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台北,在文化界的圈子里,没人建议你去日月潭、阿里山,人人都劝你去台东。台东无疑是台湾最东边的地方,却在跟台北相对的台湾岛的那一边,县域很大,人却很少。在乡间的公路上,导游可以劝你在马路上躺下。如果是台北,一分钟不到就有人拉你去精神病院,但在台东,睡到夜里也没有人管。
台东是台湾的农业县,没什么工业,人均收入不高,因此也没什么污染,留下了一片好山好水,但由于工作机会少,留不住年轻人,人气不足,即使人口集中的台东市区,也没有什么娱乐场所。到了晚上,大家熄灯睡觉,好山好水只能搭配一个词——好无聊。
其实,对苦于城市喧嚣的人来说,这样的地方,其实是很适宜休闲度假的。台东有两条线,一条线是海岸,一条线是山谷。如果对登山没有特别爱好的话,到了台东,就只能走这两条线。海岸线很美,但也为人所熟知,一边是海,一边是山,依山傍海,景色没道理不好。这里有著名的三仙台,有北回归线标志,据说每个大陆来的旅游团都会来观光。一台旅游大巴,一路看过去,好像就都看过了。但实际上山谷这条线,也很美。这一带的地名,有鹿野、鹿鸣,还有武陵,前两个来自日本,后一个则来自大陆。不过,这一带的风貌,还真有点像湘西的武陵,所差的,唯有那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陪我们的台湾朋友,有时指着山阴幽静处一套华丽的建筑问我们,你猜那里是什么?答案是监狱。台湾的监狱现在不叫监狱,而叫技能训练所。这样的监狱,在台东却有五六所之多。台东原住民多,是基督教的天下,佛道两教在这里都没有踪迹,天下名山僧占遍的老话,在这里不适用。结果,好些本该是佛寺道观的地方,都被监狱占了。
好在台东地方大,监狱败不掉人们对好山好水的兴致。依旧行山**上,目不暇接,走着走着,车还经常会驶入一条条的绿色隧道,两边高大树木,完全对接,把路遮得严严的。这样的隧道,在台东有好几条,前面提到的躺马路,就是在这样的隧道上,仰面看去,透过层层树叶而来的细碎的阳光,五彩七色,让人恍惚而兴奋。在台东行走,路边经常能看到“某某释迦”的标示,千万不要以为那是佛堂,那里仅仅是果园而已。释迦是一种热带水果,长得很像释迦牟尼头像上的头发,一个个卷着的发髻。所以,就有了这么一个多少有点对佛不敬的名称。买了两个,拿在手上,像捧了两个佛头,掰开吃吃,香甜可口,不一会儿,两只手都沾满了糖液。佛会怪罪吗?我看不会。只是这种水果很难保存,摘下来几天就变软腐烂,所以,产地以外的人似乎很难吃到。
鹿野这个地方,在日据时期,是日本的移民区。我开始以为这地名来自于佛教,一打听才知道是原封不动从日本搬来的。原来说是有好些日式的房子,现在只剩下一所学校,目前还在用,但是只有90名学生,一开运动会,有运动员就没了观众;一个幼儿园,现在封存。从前种甘蔗的地方,现在一块块地种着凤梨、茶树、香蕉和吃槟榔用的叶子,以及好些我根本说不出来的植物,据说都挺能卖钱的。到处都能看见细细高高的槟榔树,但人家告诉我,这些树不是用来结槟榔的,而是农民用来给土地分界的,是界限树。这个地方,我们是骑着自行车转的,沿着槟榔树走来走去,无论怎么走,最后都能走到你的出发点。
我们住的地方,叫南八里民宿。民宿就是家庭旅社,但是南八里这个民宿,非同小可,房间价格比很多旅店都贵,无论什么时候都要预定。晚上七拐八拐在山里走了好久才到地方。南八里民宿的房间很大,巨大的落地窗正对着大海,可以看见著名的绿岛。当年关押政治犯的地方,现在已经成为观光名胜,即使在夜里,也是灯火通明。台湾的朋友告诉我,在这里看日出和月出,会很有感觉。可惜那天早上,云太多了,只见到霞光,太阳却躲着。民宿是个三层小楼,依山傍海,差不多有一百八十度的海景视野,楼前一片不大不小的草坪,散落着几张躺椅、石凳,还有两只活蹦乱跳的狗和一只足球。懒懒地躺在躺椅上,看天,看云,看海,看海浪闲闲地敲打着海岬的岩石;看花,看树,看山径,看柴门,看土狗,看释迦树下一颗颗吊着的释迦果。这里比台北纬度低很多,但这种时候,却一点也不热,微风徐来,惬意到了极致。闭上眼睛,听风,听涛,听蝉鸣,听犬吠和远远近近的飞机轰鸣。如果不是主人赶着叫你用餐,你多半会这样躺下去。
来台东的另外一个议程,是跟在台东开展工作的台湾好基金会做一点交流。由此,我见到了23年前就知道的一个熟人,不,名人,她就是台湾好基金会的执行长徐璐。1987年,两位年轻的台湾记者第一次获准来大陆采访,其中的美女就是她。当时我正在北京读研,同学们围着报上徐璐的照片,好奇之至,新鲜之至,仰慕之至。在此之前,我们对于台湾人,只是一个“水深火热”的抽象概念,这回有大活人登陆,当然兴奋。没想到,23年之后,我能在台东见到本人。
23年过去了,岁月似乎没有在徐璐身上留下多少痕迹,她依旧年轻漂亮,谈锋很健。很巧的是她跟妻都属狗,同龄人,两人一见如故,狗气相投,很聊得来。徐璐请我们在原住民风味的餐馆吃了一顿我们在台湾以来认为最好吃的饭,但是,这个纪录很快就被她的同事打破。在一个名叫巴歌浪的原住民度假村,我们吃了一餐人间至味。鲜美到恨不得让人连鱼骨头一并吃下的烤鱼,连盘子一并吃下的烤山猪肉,一坨坨放在像辣椒一样的蔬菜上的鱼籽,但一点不辣,只是让人觉得怪,怪得好吃。还有鱿鱼泡菜、芥末花螺、野菜番茄,菜一道道地被高大粗犷的原住民大妈端上来,每道都吃得光光的,最后,大家都捧着肚子,姗姗而恋恋不舍地离开。
像这样的美食和南八里这样的民宿,其实都有台湾好基金会的一份功劳。基金会办的事情,在大陆也司空见惯,无非是到贫困落后地区扶贫。只是,在台湾没有扶贫办这样的政府机构,这样的事情,好多都是民间自己办的。据徐璐和她的同事们讲,台湾好基金会在台东主要办两件事情,一项是扶助观光业,指导民宿提升服务,办各种形式的免费讲习班,派志愿者定点帮助业者。巴歌浪村的饭做得这么好吃,跟基金会特别把村里的原住民厨师请到台北培训,有针对性地开发原住民风味餐饮有莫大关系。厨师我见过,粗手大脚的一条汉子,没想到能把菜做得那样的精致。
基金会的另一项工作,是在台东开展文化事业,重点开发原住民的音乐和艺术。在他们和其他基金会的参与下,台东原来废弃的火车站和糖厂,被改造成了歌舞表演场所,一个叫做铁花村,一个是糖厂咖啡屋。每天晚上,原本没有地方可去的年轻人,终于有了一个消遣的地方,原住民的歌者舞者,越来越多地冒出来,从这里背着吉他和手鼓走出去,又走回来。台湾各地的歌手和艺术家,也来到这里。在一个不大的屋子里,我们看到了很多少年人,在一位台北来的艺术家指导下练习打手鼓。基金会的人告诉我们,这些都是失学的原住民少年,通过这种培训,他们不仅有了一技之长,而且很可能从此走上艺术的道路。
临离开的时候,徐璐请我们吃下午茶,在一个小小的咖啡馆。这个咖啡馆由四个在台北打工的原住民年轻人开办,他们在台北学了调酒、烤制面包的手艺,将之发扬光大,回乡创业,烤制的面包每天都换新花样,每天都卖得精光。
在台湾,由于捐助NGO(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会可以免税,所以,民间组织非常活跃。在文化人中,流行着这样的观念,政府是不能信任的,政府也办不好事情。想干什么,就自己办好了。就这样,有了各种各样的基金会,各种各样的NGO组织。他们不仅在台湾做项目,而且足迹遍及全球。我见过一个小伙子,居然一直在外蒙古做项目,在外蒙古天天吃羊肉,喝泥沙掺半的水,一点事都没有,但回到台湾,喝干净的水,讲究的食物,开始总有几天会坏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