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再霸道的皇帝，说起来，也是要在乎民意的。因为中国的皇帝跟日本的天皇不一样，不能躲在幕后假装自己是神的后代，对前台的政治纷争不闻不问，维持千年不改姓换代，万世一系。中国的皇帝诞生之初，原也打算传之万世来着，可是任谁也传不了那么久，短的二世而亡，长的也不过十几代，天下就改了姓氏。改姓换代的原因，多半是民意闹的，载舟之水，沸腾起来，把船搞翻了。因此，皇帝都要关心一点民意，不仅有御史下去打听着，而且有的朝代还设有专门的机构，负责采风，说是收集民歌民谣，随便着也采一点“群众意见”上来。

可惜，皇帝老百姓距离太大，天高皇帝远，想要从皇宫里出来一次，动静太大，微服私行，当小说讲讲解闷行，真的操作起来，难如上青天。我们的电视剧导演，经常把他们所喜爱的好皇帝，说成跟老百姓心连心，其实，即使真有这样模范皇帝雷锋皇帝，而且老百姓也特想亲近一下他们，有如当今追星粉丝们的狂热，两下也互相够不着。

事实上，皇帝基本上是碰不到民意的，眼见、手摸，鼻子闻到的，无非是官意。这一点，在用人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说起来，用人当官，尤其是当大官，除了某些时候大权旁落，被女主、宦官、外戚或者权臣反客为主当了家的，理所应当，是皇帝说了算，乾纲独断。一般来说，依皇帝的性格不同，往往呈现出两种面目，一种是不大容易受外界的影响，皇帝自己说了算，说谁行，就是行，不行也行。一种比较容易受外界影响的，也就是说，要征询大一点的官员的意见，然后再做决定。其实，所谓不受外界影响的皇帝，也会受周围人的影响，只是这种影响不那么直截了当而已。说白了，皇帝用人决策的信息来源，只能是官意。来自《晏子春秋》的一个故事，很有意思。说是齐景公用晏子做东阿的地方官，三年之后，齐景公将晏子召来数落一顿，说，我原以为你有本事，才让你治理东阿，结果你治得乱七八糟，你赶快反省，否则我要处罚于你。晏子说，这样吧，臣恳请改道行之，再给臣三年机会，如果主公还不能满意，可以杀了我。不想，第二年晏子回国都汇报，齐景公非常高兴，亲自前来迎接，连说好哇好哇，你干得好。晏子说，其实，我前三年治理东阿，一秉大公，贿赂不行，贫民得以救济，境内没有人挨饿，然而，主公却要治我的罪。而今年我反其道而行之，贿赂公行，重加赋税，杀富济贫，打点上下左右，尤其重点贿赂君王的身边人，境内饥民过半，但是主公您却夸我。

小人不可得罪，有权者身边的小人尤其不可得罪，这是跟“为政不得罪巨室”一样的做官铁律。反过来，不得罪，就意味着要讨好，不是两不相涉，互不侵犯。因为如果你不讨好，别人讨好，你的不讨好，就变成了得罪。这就是为什么无论哪个朝代，无论皇帝贤与不肖，皇帝身边的人，男的女的，包括没了关键零件的宦官，大家都要拍他们的马屁，至少得给面子的缘故。

退一万步说，即使皇帝周围的人，不是史书上说的那样都是嗜利小人，为官者在多数情况下想要升上去，而且升得快点，有一个条件还是得具备，那就是人缘，不，官缘得好。为官时，不仅要打点好皇帝周围的人，而且上下左右都得八面玲珑，弄个清爽。官缘好，首先脾气得好，个性是不能要的，脾气得收起来。想要干点事，又不大惹人怨恨，就得有唐朝娄师德唾面自干的好性子，或者吾日三省吾身，像林则徐那样，在卧室里挂上“制怒”条幅，时刻提醒自己，如果不能，那就什么也别干，一味模棱，多磕头少说话，口中不臧否人物。历史证明，虽然史书上不多见这类人的事迹（实在没什么好说的），但这类人，一般来说，升得快，上去的多，越是高层，越是堆积这样的有人缘的高手。

古往今来，靠官意，命里注定，选不出好官、能官、贤德之官。芸芸众官里，即使有个把明白人，也架不住大伙都喜欢油光水滑的琉璃蛋，或者老实巴交的窝囊蛋。真正为民作主的好官，民意倒是不错，可惜，民意何如官意，为民难免得罪官，得罪了官，上下左右，官缘不佳，多半免不了被淘汰。拖到最后的最后，民意只好在造反中表达，待到上达天听的时候，什么都晚了，大家一起，没死的话，推倒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