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同严武的关系，一般说来，是比较有始有终的。

他们同是和房琯接近的人，也因房琯的失败而受到蹭蹬。严武虽然不久之间恢复了他的宦海航程，一帆风顺；杜甫则是闲散或沉滞在下寮，一辈子郁郁不得志。

杜甫以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十二月至成都，时年四十八岁。隔了两年的上元二年（761）十二月，比他小十四岁的严武被任为成都府尹兼御史大夫，充剑南节度使。当时是合剑南和东西川为一道。因此，杜甫在成都的生活颇受到严武的照顾。在严武是第二次入蜀，在此前曾任剑南东川节度使。

但严武二次入蜀，为期不久，只有半年多点。在代宗宝应元年（762）四月，玄宗、肃宗父子相继去世，父先子后，相隔仅十四日。七月，严武被召回长安，充山陵桥道使，监修玄、肃父子的陵墓。在这七月里，杜甫亲自送严武至绵州（今四川绵阳县），二人有诗唱和。

严武去后，诗人高适继任成都尹。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勾结卭州羌兵占据西川，扼守剑阁，严武回京之路受到一时的阻塞。杜甫这时已往梓州（今四川三台县），有诗慰问严武，严武也有答诗，有句云“跋马望君非一度，冷猿秋雁不胜悲”（《巴岭答杜二见忆》，附见杜集《九日奉寄严大夫》之后），两人的情义是颇为深厚的。

徐知道之变为时不久，因徐与羌兵有矛盾，徐被羌将所杀，乱子在八月里就平定下去了。

杜甫留居梓州，不久把成都的家眷接了来。他和梓州刺史兼东西川留后章彝，过从甚密，做了不少的诗。就集中所见，在题上或注中明确标明者，有下列十一首：

（一）《陪章留后惠义寺饯嘉州崔都督赴州》；

（二）《陪章留后侍御宴南楼，得“风”字》；

（三）《台上，得“凉”字》（与上首同时作）；

（四）《章梓州橘亭饯成都窦少尹，得“凉”字》；

（五）《章梓州水亭》（原注：“时汉中王（李）兼、道士席谦在会，同用‘荷’字韵”）；

（六）《随章留后新亭会送诸君》；

（七）《冬狩行》（原注：“时梓州刺史章彝兼侍御史留后东川”）；

（八）《山寺》（原注：“章留后同游，得‘开’字”）；

（九）《桃竹杖引，赠章留后》；

（十）《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得“柳”字》；

（十一）《奉寄章十侍御》。

章彝是杜甫在梓州的东道主。这人本是严武的僚属，在留守任内是相当飞扬跋扈的。例如《冬狩行》，叙述章彝“夜发猛士三千人”，举行大规模的冬狩，猎围之大在“东西南北百里间”。杜甫比之为帝王的“春搜冬狩”。杜甫看到了这样的情况，也采取了司马相如、扬雄等对待皇帝的手法，一方面大大地恭维，一方面又微微地讽谏。当时是什么时代？吐蕃侵入了长安，代宗逃跑到陕州，“天子不在咸阳宫”。而在这时候兴师动众，举行田猎，这就使得杜甫在诗里近乎呼号地喊出：“得不哀痛尘再蒙？呜呼，得不哀痛尘再蒙！”古时皇帝出奔叫作“蒙尘”，这样的呼号，似讽又似颂了。因为章彝也尽可以借口说：我的狩猎，正为练习野战，准备为王前驱呢！

再看《山寺》那首诗吧。章彝骑着紫马，被人簇拥到一座山寺里去。扈从之盛，杜甫用了一句话来形容：“树羽静千里！”（旌旗蔽野，使千里内的人肃静回避。）虽然用的是夸大手法，但总得有一定的底子。山寺十分破旧，和尚们穿着褴褛的袈裟。这也表明时代的衰敝，连寄生虫及其巢穴都破败得不成样子了。和尚们向留后恳求施舍，留后大人立即向宾从倡议捐献，咄嗟之间便聚积了一大笔款子，使“诸天必欢喜，鬼物无嫌猜”。杜甫接着又加上了两句：“以兹抚士卒，孰曰非周才？”——用这样的态度来爱护士兵的人，谁能说不是全才呢？这样也是似讽似誉，杜甫看来是煞费苦心的。

杜甫和这样的人相周旋，而且倚为东道主，因而有时也昧着良心大加吹捧。像《奉寄章十侍御》那首诗，除吹捧之外，任何讽刺意味也领略不出来了。

淮海维扬一俊人，金章紫绶照青春。

指挥能事回天地，训练强兵动鬼神。

湘西不得归关羽，河内犹宜借寇恂。

朝觐从容问幽仄，勿云江汉有垂纶！

把一位飞扬跋扈、在国难期间穷欢极乐的地方军阀，竟公然毫无保留地歌颂起来。章彝是扬州人，竟称之为“淮海维扬一俊人”，说他有旋乾转坤的军事才能，所训练出的强兵可以使神号鬼哭。既比之以刘先帝的股肱关羽，又比之以汉光武所倚重的寇恂。章彝正要上京朝觐，如被朝廷留用，地方上的民众会舍不得他离开，要同寇恂的故事那样，向朝廷“借”回。最后还希望他向朝廷推荐自己，自比钓鱼的姜太公。表面上虽说：不要说有老人赋闲在江上钓鱼，事实上正是要他不要忘记提说。杜甫庸俗的江湖气息，在这首诗里面又充分泛滥起来了。

不过和这样的人相处似乎也并不那么舒畅，杜甫在梓州期间，他曾经往梓州所属的射洪今射洪县西北、通泉今射洪县城关等地去游览，又曾到过汉州德阳、阆州阆中。一方面是游览，一方面也好躲避和这些人的应酬。最后他竟决定要离开梓州东出夔门了。请看《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那首诗吧，诗里面有这样的话：

常恐性坦率，失身为杯酒。近辞痛饮徒，折节万夫后。

昔如纵壑鱼，今如丧家狗。既无游方恋，行止复何有？

相逢半新故，取别随薄厚。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

说自己非常谨慎，生怕酒后失言惹出大祸——这两句颇有渊源，留待下文阐述。近来连酒也戒了。出门靠朋友，或多或少的程仪得到新旧的朋友们的惠赠，没想出连洞庭湖来的船都弄到手了。“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青草湖是洞庭湖的湖尾，杜甫所弄到的船可见是湖南船要回到洞庭去的。程仪送得最多的，毫无疑问，就是那位“使君留后”。“眷眷章梓州，开筵俯高柳。楼前出骑马，帐下罗宾友。健儿簸红旗，此乐几难朽！”盛大的饯别宴在高楼上举行，宾友众多，马匹骈阗，红旗簸**，其乐难忘！“几难朽”，“几”字可平可仄，可见杜甫在玩弄手法。

杜甫在梓州、阆州一带停留了两年，已经决定出峡，连饯行酒都吃了，然而他没有走成。为什么？是因为在代宗广德二年（764）二月，严武又以剑南东西川节度使第三度入蜀！杜甫真是高兴得不得了，立即寄了诗去表示欢迎。

殊方又喜故人来，重镇还须济世才！

常怪偏裨终日待，不知旌节隔年回。

欲辞巴徼啼莺合，远下荆门去鹢催。

身老时危思会面，一生襟抱向谁开？

——《奉待严大夫》

（在这异乡，真是高兴，老朋友又快来了。像东西两川这样的重镇是需要你那样的济世大才。经常诧异为什么下级将领们整天在等待你；谁知道你的大驾仅仅隔一年又回来了。我正打算离开巴蜀僻地，在这四处有啼莺的时候，船（鹢）都准备好了，在催我远下荆门。我年纪老了，处在国家艰难的情形下，总想见你一面。平生的志愿，除你而外，还好向谁开陈呢？）

衷心欢悦的脉搏在诗句里面跳动着。接着取消了出峡的念头，率领着妻子，又回到成都去了。

在这里想顺便提出一个比较微妙的问题：在严武离开成都之后，是高适继他的后任。高适是杜甫的诗友，杜甫在诗中每以高适与李白并提。他们在天宝初年曾经同游梁宋等地，打猎访古，饮酒赋诗，高谈雄辩，目中无人。严武离开了之后，杜甫为什么不回成都去依靠高适，而却留在梓州依靠章彝？

要回答这个问题，只须想到唐玄宗与唐肃宗父子之间的矛盾便可迎刃而解了。经过安禄山叛变之后，高适和李白、杜甫已经站在敌对者方面。高适是肃宗一边的人，李白和杜甫是靠近玄宗的。特别在讨伐永王李璘时，高适是肃宗所任命的统帅。永王为地方兵力所击败身死之后，高适兵未血刃而罢，由淮南节度使经过一段时期在洛阳任太子少詹事之后，出任彭州刺史，再迁蜀州，接严武的后任。杜甫在这时之所以不回成都，我们便可以恍然大悟了。李白是不满意高适的，在寻阳狱中，有诗讽刺过他。杜甫也是不满意高适的，在梓州流寓时，也有诗讽刺过他。

在高适“镇蜀”任内，吐蕃内犯，攻陷陇右，直逼长安。蜀郡西北部的松州、维州、保州等地都被包围，后来也终于陷落了。杜甫有《警急》《王命》《征夫》和《西山三首》等诗纪其事，对于高适的无能曾予以刻骨的讥刺。姑且把《警急》一首举出以示例：

才名旧楚将，妙略拥兵机。玉垒虽传檄，松州会解围。

和亲知计拙，公主漫无归。青海今谁得？西戎实饱飞！

这在讥讽高适：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他讨伐李璘时是统帅，身任淮南节度使兼领广陵等十二郡，那些地域在古时都属于楚，故称适为“楚将”。那时的名气多大呀，俨然拥有神机妙算。（其实打败永王的“军功”并不是他所建立的。）现在在成都附近的玉垒山虽然有军书飞传，在“名将”的统帅下，松州早迟是会解围的吧。（其实是沦陷了。）朝廷在讲和亲，真是糟糕，弄得金城公主没有着落。青海目前在谁的手里呢？（已落在吐蕃的手里！）西来的吐蕃族已经吃得饱饱的，把虏获物含着飞走了。（飞向何方？飞向长安！）这对于高适的讽刺可以说是深入骨髓。

严武是房琯所引用的人，故高适和严武也应该处于对立地位。高适无能，只好让严武第三次入蜀。杜甫，如上所述，寄诗严武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对严武的热烈欢迎，也就是对高适的无情冷送；说严武是“重镇”所需要的“济世才”，也就是斥高适为不配膺任“重镇”的非济世之才；自己的怀抱只能向严武打开，也就是说不能向高适打开。要之，杜甫与高适的交谊，在晚年来也不如早年那样融洽无间了。

严武在抵御外患上，比起高适的本领来，的确要高得多。他第三次入蜀后，以广德二年（764）七月率兵西征。九月破吐蕃七万余众，拿下了当狗城（在四川理番县东南）。十月又拿下了盐川城（在甘肃漳县西北）。同时遣汉州刺史崔旰（即崔宁）在西山追击吐蕃，拓地数百里。这和郭子仪在秦陇一带的主力战相配合，终于把吐蕃的大举入侵击退了。这和高适的无能，恰成为鲜明的对照。

严武对于杜甫是相当尊重的。第三次入蜀后，在当年六月便向朝廷推荐杜甫任节度使署中的参谋，授职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这就使杜甫又成为了朝廷的命官，杜甫本人也非常满意。他在诗中常常夸示他的省郎的官衔，也常常提到朝廷所赏赐的鱼袋。后人称杜甫为“杜工部”，称成都杜甫草堂为“工部草堂”，也就根源于这儿。

杜甫在严武幕中只有半年。幕僚生活对他并不惬意，在永泰元年（765）正月，辞职获准，他便回到草堂去了。但他和严武的关系还是维持着的。回到草堂后，有《敝庐遣兴奉寄严公》一诗可证：

野水平桥路，春沙映竹村。风轻粉蝶喜，花暖蜜蜂喧。

把酒宜深酌，题诗好细论。府中瞻暇日，江上忆词源。

迹忝朝廷旧，情依节制尊。还思长者辙，恐避席为门。

诗是写得很娓婉的，但不免有点罗嗦。只消前四韵就够了，他却补上后二韵，把自己的愿望说得个倾箱倒箧。他是希望严武有暇的时候下访草堂，煮酒论诗，但又怕他会回避自己的以席为门户的陋室。诗中的“节制”、“长者”，都是指严武。严武比杜甫年轻十四岁，但他是杜甫的长官，朝廷的节度使。其实这些话尽可以不必说，是谁都知道的。

但杜甫的这个愿望没有得到满足，就在同年的四月，严武突然病死于成都，年未满四十。这对杜甫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在五月中便立即买舟南下，离开了他经营了五六年的成都草堂，从此不复返了。

杜甫离开成都之后，由水路经过了嘉州（乐山县）、戎州（宜宾市）、渝州（重庆市）、忠州（忠县）等地，最后寄居在夔州（奉节县）。在忠州时，他有《哭严仆射归榇》一诗，并上船拜见了严武的母亲。诗中有句云“老亲如宿昔，部曲异平生”，悼死唁生，是包含有不少眼泪的。自称为“部曲”，表明是部下，杜甫当时在病中，故言“异平生”。

严武的父亲严挺之，死于天宝元年，年七十岁。大杜甫三十九岁。如果严武的父母，年岁相差不远，他的母亲在伴着他的灵柩出蜀时，怕已经在八十岁左右了。“一哀三峡暮，遗后见君情”。杜甫的哀感是相当长久的，作为后死者，愈久愈回念故人的情谊，耿耿难忘。在两年后，杜甫在夔州写了八首长诗，即《八哀诗》，悼念他所尊敬的八位人物——王思礼、李光弼、严武、李琎、李邕、苏源明、郑虔、张九龄。在悼严武的诗中有句云：

诸葛蜀人爱，文翁儒化成。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轻。

他比严武为诸葛亮，为汉武帝时使蜀郡文物开展起来了的文翁。严武的一去一来，使蜀中的崇山峻岭为之载轻载重。对于严武，可谓推崇备至。严武早卒，他又比之以颜回，比之以贾谊，反复咏叹，一往情深。诗的最后两句是：“空馀老宾客，身上愧簪缨。”——以老幕僚自居，而不尽地感怀恩谊，蒙他使自己成为了朝廷的命官，未能尽职，不免惭愧。

在杜甫和严武之间这样美好的交谊中，但却有过浓厚的一片乌云存在。《新唐书》本传中叙述到这件事。

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至其家。甫见之，或时不巾。而性褊躁傲诞，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亦暴猛，外若不为忤，中衔之。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

严武欲杀杜甫一节，《唐书》本传中没有提到。说者以为：此说出《云溪友议》，不足信。然《云溪友议》所载，和《新唐书》也有出入。《云溪友议》是唐人范摅所作，卷上《严黄门》项下有云：

（严武）拥旄西蜀，累于饮筵对客骋其笔札。杜甫拾遗乘醉而言曰：“不谓严挺之有此儿也！”武恚目久之，曰：“杜审言孙子，拟捋虎须？”合座皆笑，以弥缝之。武曰：“与公等饮馔，谋欢，何至于祖考矣！”房太尉琯亦微有所误，忧怖成疾。武母恐害贤良，遂以小舟送甫下峡。母则可谓贤也。然二公几不免于虎口乎！……支属刺史章彝，因小瑕，武遂棒杀。

两两比照，内容并不全同。“以小舟送甫下峡”之说，完全不符事实。《云溪友议》所述断然是有所傅会的。《新唐书》作者宋祁等人想当别有所据。今天原始资料缺乏，无从判定真伪。但从情理上讲来，要说严杜之间毫无一点瑕疵，恐怕也是说不过去的。

据理推测，“严挺之乃有此儿”，并不是怎么侮辱的话，而是包含有赞美的意思。同一《云溪友议》，叙述严武幼时因其父宠爱小妻而冷落其母，遂槌杀其小妻玄英，而坦然自承。严挺之反而高兴地说：“真严挺之之子！”杜甫所说的那句话，或许是这句话的翻板吧？错误所在，大约是以长辈自居，直说出了严挺之的名字。作为酒后的失言，严武纵“暴猛”，何至便因此而动了杀念？再进一步说，“严挺之乃有此儿”的酒后失言，细审应该是严武初次任东西川节度使时的往事，那时杜甫还不是严武的僚属。至于“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则明白地是严武三次入蜀时的事了。值得注意的是杜甫被和章彝联系了起来。

杀章彝事，《唐书》也有所纪载：“章彝初为武判官，及是，小不副意，赴成都，杖杀之。”通过上述杜甫在梓州与章彝交游的十一首诗看来，章彝这个人是相当跋扈的。看他那副神态，专搞独立王国，可能有一片不可告人的野心。毛羽一丰满时，他便可以为所欲为。这在当时的节度使或刺史之类的官僚间，已经逐渐形成为一种风气，成为后来的藩镇割据的胚胎。因此，严武的杖杀章彝，可能还有相当重大的原因，决不是因为什么“小不副意”或“小瑕”。其所以动了欲杀杜甫的念头，也可能是和章彝的案情有所牵连。上述的十一首诗中，有若干首表示杜甫与章彝的关系太深，很不利于杜甫。在这些诗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密件，不得而知。要之，严武动过“欲杀”的念头和严母的缓颊，看来，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严武欲杀杜甫，杜甫也可能知道一些风声，这使他常常怀有戒心。上述在梓州向章彝及其僚属告别时，说到了“常恐性坦率，失身为杯酒”，这不明明包含着在成都时的戒心吗？特别是章彝被杖杀，对他应该是一项冲击。严武杀了章彝，即使对于杜甫的态度没有丝毫改变，杜甫也会感受着不安。杜甫过了半年的幕僚生活而终于辞谢了，一般的说法是他和年青的僚友们合处不来。但实际上他和严武的关系也不免有些隔阂。辞谢幕府后所作的《莫相疑行》和《赤霄行》的几首诗，透露了这里面的消息。

《莫相疑行》里说：“晚将末契托年少，当面输心背面笑。”这所谓“年少”，一般的注家认为是指同幕者，但何以说到“末契”，何以说到“托”？可见“年少”中应当包含有严武。

《赤霄行》里说，孔雀遭到牛角的抵触，飞燕遭到鹈鹕的吃吓。孔雀和飞燕是自比，牛和鹈鹕是比更有权势的人。接下去自己告诫自己：“老翁慎莫怪少年，……记忆细故非高贤。”这里的“少年”，注家也以为指“同列少年”。其实，是很难把严武除外的。

寓居夔州时的诗，有两首值得在这儿叙述。一首是《别李义》，另一首是《寄狄明府博济》。李义是王室的旁系，狄博济是狄仁杰的曾孙，两人都要到西川去在官场中找出路。杜甫都劝告了他们。对李义的劝告是：“愿子少干谒，蜀都足戎轩。误失将帅意，不知亲故恩。……猛虎卧在岸，蛟螭出无痕。王子自爱惜，老夫困石根。”对狄的劝告也说到“虎”，说到“蛟”，劝他“早归来，黄土污衣眼易眯。”像这些话，能说不是杜甫自己的经验之谈吗？当然，严武是有文采、有武功的人，比起一般纯粹的“猛虎”或“蛟螭”来是有所不同。这就是杜甫所以深深哀悼严武之死的主要原因了。

问题总当一分为二地去看。杜甫和严武的关系，一般说来，是比较有始有终的，但也不能否认他们之间总不免有些扦格。这本来是无关宏旨的问题，但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杜甫，不能不叙述到这样一个侧面。一定要说杜甫决不曾酒后失言，一定要说严武决不会动欲杀之念，看来，都不免是一偏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