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很早就会修路，修很长的路，秦始皇统一中国，修驰道四通八达，他老人家自己也坐了安车，在上面走，想必路的质量不会太差，否则，上千里路走下来，颠也颠散了。但是，到了清代，道路依然有，驿站也正常运转，传递军情，四百里加急，也是常有的事，但路的质量却不敢恭维了。据时人记载，当时的路，都是土路，车走多了，路上就会有两道深深的车辙沟，车在上面走，坐在车上，就像乘船遇到了大风浪，起伏不定。小时候在乡下，也见识过这样的土路，坐马车在这种路上走，那感觉跟古人的记述像极了。

不仅城外的路如此，即使是北京城里，道路也多半是土路。跟城外不同的是，城里的土路，主要路段经常会被填平，皇帝出来，就要垫上一层黄土，但是，土路总归是土路，在上面走，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脚泥。城里又没有厕所，行人出来，想要方便一下，一律随地大小便。即使在家里待着，如果便桶满了，又懒得倒，或者收粪的农民没有及时来，也出门在街边旮旯随便。所以，凭两只脚走路，在当时是个什么感觉，可想而知。所以，但凡有点身份的人，不是坐轿，就是乘车——骡车。运东西，当然也靠车，但是，由于路不好，所以，很多大件的货物都用骆驼，那牲口脚掌大，对路的要求不高。更大宗的物件，比如漕粮，就得靠水运了，不是京杭大运河，就是走海路。

当然，中国人不是不会修路。比较坚固的石板路、石子路他们从来都会修，北京城里，也有那么几条不怕下雨的石子路，比如皇帝经常走的路，去南苑猎场的路，去颐和园的路。自然也不是没有这份财力，比起众多宫苑来，城里的几条路不算什么。路不好好修，路上走的车，也就难以进化。自打商朝（有的认为更早）有了两轮的车，三千多年来，一直变化不大，到了清朝时节，车还是那副德行，驾车需要专门的技术，否则就掌握不了车与马的平衡。当年孔子所讲的“六艺”之一，“御”就是驾车术，需要专门学校学的。自打宋代国人发明了轿子之后，车就更不讲究了。直到晚清上海租界里，洋人引进了四轮马车，国人才算开了眼，原来坐车是可以这样舒服的！但是古老的马车，依旧没有多少改动，反正有权有钱的主儿，可以坐轿，坐上八抬、十六抬甚至三十二抬的轿子，无论路况如何，轿子里的人都是舒服的。当年秦始皇如果有轿子坐，多半不会死在路上。

北京是天子脚下的城池，但只要皇帝的脚不落之处，路是没有人修的。皇帝乘的轿子不经过的地方，连黄土都不会撒，随处可见的粪便，任凭它混进土里，被行人的鞋带来带去。当然，路灯就更没有了，连皇宫里面都没有这样的东西，皇帝和大臣天不亮就上朝，都得打灯笼，皇帝有轿子坐，某些特殊的大臣也可以坐二人抬的肩舆，一般的官员就得自己打着灯笼，一脚深一脚浅地走，摔跟头是常有的事。反正皇帝自己不会摔，有的促狭的主儿，看着臣子跟头把势的，还觉得是个乐儿。当时进宫，不能用纸糊的灯笼，因为怕引起火灾，灯笼必须是玻璃的。那时一盏玻璃灯笼，所费不赀，摔倒了，灯笼也就打了，纵是官员，也心痛半天。

这种状况，洋人来了之后，才有所改观。进了北京的洋人公使及其随员们，不习惯坐轿，只肯走路或者坐车，这样乱七八糟的路况，让他们很是头痛。几经交涉，中国人终于把从洋人使馆区东交民巷到东堂子胡同，即总理衙门所在地这段路修成了石子路，因为这段路是洋人经常走的，当年的总理衙门，就等于外交部，洋人办交涉，几乎天天要去。其实这条路到东堂子胡同没有完，但石子路却只到此为止，多一寸也不修了。国人拿过去对付皇帝的心来应付洋人。

再后来，八国联军打进来了，把北京分区占领。大批的洋人占领者，马上就对北京的路，对北京人随地大小便的习惯，头痛不已。美国和日本占领区对中国人比较友好，尤其是日本人，自己就是学西方过来的，知道该怎样改造。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路，设路灯，建公共厕所。其他占领者也跟着，只有自己公使被杀的德国人不肯，他们在占领区既不修厕所，也不许随地方便。夜里巡逻，只要听见有人哗啦啦地放水，循声就是一枪。其实，修路、安路灯和建厕所，都不用占领者自己出钱、出力。都是北京居民自己出钱自己干，自己管理。自打洋人来了，在洋人的要求下，居民的自治组织随之建立，什么事都管起来了。中国人发现，没了官，自己管自己的事也是能管得很好的。

洋人走了之后，中国政府也感觉这样管理城市挺好的。于是，路接着修，路灯接着安，厕所越来越多，随地大小便，要被惩罚了。警察也冒出来了，卫生也有人管了。那时候，人们管这叫新政。新政期间，居民还是有在街边墙根下大小便的，但须是夜深人静之时。1910年，汪精卫进京谋刺摄政王，半夜在摄政王必经的小桥底下埋炸药，就是碰上了一个半夜出来随地大便的家伙，这家伙又大惊小怪，才暴露的。

现在的中国人，已经很喜欢修路了，这个习惯，其实是托了洋人的福，学洋人学来的。尽管有的路，修了主要不是为了跑车，而是收费，毕竟，多数的路，修得还算像样。路修好了，路上面跑的车，也开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