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疯狂的粮食
跨国粮商控制着大豆原产地以及大宗谷物的仓储和远洋物流通路，而国际投机机构则决定着大豆的价格。由于大豆产地源头和物流体系被控制，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大豆被低价收购，然后美国粮商将这些大豆销售到世界各地，其中最多的就是中国。除了市场的因素决定着大豆的价格之外，跨国粮商和国际投机基金实际上也控制了期货市场国际大豆的定价权，开始形成一种“巴西人种大豆、中国人用大豆、美国人决定转手利润”的格局。
美国人的大棒
粮食，在美国人手里，有时是温柔的面包；更多的时候，则是大棒！
20世纪60年代前后，美国在国际间的经济信誉已经濒临破产。当时，世界各国纷纷对美元的信用度抱有怀疑的态度，深怕有一天美元不能兑换。为了平衡财政赤字，尼克松政府决定快速和持续地发展农业，希望借助农产品的外销来赚取外汇，稳定平衡贸易逆差。
美国素有“世界粮仓”之称。美国中西部密西西比河沿岸，拥有全球生产粮食最好的气候和土壤，是最重要的粮食产地。倾斜的农业政策、广阔的密西西比平原，再加上先进的农业生产机械、领先的农业科学技术，使得美国的农产品在全球贸易市场上独领**。
尼克松政府的农业政策迅速发生了化学效应，美国的谷物粮食变成了挽救美元最迅速最有效的工具。美国的粮食经由新奥尔良港口向世界各地出口，美国一下子由“世界粮仓”变成世界最大的粮食输出国，成为世界农产品市场中的“粮食强权”。
美国人用非常积极的促销方式，将农畜产品倾销到世界各个地区和国家。它输出的小麦成为面包，玉米成为优质的饲料，黄豆则被压榨成豆油，豆粕则成为饲料。饲养家禽，生产动物蛋白质。大成公司当时在台湾刚刚兴起不久，也进口了不少美国的谷物。
能源和粮食是不可或缺的基本民生物资，同时也是世界各国最常用的政治和战略武器。许多国家以此为巩固统治和进行战略利益交换的筹码。美国更是尽一切可能，通过各种管道，来收集世界各国的资料，进行先期的粮食策略的实施。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还未当选为美国总统的胡佛，就曾经大力支持一项粮食援助德国的计划，以免德国老百姓因挨饿而把选票投给社会党，同时也解决了美国粮食产能过剩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防止贫穷的工人暴乱，美国又将大量的谷物和粮食以贷款的方式流入意大利和法国。当时最著名的粮食援助计划就是“马歇尔计划”。马歇尔本人曾经说：“粮食是我们外交政策上极其重要的利器。”
粮食也是重要的控制工具。
如果一个从美国进口谷物粮食的国家得罪了美国，美国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对该国的粮食援助及该国的粮食贸易计划实施措施。
粮食，在美国人手里，有时是香甜的面包；更多的时候，则是沉甸甸的筹码！
神秘的四大粮商
对这些跨国公司来说，生意就是生意，完全在商言商。他们运用强大的销售通路或宣传手段，打通市场的各个环节，几乎是毫无阻拦地进入他们想进入的市场或国家。至于他们是否会给粮食贸易国的人民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诸如中国的豆农失业、韩国的粮农弃田），他们丝毫不关心。或者说，这些与他们无关。
2005年8月的一天，庞吉公司的CEO阿尔伯特·韦瑟紧紧盯着办公室里的电视屏幕。CNN不断滚动报道着卡特丽娜飓风肆虐的情景，它所到之处，疯狂地**着一切，给土地带来巨大的恐惧。办公桌上的电话此起彼伏，在刚刚接到的电话里，他得知庞吉公司在密西西比河的出口设施有幸地躲过了飓风的袭击，但是，飓风的暴力，已经使那个世界最大的谷物输出港口的装运陷入了停顿。而此时，美国的谷物收获季即将来到。韦瑟关心的是，这次卡特丽娜带来的灾害，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庞吉公司的运营和全球大豆的贸易流转。想到这里，他立刻拨出电话，即刻吩咐下属对此次飓风带来的灾难和影响进行谨慎的评估。
与此同时，在密西西比河谷物港口，一艘巴拿马级的粮船停止了一切工作。船员们躲在狭窄的房间饮酒，并以惊惧的眼睛注视着渐渐远去的飓风的尾巴。这艘巴拿马级的粮船，原计划在装载完毕后启程，经由大西洋，抵达欧洲。但是，一场飓风使得计划搁浅了。
绵延的密西西比河是一个天然的水道，这里设立着很多规模庞大的谷物仓库。由于水道的运费低廉，再加上粮商可以直接将收购来的粮食，通过驳船经密西西比河运送到矗立在河岸的粮仓。因此，密西西比河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运输走廊。
而在新奥尔良港口，等待装运谷物的货船密密麻麻摩肩接踵地停泊着。这些货船吨位从25000吨到60000吨不等，60000吨的货船，相当于一个小型的足球场，或者相当于3000辆运输砂石的卡车。这些船队通常横渡大西洋到达欧洲，或穿过巴拿马运河，走太平洋到东南亚各地。
这些船队属于美国一些大型的谷物公司。
这些谷物公司姿态保持得很神秘，对外非常低调。但是，你千万别小视这些经营传统生意的公司，历史也都在数百年以上，多属于家族企业（公司负责人几乎都是一代传一代）而且都是非上市公司。所有的财务报表与相关的资讯从不对外公开。外人很难一窥全貌。
此外，这些谷物公司都是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都派驻代表或设立分支机构、办事机构，所结交的人是不乏王公贵族或达官贵人、政府要人，这些人位高权重，通常是能决定该国粮食政策的关键人物。有时，这些谷物公司的粮食便通过这些贵族政要的通路，进入一个国家的餐桌。
对这些跨国公司来说，生意就是生意，完全在商言商。他们运用强大的销售通路或宣传手段，打通市场的各个环节，几乎是毫无阻拦地进入他们想进入的市场或国家。至于他们是否会给粮食贸易国的人民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诸如中国的豆农失业、韩国的粮农弃田），他们丝毫不关心，或者说，这些与他们无关。
《粮食第一》的作者克林斯评论说，美国政府不惜手段让买者上钩，而农业跨国公司为了谋取巨额的商业利润，更是上下其手，躲在政客背后大肆操纵粮食价格。
据悉，美国粮食的80%被控制在四个超大型的谷物公司手中。这四家公司被简称为“ABCD”，分别是ADM、邦吉（Bunge）、嘉吉（Cargill）、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它们控制着美国和南美的大部分大豆贸易。在美国，这四大粮商是美国粮食物流的实施主体，其粮食贸易量占美国粮食贸易量的80%以上。
前苏联人用粮食下了一盘很大的棋
历史是无法进行气候预测的。如果当年美国的那个参事能停下车，走进麦田，掐下几颗麦穗，看看麦粒灌浆的情形，也许他会预判到麦收的结果；与此同时，高科技的美国人造卫星，它拍摄的前苏联麦浪滚滚的图片也在一定程度上欺骗了美国农业部官员和美国政客的眼睛。不然的话，前苏联历史的进程将是另一番样子。
黑海是世界最大的粮仓之一。
自古以来，黑海的粮食就是其周边国家的命脉。当年德苏战争之初，希特勒兵分三路攻打前苏联，其中南路，直指黑海边乌克兰地区的粮仓。
20世纪70年代，美苏之间冷战胶着。两国之间的明争暗战，不仅涉及到核武器、太空战略、外交军事，也涉及到粮食生产与贸易。
话说1972年的夏天，天气有点闷热。美国驻前苏联领事馆参事开车到了黑海沿岸。参事此行不是观光度假的，他们计划搜集一些小麦和玉米的收成信息，以便反馈给美国国内，提醒美国的粮食生产与贸易提前做出应对措施。参事所看到的和前苏联报章杂志的宣传报道并无什么大的差异。从沿岸的公路边放眼望去，波浪一般的麦田仿佛一直延伸到天际，橙黄的麦穗在夏天闷热的空气里兀自沉醉着，它们默默地汲取黑海肥润土地的营养。
“看来，今年的前苏联又是一个丰收年。”他自言自语着。从黑海回来，这名参事向美国农业部发回一则消息：“前苏联粮食丰收。”
与此同时，美国也正在研究由人造卫星传来的图片资料，综合判断当年的前苏联及世界谷物生长与收获状况。
前苏联政府也没闲着，他们根据眼下的小麦长势，对外预估，今年可能是前苏联近20年来谷物最为丰收的一年。而全世界的粮食市场，因为前苏联丰收的消息而应声下跌，跌入近8年来的谷底。
这名参事所看见的景象绝对不是1958年大跃进时候的中国乡村。那时，干部和社员把收割好的麦子与水稻成捆成捆地扎在铁路边的田地里。农作物长势喜人，农民穿着新衣服快乐劳动。那家伙，那景象是相当壮观，“喜看稻菽千重浪”。
但是，这名参事无法觉察到，看似金黄的麦穗里，前苏联的麦子根本没有灌满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假种子原因，还是气候的原因），大部分颗粒是中空的，含水量、含油量都极差。但光凭肉眼是无法做出准确判断的。事实上，当年前苏联陷入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粮食短缺状态。这下事情闹大了，这关乎于近两亿人的吃饭问题。
在某些问题上，集权制的新闻机制成全了前苏联人。即使他们遇见了历史上罕见的歉收年份，新闻报道依然是歌舞升平欣欣向荣，没有人在意或追究联合收割机的兜子里是不是装满了黄橙橙的麦粒。世界、尤其是美国的粮商，已经在未雨绸缪地准备低价抛售今年的谷物了。
就在世界谷物市场为粮食产能过剩而发愁的时候，前苏联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扑向全球收购外销贸易粮，尤其以美国为最大宗，其收购量几乎占到了一半。
前苏联大举收购粮食，使得世界粮食贮存量骤减。等到各国发现前苏联粮食歉收的真相时，为时已晚。面对前苏联的“粮食掠夺”，跨国粮商束手无策。就在这个消息曝光的当天晚上，全球谷物在一夜之间立刻暴涨了三倍。
次年，中东战争爆发，石油输出国组织减产，国际石油价格节节攀升，引发了世界性的通货膨胀。几乎在一夜之间，当消费者到杂货店买东西时，赫然发现，所有民生类物品全都涨价了。尤其是每天吃的食物，包括鸡蛋、面包、牛奶、沙拉油、肉类等全部都涨价了。一场严重的世界粮食危机一触即发。
造成食物短缺的原因是：小麦、玉米、黄豆等谷物原料价格涨价的速度过快，许多农民没钱没饲料，不得不被迫缩减养鸡、养牛和养猪的数量，市场上农畜产品骤减，消费者即使有钱也买不到食物。
关乎国计民生的物资突然涨价，直接的导火索固然是中东战争，但是其背后真正的原因，则是美国大量抛售谷物给前苏联所致。根据估计，在1972年前后，美国至少贱价抛售了30亿美元的谷物给前苏联。
前苏联，则在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时，沉稳地下了一盘很大很大的棋。很难想象，如果美国人事先预估到前苏联当年粮食歉收，这个当时唯一能和前苏联针尖对麦芒进行冷战的国家，会如何出招，而前苏联又将如何接招、如何落子。
前苏联成功地避免了一次重大的、可能因粮食短缺引发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而美国，则失去了有效制约前苏联的一次绝佳的机会。
历史是无法进行气候预测的。如果当年美国的那个参事能停下车，走进麦田，掐下几颗麦穗，看看麦粒灌浆的情形，也许他会预判到麦收的结果；与此同时，高科技的美国人造卫星，它拍摄的前苏联麦浪滚滚的图片也在一定程度上欺骗了美国农业部官员和美国政客的眼睛。不然的话，前苏联历史的进程将是另一番样子。
这盘用粮食下的棋，真的很大！
一个由大豆引发的怪圈
一方面是国内对大豆的需求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国内种植大豆的农民却陷入灭顶之灾。一方面从国外源源不断地涌入转基因大豆，另一方面，中国国内的优质大豆却无人问津，农民只好把收获的大豆装袋归仓，在无望中企盼大豆涨价的那一天。
朱德群是安徽萧县的一个普通农民。他居住的村庄属于皖北煤矿塌陷区，但是村东边仍然保留着5亩薄田。过去，他习惯种黄豆。黄豆最俏的时节，一斤能卖一块八毛钱，亩产400斤左右，5亩地产2000斤黄豆，一季下来，能净赚1500多块。可是，现在他灰心了。黄豆的产量还是400斤。一季下来，他不赚反赔。当地的大豆收购价最低才一块一毛钱。也就是说，他每收获一斤黄豆，自己要净赔两毛钱。他始终没明白怎么回事。问县里的专家，专家滔滔不绝地说，国内市场对大豆的需求是刚性的，近期都不会跌落。对于什么是刚性，朱德群一点也不懂，他只知道，今年、明年、乃至后年，自己是不会种大豆啦。眼下，47岁的朱德群购置了一辆三轮车，他自己给三轮车加了个篷子。每天，他突突地奔驰在萧县县城到二庄他家的五里路上，载客挣钱。有时偶尔路过村东边的地，他会咕唧咕唧地说：奶奶的，种豆子也能赔本！
朱德群只是散居在黄淮海、中原、东北和内蒙等地区100多万专事种植大豆的农民之一。
加入世贸之后，为履行加入世贸的承诺，尽世贸组织会员国义务，中国开放了粮食进口市场，比如大豆的进口。快速成长和发展中的中国，若想建构本国规模化的动物蛋白质食物链及产业链，必须透过进口国外大豆完成这一架构的搭建，因为豆粕是饲料的主要原料。中国大豆的产量、产能已经成为制约建构中国本土动物蛋白质食物链和产业链的一个瓶颈。无法想象，依靠中国目前大豆的产业规模，能达成满足中国百姓动物蛋白质食品需要的供求平衡的体系。因此，中国只能一边借助本国大豆的生产满足部分需求，一边却需要开放大豆的进口市场，吸纳国外的大豆，来快速达成动物蛋白质食物链的构建。
中国动物蛋白质产业的整体崛起，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相对健康有序的阶段。随着人民收入的日益增多，老百姓对动物蛋白质的需求明显增大。
这个产业启动的初期，由于社会对动物源食品的整体需求离峰值尚远，故原材料短缺的问题也被掩盖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经济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阶段，对动物源食品需求的激增，则带动了饲料产业的勃兴。
饲料业的兴起，消耗和需求最多的是大豆。大豆的功能甚多，其中之一，就是豆粕是制造饲料的原材料。
我国年产大豆1700多万吨，位居全球第四，出口曾占世界出口总量的80%以上。但过去几年里，每年进口大豆达2000万吨以上，2006年更可能超过2600万吨，占全球大豆总贸易量的1/3强。进口猛增意味着大豆需求高涨，国内大豆种植者的收入也会随着增加。但事实却与此相反。据专家估计，目前全国大豆总需求量为3500万吨，最多消化国产大豆也只有900万吨。换句话说，有大约一半左右的国产大豆卖不出去。需求远大于产量的市场形势，不但没能使国内豆农受益，反而越发增加了豆农的困难。
2006年底，国内食用油价格突然猛涨，最大涨幅有的竟然超过50%。民生基本物资一涨价，就有人神经敏感地说“通货膨胀了”。事实上，中国内地已经持续了十几年的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了，在GDP年8%增长的概念下，一般性物价上涨2%～3%都属于正常，而食用油、尤其是豆油价格的飞涨，却属于非典型性情况。
一方面是国内对大豆的需求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国内种植大豆的农民却陷入彷徨的境地。一方面从国外源源不断地涌入转基因大豆。另一方面，中国国内的优质大豆却无人问津。农民只好把收获的大豆装袋归仓，在无望中企盼大豆涨价的那一天。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答案很快就被挖掘出来了。有传媒做了以下解读：
原来，这背后四大跨国粮商和国际资本，实际上控制着世界大豆市场的定价权。为垄断庞大的中国大豆市场利润，对整个中国大豆产业链进行了清理门户的行动！
在这样的清理下，2004年暴涨暴跌的豆价，让号称“中国大豆军团”的1000多家中小型和本土内资榨油企业走上了绝路。而2004年后外资趁火打劫，开始收购困难重重的本土榨油企业，结果目前仍能开工的90多家国内榨油企业中，64家已变成外资独资或合资，控制了中国85%的实际加工总量。这个时候大部分榨油企业都是外资的家当了，所以市场上的豆价就是一直不涨，四大粮商欲借此剿灭中国的大豆种植业和仍在顽抗的少数国内油脂企业。
无奈之下，中国盛产大豆的东北、内蒙和黄淮海地区的不少豆农，不得不忍痛放弃了大豆的种植，改为种植小麦、玉米或其他经济作物。也有的像朱德群一样，做起了其他生意，以维系生计。
如果用具体的数字说话，那就是，中国100多万靠种植大豆为生的农民失业了，原来是这些在作怪！
说到这里，大家就很容易能理解本书开篇所描述的韩国农民集体去香港找世贸组织会议的诉求的举动了。中国的农民整日为生活而奔波，他们不知道是谁让他们失业了、没饭吃了，他们更不知道什么世贸组织、国际资本、跨国粮商、更别说转基因大豆了。他们只知道眼下种粮食尤其是种大豆的人，都是傻瓜。即便他们中的聪明人意识到这一点，谁还能指望年收入平均只有几百元的老实巴交的中国农民，能自费去香港诉求，唤起世人的关注？
你可以说中国目前的大豆产业危机是市场的、经济的，但你同时也可以理解为政治的、战略的。
不了解粮食里蕴藏的政治和战略基因，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
因为，粮食本身就是一种战略武器，也是一个战略手段。
残忍的大豆游戏
2004年这场“大豆危机”之后，跨国粮商对幸存的中国压榨企业开始大规模并购。1000多家内资榨油企业构成的“中国大豆军团”瞬间烟消云散。留下的90多家企业，其中64家已被外资控制。至此，中国市场上与大豆相关的各种产品或原料价格，成了跨国巨头手中玩弄的“魔方”。
近20年以来，中国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政策，大量吸引外资，使得原本物质极度匮乏的中国内地，渐渐变成世界工厂。在珠三角、长三角及其腹地、在山东沿海、天津开发区，在环渤海地区，中国人制造的产品源源不断地经由货轮、飞机等运往海外，其中运到美国的产品最多。因此，中美之间一直存在着巨大的贸易距离。
美国人心理极度不平衡，一直吵吵嚷嚷地抱怨着。朱镕基总理去美国时特别说：我这次来美国是让他们消消气的。吴仪副总理更辛苦了，光是和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谈判就把她老人家累白了头。不容易啊，相当不容易。
基于以上因素，近10年间，中国政府派出的商务代表团去美国，几乎都怀揣巨额支票购买美国的产品。虽然对转基因大豆还未形成定论，但为消除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也大量采购了。
世界上第一批转基因植物出现在1983年到1985年之间，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和孟山都公司等地方。从此，伴随着转基因技术安全性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1996年，美国率先允许第一例转基因食品在超市销售。1998年8月10日，美国的一个电视节目播出了对英国罗伊特研究所普斯陶教授的专访，他在电视中警告人们关注未充分证明其安全性就已经推广的转基因食品。他依据的是自己的试验——转基因土豆喂老鼠后，老鼠发生器官生长异常，体重和器官重量减轻，并且免疫系统遭到破坏。虽然此后英国皇家学会对该科学家的试验进行评审后证明了该试验结论不确定，但已经造成的质疑却一直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20世纪90年代，美国粮商打着“帮助穷国发展农业”的旗号，在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地区大力推广转基因大豆。由于跨国粮商都拥有雄厚资金实力和相关的金融背景，他们一方面向种植转基因大豆的商人提供贷款，同时又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向当地政府、经销商、采购商施压，谋求开拓性的商业回报。在巨额资金的推动下，易于生长的转基因大豆，疯长于美国、巴西、阿根廷，一举超过大豆的故乡中国，成为世界大豆产量最大的三个国家。
这个现实类似于，中国本来应该是盛产美女的国度，但是这些个家伙依靠充裕的资金实力和先进的基因技术手段，将这几个国家的丑女疯狂整容。结果，整容后的美女既**性感、要价也便宜。可怜见，中国的美女虽然天然去雕饰，但是终究敌不过整容的美女，几个回合交手，高下立判。
转基因食品，将会带来的对传统农业的严重冲击及食用安全不确定性，欧日韩等国历来争议很大，坚决抵制。出于对食品安全的考虑，许多国家尤其是欧盟对转基因食品进行了严格管理。1998年4月，欧盟暂停批准15个成员国经营新的转基因食品。1999年该组织还通过新法案，要求所有的转基因食品必须有明显的标签。韩国从2001年9月1日起，对所有的进口大豆、玉米以及含有转基因成分的食品加贴转基因标识，并出具转基因检测证明。日本、美国也都实施了类似的政策。
报道称：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为了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大局，中国在大豆等农产品贸易领域做出了3%的低关税等让步。转基因大豆顺利进入中国市场，并先以低价策略，迅速敲开了当时数量激增、生意红火、急需大豆原料的中国各地油脂厂的大门。
世界粮食贸易，基本上由神秘的四大粮商控制。以大豆为例，跨国粮商控制着大豆原产地以及大宗谷物的仓储和远洋物流通路，而国际投机机构则决定着大豆的价格。由于大豆产地源头和物流体系被控制，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大豆被低价收购，然后美国粮商将这些大豆销售到世界各地，其中最多的就是中国。跨国粮商和国际投机基金实际上也控制了期货市场国际大豆绝对的定价权，开始形成一种“巴西人种大豆、中国人用大豆、美国人决定转手利润”的格局。
2004年3月，得知“中国大豆采购代表团”即将前往美国进行“集体采购”，在国际炒家的哄抬之下，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豆期货价格从先前的约220美元/吨暴涨到391美元/吨。
“中国大豆采购代表团”抵达后，美国人说：“看到有这么多的大买主来到芝加哥市场，我们感到非常高兴！”中国大豆压榨企业的代表们纷纷签下了高价进口合同。但当中国代表团离美后，美方发布报告：以前的数据失真，新的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至2005年世界大豆产量将大增。国际大豆价格随即暴跌50%。
中国绝大多数榨油企业，由此被送上绝路。大部分企业被迫放弃履约，纷纷赔付定金和洗船（以一定的费用把货回售给供应商），亏损高达60亿元。中国大豆压榨行业，从此一蹶不振。
一些业内人士坚信这样的结论：这是跨国粮商联合国际资本，剿灭中国油厂的一次“洗牌阴谋”，“先消灭龙头企业，再摧毁大豆产业”。
2004年这场“大豆危机”之后，跨国粮商对幸存的中国压榨企业开始大规模并购。1000多家内资榨油企业构成的“中国大豆军团”瞬间烟消云散。留下的90多家企业，其中64家已被外资控制。至此，中国市场上与大豆相关的各种产品或原料价格，成了跨国巨头手中玩弄的“魔方”。
OK，GAMEOVER！
现在，游戏结束了，中国的大豆市场和榨油市场，由四大跨国粮商坐庄。
疯狂的粮食！
粮食的政治隐喻
我们无法设想，如果中国的农业走势沿着莱斯特·布朗的预测，惯性地驱动，现在的中国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当中国有限的耕地无法容纳不断增长的劳动力的时候、无法承载不断增长和提高的农民需求的时候，失去土地或没有土地的农民能做什么？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越来越明显的时候，当简单的躬耕垄亩无法养活自己的时候，谁给农民提供一个既不失去文化的依存关系、又能靠土地的赐予生活的机会？
莱斯特·布朗，一个被《华盛顿邮报》评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思想家”的人，早年曾在新泽西州种过土豆，也曾当过美国农业部部长顾问，现任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作为美国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他的观点自然左右着许多人的视线。不过让他声名远扬的不是他的所长职务，而是他的著作成为中国威胁论的滥觞。
1994年9月，莱斯特·布朗发表了长达141页的《谁来养活中国——来自一个小行星的醒世报告》。他认为：由于中国高速的工业化进程，土地资源、淡水资源严重短缺，预计到2030年，中国的粮食产量会下降1/5。而由于人口增加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中国粮食消费总量将进一步增加，缺口加大，中国将不得不进口大批粮食。这种进口很可能会引起世界粮价的上涨。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将会对全球的粮食供应及粮食安全产生威胁。
简单地说，莱斯特·布朗的观点可以总结为四个“不可逆转”：
第一，人口增长不可逆转。中国人口每年增长1400万，相当于一个北京市的人口，到2030年将超过16亿。
第二，消费趋向不可逆转。在以大米、白面为主的传统食谱上将逐渐加大肉、蛋、奶的比例，而中国粮食却不能随其饮食爱好同步增长。
第三，农田减少不可逆转。中国大部分是干旱不毛之地，东南部粮食生产集中地区，随着人口和工业经济的同时增长，工厂、住房、道路在与农作物激烈地竞争土地。结果是当中国最需要扩大农田面积时它却以每年100万公顷的速度在减少，减少的面积相当于中国现有耕地面积的1%。照此发展，不到100年中国的耕地面积将是零。
第四，环境破坏造成的减产不可逆转。中国是以灌溉为主的多熟农业，而储水量世界第一的中国，却因为日益严重的缺水减缓了粮食产量的增长。
莱斯特·布朗的结论是：中国到2030年，若人均粮食消费水平达到现在的台湾地区消费水平或美国水平的一半，进口缺粮将达到3.78亿吨，而那时世界粮食出口总量却不足3亿吨。到那时，不仅中国养活不了中国，世界也将不能养活中国。
莱斯特·布朗的“粮食威胁论”成为“中国威胁论”的本原和滥觞。此后，在粮食之外，又相继出现了有关中国的多种威胁论，有环境威胁论、能源威胁论（不少人认为石油价格的上涨与中国的能源消耗有关）、输出威胁论，当然，还有潜艇威胁论，不一而足。
平心而论，莱斯特·布朗的某些观点有一定道理。比如，他对中国耕地减少的预见，再比如，环境破坏造成的粮食减产等，的确掐准了中国农业发展的命门。所以，2007年两会期间，关于房地产开发挤占农田的问题、碳排放未达标的问题，就成为两会代表普遍关注的热点。
但是，就在莱斯特·布朗的《谁来养活中国》发表之后的第11年，也就是2005年底，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北京正式宣布了将在2006年元月1日起，停止对华粮食援助的期限。其理由是：中国政府在解决贫困人口温饱方面已经取得巨大成果，不再需要联合国的援助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官员认为，“对中国在全球千年发展目标中所做的贡献，给予再高评价也不过分”。
中国25年的粮食受捐赠历史从此画上了句号。中国以占世界不到10%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0%多的人口。25年来，世界主要农产品增长份额20%以上来自中国，中国粮食年产量从3亿吨增至5亿吨，主要农产品供给也实现了总量平衡。事实消解并回答了莱斯特·布朗“谁来养活中国”的质疑。
中国政府在世界怀疑和恐慌的目光中完成了一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中国的农业科技人员功不可没，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
2007年，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遴选，在亚洲区提名组于2006年底进行的无记名投票中，对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一致支持，并向美国科学院正式提名，最终当选。袁隆平靠智慧加行动，为布朗们指点了迷津。
目前，杂交水稻在中国累计推广4亿多公顷，增产稻谷6000多亿公斤。从1979年中国赠送1.5公斤杂交水稻种子给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至今中国杂交水稻已在越南、菲律宾、印度、斯里兰卡等40多个国家开始研究或引种，种植面积达到150万公顷。
曾对中国粮食安全怀有恐慌心理的布朗们更难想到，曾经是亚洲稻米进口大国的越南，1993年引种中国杂交水稻4万公顷，在不增加投入的情况下，当年增收水稻1亿公斤。目前，越南杂交水稻种植面积已达到65万公顷，单产增产40%，成为亚洲仅次于泰国的第二大稻米出口国。此外，印度借鉴中国技术培育出适应当地条件的杂交水稻组合；菲律宾在袁隆平委派的专家援助下，杂交稻单产提高了两到三倍，开始脱离粮食进口国阵营……面对未来，年过古稀的袁隆平仍满怀梦想：希望杂交水稻由目前占世界水稻种植面积10%提高到20%，即国外推广面积由现在的150万公顷增加到1500万公顷，以每公顷增产2吨计，实现总增产3000万吨，真正造福全人类。
中国从一个粮食受捐国，转变为粮食捐赠和农业技术输出国。
粮食，粮食，还是粮食！
粮食是土地馈赠给人类最本源的礼物。
同时，粮食的政治隐喻也丰富多彩。
我们无法设想，如果中国的农业走势沿着莱斯特·布朗的预测，惯性地驱动，现在的中国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目前，中国人均拥有耕地仅1.38亩，土地资源的匮乏，制约了中国农业发展的空间。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有一些问题想提出来——
当中国有限的耕地无法容纳不断增长的劳动力的时候、无法承载不断增长和提高的农民需求的时候，失去土地或没有土地的农民能做什么？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越来越明显的时候，当简单的躬耕垄亩无法养活自己的时候，谁给农民提供一个既不失去文化的依存关系、又能靠土地的赐予生活的机会？
不了解粮食里蕴藏的政治和战略基因，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因为，粮食本身就是一种战略武器，也是一个战略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