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和造反，是掉脑袋的事儿。但这种事儿，也需要钱，也就是支付成本，像做买卖一样，要有本钱。比较起来，造反这种事，在起初的时候，往往就是拉杆子做土匪。按过去的说法，就是做没本钱的买卖，若干强人凑在一起，干上几票，弄大钱，无本万利。以吴思先生的说法，他们付出的成本，就是丢命的风险，因此叫“血酬”。但血酬毕竟是学者算出来的，在现实中，他们一般无须先凑上一笔钱入股，然后再干，也不需要先给参加者付工钱，都是干完了，再分钱。所谓大碗吃酒肉，大秤分金银是也。但是，革命稍有不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尤其不同，他的革命，多半都是拿钱雇人，雇来人革命。参加者，除了少数先进分子之外，都是在先支付了工资，然后可以期待成功之后的分红。多数参加的喽啰，其实只是看在提前支付的银子的面上，才参加革命的，属于一种谋生的途径。反正事若不济，一哄而散就是。是有风险，但也未必很大。这些人原本就是在社会边缘行走的人，生活动**，命本就不值钱，冒一回险，换点现成的酒钱和烟钱（鸦片），也是值得的。

说起来，从兴中会到同盟会，虽然革命党人的起义，也有策动新军这一路，所费不多。但孙中山和他的嫡系人马的起义，还是走会党路线。这种会党路线，多半是要花钱的，而且花不少的钱。当年，在革命党内部，最能筹款的人，还是数孙中山。因为他的海外华侨身份，加上口才奇佳，总是能从海外的华侨那里，弄到银子。虽然有的筹款很像是让人买股票或者期货，筹款者开出未来的官爵，让人付现款购买，许诺一旦革命成功了，就可以凭票付货，某年我去马来西亚，还看到侨民手里的这种革命官爵期票。当然，后来革命真的成功了，期票一张也没兑现过。拥有这种期票最多的海外洪门，自然就跟孙中山翻了脸，后来成立致公党，居然拥戴孙的叛徒陈炯明当主席。孙中山的筹款能力，在革命党之外都赫赫有名。武昌起义发生，孙中山回国，大家都以为他理应带大笔的钱回来。没想到，他告诉记者，他只带回来革命的精神——这倒是实话，黄花岗起义已经是革命党的孤注，花光了所有的钱，也透支了孙中山的信誉，他已经筹不来钱了。

当然，当年无须开期票就能筹来的款也是有的，这得靠参加者的觉悟。当年有这样觉悟的人也不少，头一个要算孙中山的大哥孙眉。孙眉为了弟弟的革命，把好容易挣来的家产都送出去了。剩下一个比较有名的，是张静江。张静江出身浙江最富的南浔，属于最富的四象八牛中四象之一的张家。在法国接茬发财之后，不知怎么，就迷上了革命。偶遇孙中山，就许诺没钱可以找他。打电报来，要钱暗号为：A代表一万；B代表两万；C代表三万；D代表四万；E代表五万。

得到许诺之后，由于彼此素昧平生，孙中山并没敢相信。直到1907年到河内策动广西起义，在花光了筹来的钱之后，急于成功的他，得到消息说，原来土匪出身的陆荣廷（这时已经做了官军）答应有钱就可以反正，但钱得比较多才行。造反起义这种事，有点像做买卖，却是一种冒险买卖，就像在一个不规矩的赌场赌博押宝，人家说了给钱就投过来，你信不信？信了有可能成功，不信则一点机会也没有。所以有了机会，孙中山断无放过的道理，但手头实在又没有钱，在一筹莫展之际，孙中山忽然想到了张静江。于是让胡汉民试探着给张静江发了一个A字去。没想到，不到两旬，果然有一万元汇了过来。惊喜之下，孙中山马上又让胡汉民发了一个E去，结果还真的有五万来了。

当然，最后我们知道，张静江这些银子，无论花没花到收买士兵上，都没起什么作用。陆荣廷根本就没打算投诚参加革命，充其量是骗孙中山点钱。从后来的情形看，这些钱是花出去了，但都等于丢在了水里。这样把钱丢到水里的事，孙中山不知干了多少次，辛辛苦苦筹来的经费，基本上都打了水漂。此番动作，唯一的结果是，张静江的豪举，逐渐让他商业事业油枯灯干，难以为继。回报是在蒋介石当家的时代才有的，大革命北伐前夕，在蒋崭露头角之后，张静江不仅做过一任短期的党主席，而且此后进入蒋的政府，成为国民党内身体最不好、又瞎又瘸的大佬，给骂他的左翼人士画漫画提供了最好的素材。不过，张静江在浙江省府主席任上，对于发展浙江的工商业居功甚伟，著名的西湖博览会就是他弄出来的。南浔四象的后人，做到这个份儿上，当年的投资也不亏负了。

张静江的事例告诉我们，革命这种事，有的时候，还就是像投资，只不过风险比较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