泛泛相比而已。“黄初”是魏文帝曹丕的年号，与汉献帝的建安年分相衔接，故“黄初诗”即指建安文学。“突过黄初诗”便是说远远超过了建安诸子和曹丕、曹植的作品。言“黄初诗”而不言“建安诗”，在杜甫的心目中或许是把曹操和孔融的诗除外了的。

诗序与诗题都说是“赋八韵纪异”，但现存的诗却只有七韵，无疑是失去了一韵，即是失去了两句共十字。在“突过黄初诗”之后，照诗的局势看来，一定还有两句以表示苏诗的内容如何杰出、朗诵的声调如何雄壮，兼绾二者以收承上启下之效。因此，我不揣冒昧，根据诗序中的叙述，试为补写了两句：

殷殷金石声，滚滚雷霆思。

要这样才足以表明所以能“突过黄初诗”的实际，所以能具有使“乾坤几反复”的气魄。我所试补的这两句及所插入的地位，虽然不敢说一定和杜甫的原文相符，但我相信是相去不远的。

“乾坤几反复”的“几”字，可以读为“几乎”的几（平声），也可以读为“几何”的几（上声）。应该采取后者。因为，如果是乾坤几乎反复，那就不足以表达“倾倒备至”之意，和下文的泣鬼神也不相称。解为乾坤几次反复，便犹如《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里面的“天地为之久低昂”了。

这样使得杜甫为之“倾倒备至”的苏涣，到底是怎样的人呢？唐人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中选了他的《变律诗》三首，并附有小传。

涣本不平者，善放白弩，巴中号曰白跖。人患之，以比盗跖。后自知非，变节从学。乡赋擢第，累迁至御史，佐湖南幕。崔中丞（瓘）遇害，涣遂逾岭，扇动哥舒（晃）跋扈交广。此犹龙蛇见血，本质彰矣。三年中作《变律诗》十九首（或作“九首”，殆误），上广州李帅（勉）。其文意长于讽刺，亦育陈拾遗（子昂）一鳞半甲，故善之。……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苏涣诗一卷”，注文略本此，谓“巴蜀商人苦之，号白跖，以比庄。”庄是楚庄王的兄弟，初为盗贼，即古有名的盗跖。其后向西南开拓，成了云南的滇王。云南的楚雄，据说即因庄而得名。涣与跻的行径极相似，只是一成功，一失败而已。

崔瓘以潭州（今湖南长沙）刺史兼湖南观察使是在大历四年七月，兵马使臧玠据潭州作乱，杀了崔瓘，是在大历五年四月。苏涣到长沙实际还要早些，但杜甫是大历四年正月到长沙的。未几杜甫人衡州，夏季因怕热复折回长沙。因此，可以肯定，杜甫与苏涣的相遇是在大历四年的秋末。诗中有“风波寒江迟”句，可以为证。他们两位见面后，在长沙城外的湘江边上时相过从，杜甫还在其他的诗中提到苏涣。《暮秋，枉裴道州（虬）手札，率尔遣兴寄递，近呈苏涣侍御》中有这样的一段：

宴筵曾语苏季子，后来杰出云孙比。

茅斋定王城郭门，药物楚老渔商市。

市北肩舆每联袂，郭南抱瓮亦隐几。

无数将军西第成，早作丞相东山起。

这是裴虬去道州时在长沙的饯行宴上，杜甫曾经向他提到苏涣，说这位苏秦的后人真正杰出，住在“定王城”（即长沙城）外和自己经常在药商鱼市中见面，有时同坐轿子到城北去游览，有时又到城南坐在矮椅上看农家种地。他认为这位朋友具有宰相才，不久的将来希望他像谢安石一样抛去东山的隐居生活，拯救天下的苍生。比之为苏秦，只是切他的姓氏；比之为谢安石，那就又一次表达了“倾倒备至”的情怀。诗的最后四句是：

附书与裴因示苏，此身已愧须人扶。

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

说得相当诚实，相当殷切。自己老了，不行了，连行动都需要人扶持了。一切雄心壮志都让给两位仁兄，请你们早一点青云直上，致君于尧舜，为治国平天下而奋不顾身吧！以“致君尧舜”期待苏涣与裴虬（裴是附带着说的），较之比以谢安石又算进了一境，是比之以契稷了。

臧玠之乱，杜甫与苏涣同往衡州避难。杜甫有《入衡州》一诗，对当时的衡州刺史阳济，也把苏涣盛加称赞过一番。

剧孟七国畏，马卿四赋良。门阑苏生在，勇锐白起强。

比之为侠客剧孟，比之为文豪司马相如，比之为名将白起，说他有文武全才，而又任侠好义。杜甫对于苏涣的生平与性格，看来是十分清楚的。期之以“致君尧舜”，是出于杜甫忠君思想的主观愿望。苏涣后来要造反，恐怕杜甫不曾料到，或者有所感触而预为之规戒吧。在这一点上，可以明白地说，杜甫也并不是苏涣的真正的知己。

使杜甫“倾倒备至”的还有苏涣的诗。苏涣诗一卷可惜失传了，于今存世的只有四首。在三首《变律诗》之外，另有《怀素上人草书歌》一首，与《变律诗》同收入《全唐诗》中，仅此而已。

先来讨论《怀素上人草书歌》吧。这诗，一名《赠零陵僧兼送徐广州》。“零陵僧”即是怀素上人，“徐广州”则是广州刺史徐浩。徐浩在广州刺史任内只有一年半光景。《唐书·代宗纪》：大历二年四月“以工部侍郎徐浩为广州刺史、岭南节度观察使”。又，三年十月“以京兆尹李勉为广州刺史、充岭南节度使”。怀素去广州依徐浩，必当在大历二年四月以后和大历三年十月之前（或者稍后一点也有可能，因朝廷的任免在前，而实际的瓜代应稍后）。杜甫是大历四年正月才到长沙的，可知苏涣到潭州是在杜甫之前。《怀素上人草书歌》自然要算是“近诗”，但这首诗并不怎么出色，不足以使杜甫“倾倒备至”。诗是七言，也不能比以主要是五言体的“黄初诗”。不妨将全诗仔细吟味一下。

张颠没在二十年，谓言草圣无人传。

零陵沙门继其后，新书大字大如斗。

兴来走笔如旋风，醉后耳热心更凶。

忽如裴旻舞双剑，七星错落缠蛟龙。

又如吴生画鬼神，魑魅魍魉惊本身。（吴生即吴道子。）

钩锁相连势不绝，倔强毒蛇争屈铁。

西河舞剑气凌云，孤蓬自振唯有君。

今日华堂看洒落，四座喧呼叹佳作。

回首邀余赋一章，欲令羡价齐钟张。（钟繇、张芝。）

琅诵×句三百字，何似醉僧颠复狂？

忽然告我游南溟，言祈亚相求大名。

亚相书翰凌献之，见君绝意必深知。（献之即王献之。）

南中纸价当日贵，只恐贪泉成墨池。

开头一句“张颠没在二十年”便是问题，很不像诗句。一般把“没在”作去世解，在大历二、三年时张旭已去世二十年，则张旭应死于天宝五、六年。这和别的资料大有抵触。资料之一，如李白《猛虎行》，叙述安禄山占领了洛阳，李白南奔，三月在溧阳酒楼与张旭相遇。可见天宝十五年时张旭犹未去世。资料之二，宋人无名氏编《宝刻类编》收有张旭所书《千字文》残帖六百九十字，末署“乾元二年二月八日”，比天宝十五年更后四年。因此，“张颠没在二十年”句，毫无疑问，必有错误。原诗是有蠹蚀的，如“琅诵×句三百字”即夺去一字。我疑“张颠没在二十年”当是“张颠没世已十年”的蠹蚀残文，如此不仅文从字顺，可以成为诗句，与其他资料也苛毫无龃龉。由大历三年上推至乾元二年恰为十年，则张旭去世盖即在乾元二年，而苏涣的诗则作于大历三年。

《草书歌》虽不怎么出色，但精神是可取的。末句“只恐贪泉成墨池”，大有深意。这一方面嘲骂了贪污分子，另一方面也警告了怀素和尚。这正是“不交州府之客”者的怀抱和吐嘱。广州刺史徐浩，事实上就是一个大贪污分子。《资治通鉴》代宗大历五年说他“贪而佞，倾南方珍货以赂（元）载”。知道了这一层，苏涣诗的用意就更加显豁了。

怀素的草书，继张旭之后，有名于世。李白也有《草书歌行》一首赠怀素，不妨录出，以资比较。

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

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杀尽中山兔。

八月九月天气凉，酒徒词客满高堂。

笺麻素绢排数箱，宣州石砚墨色光。

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

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

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

怳怳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

左盘右蹙如惊电，状同楚汉相攻战。

湖南七郡凡几家，家家屏障书题遍。

王逸少，张伯英，古来几许浪得名！

张颠老死不足数，我师此义不师古。

古来万事贵天生，何必要公孙大娘浑脱舞！

这首诗，比苏涣的那一首要好得多，但前人多以为伪作。苏轼首发其难，谓“其‘笺麻素绢排数箱’之句，村气可掬”。李白和其他诗人每每有率直之句，这是不成其为理由的。清代的注家王琦，谓“以一少年上人而故贬王逸少、张伯英以推奖之，大失毁誉之实。至张旭与太白既同酒中八仙之游，而作诗称许有‘胸藏风云世莫知’之句（案见《猛虎行》），忽一旦而訾其‘老死不足数’，太白决不没分别至此。断为伪作不疑矣。”

今案：张芝（伯英）以章草名世，所存手迹在唐代已属有限，而且已不入时，故谓之为“浪得名”。王羲之（逸少）真迹近章草，伪迹甚多，即传世《兰亭序》也是假造的。李白知道此中消息，曾有诗句云“兰亭雄笔安足夸？”（《鲁郡尧祠送窦薄华还西京》）“雄笔”是别人称之为“雄”，其实是伪迹，故不足夸。因而也谓之“浪得名”。“张颠老死不足数”，张旭如上所述，死于乾元二年，李白这首诗也当作于长流夜郎、遇赦放回、于乾元二年秋游零陵时所作。当时张旭去世了，所谓“不足数”者，是人已经死了，不必再提了。这犹如陶渊明的“死去何所道”（《挽歌三首》之三），多少有些愤世疾俗的意味。即使作为对于张旭的狂草有所不满，论理也没有什么“没分别”。杜甫也是一样，一方面在《饮中八仙歌》中称颂张旭，另一方面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却认真地菲薄张旭。“吴郡张颠夸草书，草书非古空雄壮。岂如吾甥（李潮）不流宕，丞相（李斯）、中郎（蔡邕）丈人行！”这不同样也是“没分别”了吗？李白和杜甫，在书法的观点上，也是有所同而又有所不同。李白的抑张旭而扬怀素，颇有奖励后进的用意；杜甫的抑张旭而扬李潮则完全是贵古贱今了。

又杜甫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诗序中曾说：“昔者吴人张旭，善草书书帖，数尝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豪迈感激。”而李白则说“古来万事贵天生，何必要公孙大娘浑脱舞！”这里也可以看出李杜二人之同而又不同。李白重视首创（即所谓“天生”），杜甫则重视学习。两者须得辩证统一，然后才能达到好处。

近人詹锳也认为李白的《草书歌行》是伪作。他的理由有二。其一，谓“怀素生开元十三年，晚太白二十五岁。今诗中一则云：‘吾师醉后倚绳床’，再则云：‘我师此义不师古’，太白一生倨傲，断不至对一少年上人若是之尊崇也。”（《李白诗论丛》55页）其二，谓“诗又云：‘湖南七郡凡几家，家家屏障书题遍’。王琦注：‘湖南七郡，谓长沙郡、衡阳郡、桂阳郡、零陵郡、连山郡、江华郡、邵阳郡。此七郡皆在洞庭湖之南，故曰湖南。’不知其何所据。按《新唐书·方镇表》广德二年置湖南节度使，共辖五州。‘湖南’二字用作政治区划之名，当始于此。至宋太宗置湖南路，始统潭、衡、道、永、邵、郴、全七州，一桂阳监。太白卒于宝应元年，而此诗中已有‘湖南七郡’之称，亦至可疑。”（同上）

今案：称怀素为“师”，是一般的通称，如画师、医师、巫师、禅师、法师等等。故诗中的两个“师”字（第二个“我师此义”的“师”字可能是动词）就等于“上人”，等于“和尚”，并非特别“尊崇”。至于“湖南七郡”犹如杜甫《兵车行》中的“山东二百州”，“山东”乃华山之东，“湖南”乃洞庭之南，在古时都非“政治区划”。“七郡”字样，在李白诗中尚别有所见，“七郡长沙国，南连湘水滨”（《送长沙陈太守二首》之二）。这所指的正是潭州长沙郡、衡州衡阳郡、永州零陵郡、连州连山郡、道州江华郡、郴州桂阳郡、邵州邵阳郡。七郡在汉时都是长沙国旧地，都在洞庭湖之南。王琦的注是有根据的，一点也没有错。因此，李白的《草书歌行》，不能说是伪作。

言归正传，还是来谈苏涣的问题吧。

苏涣是什么时候到广州的？大抵的期限是在大历五年四月臧玠之乱以后和大历八年九月与哥舒晃一同造反之前。关于哥舒晃的造反，《唐书·代宗纪》有扼要的叙述。

大历八年，……九月，……壬午（初十），岭南节度使、广州刺史吕崇贲，为部将哥舒晃所杀。……十月，……乙丑（二十三日），以江西观察使路嗣恭为广州刺史，充岭南节度使，封翼国公。

大历十年，……十一月，……丁未（十七日），路嗣恭攻破广州，禽哥舒晃，斩首以献。

《唐书·路嗣恭传》纪载得较为详细。传言“大历八年，岭南将哥舒晃杀节度使吕崇贲，反，五岭骚扰。诏加（路）嗣恭（以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使）兼岭南节度观察使。嗣恭擢流人孟瑶、敬冕，使分其务。瑶主大军，当其冲。冕自间道轻入，招集义勇得八十人以挠其心腹。二人皆有全策诡计，出其不意，遂斩晃，及诛其同恶万余人，筑为京观。俚洞之宿恶者，皆族诛之。五岭削平。”

路嗣恭杀人之多是可以惊人的，他把少数民族的一同起义者也“族诛”了。但这个大刽子手，同时又是一个大贪污犯。传上说他“及平广州，商舶之徒，多因晃事诛之。嗣恭前后没其家，财宝数百万贯，尽人私室，不以贡献。代宗心甚衔之。”这位皇帝也是一个好宝贝，他没有惩罚贪污犯，反因没有得到分赃而不平，对于路嗣恭没有“论功行赏”。不久代宗死了，他的儿子德宗即位。宰相杨炎受了路嗣恭的贿赂，又才追叙了路的“前功”。中唐的帝王将相就是这样一批货色。以这个标准来作衡量，可以肯定哥舒晃和苏涣的造反是完全有理的。

路嗣恭在平定岭南时，他的儿子路恕和降将伊慎，也出了力气。传上说：“子恕，字体仁。初，岭南衙将哥舒晃反，诏嗣恭自江西致讨，授（恕）检校工部员外郎，得以军前便宜从事。俄而，降者继路，于是擢降将伊慎，推心用之。贼平，恕功居多。”

关于伊慎，唐人权德舆有《伊慎神道碑》（见《权载之文集》卷十七），为之歌功颂德。这是关于当年战役的第一手资料，不妨把有关的叙述摘录如下：

大历中，岭南裨将哥舒晃，盗杀其帅吕崇贲以乱。窃据府中，南方萧然。江西连帅路嗣恭承诏出师，命将孟瑶暨公（伊慎）以讨。公以水陆士徒，分道鼓行。晃之谋主苏涣、骑将王明悦，鸱张蚁聚，皆据扼害。公曰：寇不可玩，胜无幸焉。……乃舂其喉而溃其腹，斩首三千级，下韶州。其明年战于把江口，水道湍悍，戈船趑趄。公浮筏置薪，迎风纵焰。寇之焦没于水火者，终夕有声。又明年，军于滑口，于端州，于潮阳，次于广州。冬十月，斩晃、涣于泔溪，揭其首以徇。（案《代宗纪》作“十一月”，此作“冬十月”，殆夺去“一”字。）

哥舒晃和苏涣的造反，在今天的广东省内，东起潮阳，西至肇庆，北起韶关，南至广州，范围是相当广阔的；坚持了两年多之久，战争是相当激烈的。既得到少数民族的响应，也得到商人的支持，想来工人农民也是参加了的，然而终于失败了。这无疑是中了“诡计”。孟瑶、敬冕是流人，伊慎是降将，他们尽可以使用木马计，从内部来破坏堡垒。究竟是怎样的“诡计”，惜语焉不详。哥舒晃，和哥舒翰一样，当是西突厥别系突骑施族人，他对于“谋主”苏涣的计谋是否言听计从，不得而知。总之，轰轰烈烈的一场造反，持续了两年多，终于被镇压下去了。“五岭”被人“削平”了。

进一步来谈苏涣的《变律诗》吧。原诗本有“十九首”，估计是因袭《古诗十九首》的数目而撰作的一套组诗。仅存三首，其他十六首可惜不可复见了。诗是五言，正是“黄初诗”的主要体裁。仅存的三首，从内容来说，实在是别创一格。要这些诗才足以使杜甫“倾倒备至”。然而作诗的年代和地点却有问题。

南宋人洪迈在《容斋三笔》卷十六中收录了两首《变律诗》（即《养蚕》与《毒蜂》两首），据云“在广州作《变律诗》十九首上广帅”。案此说实以《中兴间气集》为蓝本。后书，前面已征引，在叙述苏涣进入岭南后，接着说“三年中作《变律诗》十九首，上广州李帅（勉）”。这仿佛认为《变律诗》十九首不是组诗，而是在“三年”之中断断续续做成的。“三年”的期限，很明显是从推算得来。李勉是以代宗大历三年十月任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使，在职凡四年，他的后任就是吕崇贲。吕是大历七年十月被任为广州都督充岭南节度使（见《唐书·代宗纪》）。苏涣入广州，确切的年月虽不得而知，但总是在大历五年四月之后，故在广州与李勉相处可能有三个年头。这就是“三年中作《变律诗》十九首，上广州李帅”的依据了。

然而十九首分明是拟《古诗十九首》的组诗，决不会是在三年中断断续续做成的。到了广州，忙于实际工作，也不会有多的闲暇来从事诗作了。“上广州李帅”当是事实，然安知不是在大历五年四月以后不久苏涣初到广州时作为贽见礼而奉献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兴间气集》撰成于大历后不久，对杜甫的诗一首也没有选，而却把《变律诗》选了三首。把叛逆者的诗选作“中兴间气”之作，高仲武是有胆量的。幸亏他选了这三首，不然一首也不会保留下来了。这也就证明《变律诗》确是出色之作，要这样的诗才能使得杜甫“倾倒备至”。

因此，我能心安理得地相信：《变律诗》在长沙时就应该有了。杜甫所听到朗诵的，现存的三首诗一定被包含在内，让我们逐一地加以玩味吧。

《变律诗》之一：

日月东西行，寒暑冬夏易。阴阳无停机，造化渺莫测。

开目为晨光，闭目为夜色。一开复一闭，明晦无休息。

居然六合内，旷哉天地德。天地且不言，世人浪喧喧。

这首可以说是苏涣的宇宙观。宇宙是采取辩证的方式无休息地发展着的。天地、日月、阴阳、晦明、昼夜、冬夏、东西、开闭……由无数矛盾的对立统一而形成造化，这里没有人格神的存在。大抵是由《周易》的阴阳对立、“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的思想演变而来的。他主张效法“不言”的天地，注重实践。他的行事和他的这种主张相符，言行一致。因此，他的诗，读起来便不觉得陈腐、空洞，而是有他的行为作为保证的。杜甫称他为“静者”。“静者”的意思，杜甫在别的诗中曾下过界说，即“静者心多妙”（《寄张彪》），也就是说是有思想的人。其实苏涣不仅有思想，而且有行动，他大抵上是一个不言而行的人。他既不是消极的遁世者，也不是浮夸的愤俗派，而是胸有成竹的实践家。

《变律诗》之二：

养蚕为素丝，叶尽蚕不老。倾筐对空林，此意向谁道？（“林”或误作“床”。）

一女不得织，万夫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难。

祸亦不在大，福亦不在先。世路险孟门，吾徒当勉旃！

他是深知民间疾苦的，借养蚕女的劳心焦思以概其余。的确，锦衣玉食的人，谁知道耕织的辛苦？！“一女不得织”不仅是一女的问题，而是养蚕缫织者的共同灾难。“一夫不得意”也不仅是一男的事情，而是劳动人民的联带关系。一发可以牵动全局，一举可系国家安危。由微可以知著，从小可以观大。涓涓之水，将为江河。笑得太早，不是太好。天下的局势是很艰险不平的，有识者能不黾勉努力吗？努力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要铲平险阻，争取劳苦人民能各得其所。志趣是够宏大的，但他说得相当娓婉。他之所以成为造反者的“谋主”，并不是偶然的。

《变律诗》之三：

毒蜂一成窠，高挂恶木枝。行人百步外，目断魂亦飞。

长安大道边，挟弹谁家儿？右手持金丸，引满无所疑。

一中纷下来，势若风雨随。身如万箭攒，宛转迷所之。

徒有疾恶心，奈何不知几？

这是一首讽喻诗。“毒蜂成窠”暗喻当时的政治舞台。当时的帝王将相、地方官吏、显族豪绅就是一大颗毒蜂窠。你要除去它，却不可轻率从事。一弹子打去，毒蜂群起而围攻，使得你身受万箭，无法摆脱，而终至于丢命。你虽然疾恶如仇，可惜太不懂策略（“几”）了。诗中的“挟弹儿”显然有所指。我认为所指的很可能就是李白。

李白生平曾经遭受过两次谗毁。第一次在天宝初年被张垍、高力士等轰出了长安，第二次是安禄山叛乱后随永王璘东巡被认为叛逆，初被囚于寻阳，后被长流夜郎。虽然在长流夜郎的途中遇赦放回，但李白以刑馀之身，在暮年还受到“世人皆欲杀”的围攻。这两次谗毁有内在的因果关系。李自豪放，写了不少忧谗畏讥、愤世疾俗之作，有时非常沉痛，非常激烈。这其实就是打中蜂窠的弹子了。尽管玄宗换为肃宗，而毒蜂成窠依然还是那个局面。因而李白便不容于世而困死在当涂。

苏涣一定是同情李白的。他们同是蜀人，同是诗人，又同样不合乎流俗。苏涣要做诗惋惜李白，是极在情理中的事。他在舟中和杜甫见面时，所朗吟的“近诗”中无疑包含有《变律诗》，更无疑包含有《毒蜂成窠》这一首。他们除吟诗之外，也一定还交谈过李白的往事。长沙是李白曾游之地，李白受冤屈的遭遇，正好成为比较有正义感的苏杜二人间的话题。

李白并不曾认真造反，而以谗毁终其身，苏涣说他“不知几”——不懂策略。怎样才算是懂策略呢？照着苏涣后来的行径来看，那就是要沉默寡言、发动群众认真造反吧？苏涣是这样办了，造反持续了两年半，但他也终至遭到杀身之祸。这是表明毒蜂窠太大了，整个封建社会就是颗大毒蜂窝，一个弹子自然无可奈何，弹子少了也是无济于事的。封建社会在苏涣死后还持续了一千多年，不敢弹打毒蜂窠的人，如不是自己成为毒蜂，便只好苟且偷安或潦倒至死。杜甫便是这潦倒至死一类的典型，尽管他“每饭不忘君”，尽管他反对“盗贼”——反对造反，但他的一生依然是一个悲剧。

造反诗人苏涣，在封建时代毫无疑问是一位突出的人物。他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他的诗虽然只剩下四首（毁灭了的一定还有更好的作品），但他的造反精神是愈会被后人重视的。

如果要从封建时代的诗人中选出“人民诗人”，我倒很愿意投苏涣一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