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天才这一个名词，用得比我们中国再滥的国家，恐怕没有了。譬如把中国的新兴文艺来说，我们的喊声虽然很高，但是究竟有什么作家在那里？我记得前两月在《觉悟》上看见有人说鲁迅说过中国还没有一个作家。我承认鲁迅这句话决不是目空一切的傲语。的确是我们中国还没有一个作家。不怕以作家自命的很不乏人，但是我们请平心静气地问一问：中国的小说界有没有半个托尔斯泰、契和甫、戈里奇？中国的诗坛有没有半个波多雷尔、费尔冷、费尔哈冷？中国的剧团有没有半个易卜生、斯特林普、威德肯特？但是天才的字眼却在中国是常见的了。

英国的道生（E.Dowson）在诗坛上闻名的时候，大卫生（John　Davidson）说过一句话：“虽说出现了一只燕子，不会便是夏天呢！”他这句话，虽不免带有几分我们中国的名产“文人相轻”的臭味，但是我们要褒贬一个人，的确是不能轻易下断语的。一只燕子飞来了，不能便说是夏天，然而中国的夏天好像只消要一只燕子飞来的光景。我们批评人的时候，动辄爱用“天才的作家”等类的字眼，严格地说，中国实在连作家也没有，天才更在哪里呢？而有一辈狡猾的人，因之竟把天才来作为骂人的用语了。我们受人赞扬是天才的时候，应该晓得肉麻；受人唾骂为天才的时候，应该晓得愤恨。

天才究竟是什么物件呢？我们不能和龙卜罗梭（Lombrosso）表赞同，说他便是狂人。我们也不能和一般俗见苟合，说他是天上的星宿。“天才与非天才的区别，不包含有数量以上的意义”——意大利的哲学家克罗采氏（B.Croce）这个见解，我以为比较公平而合理。天才是人，绝不是人以外的什么怪物。他与凡人的区别只有数量的相差，而没有品质的悬异。譬如对于美的感受性这便是在极原始的人也是有的，文艺家的感受性不过比常人更丰富，更锐敏一点罢了。更以数字来表示时，常人有四十分的，天才有八十，两种的差别就只有这么一点。并不是天才是香油而常人是臭水，天才是黄金而常人是白石，天才是仙人而常人是猴子。

天才所得于自然的是“天赋独厚”，然而自然对于天才的恩惠也只有这么一点。专靠天赋厚是不能成功为天才的。譬如同样的两粒种子，一个落在沃土，一个落在沙碛，它们的发育如何，我们可以不待实验而前定了。

照生物学上说来，一切生物的年龄可以活到它成熟期间的五倍或八倍，人的成熟期间有说是二十年，有说是二十五年，加以五倍或八倍的数量，人总可以活到一百岁以上了。但是“人生七十古来稀”，人能活满自己的天寿的，实在极少，极少。精神上的发展也大概是这样。不怕赋有一百分的天赋的人，但是没有机会使他发展，成者只发展得到四五十分，结局只不过同凡人一样，或者连凡人的结果也还不如。譬如只有五十分的天赋的人发展到了四十分，当然比有一百分天赋只发展得二三十分的，其成果更占优势了。我们如用体育来打比，羸弱的儿童卫生得法，比壮健的儿童完全不讲卫生的更能发育。这是易明的事实。

“人生七十古来稀，世上难逢百岁人。”——我们可以照样的说：天赋发展到七十分的从古以来少有，发展到一百分的恐怕更是千载难逢。

发展人的天赋的是什么？便是教育——广义的教育。教育的至上的目标便是使人人完全发展其所有的天赋。

近代的学校教育有人说是“杀死天才的工具”，这话的意思是说他所取的划一主义与灌入主义，不能使个人的天赋尽量的发展。——其实他也可以使人发展得几分，但终不能尽量，所以归根只养成得一些千篇一律的庸才，归根只是把天才杀死了。

现在我们请说到实际上来——我们中国近数年来连这一点养成庸才的学校都要无形消灭了，要望我们中国无论在任何方面多生出些天才来，这怎么能够呢？

大凡一国的政治濒于破产的时候，那一国的文化却转有蒸蒸日进的可能。譬如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那时候天下的纷乱恐不输于我们现在了；然而它在我们的学艺史上却成为一个光昭百世的黄金时代。纪元前五世纪的雅典，东有波斯，南有斯巴达，西有新罗马，北有马克多尼亚（Macedonia），四面受敌，卒至屋复，然而那时雅典的文化却永远为世界史上光荣的一页。那时雅典的人物如苏格拉底，如柏拉图，如雕刻家的费爹亚士（Phidias），诗人的幼里皮德士（Euripides），剧曲家的亚里士多方（Aristophanes）等等，真可谓人才济济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群大星小星突现于黯淡的意大利。法兰西大革命的时候，科学界中竟现出了七曜。德国的康德、歌德、许尔雷等伟大的天才也是出现在他们国度陵夷的时候。

假如只照历史上的表面的变化来揣测，我们目前的中国是应该产生大天才的时候了。然而我们目前的中国无论任何方面究竟有什么天才在那里？……这个疑问不仅我一个人在此连发，现在在报章杂志上露出这样口吻的人比比皆是。然则我们现在的中国为什么生不出天才来？要解答这个问题，我觉得也很容易。一言以蔽之，便是我们中国素来不重视教育。

动乱与天才的发生，决不能有什么直接的因果关系。有教养的国民而经动乱，他的物质生活虽受打击，而他的精神生活转有统一的可能。人莫跌于山而跌于垤，正因为处境艰难，聚气凝神而意识不散，所以不遭颠扑。又如善用兵的人有“处之危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的策略，也正是同一的理由。但是这种兵也总要经过训练的才能成事，假使毫未经过训练，即使处之危亡，不怕就断指满舟，也会要争船而渡了。

危地是需要勇士的时候，乱国是需要天才的时候。有哪一种素养而为迫切的需要所逼促，所以全军可以尽成干城，而天才可以蓬生于一世。没有这一种素养，只有这一种需要，就譬如把一粒小石种在温室中的花盆里，任你如何促迫，它也迸发不出萌芽来。我们中国目下出不了天才，便就是这样。平常本无发生天才的可能，纵使需要迫切，也只好像希望石头迸芽。

克罗采把人性的活动分为四种：一是直观的，二是推理的——这两种是理论的活动；三是伦理的，四是经济的——这两种是实践的活动。于是他在真善美之外加了一个“利”。他准此区别也把天才分为四种范型。文学家、艺术家便是属于直观的美的天才。哲学家、科学家便是属于推理的真的天才。圣人、教主之类便是伦理的天才。经济的天才可以说是大政治家、大资本家之类了。克罗采氏说这种利的天才是“恶天才”，是“恶魔的天才”。他这种分法假如可以承认的时候，我们素来注重实际而唯利是图的市井之徒，处在目前的乱世，无怪乎层出不穷地出了无数的“恶魔的天才”了。目下我们中国特有的只要钱不要脸的议员诸公、军阀、财阀和其他一切阀，不都是这一种范形的天才么？要是这么说时，我们中国的天才真是太多了，我们庸人复何不幸而生此恶魔的黄金时代哟！

我们中国除掉这种恶魔的天才多多发生而外，其余三方面的活动可惜太相形见绌了。一向是家而忘国、私而忘公的社会，我们怎能望它发生伦理的天才？一向是不讲逻辑的学术界，我们怎能望它产生出哲学和科学方面的尤物？更说到狭义的天才——文艺方面的天才上来，我们真是可怜到万分了！美的观感麻木了，无论是音乐、绘画、雕刻、建筑、舞蹈、文学，近百年来我们究竟有那几样可以目无古人而夸耀全世？……我们古时大规模的音乐是已失传了，只剩下些胡琴、锣鼓，每日乱弹乱打，麻痹国民的神经。舞是失传了，文学是化了石，绘画、雕刻、建筑，都不脱前人窠臼。我们的独创性往哪儿去了呢？难道我们真成了石头，迸射不出生命的萌芽来了吗？

单拿音乐来说吧。要成全一个真正的音乐家，据说要从幼开始教养，六岁都稍嫌迟了。但像我们现代的青年，不怕就住在上海、北京，上了二三十岁还不曾看见过钢琴的，恐怕也不乏人。像生在这样的社会，即使具有莫查德（Mozart）、悲多汶（Beethoven）、萧邦（Chopin）等人的音乐天才，也没有机会来得到发展了。

个性发展的可能性有一种递减律存在。山东有一个朋友对我说过山东有几句谚语是：“十岁的神童，二十岁的才子，三十岁的凡人，四十岁的老而不死。”——这真是极有价值的谚语。凡是职司教育的人，凡是养育儿女的人，不可不加以注意。可以摩天的松柏，栽植在花盆里，营养不充，抑制过甚，到老只成就一株蜷曲的小木，即使把它解放到山林里去，也不能成为巨材了。人生的教育，不仅是音乐一门要从四五岁着手呢！

我们现在是缺乏天才的时代，像我们现在也正是需要天才的时代。教育是作成人才的主要工具，教育在我们现代之必要无待乎赘言。但在我们教育破产的目前，职司教育的人只知道罢课索薪，卖教育用具的人只知道献贿名人以推广商业，我们要向他们宣传杀天才的学校教育之必要，这是愚而可悯。我在此地想提倡一下早期教育，这是人人能行，而且在人生历程中，为父母兄姐的人有应该施授的义务，为儿女弟妹的人有应该享受的权利的！

早期教育的倡始者与实行者是德国的法学博士客尔·维德（Karl　Witte）的父亲客尔·维德（父子同名）。父维德说，“儿童教育应该从儿童智力的曙光开始。”——这便是早期教育的定义。他如此主张了，如此实行了，子维德也因之而有了成就。八九岁的时候他便通晓德、法、意、拉、英、希六国语言；九岁人大学，十四岁提出数学论文而成哲学博士，十六岁又得法学博士而任柏林大学的教授。他一直活到八十三岁。父维德做了一部书叫《客尔·维德的教育谈》（Karl　Witte:Oder　Frziehungs-und　Bildungsgeschichte　Desselben），叙述他教育子维德的事迹一直到十四岁为止。他这本书在德国已经绝了版。而一百年后一九一三年，以十五岁而从哈佛大学毕业的威廉·吉姆士·赛底司（William　James　Sidis）、同年以十三岁半而入哈佛大学，仅住三年而毕业（照例是四年）的亚多尔夫·帕尔（Adolf　Berle），他们都是受了维德的赐，因为他们的父亲都是读过《客尔·维德的教育谈》而照法施行了，竟得到同样的成功。

我们中国目下是需才孔急的时候，有许多热心国事的友人，彼此一谈到救国的问题，大多以为非从打破家庭做起不可。这种毁家纾难的古英雄的事业我们自然赞仰欢迎，但是从自家的儿童着手，为国家作育人才，这也正是人人能行的新英雄的事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