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优是我们的传统，帝制时代的评优，是每年上报贞节女和孝子，不发奖状和奖金，以精神鼓励为主，皇帝批准，建一块牌坊，上面刻上“敕建”两字。通过这样的表彰好人好事，让全社会都追求皇帝认可的某种价值。皇帝没了，表彰贞女和孝子的事儿也成为过去，后来的评优，变成评选跟革命英雄主义有关的英雄模范。有英雄事迹最好，没有英雄，就评模范。总之是英雄，英雄集体，模范，模范集体。每年制度化地评比，分出各个等级，表彰先进，鞭策后进。按规矩，同样出身的人，以其得到的奖励状况，可以决定他在体系内的地位。由于评优有时虽然也有群众参与，但评上与否，关键看领导。所以，一个人干好干坏，不见得必然会决定评优结果。

在和平时期，雷锋榜样的出现，原本标志着评优从英雄向模范的转换，但是，“文革”一来，整个社会再度战争化，大家又在推崇英雄，人人想当英雄。所以，那个时候，有点天灾人祸，大家都很兴奋。领导也趋于蛮干，满足大家争当英雄的欲望。为了救掉落到水里的电线杆（根本损失不了，等水下去捞起来就行了），为了扑灭一场草原上的大火，这种火，草原上每年都烧，是为了让下年的草长得更好，都可以牺牲很多生命。至于像保卫牛田洋这种根本无法垦殖的海湾，跟飓风搏斗的事，或大或小，很多地方都有过。总之，出了事，死了人，就是一曲某某思想的凯歌，涌现出一堆英雄人物，让大家悲伤良久，兴奋良久，学习良久，然后再学下一拨。当时我是小学生，每每看到比我们大不了多少的女知青，每逢山火，都玩着命地往里冲，无谓地被烧死。

改革开放之后，评优文化并没有消失，但逐渐变了形。一个变化是精神鼓励变成了物质鼓励，评优，大家争的不是奖状，而是奖金。另一个变化是，评优变成了单位领导玩权术的工具，如果谁本该晋升、上职称而没上，就给个优秀劳模安慰安慰。再不就一个单位，你好我好，优秀排班，人人有份。而集体的奖项，越来越变成上级单位跟下级单位之间的某种交易。上级通过评优发奖状，控制下级单位。尤其是那些属于条状系统的上级业务部门，对下级单位没有直接管辖权，多弄出点评优的名堂，就实现了事实上的控制。而下级单位，得到的奖项越多，标志着单位的成绩越是优秀，所以也热衷于此。但这期间，所谓上级单位，除了主管和业务主管之外，还有好些不关痛痒的协会、联合会、中心。这些本质上无非是民间团体的组织，由于转型时期特殊的地位，往往由退下来的领导担任负责人，因此也有些莫名其妙的权力，至少，人家也可以组织各种形式的评审、评优。去年河南一省清理各种评审评选，每个单位一年居然要参加近两千次。每个被挖出来的贪官，都无一例外地顶着各种优秀模范的头衔，每个单位，哪怕这个单位的管理一塌糊涂，成绩一无是处，其办公室或者荣誉室里，照样墙上满是奖状，挂满了锦旗，柜子里堆满了各种奖杯。

当然，评优的变异，最牛的一种，是把丧事当喜事办，出了事故，不总结教训，而是借救灾和抢救过失的行为说话，为自己单位评功。不仅掩饰过失，而且给上级施加压力，借以逃脱惩罚——怎么可能给一个功臣处分甚至追究刑责呢？

评优文化变异到这个地步，不唯是泛滥，而且是灾难，让国人成为世界笑柄的灾难。但是，你还真不得不佩服，我们的某些领导干部，怎么单在这方面如此富有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