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时发蒙，读过《三字经》，早就接触到“蔡文姬能辨琴”的故事。没有想到隔了六十多年，我却把蔡文姬戏剧化了。我不想否认，我写这个剧本是把我自己的经验融化了在里面的。

法国作家福楼拜，是有名的小说《波娃丽夫人》的作者，他曾经说：“波娃丽夫人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我也可以照样说一句：“蔡文姬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

但我和福楼拜却又不同。福楼拜说波娃丽夫人就是他，那是说那部小说是照着他的想象写出的。所以他又曾经这样说过：“《波娃丽夫人》没有一点是真的。这完全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其中没有一点关于我的感情的东西，也没有一点关于我的生活的东西。”

《蔡文姬》却恰恰相反，它有一大半是真的。其中有不少关于我的感情的东西，也有不少关于我的生活的东西。不说，想来读者也一定觉察到。在我的生活中，同蔡文姬有过类似的经历，相近的感情。但是这些东西的注入，我是特别注意到时代性的。蔡文姬的时代和今天的时代是完全不同了。我在写作中是尽可能着重了历史的真实性，除掉我自己的经历使我能够体会到蔡文姬的一段生活感情之外，我没有丝毫意识，企图把蔡文姬的时代和现代联系起来。那样就是反历史主义，违背历史真实性了。

当然，人体和猿体总有相似的地方。马克思也说过：“人体解剖对于猿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因此在《蔡文姬》剧本与现代之间，读者或观众可能发生某些联想，是在所难免的。我在时代性的区别上是尽可能采取了客观的态度，我也希望读者或观众也尽可能采取客观的态度。

再有一点我要声明，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曹操对于我们民族的发展、文化的发展，确实是有过贡献的人。在封建时代，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历史人物。但以前我们受到宋以来的正统观念的束缚，对于他的评价是太不公平了。特别经过《三国演义》和舞台艺术的形容化，把曹操固定成为了一个奸臣的典型——一个大白脸的大坏蛋。连三岁的小孩子都在痛恨曹操。

我们今天的时代不同了，我们对于曹操应该有一种公平的看法。因此，我写了一篇《替曹操翻案》，这是我在《蔡文姬》中所塑造的曹操形象的基础。尽管在目前对于曹操的看法还有分歧，但我相信那些分歧是会逐渐接近或者消灭的。

从旧有的正统观念来看曹操，那是已经过时了。那样的分歧是不足道的。今天的主要分歧是从新的观点来的，便是对于曹操打过黄巾的看法问题。关于这一层，明白地说，凡是多少有一些新的历史观点的人，谁也没有说过曹操打了黄巾是应该。不同的只是对于打了黄巾之后曹操的一些设施，应当作如何评价。

我们今天研究历史或者评判历史人物，总得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地来进行。我们不能把今天的标准来衡量曹操，也不能把今天的标准来衡量黄巾农民义军。例如，有人说黄巾义军的政治纲领是“耕者有其田”，俨然在一千七八百年前，还在封建制度上行阶段的农民，就在进行土地革命了。那是把历史课题提早了一千年。那样的说法是不合历史事实的。

在中国的长期封建统治中，历代农民起义有它本身的历史发展过程。在封建制度的上行阶段，农民起义如陈涉吴广、赤眉铜马、黄巾、李密、黄巢以及其他，都不曾提出过土地问题。简切地说，他们都是“取而代之”主义者，是学统治者的办法来打统治者的，即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受着历史条件的规约，不能超脱出封建时代的意识。到了封建制度的下行阶段，自北宋以后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北宋初年的李顺、王小波，明末的李自成，清代的太平天国，就提出了“均财富”、“均田”、“均产”等号召，而且有的还一时见诸实施。这在事实上是反映了农民的平均主义，然而由于无产阶级还没有登上舞台，这些号召结果只是空头支票，即是一时兑现也没有可能维持长远。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也只是停止在号召的阶段而已。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有它一定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应该明确地掌握，然后才能对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给予正确的评价。要这样从全面发展上有分析地来看问题，才能合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不然是会走到它的反面的。

东汉末年的义军领袖们，很多人一起兵就称帝称王，并没有提出过“均产”、“均田”之类的政治纲领，像北宋以后的历次农民起义那样。他们的起义目的，看来只是要保证当时可能有的物质生活，要如曹操《对酒》一诗所歌咏的那样，“对酒歌，太平时，王者贤且明”，即是要以新的真命天子来代替旧的假命天子，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所谓“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正宜作这样解释。我是在这样的认识之下，说“曹操虽然打了黄巾，并没有违背黄巾起义的目的”。

人是可以转变的。曹操尽管打过了黄巾义军，不能否认他也受到农民起义的影响，逼着他不能不走上比较为人民所喜悦的道路。曹操在《述志令》中叙述过他的主观愿望，说他曾经想做一个隐居的学者，后来又想立功封侯，做征西将军，而结果却为时势所迫，做到锄豪强，抑兼并，身为宰相，贵极人臣，成就了统一中国北部的霸业。这就表明客观条件逼着他在不断改变。他又曾经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然而他到后来毕竟还是称了王，而让他的儿子曹丕称了帝。曹丕称帝后建元“黄初”，这当然有五行说的含义，和谯县出现过所谓黄龙有关，但和“黄天当立”不也有一脉相通的气息吗？因此，我说“曹操虽然是攻打黄巾起家的，但我们可以说他是承继了黄巾运动。”

我是肯定曹操的功绩的。他使汉末崩溃了的社会逐步安定了下来，使黄河流域的生产秩序得到恢复和发展，使流离失所的人民得到安居乐业。他虽然打过黄巾，而黄巾农民确是拥护他。由黄巾义军收编成的青州兵，开始时的作战力也并不强，有时纪律性也并不高，然而后来不同了，不能否认是经过了组织化。青州兵在曹操率领下转战了二十七八年，打了不少次的硬战，但等曹操一死（建安二十五年），他们以为天下会大乱，都击鼓整队离去，经过慰抚，大约是回魏归了队。这一史实不是很鲜明地表示着：曹操生前对青州兵的宽厚和青州兵对曹操个人的悦服吗？总之，曹操对当时的人民是有过贡献的，对民族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发展也是有过贡献的。除在郡国广泛开立屯田之外，在他的统治下还兴修了好些水利，不仅有利于当时，而且有利于后代。在文学方面的贡献，就是痛恨曹操的人也无法否定。人民是最公正的。凡是有功于人民的人，人民是会纪念他的。谯县旧有魏武帝庙，就在北宋，也还受着民间和王室的崇敬。这些，在讨论中，有不少的朋友已经说得很详细，我就不准备再多说了。

其实曹操的为人，他的才、学、识，他的生活态度，作为一千七八百年前的人来看，已经就够特出一头地了。例如，他曾经和工人一道打刀，在当时是被人讥笑过的，在今天也有人认为无足重轻，据说和古代帝王亲耕籍田一样，是一种形式。我看不能那样看问题。曹操和工人一道打刀，是为想起兵打董卓，他当时还是一个在逃的将校，怎么能够和亲耕籍田相比呢？如果是一种仪式，那别人也就不会讥诮他了。我是特别重视这件事的。因为在一千七八百年前的知识分子就能够重视体力劳动，实在是件了不起的事。请想想看吧，我们今天有些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就在一年七八个月以前，不是都还在轻视体力劳动，看不起劳动人民吗？

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个十全十美的人。我虽然肯定了曹操的功绩，但并没有否定曹操的罪过。我不仅说过打过黄巾义军是曹操生活中最不光彩的一页，不仅说过他的缺点很不少，还在剧本里面通过他判处董祀死罪的情节，把曹操由于偏信几乎错杀了好人形象化了。剧中的情节虽然是出于我的想象，但曹操由于性急，有时误杀过好人，确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过分美化曹操，和曹操同时代的人倒有过这个倾向。例如，他的儿子曹植的《七启》，那最后一启就在歌颂他的父亲。我不妨把那节文字摘录一些在下边，以供读者参考：

世有圣宰，翼帝霸世。同量乾坤，等曜日月。玄化参神，与灵合契。惠泽播于黎苗，威灵振乎无外。超隆平于殷周，踵羲皇而齐泰。显朝维清，王道遐均。民望如草，我泽如春。河滨无洗耳之士，乔岳无巢居之民。

又如《魏德论》中称颂曹操的几句是这样：

武皇之兴也，以道陵残，义气风发。神戈退指则妖氛顺制，灵旗一举则朝阳播越。

还有《武帝诔》，说曹操“九德光备，万国作师”；“怒过雷霆，喜逾春日”。又说“群杰扇动，我王服之；喁喁黎庶，我王育之”；还说他死了都还“下君百灵”。

这些歌功颂德的文字简直把曹操说得来天上有、地下无。特别是“同量乾坤，等曜日月”，“民望如草，我泽如春”等句，是值得欣赏的辞藻，但也似乎特别夸大。但是，我们根据这些，却可以看出建安时代的人对于曹操的一种看法。曹植是曹操的儿子，他要歌颂父亲，当然不足为奇。但如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之一的张鲁，是被曹操打败了的人，他也竟说“宁为魏公奴，不为刘备上客”。这不表明着：曹操在当时的确是颇得人心的吗？

蔡文姬归汉后究竟做了些什么工作，除掉《后汉书》的本传中说她凭记忆记录出了她父亲蔡邕的作品四百余篇之外，别无资料可考。四百余篇的内容到底是些什么，也是一个无法解答的疑问。在剧本中，我说曹操要她帮助撰修《续汉书》，这虽然也是出于虚构，而在我却是有所依据的。

《后汉书》的撰述，除现传范晔的著作外，有谢承的《后汉书》，薛莹的《后汉书》，二书均已失传。谢和薛都是吴人，与蔡文姬自然无关。晋人司马彪有《续汉书》，虽也同样失传，但据古籍所载，其《礼仪志》、《天文志》都采取了蔡邕的著作。蔡邕曾续撰《前汉书》十志，在他的文集中还保存有《上汉书十志疏》，可以为证。这些著作，由于流离散失，可能是包含在蔡文姬所追录的四百余篇的遗文中的。因此，我在剧本中说蔡文姬“在《续汉书》的撰述上提供了很宝贵的材料”，并不完全是无稽之谈。

剧本的初稿是二月初旬在广州写出的。二月三日动笔，九日写完，费了七天工夫。但其后在上海，在济南，在北京，都修改过多少次。特别在最近，为了适应演出上的方便，还作了相当大的压缩。我感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同志们和广州、上海、济南的同志们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和帮助。我感谢各地的同志们对我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我感谢王戎笙同志，他的《谈〈蔡文姬〉中曹操形象的真实性》一文对于剧本是比较详细的注释，我征得了他的同意，收入了本书。我相信这对于读者是会有所帮助的。

我感谢文物出版社的同志们，他们本来打算把明人的《胡笳十八拍》画卷单独出版，由于知道我写了剧本，中途改变了计划，愿把画卷和剧本一道印出，并还把宋人陈居中的《文姬归汉图》作为封面。这真使我的剧本增光不少了。

有关蔡文姬的史料，为了读者的方便，我尽可能地收集了起来作为附录。骚体的一首《悲愤诗》，在我看来是假托的，但也假托于魏晋文人，仍不失为重要的史料。

同被收录的几篇文章中，如《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如《替曹操翻案》，都和在报刊上发表时略有删改。特别是《替曹操翻案》中有一处我把史事弄混淆了。那就是把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庐江一带的农民因怕迁徙而集体渡江东逃一事，和《魏志·袁涣传》“新开屯田，民不乐，多逃亡”一事等同了起来，那确是错误。新开屯田是在建安初年，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好几位朋友在讨论中都指责到这一点，我要向他们表示感谢。这个错误，我在文章中已经把它改正了，这是应该声明的。

因此，这部《蔡文姬》应该说是一部集体创作。当然，其中一定还有不少不妥当的地方，那当得由我个人负责。我诚恳地请求同志们、朋友们予以严厉的批评。

郭沫若

1959年5月1日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8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