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民国时的农村，破败两个字是难免的。由于后来革命了的缘故，学界一般都认为革命的发生，跟这个阶段农村的凋敝破产，农民民生的艰难有着直接的关系。贫穷易于导致革命发生，这话有点道理，但并不意味着贫穷一定会发生革命。事实上，整个清朝，即使在盛期，底层农民的生活也是相当贫困的。乾隆年间来华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记录了当时中国人的生活状况，给他们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贫穷。底层农民，基本上就是一个糊口经济。相当多的人家，每年的吃饭都得依靠薯类和瓜菜弥补粮食的不足。我们知道，在清朝中期和盛期，农民造反事件虽然不能说没有，但并不多。

晚清和民国，中国被西方拖入了它们的世界体系里，农村出现了新的问题。虽然说，工商业更加发达了，但中国的市场，已经被纳入世界贸易体系之内。原本就有一定程度市场化的农村，生产和经营的市场化程度迅速被拔高，当然也就易于受世界市场的影响，出现强烈的波动。本土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业，由于各种原因，一直在成长，但发展速度有限，还不足以吸纳大量的农村人口。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中国，出现了各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都常见的现象，一方面是沿海沿江城市的兴起，一方面是内地农村的凋敝。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农村衰败，本身是一种常见的现代化病，任何国家都免不了，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一个殖民时代半殖民地的国家，当然也会面临一些特殊的问题。中国不是某个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所以，就没有一个西方国家为你负责，在经济上，掠夺多于建设。在政治上，往往帮助周边的殖民地蚕食中国的领土，激化中国的民族矛盾。同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制度、文化和经济模式的改变，也会带来很多后遗症。

民国期间，国民党统治时期相对于北洋时期，国家的统一程度要高些，国家能力也强一点。因此，国民党统治的最初十年，经济状况要好一些，实现了关税的改革、货币的统一等项改革，民族工商业有了长足的进步，因此被人称为黄金十年。但是，北洋时期的经济自由度要高些，民族资本，在这一时期也很活跃，有些地方军阀在自己区域内的建设，也很可观。这一时期，农村经济无疑是衰败的，由于城市化程度加速，农村精英离乡的比例提高，加之战乱的因素，农村精英劣质化程度比晚清更加明显，整个农村的武化、黑化程度都在大幅度提高。民国时期，由于战乱和割据的原因，农村社会被高度武装起来，原有的乡绅，可能武装化，变成当地武装的首领。而由于民国的建立，原来边缘化的帮会和秘密宗教合法化，也大幅度地渗入农村社会。以至于改变了传统农村的乡绅自治的格局，帮会人士、私盐贩子，甚至土匪和流氓，都可能成为新的乡村精英，成为局部地区乡村的统治者。乡村的武化和黑化，虽然未必达到很深的层次，但势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乡村的社会结构，甚至破坏乡村自治的文化，使得需要这种文化和社会结构帮助的农民，陷于困境。

毋庸讳言，民国时期农村是衰败的，农民的生活跟晚清一样，相当困苦。30年代初一些学者对全国14个地方的农民收入情况做了调查，这14个地区分别为成府、休宁、挂甲屯、北满、海宁、上海忠区、黑山县、冀中、宿县、仪征江阴吴江三县、峨眉山、成都附近、芜湖、盐山，应该说，他们所选择的点，已经排除了中国最贫困的地区。然而，调查结果显示，当时农家平均每年最低生活费用为292.21元，超过这个标准的只有两个地区——成都和芜湖。其余的地区均离最低生活线差了很大一截，其中成府和休宁差得最多，分别只有93.12元和88.80元。14个地区农家平均年收入为262.97元。（李宏略：《数字中底农家生活》，《东方杂志》第31卷，第7号，第97页）在这期间，著名学者张培刚、李景汉和千家驹等人的调查，以及很多官方的农村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农民的生活，并没有改善，而且相对来说还有所下降。多数农户的经济状况相当脆弱，仅仅是糊口，稍有灾害，就会破产，流离失所。赶上世界市场波动，也会因此而破产。同时，政府的税收，不仅税额提高了，而且征收手段变得更加劣质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采用为人诟病的包税制；各地军人统治，良莠不齐，差的统治，横征暴敛的程度，往往令人发指。因此，凡是摊上暴政的农民，他们的负担都加重了。为了获取更多的现金，应付税收，很多地区的农民，广泛地种植“特种经济作物”鸦片，造成鸦片流毒，遍及全国。应该说，在那个时期，农村的贫困化是普遍的，不仅一般农民穷，就是所谓的地主，也不富裕。

但是，民国时期的社会，也不全是一片黑暗。同时期的上海工人，据30年代的一次调查，有吸烟支出的占92.5%，喝黄酒的占88.5%，饮茶的占96.7%，即使是很穷的工人，每年也会看几次电影，逛逛大世界。（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编《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第79页。中华书局，1934年）其他开放口岸城市的市民和工人，生活也普遍超过农村。中国的红色革命，之所以不能在城市发生，不仅仅因为城市是“反动统治的中心”，而且还因为城市居民，普遍缺乏革命的积极性。城市兴盛和农村衰败的并存现象，说明当时的农村破败，主要原因还是世界共性的现代化和城市化导致的。而且自打红色革命发生，民国当局和一些社会有识之士也开始关注农村的破败。虽然说，政府主导的地方自治和农村建设，除了个别省份，比如山西和广西之外，基本上是失败的，但由知识分子主持的乡村建设，比如定县试验、邹县试验，还是成功的。其他人也在搞乡村建设，资本家主持的乡村建设，卢作孚的北碚试验，退休军阀段绳武的五原试验，以及数不清的乡绅自发搞起来的乡村建设试验，也都有相当的成就。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乡村的状况，扭转了乡村破败的趋势。必须承认，在当时的中国农村，凡是乡村建设搞得不错的地方，红色革命搞不起来，即使搞起来，也站不住脚。当时的广西和山西均如此，江西苏区中心地带一些“土围子”，实际上都是乡绅自己搞的农村建设据点，这样实力弱小的据点，居然能在红色包围圈里生存很长时间。当乡村里的乡绅还存在，乡村的社会文化结构还没有发生大的改变，乡绅的主动性，依然可以收到相当的效果。

苏维埃时期的红色革命，其实并非一场成功的革命。由于动员的意味太浓，革命频度过高，苏区的土地，几乎一年一动，每年重分。而且，时常要开展打击富农的运动，农民致富，就要变成被打击的对象。因此，土地革命并没有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根据根据地自己的统计，每年都有大量的土地被撂荒。根据地的经济，实际上是依靠向周边地区扩张，“打土豪”来维持。加之频繁的战争，大量壮劳力被征调当兵，所以，即使是所谓“翻身”农民，生活状况并没有真的好转。在江西苏区的最后岁月，居然发生过多起苏区农民集体逃亡到白区的事件。同理，在中共夺取政权最后三年的时间里进行的土地改革，也只是动员的利器。农民不会因分得土地而踏实生产，因为运动中的地权变动频繁，农民不会有生产积极性。显然不是给了农民土地，农民就跟党走，否则，就无法理解为何中共在三年内战时期，在新解放区反而实行照旧交粮纳税政策，不搞土地改革。

中共农村政策比较成功的岁月，是在八年抗战时期。应该说，在敌后生存的中共及其武装，面临的敌人，远比国民党更加凶残，也更加难以对付。但是，由于这个时期的中共，把自由民主跟民族抗战结合起来。抛弃了从前苏维埃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政策，跟原有乡村精英中比较有道德感的成员，实现了良好的合作。挖掘传统的乡村道德，建设新的文化，打击二流子懒汉，在乡村实现扎实的民主改革，切实实行乡村选举。应该说，在整个民国期间，农村社会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是在中共领导下实现的。在抗战时期，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都卓有成就。扫盲，卫生建设，移风易俗，都做得扎扎实实，有板有眼。中共也因此得以从最低谷走出来，到八年抗战结束，变成可以跟国民党抗衡的中坚力量。

其实，民国时期对农村破坏最大的，是战乱。民国时期有频发的内战，还有大规模的外敌入侵。战乱对农村造成的严重的破坏，是王朝结束、制度变换所无法比拟的。农村生活和文化结构的变化，农村经济的毁灭性打击，大规模的人口损失，每每跟战乱有关。一度很多农村的农民无法维持原有的生活，只能靠当兵为生，原因就是战乱。导致中国文化进步中断的，是战乱；导致经济停滞的，也是战乱；对农村最大的破坏，当然更是战乱。因为无论何种性质的战争，对于农村的摧残，一般都要大过城市。从这个意义上，中国人只要拥有长期的和平建设时期，不自己折腾，就有希望。农村和农民，早晚也会度过现代化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