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遭了散兵的殴打，自以为会死的，却从死亡线上挣脱了转来，这总是愉快的事。小勤务兵失了踪，全部的行李遭了抢劫，四个人倒真真正正成了名实相符的四条光棍了。

摇车的工友劝告我们，最好把摇车减少一部，我们大家都集中到一部车上，他们四个人轮流着摇我们四个人，沿途就不用换班了。看情形沿途一定经过了散兵的骚扰，换班恐怕也是不容易的。

我们接受了这个意见，接着便在车站附近，尽可能采办了一些干粮，在十点钟左右，又重新坐上了摇车，离开了涂家埠。

八个人坐一部手摇车，两个人坐在靠椅上，两个人摇，四个坐在车板上，虽然拥挤得一点，但力量可显得愈见集中了。

车在轨道上飞快地滑走着，沿着铁轨两旁，不断地还有零星的散兵从对面走来，又和我们擦身走过，有的是湖南口音，有的是云南口音，当然都是在南昌被缴了械的难兵了。情形都是很狼狈的，他们离开南昌，沿着铁路线走来，是已经整整走了两天了。

他们对于我们倒也没有什么敌意，没有来抢我们的车，也没有来拦我们的车。毫无疑问，他们是摸不准确我们的身份的，看我们是从九江方面来的，或许怕还认为负有什么调解使命的吧。

难兵愈朝前走愈见稀少起来，到正午时分便终至绝了迹。

沿途的车站都没有人办公，乡村都是关门闭户，有些地方显然遭过抢劫。我们都私自庆幸，幸好减少了车子，并采办了些干粮，不然是无法应付的。

在阳光下直射着，摇车以单调而同一的速度进行，天气虽热，而却有不断的凉风，这些正好是催眠的因素，过了正午以后，车上除摇车的人以外，都打起了瞌睡来。

但我自己始终是兴奋着的。胸上和头上的打扑伤时时作痛。

眼镜失掉了，眼前的印象是模糊的，我也只得闭着眼睛养神。这样却打开了我内部的回忆的闸口。我回想到了整整七个月以前的一段往事，就好像得到了一个天启的一样，我把一个长久不能解释的疑团突然领悟了。

二

那是一九二六年的除夕，我和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同乘火车由九江回南昌。

是蒋介石和武昌政府酝酿着分裂的时候。广东的国民党政府北上，道经南昌，便被蒋介石控留在南昌，费了很大力量的争取，算把政府人员争取到武汉去了。当时的主要目的，是想把军权和政权分离，让蒋介石负军事上的责任，而同时要受政府和党的指挥，党和政府不能放在蒋的挟持下受他操纵。蒋自然是不甘心的，因此正秘密地在进行着种种的阴谋，联络帮会、勾结各种反动的民间力量，以从事破坏。

蒋上了庐山，代表反动势力的张静江和陈果夫们在他的左右。

邓演达是代表着武汉派，和当时还算是左翼分子的顾孟馀一道，从武汉到庐山见蒋。他们是受了蒋的电邀，还是自动出发的，我可不甚清楚。照我估计，恐怕出于电邀的成分居多。

邓在庐山和蒋的谈判并不惬意，蒋要邓到南昌总司令行营代理参谋长。（北伐时的参谋长是李济深，李一直留守广州。前方是由白崇禧代理着的，但这时白已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的名义，向浙江出发了，职务暂由总参议的张群代理着。）这自然是调虎离山之计，邓和武汉派都是不能同意的。然而在邓却有不能抗命的理由：因为蒋是直属上司，邓是一个军人，怎能不服从命令呢？

我那时是在南昌服务的，我以政治部副主任的名义，在管理着行营政治部和整个江西方面的政治工作。邓电邀我到庐山，我是在除夕的前一天去的，我们在旅馆的一间小房里，谈了话。本来不想让蒋知道，以便秘密离开的，但不料于不经意间，遇着蒋的一位随从副官，也就只好公开出来，在山上住了一夜。

邓是讲好在除夕那天去南昌的，他说非去一趟不可，不去恐怕就不能下山。我自然也就决定和他同车。

当除夕的清早，我们在要下山之前，我先到庐山疗养院去见蒋。走到门口的时候，他正从里面出来，照例披着他那件黑披风。他突然见到我，很诧异。他问我：“什么时候来的？”我答应他：“昨天晚上。”他又问：“是择生（邓的字）叫你来的吗？”我回答说：“不是，是六军政治部（当时驻扎在九江）请我训话，我个人顺便上山来看看阵亡将士墓的工程的。”“见到择生吗？”“见到，我们同住在一个旅馆。他告诉我他今天往南昌，因此我来见你，我要和他同车回南昌去了。”

蒋听了我这些话，好像放了心的一样，他要我和他一道走。他说：“好，我们到招待所去，一道去看张静江先生。静江先生也打算乘今天的车去南昌的，但我想多留他两天。”回头又像有些不能放心地问我：“择生和你谈过什么？”我只好说没有。他接着又说：“我叫择生到南昌去代理参谋长，他们总可以放心我了。他们总说：军事的发展太快，政治赶不上军事。他来，总可以使政治赶得上军事了。关于武昌方面的总政治部的事情，我还打算要麻烦你去一趟呢。……”

走到招待所了。半身不遂的张静江，已经在一间凉厅式的会客间里等着，在那儿聚集着很多的人。邓演达、顾孟馀、陈果夫，都在。下山的藤轿都准备停当了，轿和轿夫们也聚集着在窗外的草地上。

那是阴晦的一天。蒋一走进会客间，大家都站立起来了。只有不能站的张静江，瘫坐在藤椅上，特别睁大着在那猴子型的脸上已经够大了的一双眼睛。

蒋没有十分理会别人，却匆匆忙忙地对张静江说：“静江先生，今天不要走。”

“为什么呢？”张反问着，“一切都准备好了。”

蒋没有说出理由，只说：“我要你多留两天。”

就这样，我们该走的人也就告别下山。顾孟馀在九江留下了，邓演达和我便乘火车到南昌。

三

一氓从午睡中醒来了，他和我是并坐在靠椅上的。于是，在我脑中盘旋着的回忆，便找着发泄的对象了。

“一氓，你还记得，去年的除夕，南昌城那一次的兵变吗？”

“那一次你们不是几乎遇险吗？那次是第三军的少数士兵的哗变。”

“在那时候，一般是认为第三军少数士兵，因为年关的薪饷没有发足，激起了哗变，但我现在有点怀疑起来了。”

“怎么的？”

“我猜想，那一定是蒋介石和第三军的某一个下级军官串通起来，所组织的一个人为的兵变。他们是想在乱军中把邓演达打死的。”

于是我把离开庐山时的情形，向一氓诉述了一遍，接着又重述出我们到达南昌时的情形。

“我们从牛行车站过江，天已经黑了。一上岸，便有三五成群的乱兵，携带着武器随便开枪。我们探问了一下，晓得是第三军的兄弟。邓主任是军事家，他看情形不稳，便叫我们要小心，一直挨着街边走。走到城门口的时候，竟有机关枪架在那儿。有兵来盘问我们，我们只说是自己人，第三军的，他们便把我们放过了。进了城，沿街都关门闭户，依然是三五成群的士兵不时地乱放枪。走近臬台衙门的时候，在昏黑中又看见有机关枪架在那儿，听见有扳机柄的声音了。有人高声地盘问：谁呀？我们又说，自己人，第三军的。于是乎便把臬台衙门通过了。我们一直走到总督衙门的总司令部，便再没有遇到什么刁难。那晚上，我和邓主任都是草率地在总司令部过了一夜的。”

“怎么便可以断定是蒋的阴谋呢？”一氓听着我的陈述，他考虑了一下，还是有点不大相信。

“我的怀疑是有五点根据。第一，时间那么凑巧，刚刚在我们回南昌的时候便起了哗变。第二，变兵公然布防，而且只布防由码头到臬台衙门——我们到总司令部所必由之路的那一段。第三，当晚的兵变并没有经过好长的时间，便自行终止了。第四，事后，并没有惩办任何人。第五，这是怀疑出于蒋的阴谋的最坚强的根据，便是，张静江本来决定当天和我们同车到南昌的，由蒋的临时变计，差不多等于命令一样的方式，把他强留了下来。这不表明是有计划的吗？我揣想，他一定是头一天晚上，用长途电话约好了，所摆布的诡计，就是张静江他们也不知道的。”

一氓点着头表示同意，接着又问我：“你们在当时是不是觉察到呢？”

“我是刚才坐到这手摇车上，才忽然想到的。我想就是邓主任，恐怕也不曾觉察。”

我的根据是择生在第二天离开南昌时的情形。我便把往事又继续说下去：“除夕，我们在总司令部过了一夜，第二天清早一早，我回到东湖的政治部，择生到南门外俄顾问的公馆里去了。九点钟左右，他打了电话来找我，我去了。他把他立刻要离开南昌的话告诉我，他说顾孟馀在九江等他，他们从武昌乘来的一只小火轮，是靠在九江上游的一个隐蔽着的地方，他们是不愁没有方法回武汉的。他说到要分离，他流出眼泪来了。他关心着我，要我小心。但同时他又说，他和蒋共事多年，如今不能不分手了，但他总有一天会觉察到，谁是在为他革命的生命着想，谁是阿谀着他断送他的革命的生命的。这是择生临到那样的瞬刻所说的话，他对于蒋可谓一往情深。你能够相信，他已经觉察到，蒋就在头一天晚上竟摆布出一场兵变来，打算断送他自己的‘革命的生命’的吗？”

“演达邓（邓演达的签名，照例用西式，因此我们也每每这样称呼他）毕竟是一位忠厚的人。”一氓自语般地赞叹着。

“还有，你应该还记得：就在邓主任走的那一天，蒋也从庐山回来了，他打电话来要我到总司令部去。我去了，他第一句问我的，便是‘择生呢’，他竟把择生关心得那样紧。可见他没有要到命，便紧迫地向着我要人。”

“你那次倒应付得满好，老蒋丝毫也没有怀疑到你。”

“我看他是把我当成书生，无足重轻，不值一杀罢了。”

在我们说话的当中，坐在我脚下，靠着椅脚睡熟了的翰笙，也早醒来了。他很像感到兴趣，他插口问起我来：“你是怎样应付的？”

“我吗？我是装傻。我对蒋说，就是为了除夕的兵变，择生认为有当面向总司令报告的必要，他便赶着回到九江去了。当然是在火车上彼此错过了。就这样，蒋也就没有再追究我。但我想，蒋在当时怕也认为，择生是不能够逃出九江的，因为船舶管理处不会为他备船。但他却没有想到，择生早自预防着了他这一着。那一次的阴谋，在蒋无疑的是失败了。”

四

这些回忆和谈话，算打破了车行中的寂寞，我自己也在私自庆幸着：我的生命力毕竟有蚂蟥那样的执拗，要想使它和我的躯壳脱离，好像也是不很容易的事。

手摇车摇到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的确到了牛行车站。车站和附近的市镇上，依然一个人也没有。

要打电话吧，电话房是上了锁的，没有办法打通。

我们走到赣江边上去，隔江可望到南昌城，但喊话的声音是不能到达的。江面上连一只船影也没有。赣江正是洪水期，无情的水滚滚地旁若无人地排泻着它的浊浪。有一团团的浮漂像小鸭一样浮在水面一道奔流着。

南昌城上时而有零星的枪声射来，也时而有模糊的士兵的影子可以看出。想来他们也是看见了我们，才在那儿瞄准射击的吧？

——这样是相当危险的，有什么办法过江呢？

我们不期然地，都有些焦急起来了。

在江边望了一会，又回到车站，想找那四位工友设法，但他们连影子也不见了。他们的任务是达成了的，赶紧脱离了危险地带，也正是应分的事。但是我们四个人，到了这时候，却俨然成为了无依无靠的四个孤儿了。

车站上没有办法可想，又只好折回江边。江水依然无情地滚滚地流着，船影一只也没有。有的是城上模糊的人影，空中零星的枪声。我们隔着江，整齐着嗓子，又试了几番喊话，然而一点反应也没有。有的依然是模糊的人影，零星的枪声。

——这是相当危险的，怎么办呢？

虽然并没有追兵在后，而确确实实是有大江在前。我们面面相觑着，真好像伍子胥在过昭关了。

江岸上骈列着一些大户人家，围着很高的封火砖墙，一家家都关门闭户。我们也试着去扣了两家大门，谁也没有人应门。说不定每家人家都是空的，家里人都到别处去躲难去了。

就这样，我们在江边上往复徙倚着，足足有一个钟头，突然晴明的天黑暗下来了，就跟谁在变戏法的那样，满天都涌上了浓黑的稠云，黑得来有几分令人可怕，就像快要到半夜光景。

这是暴风雨的先兆。我们赶快在一间大草棚下躲避起来，那在平时是从江船上起货的堆栈。

天愈来愈黑，突然间下出一批倾盆大雨。——不，这“倾盆”两个字还不够形容，倒可以说是倒海翻江，或者说，整个的天都垮塌下来了的那样。

五

暴雨没有好一会也就过了，眼前的一切，更加真真正正地被冲洗得干干净净。

天气倒凉快了下来，可却增加了心境的凄寂。

一一过不了江，和自己人接不起头来，怎么办呢？

天色渐渐昏黄起来了，江水在经过一阵暴雨之后，好像流得更加得意，更加汹涌，船影依然是没有的。不仅渡船没有，就是上下游来往的船，偶尔错误地开来了的也没有一只。

这明明是封了江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在当时实在不大明白：张发奎的军队还远远驻在德安，从德安到牛行是一片无人之境，也应该是自己的区域吧，为什么要那样退撄，竟到划江而守呢？

大家的心境都已经达到绝望的程度了，真个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对着那浩浩的赣江，竟想喊出两声蹩脚的秦腔了。

在无可奈何中，我一个人沿着江边往下游走去。

但是奇怪！走了不很远，我突然发现了一只小船，打着一张红旗子，在江心不安定地摇着。

“呵，救命的船来了！”我不禁叫了出来，又接着拼命喊，“请把船摇过来！请把船摇过来！我是郭主任，要进南昌城去！”

船上有两个人影子，一个在后边掌舵，一个坐在船头近处。

“这真是天外飞来的救星了！”船果然在向着我摇来。

船摇拢了岸，船头上的一位是年轻人，他竟认得我。

“你们是城里派来接我们的吗？”

“不，”年轻人回答，“我是来收军用电线的。是你一个人吗，郭主任？”

“不，我们还有三个人呢，在那上面。我们是昨天夜里由九江动身，坐着手摇车赶来的。”

“你们碰着我们真好了，队伍今晚上就要开拔，从清早起封了江，我这一只船要算是最后一次了。”

啊，这真是天外飞来的救星呀！我自己在心里反复着：简直就像戏里编凑的情节一样。伍子胥过昭关，遇着江上渔父；楚霸王到乌江，遇着乌江亭长；我们来南昌，遇着这位电信队的青年。

六

在昏茫中，渡过了江，天已经黑下来了。

除夕遇险的一幕，自然又回忆起来，但我们这一次是化险为夷了，虽然费了一些周折。在全街关门闭户的街道上，被人引到了贺龙的军部，恰巧是在臬台衙门。贺龙和他的幕僚们正在吃夜饭，他看见我们到了，欢喜得跳了起来。

“呵，你们来了，来了，大家关心得要命啦！”说着便把我们拥抱起来。他当然还不知道我全身都感觉到疼痛。

我们少不得便把九江出发前后的情形，告诉了一遍。他听说我同一氓挨了打，便要叫军医来看，但我们推辞了。因为并没有受什么内伤，外伤也不怎么严重，大家都在忙乱的时候，最好是省得麻烦了。

我们被留着吃了晚饭，贺龙又叫勤务兵拿了两套卫生衣和短裤来送我作为换洗用。他虽然比我肥壮些，但我们的高矮是相差有限的。

不一会，恩来得着消息也赶来了。他已经在电话中知道了我们挨过打并把一切行李都丢掉了，他随身带了一套蓝布军服，是他所分得的，拿来送我。大家都有说不出的高兴。我把张发奎写来的四项要求，交给了恩来，他拿着看了一遍，说：“都不成问题了。我们是决定走东江，不走赣南的。本来我们打算今晚就出发，离开南昌，现在改成明早出发了。我们和他自然可以各不相干。我们的方针是缴械，不杀人，他也是应该知道的。‘八一’革命，我们只缴了第三军和第六军一部分的械，并没有杀一个人。”

“不杀人，有时也好像不大好。”我半开玩笑地说，“我们倒几乎被你们没有杀的人杀掉了。”

大家哄堂笑了一会，真的快心称意的大笑。

南昌方面的情形，我们也算弄明白了一些，彼此都在庆幸着来得的确是时候。假使我们再迟到一晚上，不仅会掉队，而且有可能会当俘虏的。南昌城里还潜伏着很多的反动分子，等我们的军队开拔之后，他们立地便要露出面来报复的。就是张发奎早迟也难保要翻脸。

恩来是属于参谋团本部的，负责指挥军事上的责任，他很忙。那个组织里面，包含着刘伯承、李立三、彭湃，和其他的主脑人物。他先走了。

当时的革命委员会里面也有总政治部。我和一氓、翰笙是派在总政治部里面的，龚彬属于那一个组织，我可记不清楚了，大约仍然是那一军的军政治部吧。

我们也得赶着在明天出发的，接着便被人引到旧总督署，去就自己的岗位。

七

旧总督署，这个在北伐期中曾经做过蒋介石的总司令部的，现在是革命委员会的大本营了。这儿是我在一九二六与一九二七年之交的三四个月中，每天必须出入的地方。隔了不上半年，又算是旧地重来了。

情形是变了。虽然是在夜间，照例是那有“瞎子”之称的电灯光朦胧地照着，而且都显得零乱，但大家都很兴奋，也都显得那么朝气勃勃。

北伐军由广州出发，不到一年工夫便席卷了长江流域，并几乎完成了统一华北的使命，现在由蒋介石为首的内部叛变，阵线是分裂了，只剩下革命的核心力量，又从长江流域要折回到广东，准备卷土重来。照道理，这应该是革命的挫折，然而在当时，谁也没有这样的感触。“八一”革命是成功了，我们是胜利者。胜利者的气氛的确是弥漫着的，就仿佛那“瞎子”电灯，都呈现着胜利者的面貌。

就在那样的电灯光下，我看见了谭平山和恽代英。

平山在那时是革命委员会的事实上的主席，我们从武昌分手仅仅半个月光景，现在是在另一个天地里会面了。除欢喜之外，彼此都没有什么话好说。

但我对代英却表示了特别的谢意。因为在我未来之前，他已替我们把政治部组织了起来，而且处理得井井有条了。虽然明早就要出发，也没有剩下什么工作要让我们来赶夜工的。

代英在担任着宣传委员会的工作，我虽然也是宣传委员之一，同样也无须乎要我来作事务上的处理。

说也凑巧，当晚让我留宿一夜的房间，正好是七个月以前的除夕我避难过的地方。旧时的回忆免不得又来萦绕了一番。虽然身上还在痛，但午前在涂家埠遇难的一幕，却比除夕避难的一幕，更加辽远了的一样。

1948年6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