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袁枚（1716—1797），二百年前之文学巨子。其《随园诗话》一书曾风靡一世。余少年时尝阅读之，喜其标榜性情，不峻立门户；使人易受启发，能摆脱羁绊。尔来五十有余年矣。近见人民文学出版社铅印出版（1960年5月），殊便携带。旅中作伴，随读随记。其新颖之见已觉无多，而陈腐之谈却为不少。良由代易时移，乾旋坤转，价值倒立，神奇朽化也。兹主要揭出其糟粕者而糟粕之，凡得七十有七条。条自为篇，各赋一目。虽无衔接，亦有贯串。贯串者何？今之意识。如果青胜于蓝，时代所赐。万一白倒为黑，识者正之。

郭沫若

1961年12月12日于从化温泉

一　性情与格律

袁枚于诗主性情说。所谓性情者，谓抒写胸臆，辞贵自然。这较王渔洋神韵说之不着边际、沈德潜格调说之流于空套，自然较胜一筹。然袁枚往往为偏致之论，如云：

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

——《随园诗话》（以下简称《诗话》）卷一第二则

这把格律和性情，完全等同了。人谁无性情？但并非人人都能诗。诗之有格律，犹音乐之有律吕。格律固可以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即所谓“格无一定”，然而总是有规律的。

格律是诗的语言之规律。普通语言即具有规律，何况乎诗！诗之规律可以自由化，充其极如今之散文诗，而在遣词用字之间亦自有其格调。故格律与性情，有客观与主观之异。两者能得到辩证的统一始能成其为诗。徒有性情而无格律，徒有格律而无性情，均非所谓诗也。

性情必真，格律似严而非严，始可达到好处。

二　批评与创作

《诗话》卷一第七则，论及金圣叹与孔尚任。

金圣叹好批小说，人多薄之。然其《宿野庙》一绝云：“众响渐已寂，虫于佛面飞。半窗关夜雨，四壁挂僧衣。”殊清绝。

金圣叹固然有可鄙薄的地方，但不是由于“好批小说”而可鄙，而是由于好以封建意识擅改所批的小说而可鄙。

忠于封建统治阶级的袁枚，当然不能作这样的阶级分析。他对于金圣叹的评语，等于是说：好批小说虽然可鄙，但幸而还有一首可取的绝诗。

袁枚的保守性，不是还在金圣叹以上吗？

其评孔尚任，亦用同样笔法。

孔东塘演《桃花扇》曲本，有诗集若干。佳句云：“船冲宿鹭排樯起，灯引秋蚊入帐飞。”其他首未能称是。

这虽未著鄙薄字面，而于诗与曲之间实含有轩轾之意。意思是说：虽然是演曲本的人，也有两句好诗。

又于同卷第六一则中论及洪升，笔法亦完全相同。

钱塘洪昉思（升）……人但知其《长生》曲本与《牡丹亭》并传，而不知其诗才在汤若士之上。（下引洪诗二首，从略。）

以诗与曲对举，称洪之诗而于其曲不置可否，用意亦在扬诗而抑曲。

其实曲与诗之别仅格调不同耳。诗失去性情而有词兴，词又失去性情而有曲作。诗、词、曲，皆诗也。至于曲本则为有组织之长篇叙事诗，西人谓之“剧诗”。不意标榜性情说之诗话家，乃不知此。

再进而言之，则小说亦叙事诗也，特其格律自由而已。小说之佳者，即袁枚所谓“文中之诗”（《诗话》卷二第二八则）。“金圣叹好批小说，人多薄之”，所谓“人”者乃士大夫阶层中之道学者流。此其根源在于鄙薄小说，因小说可鄙，故“好批小说”为尤可鄙。真所谓井蛙之见，袁枚亦未见其高蛙一等。金圣叹之于文艺批评，孔尚任、洪升之于曲本创作，成就均在袁枚之上。袁所称三人之诗，无人知之者，而“金批才子书”、《桃花扇》、《长生殿》，则几乎人尽知之，且可永传不朽。“不贤者识其小者”，非袁枚之谓耶？

袁枚自视甚高，因其能诗（狭义的诗），故视诗亦高于一切。《诗话》实文艺批评之一种形式，但因诗高，故话诗者亦高。小说贱，故好批小说者亦贱。至于曲本，与小说齐等，故为话诗者所不屑道。时代限人，固不宜专责袁枚，然可因此而更知金圣叹、孔尚任、洪升之可贵。

三　风骨与辣语

《诗话》卷一第二七则：

某孝廉有句云：“立誓乾坤不受恩”，盖自矜风骨也。余不以为然，寄书规之。

仅举诗一句，未见全文，不知所咏者何题，所愤者何事。然在封建社会中能有此吐属，确见风骨。

袁枚不以为然，自是标准之封建意识。然袁枚时亦自相矛盾。如《诗话·补遗》卷十第六则：

诗不能作甘言，便作辣语、荒唐语，亦复可爱。国初阎某有句云：“杀我安知非赏鉴？因人绝不是英雄！”……可以谓之辣矣。

这样的“辣语”，与“立誓乾坤不受恩”，相去几何？何以此则“爱”之，而彼则“规”之？

又袁枚自己也有类似语句。《诗话·补遗》卷三第二七则，言尝有句云：“双眼自将秋水洗，一生不受古人欺。”味虽不辣，气颇自豪。

“不受欺”与“不受恩”，又有多大区别？封建时代之所谓恩惠，大率欺鱼之钓饵。且古人并非全是骗子，而古人所设之骗局，袁枚却往往受欺。袁枚，于经信《毛诗序》，信《左氏传》，于史骂倒秦始皇、曹操、武则天、黄巢、王安石、李自成。笃信气运、诗谶、扶乩、梦境、鬼魂、神仙、三世……迷信之深，足以惊人，又何尝“一生不受古人欺”耶？

大抵袁枚好自卖弄才华，亦好自卖弄资格。每凭一时高兴，时而是丹非素，亦时而是素非丹。矛盾而不统一，大率类此。

四　评白居易

《诗话》卷一第三四则：

“宋《蓉塘诗话》讥白太傅在杭州，忆妓诗多于忆民诗。此苛论也，亦腐论也。”

又同卷第四八则：

“佟法海《吊琵琶亭》云：‘司马青衫何必湿？留将眼泪（泪眼）哭苍生。’一般杀风景语。”

“忆妓诗多于忆民诗”，论虽苛而未必腐。白居易与元稹，早年创为新乐府，本有代民立言之意。其后同遭挫折，白遁于隐逸，元逃于闺情，无复当年锐气。蓉塘与法海盖有意刺其明哲保身也。

然唐时妓女多有文采，《琵琶行》之商人妇乃琵琶名手，白居易忆之、咏之，与后世好狭邪游者不同。后世士大夫阶层之**者，每视为风流韵事，袁枚之为白居易辩护，实乃为自己辩护而已。故当其欲显示自己之高洁时，则其嘲笑白居易之论，比蓉塘更苛。

《诗话遗补》卷四第六则：

“白居易作学士，自称家贫，求兼领户曹。上许之。守杭州时，余俸太多，存贮库中，后官亦不便领用。直至黄巢之乱，才‘裁’用为兵饷。家居后，郡僚太守犹为‘之’造桥栽树，不已过乎？余尝读《长庆集》而嘲之曰：‘满口说归归不肯，想缘官乐是唐朝？’”

这把白居易说成了贪官污吏，不用说在显示袁太史的“三十三而致仕”（袁枚有图章刻此六字）的洁身自好。其实这倒是有点冤枉的。

“自称家贫，求兼领户曹”者，恐曹司舞弊，有亏空时，家贫不能贴补也。“余俸太多，存贮库中”，正明其并未卷入私囊。“郡僚太守犹为‘之’造桥栽树”，正明其惠爱在人。“造桥栽树”并非坏事，且亦有益于人，与行贿不同。

袁枚以蓉塘之论为苛，而不知己之论更苛；以法海之诗为杀风景，而不知反“造桥‘栽’树”正是大杀风景。

然而袁枚之或辩或嘲，均有所为，醉翁之意正不在酒。

六　谈林黛玉

《诗话》卷二第二二则：

康熙间，曹棟亭为江宁织造。……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明我斋读而羡之。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我斋题云：

“病容憔悴胜桃花，午汗潮回热转加。犹恐意中人看出，强言今日较差些。”

“威仪棣棣若山河，应把风流夺绮罗。不似小家拘束态，笑时偏少默时多。”

明我斋诗所咏者毫无问题是林黛玉，而袁枚却称之为“校书”。这是把“红楼”当成青楼去了。看来袁枚并没有看过《红楼梦》，他只是看到明我斋的诗而加以主观臆断而已。

随园蔓草费爬梳，误把仙姬作校书。

醉眼看朱方化碧，此翁毕竟太糊涂。

诚然风物记繁华，非是秦淮旧酒家。

词客英灵应落泪，心中有妓奈何他？

十　才、学、识

《诗话》卷三第四七则：

作史三长，才、学、识，缺一不可。余谓诗亦如之，而识最为先。非识，则才与学俱误用矣。

今案“作史三长”出《新唐书·刘子玄传》，谓“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袁枚扩而充之，改“世罕兼之”为“缺一不可”，而适用之于诗，并谓“识最为先”，良有见地。

实则才、学、识三者，非仅作史、作诗缺一不可，即作任何艺术活动、任何建设事业，均缺一不可。非不能“兼”，乃质有不一而量有不齐耳。

“识”即今言“思想性”。“识最为先”即今言“政治第一”。误用才与学者亦有其“识”，特“识”其所“识”耳。彼反对政治第一者，在彼亦为“政治第一”，乃“反动政治第一”也。彼反对阶级斗争者，在彼亦在进行其阶级斗争，彼站在反动阶级立场而进行斗争也。

“识”，在历史转折时期则起质变。故有奴隶制时代之识，有封建制时代之识等。袁枚之“识”，封建制时代之识也。即以其《诗话》而言，故在当年虽曾风靡一世，而在今日视之，则糟粕多而菁华极少。居今日而能辨别其糟粕与菁华，则正赖有今日之识。“识最为先”，毕竟一语破的。

但袁枚是无定见的人。关于作诗，才、学、识三者孰先之论，就有三种说法。《诗话》中以“识最为先”矣，此外却还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作诗如作史也，才、学、识三者宜兼，而才为尤先。造化无才不能造万物，古圣无才不能制器尚象，诗人无才不能役典籍，运心灵，才之不可已也如是夫！”（蒋士铨《忠雅堂诗集》序，在《小仓山房文集》卷二十八中，标题为《蒋心余藏园诗序》）

二、“作诗之道难于作史。何也？作史三长，才、学、识而已。诗则三者宜兼，而尤贵以情韵将之，所谓弦外之音，味外之味也。情深而韵长，不徒诗学宜然，即其人之余休后祚亦于是征焉。”（《小仓山房文集》卷二十八《钱竹初诗序》）

在“三长”之外似乎还有“情韵”，但其所解“情韵”，不外是“弦外之音，味外之味”，这又是所谓神韵加格调也。这是靠学可以得来的，故袁亦明言之曰“诗学”。是则“三长”之中又以学最为先了。

《诗话》和二序都是袁枚晚年文字。三处就有三种不同的说法。幸而只有“三长”，如果有五长或十长，那定会说得五光十色了。袁枚之无定见也，如此。

十一　解“歌永言”

《诗话》卷三第五五则：

千古善言诗者莫如虞舜，教夔典乐曰：“诗言志”，言诗之必本乎性情也。曰：“歌永言”，言歌之不离乎本旨也。曰：“声依永”，言声韵之贵悠长也。曰：“律和声”，言音之贵均调也。

此所引虞舜四语出《尚书·帝典》。伪古文《尚书》析《帝典》为《尧典》与《舜典》，故今本在《舜典》。实则《帝典》、《皋陶谟》、《禹贡》、《洪范》等篇为战国时儒家所托，并非唐虞夏商周时真有其书，而虞舜四语亦非虞舜之语。然就此四语而言，袁枚所解，依稀仿佛，未尽准确。

所谓“歌永言”者，永字当读为咏。此与“诗言志”、“声依永”、“律和声”之言、依、和等字同例，当是动词。故“歌永言”，谓诗之朗诵乃吟咏心声。至“声依永”则谓声调乃依吟咏而抑扬顿挫。袁枚不知“永”为假借字，而释为“悠长”，所解“歌永言”句则更不着边际。如从字之结构而言，咏字从永，永亦声，乃声兼义之字。咏时其声悠长，所谓“长言之”。但非袁枚所谓也（袁说“声韵之贵悠长”，只解得一个“咏”字）。袁枚每笑人“究心于《说文》、《凡将》”，而认为“不可解”（卷二第一四则），其实欲读通古书，《说文》等书，正自不可不讲。

十三　唐太宗与武则天

《诗话》卷三第七六则：

女宠虽自古为患。而“地道无成”，其过终在男子。使太宗不死，武氏何能为祸？

此见甚为庸腐。武后执掌政权五十年，扶植下层，奖掖后进，知人明敏，行事果断，使唐代文化臻至高峰，使中国声誉播于远域，凡读史有识者类能言之。他可姑置不论，即以所谓盛唐诸名臣与诸名家而言，何一非培育于武氏执政时期耶？唐玄宗李隆基是一败家子，坐享其成，而亦坐吃山崩。袁枚竟以“祸”归之于武氏，盖亦株守宋儒之偏见耳。

至于唐太宗之死，史书亦曾漏其真相，特一般不甚注意，实为可异。《资治通鉴》唐高宗总章元年有下列记载：

贞观之末，先帝服那罗迩·娑婆寐药，竟无效。大渐之际，名医不知所为。议者归罪娑婆寐，将加显戮，恐取笑戎狄而止。

观此，可知太宗之死，实系中毒。娑婆寐乃印度婆罗门，曾为太宗制“长生药”，实为一骗子。可见英明如唐太宗，也不能不有所误失。我倒想另外下一个推断：使武后早见重用，太宗何至受害？“女祸”云乎哉！

十七　哭父母

袁枚颇以**自豪，时人亦多以**目之。崇之者奉之为“诗佛”，恨之者欲火焚其书。但其实他在骨子里仍然是道貌岸然的。出乎意外的是，他竟反对以诗哭父母。

《诗话》卷五第一八则：

有某太史以哭父诗见示。余规之曰：哭父，非诗题也。礼“大功（九月之丧）废业”，而况于斩衰（三年之丧）乎！古人在丧服中，三年不作诗。何也？诗乃有韵之文，在哀毁时，何暇挥毫拈韵？况父母，恩如天地。试问：古人可有咏天地者乎？……

历数汉唐名家无哭父诗，非不孝也，非皆生于空桑者也。《三百篇》有《蓼莪》，古序以为“刺幽王作”。……惟晋傅咸、宋文文山，有《小祥哭母》诗，母与父似略有间，到小祥（祔后十三月），哀亦略减。然哭二亲，终不可为训。

袁枚而有此议论，不甚可怪耶？但为什么哭父母不可以有诗呢？虽则引经据典，终竟难于理解。《蓼莪》诗中分明有“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哀哀父母，生我劳瘁”等语，怎么能说不是哭父母？即使相信《毛诗序》，但诗序于“刺幽王也”下，明明也说“民人劳苦，孝子不得终养尔”，依然承认是哭父母。

其实父母死了，非常哀痛，呼号出来的哭声也就是诗。《诗话》卷八第七九则也正采录了这样一首《哭母》的诗。

吾乡有贩鬻者，不甚识字而强学词曲。《哭母》云：“叫一声，哭一声。儿的声音娘惯听，如何娘不应？”语虽俚，闻者动色。

这种哀切的心声是不能不感动人的。尽管袁枚鄙薄他，但不能禁止人不“动色”。袁枚虽然已说过：“母与父似略有间”，但那种男尊女卑之论是不能说服人的。连他自己不是也加上了一个“似”字吗？

最奇怪的是这一试问：“古人可有咏天地者乎？”这真问得出奇。《诗经》中歌咏天地的词句，触目皆是。屈原有《天问》，扬雄有《州箴》，非歌咏天地者耶？且日月星辰、风云雷雨，何莫非天？海陆山川、草木虫鱼，何莫非地？诗人而不可以咏天地，则诗歌岂不会绝迹？

袁枚的强词夺理，实在是可以惊人。但揆其用心，也不过是在封建社会中贩卖纲常名教而已。再为袁枚总结一句：诗之为用，小贩以哭父母，大贩则不可以哭父母。

二十　糟汉粕宋

《诗话》卷七第一则：

同年叶书山太史（名酉，桐城人）掌教钟山，生平专心经学，而尤长于《春秋》。……注《毛诗》“佻兮达兮”一章为两男子相悦之诗，人多笑之。然作诗颇有性情。（下揭出其《出都》七绝三首。）

“专心经学而尤长于《春秋》”的人，讲《诗经》竟能发作如许惊人之论，直可谓糟汉粕宋。无怪乎“人多笑之”了。袁枚于行文之间隐含褒贬，可见其亦必在“笑之”之例。

袁枚为人，行多**，而言则多所忌避。笑人者流，大率此类圣贤之徒也。

叶书山《出都》三绝，俱见风骨。我特喜其第二首。

白石清泉故自佳，九衢车马漫纷拿。

欲知此后春相忆，只有丰台芍药花。

封建王朝之帝王将相、富贵荣华，都不在诗人之眼中。而诗人“行年七十”，匆匆归去，当然也不在帝王将相之眼中。今后相互回忆的，就只有丰台的芍药花。诗人是会回忆芍药花的，但芍药花如何也能回忆诗人？人到极孤独时，对于花草都倍感亲密。芍药花是能够回忆的，因为它代表着种花的花农。

二十四　瓦缶不容轻视

袁枚于诗之朴素者每以瓦缶为譬而鄙屑之。如云“诗有声无韵是瓦缶也”（《诗话》卷七第三十则）。又云“色彩贵华。圣如尧舜有山龙藻火之章，淡如仙佛有琼楼玉宇之号，彼击瓦缶、披短褐者终非名家”（同卷第六九则）。

又其卷五第八三则云：“某太史自夸其诗：不巧而拙，不华而朴，不脆而涩。余笑谓曰：‘先生闻乐，喜金丝乎，喜瓦缶乎？入市，买锦绣乎，买麻枲乎？’太史不能答。”

这些说法，完全是偏见。瓦缶之为敲击乐器，于其轻重抑扬之间亦未尝“无韵”。且与金丝为配而雅韵和谐，与歌舞作伴而节奏明著。安见“击瓦缶、披短褐者”便“终非名家”？

所云“某太史”不知为谁，其不答者恐非“不能答”，乃不屑答耳。金丝与瓦缶，音色不同而弹奏各有巧拙，不能以金丝即为巧，而以瓦缶即为拙。锦绣与麻枲，织料不同而服用各有所宜，不能见锦绣即购买，而见麻枲即不顾。彼某太史者，于诗殆有偏好，走陶潜、孟郊一路，与袁枚趋舍不同。其所谓“不脆而涩”，盖取诗须有余味，如茶，如橄榄。袁枚实见之太浅，而却斥人“自夸”，未免太不虚心了。

实则袁枚为人却是自夸之尤者。《诗话》中自我宣传或互相标榜处极多，有时令人感到肉麻。如《补遗》卷十第二九则，引女诗人金纤纤称袁枚诗如金石丝竹，故人喜读之；蒋士铨（心余）诗如匏土革木，故读者寥寥。袁枚誉之，谓“人以为知言”。所谓“知言”者，知先生之言耶？

蒋士铨与袁枚、赵翼同时而齐名，三人且为挚友。蒋工诗古文辞，并工南北曲，有《忠雅堂诗文集》、《铜弦词》、《红雪楼九种曲》传世。以余所见，其成就并不在袁枚下。金纤纤所云，以音色不同而判优劣，浅之又浅者。既不知乐，亦未见其知诗。

三十三　谈改诗

《诗话》卷十二第20则：

诗改一字，界判天人（人天），非个中人不解。齐己《早梅》云：“前村深雪里，昨夜几枝开。”郑谷曰：“改几字为一字，方是早梅。”齐乃下拜。

能虚心坦怀地接受别人的意见，改动自己的文字，是值得赞赏的。但就这一例来说，这位五代僧人齐己的“下拜”似乎又早了一点。

只引两句诗，无从通会其全篇。但仅就这两句而言，“几”字有两种解释，一种发问，一是纪实。如为前者，则改“几”为“一”是改疑问为肯定，改活为死了。开否尚未确知，何能断定为“一”？如是后者，则作者曾踏雪寻梅，目击到有“几枝”花开。“几枝”亦不失为早梅，何能改窜为“一”？

照情理讲，既有“前村”，又有“深雪”，则诗意以发问为宜。如果是“小园深雪里，昨夜一枝开”，尚可以说得过去。

因此，这一字的修改，我“非个中人”，实在看不出怎样就是“界判人天”？

（补白）

今案齐己乃僧人，已入五代。其《早梅》诗全文为五言律，（此文章成后，读《五代诗话》，得知齐己《早梅》诗为五言律。）诗云：“万木冻欲折，孤根暖独回。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风递幽香去，禽窥素艳来。明年犹应律，先发映春台。”

《瀛全（奎）律赞》云：“寻常只将前四句作绝读。其实二十字绝妙。五、六亦幽致。”据我看来，后四句实在是赘疣。

又《十国春秋》言：“齐己有早梅诗，中云‘昨夜数枝开’。郑谷为点定曰：‘数枝非早，不若一枝佳耳。’人以谷为齐己一字师。”

据此，可知原诗为“数枝”，乃肯定语，故郑谷改为“一枝”。（改“数”字为“几”字是）袁枚记错了。

看来咏早梅（齐己的《早梅》乃白描诗，非即景即事，故可改“树枝”为“一枝”）。但据我看来，同是白描，改固可，不改也未尝不可。（看不出有什么天人之界！）

三十五　评王安石

袁枚于王荆公诗深致不满，而于其诗论则尤极意诋毁。如谓荆公“若论诗，则终身在门外”（《诗话》卷一第四六则），又“王荆公论诗，开口便错”（卷六第一则），这是由于成见太深。

平心而论，王荆公为诗，早年好用险韵，且多一韵到底，实在是有意矜奇斗险。但到晚年退隐金陵，所为绝句殊为平易近人。正如孙过庭《书谱》所云“既能险绝，复归平正”。（此语，袁枚亦征引之以论诗，见《诗话》卷七第一七则，唯文有出入。）

至于荆公论诗，亦自个中人，深知甘苦。有这样一段故事。苏东坡《雪夜书北堂壁》诗有句云：“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炫生花。”荆公问其子王雱：学士此诗妙处？……雱答云：不过形容雪色与寒意耳。荆公日：不然。《道藏》以“玉楼”喻肩，以“银海”喻眼，知此而后知学士诗之妙。

袁枚对此却加以驳斥。其说云：“东坡雪诗用‘银海’‘玉楼’，不过言雪之白，以银玉字样衬托之，亦诗家常事。注苏者必以为道家肩目之称，则当下雪时，专飞道士家，不到别人家耶？”（《诗话》卷一第四六则）真是极端的诡辩。诗用《道藏》语，何能说为即指道士其人？

要驳斥，自然有驳斥者的自由。但袁枚在同一书中，却又明明根据王安石之说以为说。

或称东坡“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炫生花”。余曰：此亦有所本也。晚唐裴说诗：“瘦肌寒起粟，病眼馁生花。”

——《诗话》卷十四第三七则

这不明明为王安石的解释找到证明：“玉楼”以比肌肤，“银海”以喻眼吗？袁枚于彼则斥之，于此则袭之。“翻手作云复手雨”（杜甫诗句），究竟公道何在？

苏东坡在王荆公为政敌，但荆公于东坡诗则深加体会，诚意待人。袁枚则不然。心中只横亘着一个“拗相公”的念头，翻来覆去只是说荆公执扭。毁其诗而及其人，毁其人复及其诗。成见之深，令人惊愕。

王荆公诗无一句自在，故其为人拗强乖张。

——《诗话》卷一第四六则

文忌平衍，而公天性拗执，故琢句选词，迫不犹人；诗贵温柔，而公性情刻酷，故凿险缒幽，自堕魔障。

——《诗话》卷六第一则

地主阶级之遗忿，七百年后犹汇萃于袁枚之笔端。究竟谁为“拗强乖张”？谁为“拗执刻酷”？不肯虚己接物，全凭成见骂人。两两相比之下，荆公之性格与袁枚之相悬，奚啻霄壤！

三十九　败石瓦砾

《诗话》卷十六第一则，引徐朗斋（嵩）言：“论诗只论工拙，不论朝代。”这话是正确的，但徐接下去用了一个譬语：

譬如金玉，出于今之土中，不可谓非宝也。败石瓦砾，传自洪荒，不可谓之宝也。

这譬语本身，在旧时代的人看来，或许毫无问题；但在今天看来，却含有很大的毛病。

“金玉出于今之土中”，未必即是“宝”，如砂中之金屑，玉之在璞。“败石瓦砾”如果出于周口店北京人遗物堆积中，则是无价之宝，特别是“瓦”！事实上“瓦”之为物不可能“传自洪荒”，要石器时代的末期才能有。

做文章善用譬语是一妙法，但也容易出毛病。说理之文，最好少用譬语。

四十九　太低与太高

《诗话补遗》卷二第四十则，引沈正侯《登摄山》诗一首：

“谁云摄山高？我道不如客。

我立最高峰，比山高一尺。”

诗意是新颖的，但“比山高一尺”把自己说得太低了。“一尺”恐怕是“七尺”的字误，所谓“七尺昂藏”。一般用以代表一个成年人的身高。

同卷第四四则，引苏州女子金兑十三岁时的《秋日杂吟（兴）》。其二首之一云：

“无事柴门识静机，初晴树上挂蓑衣。

花间小燕随风去，也向云霄渐学飞。”

十三岁的女子就能做出这样的诗，是值得称赞的。但初学飞的小燕就能飞向“云霄”吗？这又把小燕的本领说得太高了。“云霄”如改为“柳梢”，或许要更切实际一些。

五十七　猫有权辩冤

《诗话·补遗》卷六第十则，载武林女士王姮有《咏懒猫》一诗，袁枚称其“诗才清丽”。其诗云：

山斋空豢小狸奴，性懒应惭守敝庐。深夜持斋声寂寂，寒天媚灶睡蘧蘧。花阴满地闲追蝶，溪水当门食有鱼。赖是鼠嫌贫不至，不然谁护五车书？

看来这位女诗人是把猫错怪了。猫的习惯，每在夜里活动，白天睡觉。脚跖有厚软的皮下组织，故行步无声。老鼠不来，正因有这猫在，并非嫌主人贫。主人既有“五车书”，似乎也不能算“贫”。老鼠绝迹，故猫只好追蝶、捕鱼，正是不懒的证据。因此，我觉得这猫是有权利为自己辩冤的。如果猫会做诗，它可以做出这样一首诗来，和它的女主人，以作为回敬。

平等何分主与奴？持家我亦爱吾庐。

劳而无怨江有汜，冥不堕行伯玉蘧。

怪汝昼眠恒化蝶，迎余腊祭亦无鱼。

卖贫还请扪心问：老鼠胡为不啮书？

《国风》有《江有汜》一诗，毛传以为“媵遇劳而无怨”。蘧伯玉（孔子时人）“不以冥冥堕行”。庄周曾梦为蝴蝶。古人腊祭迎猫用鱼。主人既有“五车书”，所养的猫姑且假定它也知道这些典故。

五十九　天分与学力

《诗话·补遗》卷六第四十则：

诗如射也。一题到手，如射之有鹄。能者一箭中，不能者千百箭不能中。

这所说乃科举时代因题做诗之陋习。但在古时非先有题而后作诗，乃先有诗而后标题。文亦犹是。袁枚屡云“诗到无题是化工”，对此将何以自解？

即以射而论，袁枚所说，亦未中肯。下文云：

其中、不中，不离“天分、学力”四字。孟子曰“其至尔力，其中非尔力”——“至”是学力，“中”是天分。

这把孟子的话，恰恰讲反了。“力”才是天分，“中”要凭学习。体力有大有小，犹天分有高有低。当然体力与天分亦非一成不变，可依锻炼程度而有所增减。此如拳斗、举重之有级别，赛跑之有长短距离，声乐家之有高、中、低音，而在各种级别中，都能达到最高峰。但总有一定界限，不能逾越。

中与不中是巧拙，全凭锻炼而来。所谓“梓匠轮舆能予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即是在一般的规矩准绳之内，总要勤学苦练，才能至于巧。“铁杵磨针”之喻，即熟则生巧之意。故中与不中要看学力。偶然射中一箭不能算是本领，总要百步穿杨。

至于学有快慢的不同，巧有程度的差别，在这里虽然也有天分存焉，但我们可以断然地说：勤学苦练，天分虽低，可以达到一定的巧；不勤学苦练，天分虽高，则始终都在门外。

六十九　言诗

《诗话·补遗》卷九第十六则，载扬州方楼《言诗》一首。其诗云：

情至不能已，氤氲化作诗。屈原初放日，蔡女未归时。得句鬼神泣，苦吟天地知。此中难索解，解者即吾师。

袁枚谓“数语恰有神悟”。案此诗与法时帆《题诗龛》二首之一，意旨相近。

……情有不容已，语有不自知。天籁与人籁，感召而成诗。

——《补遗》卷六第四六则

袁枚以为“深得诗家上乘之旨”。然二者相较，余则以为方之所见比法更深。诗乃人为，所谓“天籁”亦通过人之感应而出。一般多以轻松愉快者为“天籁”，而其实自然中亦有狂风暴雨、雷电晦冥之悲壮景象，不能以此为非“天籁”也。

方以蔡文姬与屈原对比，即偏重在悲壮方面，故言“得句鬼神泣，苦吟天地知”。蔡文姬之诗，所存者仅《悲愤》二诗及《胡笳十八拍》。《悲愤》二诗，格调平衍，不足形容以惊天地而泣鬼神。余意方所指者必系《胡笳十八拍》，以之比拟屈原，实系先得我心。

七十六　两个梦

《诗话补遗》卷十第五三则：

严小秋丁巳（嘉庆二年）二月十九夜，梦访随园。过小桃源，天暗路滑，满地葛藤，非平日所行之路。不数武，见二碑，苔藓斑然，字不可识。时半钩残月，树丛中隐约有茅屋数间，一灯如豆。急趋就之。隔窗闻一女郎吟曰：“默坐不知寒，但觉春衫薄。偶起放帘钩，梅梢纤月落。”又一女郎吟曰：“瘦骨禁寒恨漏长，勾人肠断月茫茫。伤心怕听旁人说：依旧春风到海棠。”方欲就窗窥之，忽为犬吠惊觉。此殆女鬼而能诗者耶？

这是一段比较出色的小说，两首诗都饶有风味，分明是严小秋假托，可能是他梦中所成。诗人在梦中吟诗，并不是稀奇事。但分明在说“梦”，而袁枚却以为“女鬼”，虽然是出以疑似之辞，其相信有鬼，是毋庸置辩的。（最后一句是画蛇添足，不知是严语抑系袁语，但袁枚确实相信有鬼。）

由这一个梦可以联想到另一个梦，《补遗》卷九第四六则：

丁酉（乾隆四十二年）二月，陈竹士秀才寓吴城碧凤坊某氏。一夕，梦有女子傍窗外立。泣且歌曰：“昨夜春风带雨来，绿纱窗下长莓苔。”“伤心生怕堂前燕，日日双飞傍砚台。东风几度语流莺，落尽庭花鸟亦惊。最是夜阑人静后，隔窗悄听读书声。”

及晓，告知主人。主人泣然曰：“此亡女所作。”

这倒真成为“女鬼”的诗了。陈竹士梦中所听到的诗，同样是假托。说为女鬼所作，也明明是陈竹士扯谎，但袁枚却老实地信以为真了。

我曾斥袁枚“奸猾”，但从他相信这两个同一类型的假托看来，这位老人还是相当老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