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人入关之后，对明末官场的声色糜烂十分讨厌，进而讲求道学，所以，对官员的行为限制甚多。只要做了朝廷命官，黄赌毒一概免谈。清初鸦片还没有传入，毒还谈不上，但不许嫖妓，不许赌博，一有违规，都老爷（御史）知道了，一纸弹章，仕途就没了。所以，敢犯规的人，还真就不多。官员不敢，候补官员士大夫也就收敛了，至于退休致仕的，有心也无力，所以，相对于明朝，花界减色不少。士大夫不敢染指，花界只好伺候商人，一来二去，琴棋书画也就没了，只能唱唱小曲。艺上面不行，色也跟着褪色。有钱有势的京官，只好把兴趣转向伶界，好起了相公，京剧的繁荣，成为副产品。

后来鸦片进来，官员多有嗜好，于是朝廷下令禁止，但无奈两次鸦片战争都打败了，禁烟禁不成，官场的禁毒令逐渐变成具文。毒禁不了，其他的也渐次放开，到了晚清时节，“谈助无非中发白，闲来只是逛胡同（八大胡同）”已经成为王公贵族和京官的习惯。禁令固然还在，但只要不公然招摇，像振贝勒（庆亲王奕劻公子）那样公开招妓开Party（聚会），就没有人管。至于有鸦片烟瘾的官员，则车载斗量，不可胜数。差不多叫个官，就有杆烟枪。晚清最后几年，禁毒声势颇大，但官员们面上收敛，私下依旧。只有留学生出身的人，方才好些。

革命推翻了王朝，也顺带着把王朝的官场规矩推翻了。官场黄赌毒一发不可收拾，泛滥起来。原来在清朝还需要多少节制一点的爱好，此时则可以肆无忌惮地大白于天下，即使身在衙门，也可以大谈而特谈。好些官场交易就在八大胡同进行，吃花酒、打茶围、包夜这样的名堂，官员们都门儿清。冯玉祥回忆说，进京见总长，总长拉着进胡同，一进门，两个妖娆的妓女过来，一个腿上坐一个，拉住总长就打嘴巴，揪胡子。这样的场景，在那个时代，一点都不稀罕。正经的公事，越是事关重大，越是要在妓院里谈。至于鸦片瘾，就更是传染得快，原来那些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赳赳武夫，回国当了师长旅长，也就开始喷云吐雾，耍开双枪（一支手枪，一支烟枪）。

当然，赌博就更甚。北洋时期的袁世凯时代，还算是比较有规矩的，但官员们好赌成风，几近疯狂。总理、总长、次长们，孙宝琦、梁士诒、王克敏、张弧这些宝贝，上了赌桌，命都不要了，每每通宵达旦地赌博，麻将、牌九都来。做了交通总长的梁士诒，只要进了麻将局，所有的公务都得靠边，部下有事禀告，天大的事也得牌局终了才能办。以至于袁世凯要召开国务会议，每每有人迟到，而且迟到的时间很长。相比清朝的皇帝，袁世凯算是很有耐性了，但时间一长，也受不了。于是，偷偷下令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要他派警察密查，都有哪个通宵打牌，开个单子出来，他好惩戒。吴炳湘不过一个警察班头，怎么得罪得起这些大人物？况且大人物们哪个好赌，袁世凯自己又不是不清楚，让他开名单，分明是借他说事，让他得罪人。但大总统的命令，又不敢不遵。于是，他开了一个名单，名列首位的就是陆军总长段祺瑞。段祺瑞在当年，算是官场最有节制之人，虽然偶尔也打几圈麻将，但限于八圈为止，从不熬夜，这个动不动就生气歪了鼻子的将军，真正好的是围棋，但围棋在那个年月，跟赌博无关。于是，这个名单让袁世凯哭笑不得，一来他不可能对自己麾下第一号大将下刀子，二来也没有理由，赌博误事的人里没有他。但你又不能说段祺瑞就不赌博，即使是卫生麻将，小钱也还是有的。当然，吴炳湘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差交了，大总统却惩戒不成，他也就可以不得罪人了。

其实，如果袁世凯真的要想整顿官风，哪个开会迟到，哪个会上打瞌睡，当场训斥就是，然后一纸命令开缺，让他回家吃老米去，看谁下回还敢？然而，皇帝没了，民国的总统就是没有权威。孙宝琦和梁士诒这样的人，在清朝跟袁世凯关系密切，属于一个圈里的人，称兄道弟。现在虽然成了上下级，但毕竟不是君臣关系，袁世凯无论如何端不起君主的架子，撕不开脸皮。所以，即使吴炳湘老老实实照办，查出来哪个通宵赌博，名单递上去，老袁的处罚也只能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袁世凯死后，继任的人权威还不及老袁。所以，官场上的黄赌毒只能日甚一日，大家倒是很自由，也很自在。可是政府也好，军队也好，也就不甚了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