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在冬天去东北了，好久也没坐火车了，居然赶上下大雪，从沈阳到大庆，一路尽白，雪把地上的所有全部盖住。一时间，肚子里所有的咏雪诗都忘得干净，只记得张打油一篇：“天地一统笼，井上黑窟窿，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看着车窗外的雪景，一望无边的雪原，感觉真的对景。

这样的大雪，估计东北也好长时间没有了，反正十几年前我在东北的时候，好些年都碰不上一回。不过，小的时候不是这样，那时候，北大荒只要是冬天，肯定有大雪，铺天盖地的大雪，有时候，一连下好几天。雪下来的时候，还是雪花，落到地上，就变成了雪沙，起风了，雪打在脸上，生疼。记得那时，经常的，早上起来房门就被雪堵上了，得打开窗户爬出去拿锹把雪挖开，才能出门。小时候没有扫雪的概念，有的只能是铲雪，清开雪路，人人手里一把铁锹，那时候还有一种专用的木制的雪铲，形状有点类似推土机前面的铲，但是用人拉的。没有铲雪的地方，人在上面走，得用手来帮着拔腿。如果裤腿没有绑好，就会灌一下子雪，沾体温化了，脚就要冻坏。

下雪天从来都是孩子的时间，厚厚的雪地，就是孩子的乐土。北大荒的雪仗，可以打出花儿来，不仅弹药充分，还可以放烟雾（雪雾），放滚木磕石（大雪球）。我们更喜欢在雪地上挖地道，修工事，把电影《地道战》里面的花样，小规模地玩玩。至于谁当鬼子，谁当武工队，往往说不清楚，一开打，就乱了，最后大家一起欢呼胜利。但是，堆雪人这种雅事，在那时却不时兴。记得第一年随家庭从佳木斯下到农场，下雪天堆了一个雪人，按照城里的规矩，还给雪人用红辣椒插了一个鼻子，戴了一个大草帽。结果，第二天就被一帮孩子捣了个稀烂。

下雪天也是打猎人的天下。打猎人多半不是正经的猎人，都是农家半大孩子，一下雪，就上山套兔子、药野鸡。如果没有这样笼盖一切的大雪，没有食的兔子和野鸡到处走，还真就不好逮。那年月，生活过得艰难，吃顿肉不容易。孩子们上山弄点野物，生活是个大改善，打得多了，还可以偷偷去卖，弄点零花钱。更有本事的“猎人”，可以打到狍子，不是用枪，那时农场的猎枪很少，一般人家不会有。打狍子是用套套和夹子夹，有时候，明明夹住了，但狍子仍然可以跑，得追上几十里才能到手。听人说，如果雪足够大，狍子饿极了没有力气，平白也能追上。

我们家是后到农场的，农家孩子打猎这一套把戏，我们都不会，没福气享用野味。但那年月家用的柴火，都得自己解决，所以，上山打柴，成了每年必需的功课。上山砍柴，无非是割荆条，砍一些杂木，割好，捆上，再用雪爬犁拖到路边。运气好的时候，可以求路过的农场的汽车带回家，运气不好，就只好自己用人力车拉回来。所以，拉柴火装车是个技术活，必须装得多，而且还平衡，拉起来才省劲。当年的我从来不会装车，只配在车后面推，下坡时，则可以坐上去，享受一小会儿。

砍柴是个力气活，一出门就是一天，中午的饭要自己带。但是大雪天，无论带什么都会冻成冰坨子，要想吃进嘴里，只有两个办法：一是把馒头放在自己的胸前，让体温给馒头保温，吃的时候，至少还能咬得动。再就是带炒面，学当年的志愿军，一口炒面一口雪。当年这两种方式都试过，但我们还是喜欢带馒头，但一不留神腰带没扎紧，馒头掉出来，就得饿一天。当年山上是严禁烟火的，虽然生火容易，实际上也没有人看着，但上山的人大体都很自觉，没有人生火烤馒头，虽然这样的吃法，要好吃多了。当年只有在下河沟打柳条的时候，可以享有这样的待遇，生上一堆火，逮到什么烤什么，好吃极了。

在大庆的几天里，当地人对于这场雪也很兴奋，说是好久没有这样的透雪了。但是所到之处没有人打雪仗，没有人堆雪人。大庆路宽，车稀，所以扫雪也不是很积极。这个每个区之间间隔着大片原野空地的城市，一台台的钻井机在雪原上不停顿地磕着头，雪后的阳光下，红色的钻机和白皑皑的雪，编写着红与白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