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吃饭是件大事，吃完了排泄也是一件大事。延安时期，一个苏联记者看毛泽东不顺眼，听见老人家说，人生就两件大事，第一要东西吃进去，第二要有东西拉出来。就认为毛很粗鄙，实在没有道理。不用说，这是大实话。眼下最时髦的事，是讲经济。吃饭的事，事关经济事业，排泄的事，也是一种经济行为。自古以来，只要人扎堆居住，就得解决排泄的问题，否则，就住不下去。

古希腊、古罗马的城市，有很发达的下水系统，有公共厕所。中国的汉唐城市遗迹，有没有公厕不知道，但也有很粗大的陶制的下水管道。只是到了明清时节，这种东西不见了，即便是皇宫，也用人往外抬。就跟中世纪的欧洲，也没了下水道设施一样。历史不见得总是进步，有时候是会倒退的。所以，清朝的北京居民，排泄的事说起来就很尴尬。夏天的时候，粪便有农民进城收走，但是到了秋冬时分，庄稼收割了，肥料需求不大的时候，农民不怎么来了，就只能随地方便，夜里积攒的粪便，早上起来，胡同里一倒了之。整个居民区，肮脏到了极点。天旱时，到处是掺着粪尿的土，雨天时，到处是掺着粪尿的泥。只有皇帝出行，才会铺上一层黄土（不铺绝对不行）。

这种事，在中国的南方，就不存在。那里一年四季农民对粪肥需求都特别大，即使城市没有下水道，所有的粪便，还是都被收罗干净。粪便，就意味着金钱，农民要花钱买。有权有势的人，可以建公共厕所，不是为了便民，而是卖粪。不仅卖自己家的粪便，而且卖行人的。公厕里的粪便，一般都是被农民包下来的，包下来之后，还要看着，不留神，被别人掏了去，就是一笔损失。相对来说，北方的农民土地多，又只能种一季，也没有南方农民那么勤快，所以才会出现北京城的那种惨状。

北京城的这种状况，到了八国联军打进来之后，让分区占领北京的洋人很是受不了。下决心管管北京人排泄的那点事，于是开始强迫中国人修建公厕，组建社区组织，指定人手，定期掏粪，然后统一卖给农民。于是，北京城有了粪商和粪工两种行当。粪工受雇于粪商，就像店主和店员。到民国期间，粪业已经相当发达，粪商们分别占若干个胡同，各有各的地盘，世袭垄断，父承子业，绝不许别人染指。除非后世子孙混不下去了，把地盘给卖了。粪商如此，粪工也是世袭事业，轻易不能替换。接受粪商和粪工服务的居民，每年三节：春节、端午、中秋得给犒赏，犒赏分成两份，一份给粪商，一份给粪工。粪工工资微薄，全靠居民赏赐，才得以养家糊口。但是粪商却很肥，不仅可以得到居民的犒赏，等于是今日的卫生费，而且可以把掏来的粪便积攒起来卖给农民，两头拿钱。

按说，居民是粪商和粪工的衣食父母，双方是一种服务交换关系，理应服务得好一点。但是，由于粪业都是垄断事业，地盘都是固定的，住在哪个胡同，就得享用哪个粪商和粪工的服务，居民也就形同被绑架，无论怎样，你都得受着，否则，人家就不伺候了，几天厕所满了，粪水四溢，熏也熏死你。那些南方来的官员、学生和商人，不习惯大事小事都进公厕，在蹲坑上挨熏，仍然跟在南方一样，用马桶方便。但是，马桶用着舒服，倒马桶成了问题，人家粪工说传统没有这项业务，得单收费，如果你不肯，把马桶倒进厕所，人家连厕所都不掏了。所以只能乖乖就范，每桶奉上一角大洋。这在当年，可是一笔不小的钱。而且这钱还逐渐看涨，两角、三角地涨上去。逼得所有人都得上公厕，时间一长，北京人蹲坑，就成了一种习惯，每天早晚，都有一批人蹲在那里聊天。公厕，就跟茶馆似的。

从北洋到国民党，历届政府都想改革这种垄断的粪业，但是，每次只要放出风来，粪商和粪工就会拥到市政府，带着掏粪的家伙和大粪，示威抗议，有哪个政府官员能受得了这个，于是，只好不了了之，任他们垄断如故。直到某些富人区有了下水道，安装了抽水马桶，这个对于北京富人也头痛的问题，才算了结，但是一般居民，依然得忍受这样的粪业。

像北京粪业这样的垄断，属于中世纪行会的遗风，跟后来的经济寡头的垄断，或者行政性的垄断，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只要是垄断，没有竞争，服务就一定好不了。同样是粪便，在南方可以是挣钱的商品，排泄者本人可以因此而获利，但是到了北京，排泄者不仅要付费，而且还要忍受从业者，不，粪霸的挤对甚至勒索。尽管是交易关系，但只要一方没有退出的权利，服务就必定会越来越次。什么性质的垄断，都是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