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家家锅里有只鸡
“每家厨房的每只锅里，都应该有一只鸡！”
这不是来自鸡场的广告宣传，而是出自一位美国总统之口。一个堂堂总统的眼光只局限在一只鸡上，这个总统不如去养鸡算了！但是，傻傻的美国人被胡佛这句话深深打动了。胡佛顺利地击败了竞争对手，当选为美国总统。
胡佛竞选美国总统因鸡而胜出
美国人不仅实现了当初胡佛总统的诺言，不仅家家锅里有只鸡，而且只要你愿意，餐餐都可以吃到鸡。更让美国人自豪的是，他们把鸡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1928年，胡佛当选为美国第31任总统。
促成胡佛当选的因素很多。但是，他在竞选活动中提出的一个口号却激励和鼓舞了处于经济不景气状态中的美国人。胡佛的口号是：
“每家厨房的每只锅里，都应该有一只鸡！”
多么简单、多么质朴的口号！
搁中国人看来，这样的人也能做总统，简直是笑话。一个总统的眼光只局限在一只鸡上，这个总统不如去养鸡算了！
但是，傻傻的美国人被胡佛这句深深打动了。胡佛顺利地击败了竞争对手，当选为美国总统。
1930年前后，正是全球经济普遍不景气、物质极度缺乏的年代，美国人的家庭几乎吃不到什么鸡肉。胡佛的竞选口号，可以说完全切中了美国人的内心渴求，表达了大多数美国老百姓的祈愿。那个年代，别说每个家庭、每只锅里有一只鸡，就是有一根鸡翅膀，对普通的美国人来说，都是一种奢望。我们应该还记得卓别林吃鸡（吃皮鞋）的镜头，这个喜剧大师实际上表达了那个年代美国人的一个梦想。
当时，美国的鸡肉产业尚未萌芽。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美国才出现一些小规模的鸡贩，如泰森、普渡、哈得逊等人。他们由每天开着小货车到处兜售开始，慢慢拓展了营业规模。美国人如此爱鸡，如此喜欢吃鸡，再加上随着经济的复苏和人民生活素质的提升，使得他们几个小贩的生意越做越大。
1955年，50多岁麦当劳快餐店的总裁罗伊·克洛克结识了美国加州的一间快餐店的老板麦当劳兄弟，罗伊·克洛克对这家快餐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他放弃了原来的职业，向麦当劳兄弟买下了快餐店的专利权。由于罗伊·克洛克经营有方，麦当劳快餐店成为发展最快的世界性企业。
此后不久，肯德基也诞生了；美国吃鸡的人越来越多，加大了鸡肉的消费量，也催生了鸡肉产业的勃兴。
在这种背景下，原来从事小商小贩生意的泰森、普渡小型鸡贩，在经过资源与通路的整理之后，竟然发展成首屈一指的大型企业。
时至今日，美国的鸡肉产业规模之大，不但领先全世界，也成为美国最具竞争力的产业之一，它的影响力不亚于金融业与电脑业。仅仅是泰森一家公司一年的肉鸡宰杀数量，就超过10亿只，占据了美国市场1/3的份额。这个数字超过了全日本一年的肉鸡宰杀量。而全台湾，1998年的肉鸡宰杀量，不过才2.5亿只。
据统计，在过去的10年里，美国人的饮食结构和习惯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白肉（鸡肉）的消耗量，已经超过红肉（牛肉、猪肉）。这主要是基于健康意识的改变，鸡肉比牛肉和猪肉含有更丰富的蛋白质与钙。但相对的，卡路里、脂肪、胆固醇的含量却低于牛肉及猪肉，这使得鸡肉成为最受美国人欢迎的食物。
美国人不仅实现了当初胡佛总统的诺言，不仅家家锅里有只鸡，而且只要你愿意，餐餐都可以吃到鸡。更让美国人自豪的是，他们把鸡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美国的鸡文化在中国也是一路所向披靡。
美国的鸡早已对庞大的中国市场垂涎已久了。1987年，肯德基的鸡脖子率先伸进中国，而且伸到了中国的首善之区，伸到了天安门广场前面。也就是从此开始，汉堡速食业不仅迅速攻占了中国各大城市，也开启了中国人对饮食概念的全新理念。
不久之后，麦当劳跟进。麦当劳的鸡脖子伸进的地点也甚为了得，就在王府井大街的街口。开业当日，盛况空前，数千人耐心在店外等候数小时，为的就是一尝美式快餐鸡。据说，甚至有的年轻人结婚，也选择在这里举办婚宴。
到了2004年底，肯德基在中国的门市已经超过1200家，位于第二名的麦当劳估计也有肯德基的一半数量。全中国辖下的500多个城市中，就有280多个城市有了美国鸡。
麦当劳全球单日营业额最高纪录是在中国创造的。在上海闹市区，徐家汇圆环天桥上，在300公尺狭窄的视野里，你打眼一望，能瞅见四五家虎视眈眈的肯德基。徐家汇中心区，寸土寸金，一个100平方米的营业店面，租金贵得可以把胆小的人当场吓晕。但是，肯德基居然同时允许在同一地段开设五家门店，这似乎在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让中国的老一代担心的是，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家的孩子在家吃饭没有食欲，但是到了麦当劳、肯德基，就生龙活虎地饕餮着。很多幼稚园的孩子，还在牙牙学语、只能偶尔蹦出几个单词的时候，就能顺溜地叫出麦当劳、肯德基。
如果把麦当劳与肯德基两家作一个详细的比较，在美国的本土和全球的市场上，麦当劳仍处于上风：麦当劳目前在世界上121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过3万家店，全球营业额约为406.3亿美元。而肯德基在世界上的80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连锁店数仅有11000多家。在美国本土，麦当劳的店铺无论在数量与售额指标上，都远远领先于肯德基。
截止2005年，百胜中国旗下共有1584家肯德基、210家必胜客、3家塔可钟。中国市场上的肯德基连锁店的利润占美国市场之外的1/3。近7年它的扩张速度高达70%。同期营业收入是麦当劳（中国）的两倍。因此才引得《经济学人报》如此的感叹：“人们购买百胜的股票不是因为美国，而是中国，是通过中国的优秀表现掩盖了美国本土的平淡。”
在拓展和竞争策略上，双方也有很大的差异。
麦当劳为了坚持它的美国品牌，一开始就强调它的食品原材料供应一切都来自美国，它想的是让中国人真正尝一尝什么是彻头彻尾的“美国味儿”。
肯德基不一样。肯德基的中国总裁苏敬轼说：“肯德基85%的鸡肉原料都来自于国内，我们从第一天起就打造这条供应链。”这也等于说，肯德基从进入中国的第一天开始，就已经是“土洋结合”了。它想打造的是“新式快餐”和“中式快餐”。
一个业界共知的秘密是，肯德基30%的鸡肉来自于国内的一家供应商。
在“禽流感”最为猖獗的时候，有识之士提出疑问：
在整个亚洲都谈鸡色变的时候，你们肯德基为什么还照常营业，大量地贩卖鸡肉？你们的鸡是从何而来的？是不是经过检疫？吃了你们的鸡肉会不会有被传染非典的危险性？
这不仅是顾客在问，还有卫生部门也在问，这股压力不谓不大。于是，本来是低调为人、默默做事的大成集团，因为这次“禽流感”而浮出了水面。大成鸡打消了人们的饕餮顾虑。即使在禽流感爆发的时候，人们谈鸡色变，而大成鸡熟食产品仍然源源不断地出口至日本。
没有人会想到，一只鸡会引发如此复杂的产业链，以及在产业链背后的经济的、文化的、世俗意识的内容。
所以，绝对不能小视一只鸡的威力和能量！
这只鸡不是一般的鸡，它有文化。至少相当于中国特色的MBA——一个中国各地官员趋之若鹜的学历速成班。
全球蛋白质产业链巨无霸
1943年，应该在美国泰森食品的历史上有着重大意义。那年，泰森用积蓄的美元购买了他的第一家肉鸡养殖场。此后，泰森再不用开着小货车投机倒把练摊了。小商小贩和企业家的区别就在这里。泰森成为了美国家喻户晓的民营企业家。
台湾地区早期的畜牧业都是家庭副业，家家户户在后院养几只鸡、几只鹅鸭、几头猪，喂的都是自家吃剩的饭菜、或者是根据自己经验胡乱配置的饲料，方式相当粗放，其用途也非常简单，就是作为家庭储蓄、应急或应对不速之贵客的光临，没有什么规模，也谈不上什么专业。
1930年代之后，美国经济渐渐显示出复苏的迹象。美国以政府行为调剂市场及需求。《1933年农业调整法》是美国第一部农产品价格支持和土地调整立法。基本思想是通过控制过剩农产品，实现农产品价格和工业品价格的“平价”。与此同时，联邦政府通过行政命令或相关法律，成立商品信贷公司和联邦剩余商品救济公司，收购并向农场主提供抵押贷款，向广大缺粮人民分发食品。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渐渐度过了20世纪20年代最苦涩的时期，普通百姓渐渐开始购买在过去看来是典型的奢侈品的鸡肉。其时，在美国，规模化的鸡肉产业尚未萌芽。但是，小商小贩却看准了时机，那就是，美国将慢慢进入一个“鸡消费”年代。
1935年，泰森看准了普通百姓对鸡肉的需求，开始贩运活鸡。这种生意模式，全世界通用，就是从甲地买来，再到乙地卖出，中间的差价就是泰森的利润。
1936年，泰森将500只阿肯色州饲养的鸡，贩运到芝加哥。这次交易使得泰森获利235美元。在当时，235美元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泰森决定用所赚来的钱继续买鸡。大凡最简单的生意，也最辛苦。泰森就这样周而复始地倒腾着，渐渐地，他手里的美元多了起来。
1943年，应该在泰森食品的历史上有着重大意义。那年，泰森用积蓄的美元购买了他的第一家肉鸡养殖场。此后，泰森再不用开着小货车投机倒把练摊了。小商小贩和企业家的区别就在这里。泰森成为了美国知名的民营企业家、老板。
从1947年开始，泰森食品陆续掀起了一系列的事业和产业升级举措：成立泰森饲料和孵化公司，将饲料纳入到鸡肉经营环节；建立美国第一家鸡肉加工厂，成为从饲料销售、鸡雏供应、养鸡、宰杀和加工为一体的“一条龙”肉鸡食品产业。1966年，泰森食品首次发行股票，并大举收购相关联企业，开始了其傲视全球的蛋白质产业链的构建。
2004年，泰森年销售额达264亿美元，在《财富》全球500强中排名201位，是《财富》500强中的第二大食品企业。泰森公司在全球21个国家有300家工厂和办事处，其产业工人达到11万多。
泰森公司的业务主要集中在美国，其国际业务在整个业务体系中所占比重不是很大。
尽管如此，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还是吸引了这个全球蛋白质产业的巨无霸。2001年5月，泰森食品与中国著名的企业山东诸城外贸联合创立了山东泰森大龙食品公司，生产、深加工鸡肉产品，总投资1000万美元，年加工能力达7500吨。
泰森食品，正成为全球蛋白质解决方案的首选。
最让人感觉意外的消息，并不是泰森食品覆盖全球的投资和产业，而是新近的一则新闻：
近年来，生物燃料作为矿物燃料的替代品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目前生产生物燃料大多使用的是玉米、大豆、油菜籽等粮食作物，而美国康菲石油却另辟蹊径，计划从动物脂肪中提取生物燃料。据报道，康菲与美国最大的肉类生产商泰森食品公司日前联合宣布，将以牛肉、猪肉、家禽中的动物脂肪作为原料，合作生产及推广生物柴油燃料。
两家公司表示在过去一年里已经进行了合作，探索将泰森公司在蛋白质化学领域的专业知识与康菲在加工处理和市场推广方面的专长相结合，生产出可再生的、具有更低碳排放量的生物柴油燃料。康菲首席执行官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该公司计划在未来几年内投资约1亿美元生产这种生物柴油，并希望能够在今年第四季度在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加油站提供这种燃料。根据两家公司的计划，未来两年内新柴油燃料的年产量将约为1.75亿加仑（约合6.6亿升）。马尔瓦说，这一产量虽然仅占康菲在美国柴油总产量的约3%，但其意义重大，“在一个供应紧张的市场上，任何产量的增加都有助于改善供应，缓解零售价格压力”。
此次业务转型，是否也是泰森看准了市场天机的一次机遇？
从食品产业链到生物柴油，泰森似乎将出手组合拳了。
契约，从鸡开始
从单纯经营饲料，到转入动物蛋白质垂直整合，从单纯的饲料买卖关系，到成为一个关联紧密的利益互动的链条，大成以饲料为龙头、以鸡肉垂直整合为基本模式、以农户及其分散而多元的养鸡场为泛车间，建立了亚洲范围内最初的从饲料、鸡雏、宰杀、销售一条龙的产业模型。
这，便是契约农户，也就是“公司+协会（龙头）+农户”模式的雏形。
在石油危机之后，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地区，老百姓吃肉品的需求有所增长，连带的使得畜牧业开始成长，并且出现了一些小型牧场，此时的方式仍然是粗放式的。一些牧场主开始在考虑寻找更高效的饲养方式了。
在台南县后壁乡有一家知名的养鸡大户——永光养鸡场，老板叫黄昆虎。黄昆虎从几百只鸡起家，后来增加到1000多只，再后来，他便与当地的农会合作，把有兴趣养鸡的农民集合起来，让他们也养鸡。渐渐地一些农场都变成了养鸡场，他所在的后壁乡也变成了“养鸡专业乡”。
他的好光景一直维持到1976年。由于当局实施土地重整，个人农田不能盖鸡场，所以永光鸡场无法再扩建，维持在17个鸡场的局面，鸡只总数则大约为30万只。
大成饲料业发展起来之后，永光是他的第一个客户。当时的总经理还是老董事长韩浩然。由于韩浩然谦和的品格与推己及人的情怀，所以两个人合作得很好，相互交往了几十年。说及韩黄两家的关系，黄昆虎这样说道：“我们与大成是一条裤腰带拴在一起的难兄难弟。”
后来大成试验饲料的时候，总是把永光鸡场当成一个试验基地。永光是大成的客户，也是实验室。那时候，有一种“球虫病”，这种病附着在鸡的肠子上，一直能够把肠子咬穿，鸡就会出血死去。这种病没有预防的疫苗，只能现配药物加以扼制，大成与永光花了很大的力气开发药品，最后终于成功地克服了病情。
韩家寰接手大成之后，仍然与黄昆虎有交往，但是他的观念却与老董事长不一样了，他开始了触类旁通的经营。
有一次，韩家寰对他的高层主管说道：“大成不能光卖鸡饲料，而是要从头到尾卖一整套的服务。包括什么样的鸡种最好，什么样的饲料与卫生计划，才能让鸡维持良好的健康等等，每一个关节都马虎不得！”
他还怕自己的话说得不明白，于是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笔，在纸上画出了一条长长的横线，然后又在横线的中央画出了一条纵线。“你们看，我们饲料有那么多种类，土鸡料、蛋鸡料、猪料、牛料、鸭料、水产料，六种，将来还要垂直整合，这是世界趋势。”
韩家寰这番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高层主管们听出来了，好像他们的韩总的企图心又扩张了，他已经不满足于只做饲料的产业了。养鸡，养种鸡，卖给客户，再吃大成的饲料，然后养好的鸡大成收购，然后宰杀，去卖成品鸡。这是所谓的“一条龙”模式。
当他的“一条龙”思想抬头，并且付诸实施之后，一些养鸡户害怕了。他们担心自己单人独马的力量太小，弄不好就会被大成公司吃掉，再也养不成鸡了。有些人见到了韩家寰，就抱怨说：“你们这些大公司，就专门会欺侮我们小客户，你们吃鸡肉，总还得给我也能喝点鸡汤吧！”
韩家寰向他们解释说：“你们放心，大成不是那样的公司，我们绝对是‘生命共同体’，我们结成一个整体，共同来对外作战！”
当他讲这番话的时候，他还只是有心照顾这些农户，而没有具体的办法。后来，一个新颖的点子浮现在他的脑海里：对，像黄昆虎那样，把零散的农民养鸡户组织起来，和他们订立契约，再指导他们养鸡，然后按合同收购他们的鸡。这样一来，鸡雏是大成的，鸡料是大成的，最后鸡肉也是大成的。大成得利农民也致富，岂不是皆大欢喜。
由此看来，韩家寰和他的老爸的确是两代人，韩浩然那一代人是与像黄昆虎那样的客户各守边界，互相照顾，却互不侵犯。
到了韩家寰的手里，方式改变了，他既大肆扩张，但也顾及了他人的利益。这也就是说，把那些大小的客户变成不属于大成却又从属于大成的“员工”。这绝对是当时还是年轻人的韩家寰的一种新思维。
于是，大成在改进饲料的同时，开始以基地的形式养殖鸡，开始以契约的形式让农户养鸡。同时，再开设电宰鸡厂房，对收购来的鸡进行电宰。这样一来，他便从饲料的行业跨入了食品的行业了。
大成公司按照美国市场的做法，把孵出来的小鸡和饲料卖给养鸡户，经过42天的喂养达到标准后又收购回来宰杀，养鸡户得到了稳定的保障，避免了鸡价起伏的风险，所以深得养鸡户的欢迎。
从单纯经营饲料，到转入动物蛋白质垂直整合，从单纯的饲料买卖关系，到成为一个关联紧密的利益互动的链条，大成以饲料喂龙头、以鸡肉垂直整合为基本模式、一农户及其分散而多元的养鸡场为泛车间，建立了亚洲范围内最初的从饲料、鸡雏、宰杀、销售一条龙的产业模型。
这便是契约农户、也就是“公司+协会（龙头）+农户”模式的雏形。
打通亚洲谷仓
冬天的东北是休眠期。这个时期，普通的百姓一般是坐在温热的炕头享受室内闲暇时光的。他们冬天没有干活的习惯。问他们为什么不养鸡？他们回答说：屠宰厂不杀鸡养鸡干吗？问屠宰厂为什么不杀鸡，屠宰场回答说：他们不养鸡我们杀什么？
看来这是一个误区，只要有人去消除这个误区，就可以达成肉鸡与屠宰、农户与市场的对接。
有个很调侃的说法。东北地区，一年中有半年属于冻土期，老百姓半年的时间里无法劳动，只好热炕头上一坐，唠嗑、饮酒、打牌，所以东北人都养得人高马大白白胖胖。而南中国海的沿岸，属于亚热带气候，无明显温差。因此，那里的人民便终年忙碌着。因此，便显得瘦小精悍。
这样的说法不足为凭。但是，以往一到冬天，东北人也跟着进入冬眠状态却是事实。大成集团进入中国内地最开始的投资，便选择在东北，这不仅因为老董事长韩浩然祖籍东北，也不仅因为大成集团多个高管的老家也是东北，而是因为，东北是亚洲的谷仓。
早在1986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的韩家寰就开始关注中国内地持续走强的经济形势了。1990年，大成公司在韩家寰的力主之下，在内地试水。这一年，大成促动了两个举措，其一是接收深圳特区蛇口港的“蛇口面粉厂”。成立大成食品（蛇口）公司，生产高级专用面粉；其二是在东北沈阳成立合资企业大成（辽宁）农牧公司。大成的计划是，以专业的完全配方饲料为突破点，谋求建立从饲料生产与销售，到肉鸡的饲养、屠宰、加工与销售一条龙的产业构架，也即动物蛋白质产业链垂直整合架构。
大成坚信，同是中国人，拥有相同的语言和文化，再加上大成很多高官的祖籍也都是东北，他们决心复制大成在台湾的模式，拓展东北亚市场，打通亚洲谷仓。
大成于亚洲谷仓的第一步，也就是饲料的销售和市场的拓展。
其时，先于大成进占东北的饲料企业已经很多，最著名的有正大集团等，已经占据了市场高点，也拥有了一定的品牌知名度。
但是，大成的王牌不是既有的营销通路，而是基于千家万户而建构的契约农户体系。依靠这个体系，他们将可以打通大成饲料的销售通道，同时通过收购大成饲料鸡供应大成电宰工厂，进行肉鸡屠宰与加工，然后再借助自己的国际市场营销资源，进入国际国内市场。这是一个完整的产业与市场链条。
不过，任何事业的拓荒过程都是极其艰难的。
上面说过，冬天的东北是休眠期。这个时期，普通的百姓一般是坐在温热的炕头享受室内闲暇时光的。他们冬天没有干活的习惯。问他们为什么不养鸡？他们回答说：“屠宰厂不杀鸡养鸡干吗？”问屠宰厂为什么不杀鸡，屠宰场回答说：“他们不养鸡我们杀什么？”
看来这是一个误区，只要有人去消除这个误区，就可以达成肉鸡与屠宰、农户与市场的对接。
大成以饲料为诱因，计划从契约鸡突破。
杨斌是从业务员做起的第一批大成元老。起初，他负责“契约鸡”农户。“契约鸡”，这三个字，过去在内地还没有出现过，不信你打开新华词典和辞海，都没有这个词条。就连杨斌这个曾在国营饲料厂呆过的吃商品粮的人也是初次听说。杨斌费尽口舌向农户解释做大成契约养鸡户的好处，只要成为大成的契约养鸡户，鸡养大了不愁卖，直接由大成以保证价格收购，利润稳定，也没有风险。农民兄弟听了，莫不瞪大眼睛，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天底下还有这等好事？”杨斌说，我们之间可以签订契约啊！农民说，契约？契约，管用吗？
这不能怪农民兄弟。当下的中国，诚信是个很大问题。几乎所有优秀的传统价值观和理念，当代中国人都有待重温。本来也许是一个诚实的老好人，但是如果你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欺骗，你就不会再相信什么了。
呵呵，东北人说：你就使劲地忽悠吧。
这里要说的是，中国的聪明才智有时极其善于解构一些本来很优秀的东西。比如“公司+农户”，后来就被弄得一塌糊涂。我们经常能看见那些致富信息，什么你只要用我们的种子种了某某植物，我们就高价收购你的叶子。等你买了种子和技术辛辛苦苦把叶子运过去的时候，多半那公司早就溜了。即使有的还在，也以种种理由再次解构你的叶子，说你这不行那不可以。总之你要拉回去还得花钱，不如贱价搁这儿算了，长此以往，“公司+农户”就有点臭名远扬了。
这不，东北老乡就问：为什么非得吃你们的饲料？八成是借契约之名，实则推销饲料的吧？要是养大了你们不收我们不惨了？等等。大成的业务人员早期实际上充当的是教员和辅导员的角色。
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公共交通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而很多养鸡户居住于偏僻的山坳，大成的业务员就必须徒步走进山里。他们的身上，还要随身背着大成的资料、饲料样本，当然还得有毛巾和牙刷。大连著名的龙头老大、也是养鸡协会的老李会长这样回忆说：
“1993年我就结识大成了。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公司的业务员郭毓鹏，他背着个包，徒步在乡间考察，脚都磨出了血泡。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某某饲料也找到了我，两家都在推广。郭毓鹏非常谦和，他们两家公司各送给我两吨饲料。结果两个月我就把大成的卖完了。某某销售为零。后来，我每月销售大成的饲料140吨，某某还是零。第三次，我还是给大成和某某一样的机会，结果，某某还是零。你们要问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我的回答很简单：饲料品质，售后服务。”
大成就是靠着这两点，初步在东北打开一片天地，获得了东北老乡的认同和肯定。
有一组数字很能说明问题。
前镇是个很小的镇子。1993年时，“契约鸡”的数量是23万只，1994年窜升到36万只，产值达到612万元人民币，实现利润为74万元人民币。1994年大成“契约鸡”的屠宰量为400万只，外销日本达3200吨。
契约农户所在的地方政府，突然发现这家伙厉害，竟然不是骗子。不仅不是，而且大成的高管如韩家寰、陈福狮等，到公司普通业务人员，都一律极其谦和温良，和农民打交道那耐心劲儿比干自家的活计还用心。普通的业务员深入农家，闻鸡粪（判断鸡只健康状况）、帮助农民喂鸡、抓鸡……某次，一个农户竟然吃惊地看见，东北亚区域总裁陈福狮竟然挽起自己的西装袖子，下手给自己的鸡舍扒鸡粪。乖乖，这哪里是总裁啊！那农户一时惶惑得不知所措。
最广为传颂的是大成总裁韩家寰。那年，韩家寰去沈阳参观一个养鸡场，司机的车子刚靠近农场大门的时候，他吩咐司机停车。他下了车，夹着双拐（韩家寰患小儿麻痹自幼便仗双拐行走），竟步行500多米，走进鸡舍。司机惊讶得下巴都快掉了，那个鸡场老乡很感动同时也内疚得不得了。后来老乡逢人便说这事，末了不忘记补充一句：人家可是亿万富翁啊！
那是大成向普通的养鸡农民致敬！
大成集团的企业精神是这样四个字：诚信，谦和。
到底是只什么样的鸡？
“公司+农户”、“契约农户”+“订单农业”，像葡萄串一样把农户串联起来。而契约，就是串葡萄的那根绳子，此时的农户不再是简单的农户，而是现代商业意义上的契约人。通过契约这条准绳，使得小农户经验变成了“小规模大群体”。通过龙头企业的带动，把先进的经营理念、管理方式、科技营养注入给农民，改造和提升农户。由此，农户的生产方式，便脱离了几千年高度集权体制下的“大国小农”的藩篱，通过“公司+农户”环节里的公司，农户实现了与更广阔、更丰富的市场的关联，从而参与到农产品全球化的市场竞争格局之中。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农业发展历经了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到1979年改革开放。这是一个极度封闭的时期。从土地改革，到互助组、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中国农民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对土地的依赖、实现产业化的革命性巨变。传统的思维，传统的模式，像一根根绳索，紧紧地捆住了农民的双脚。靠天吃饭，靠勤劳耕作，与社会发展进步，保持着相当大的距离。没有什么昭示或推动他们。
第二阶段是1979年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个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处于探索阶段，从大包干引发的思想解放，到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启了中国农村启蒙的时代和多元化发展的格局。这个时期最明显的特征是，产业化开始萌芽，多元化格局形成，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细胞和部分地区集体所有制模式并存。贫困地区、乡村更加贫困化、边缘化，发达地区的农村则城市化、富裕化。此时，农业产业化概念开始出现，但是，具体到如何产业化、如何确认产业化的模式和方向，却一直没有定论。理论家有着汗牛充栋的著作，但是对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却不具备实际意义上的可操作性。也有不少农业第一线的专家、企业家、地方领导做了无数的摸索和努力，但是中国农业产业化的根本方向却一直无法确认。我们所能看见的众多乡镇企业、私人企业、家庭作坊等，无规则无秩序地衍生着。为了攫取利润，中国大部分的乡村牺牲了空气、绿色、天空、水源、绿地，甚至牺牲了健康和未来，换取了产值和GDP的提升。
第三阶段属于“公司+农户”时期。这样说，估计很多人会质问，但它确实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核心。
如果以下我用详尽的文字来论述为什么，那么，这本书就有可能像是一部学术论文或答辩状了，那不是我想要的。我尽量把我支持上面结论的观点简洁为若干清晰的词汇：
1.以公司为龙头，关联起农户、公司、市场，使得相关资源在各自的框架里得以充分发挥。
2.以规范化的、集约化的运营及管理，取代粗放式的、盲动式的经营与运作，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与国际接轨。
3.以符合国际市场规则的标准加诸于从原材料、半成品、成品、终端产品的生产及流通环节，使参与这个环节的农民在此过程中得以了解与自己生产有关的国际惯例（比如吕忠喜，在采访中他多次提到欧盟，说什么样的鸡符合欧盟标准）。
4.以企业行为解决了社会问题。大成的模式，在公司主体产业链之外，还衍生形成了另一个产业链，那就是围绕农户养鸡所形成的饲料运输、客运服务、餐饮、鸡舍建造、电力、煤炭等相关联的行业，使这些要素得以释放，解决了乡村劳动力就业问题。
不过这些都不是本书所要重点强调的内容。我们想要渲染的是，透过大成的产业模式，农民赖以栖息的乡土文化得以完好地坚持、固守、甚至发展。
近2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得农民的创造力和观念得以极大的释放。但是，随着农村城市化的推进、乡镇企业的兴起、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形成以及一轮又一轮房地产开发热的喷涌。我们发现，本原的乡村文化正在被残忍地肢解。这种肢解的最直接的后果有两个，其一就是乡村被支离破碎的工业文化撕裂，随着财富流向不均的加剧，富有的更加富有，贫穷的更加贫穷，马太效应在当代中国得到了最准确最普遍的诠释。
再者就是，乡村人有的涌向城市，有的流离失所，有的进入工厂，有的则模糊了身份，成了所谓的“三无人员”。农民进了城，失去了赖以传承的文化因子，成为现代化都市里最孤独、最郁闷、最低下的人群。他们可能被随意克扣工资、可能随意任何戴大盖帽的人盘查和质问，他们盖的楼房越多越高，他们所能栖息的空间就越狭小越肮脏，他们不得不流浪在城市的角落。因为，他们回不去了，他们的地不是被企业建了工厂，就是被地产商建造了豪华公寓。
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是一个国家民族发展的目标和繁荣、富强的标志，但是弄不好，会给农民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和戕害。
城市化对农民最大的戕害在于，地产商、开发商等等在获得超额利润的同时，却把农民盘剥得只剩下了一块遮羞布。
工业化对农民最大的戕害在于，在一排一排冒着浓烟的烟囱和排放着污水的黑色管道背后，农民的天空被不可逆转地污染了。它割裂了人与土地、人与自然依依相恋的关系。
现代化对农民最大的戕害在于，它提供给了农民观看西洋景的一扇窗户。但是，却没有发给农民一张入场券。大部分的农民，永远只能隔着一层玻璃看着窗外的繁华。他们只能是观众，他们永远进入不了这个文化。
在形而上的文字之下，是形而下的痛苦和绝望。下面说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某日，深圳有市民向当地一家报纸投诉，说某立交桥下有民工洗澡，污染了周边环境。结果，还真有二百五记者背着相机拍到了民工洗澡的情形，然后一顿数落，大意是这些素质低下的民工，怎么能这样洗澡呢？（潜台词是：为什么不在盥洗室用花洒洗呢？）
呜呼！
这些来自中国不同地方的民工，白天建造着高楼大厦，干着最苦最累的活计，吃着粗糙的饭菜，夜晚就栖息在工地的材料堆边，真的没地方洗澡。要不就坐公共汽车跋涉上百里找条没被污染的小河洗，估计可能性不大，要不就花100元桑拿一下，估计也不是很现实。无奈，他们只好用立交桥下的一只浇花的水管子囫囵吞枣地洗个澡……结果，不仅被偷窥，还可能被谴责。
还有更深层的困惑。比如，一个农民来到了城市，在老板厂打工，夫妻间相隔甚远，见一次都很难。但农民也是人啊，除了劳作和填饱肚子，有时也有生理需求啊。无奈，远水解不了近渴，欲火中烧的时候，会头脑发热，想到发廊解决一下。结果，被误会抓进了派出所。好在派出所还有一个变通：罚款！
上面的话说得有些愤青，或者极端。但是，与其说些不咸不淡的边缘词语模糊话语，不如一刀子捅破那张矫情的纸。
回到大成文化。
“公司+农户”、“契约农户”+“订单农业”，像葡萄串一样把农户串联起来，而契约，就是串葡萄的那根绳子，此时的农户不再是简单的农户，而是现代商业意义上的契约人。通过契约这条准绳，使得小农户经验变成了“小规模大群体”。通过龙头企业的带动，把先进的经营理念、管理方式、科技营养注入给农民，改造和提升农户。由此，农户的生产方式，便脱离了几千年高度集权体制下的“大国小农”的藩篱，通过“公司+农户”环节里的公司，农户实现了与更广阔、更丰富的市场的关联，从而参与到农产品全球化的市场竞争格局之中。
大成固守传统产业，它的所有创造与革新都基于土地，以及土地上生存的子民。大成在传统的产业地带，做出了超越性的工作。最重要的是，大成的产业将农民、土地、商业、文化水乳一般地融汇在一起，“契约鸡”没有割裂农民与土地，反而强化了人与土地的共生与互动。与国际接轨，也没有改变农民固有的文化秉性，违心地适应自己并不得心应手的所谓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透过大成的产业链条，农民可以繁忙但真实地生活着，他们保留住了自己出生时的那块土地。夜晚的时候，他们能在炕上悠闲地饮一杯小酒，疲惫的时候能自由地躺在老婆的怀里，心情好的时候可以和邻里调侃甚至打情骂俏。这些，是那些流浪在城市里的农民们无法消受的奢侈品。
回到本节的小标题：到底是一只什么样的鸡？
无疑是一只健康的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