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之归去来(1 / 1)

路畔的蔷薇 郭沫若 3266 字 1个月前

我现在所住的地方离东京市不远,只隔一条名叫江户川的小河。只消走得十来分钟的路去搭乘电车,再费半个钟头光景便可以达到东京的心脏地带。但是,是完全在乡下的。

一条坐北向南的长可四丈、宽约丈半的长方形的房子,正整地是一个“一”字形,中间隔成了五六间房间,有书斋,有客厅,有茶室,有厨房,有儿女们的用功室,是所谓“麻雀虽小而肝胆俱全”的。

房子前面有一带凉棚,用朱藤爬着。再前面是一块菜园兼花圃的空地,比房子所占的面积更还宽得一些。在这空地处,像黑人的夹嘶音乐般地种植有好些花木,蔷薇花旁边长着紫苏,大莲花下面结着朝天椒,正中的一簇牡丹周围种着牛蒡,蘘荷花和番茄结着邻里……这样一个毫无秩序的情形,在专门的园艺家或有园丁的人看来自然会笑。但这可笑的成绩我都须得声明,都是妻儿们的劳力所产生出的成果,我这个“闲士惰夫”是没有丝毫的贡献掺加在里面的。

园子周围有稀疏的竹篱,西南两面的篱外都是稻田,为图儿女们进出的方便,把西南角上的篱栅打开了一角,可以通到外面的田塍。东侧是一家姓S的日本人,丈夫在东京的某处会社里任事,夫人和我家里来往熟了,也把中间隔着的篱栅,在那中央处锯开了一个通道来。那儿是有桂花树和梅树等罩覆着的,不注意时很不易看出。但在两个月以前,在那通道才锯开不久的时候,有一位刑士走来,他却一眼便看透了。“哦,和邻家都打通啦!”他带着一个不介意的神情说。我那时暗暗地惊叹过,我觉得他们受过特别训练的人是不同,好像一进人家,便要先留意那家主人的逃路。

屋后逼紧着是一道木板墙,大门开在墙的东北角上。门外是地主的菜圃,有一条甬道通向菜圃边的公路。那儿是可以通汽车的,因为附近有一家铁管工场,时常有运搬铁管或铁材的卡车奔驰,这是扰乱村中和平空气的唯一的公路。公路对边有松林蓊郁着的浅山,是这村里人的公共墓地。

我的女人的养鸡癖仍然和往年一样,她养着几只鸡,在园子的东南角上替它们起了一座用铁丝网网就的鸡笼,笼中有一座望楼式的小屋,高出地面在三尺以上,是鸡们的寝室。鸡屋和园门正对着,不过中间隔着有好些树木,非在冬天从门外是不容易看透的。

七月尾上一只勒葛洪种的白母鸡抱了,在后面浅山下住着的H木匠的老板娘走来借了去,要抱鸡子。

不久,在中学和小学读书的儿女们放了暑假,他们的母亲把他们带到近处的海岸去洗海水澡去了。这意思是要锻炼他们的身体,免得到冬天来容易伤风,容易生出别的病痛。他们的母亲实际是到更偏僻的地方去做着同样的家庭劳役,和别人避暑的意义自然不同。我本来也是可以同去的:因为这一无长物的家并不值得看守,唯一值得系念的几只鸡,拿来卖掉或者杀掉,都是不成问题的。但在我有成为问题的事,便是在我一移动到了新的地方便要受新的刑士们的“保护”——日本刑士很客气把监视两个字是用保护来代替的。——这可使妻儿们连洗澡都不能够自由了。所以我宁肯留在家里过着自炊生活,暂时离开他们,使他们乐得享点精神上的愉快,我也可以利用这个时期来做些活计。

他们在海岸上住了不足一个月,在八月尾上便回来了。九月一号中、小学一齐开学,儿女们又照常过着他们的通学生活了。大的两个进的中学是在东京,要为他们准备早饭和中午的“便当”,要让他们搭电车去不至迟到,他们的母亲是须得在五点前后起床的。

在九月十号的上午,H老板娘把那只白母鸡抱回来了。老板娘已经不在浅山下住,据说是每月五块钱的房费,积欠了九个月,被房主人赶走了,现在是住在村子的东头。

母鸡借去了五个礼拜,反像长小了好些。翅子和脚都被剪扎着,拴在凉棚柱下,伏着。

那时是我亲自把那马丹·勒葛洪解放了,放回了笼子里去的。

鸡们相别五个礼拜,彼此都不认识了。旧有的三只母鸡和一只雄鸡都要啄它,就连在几天前才添的两只母鸡,自己还在受着旧鸡们欺负的,也来欺负起它来。可怜这位重返故乡的白母鸡,却失掉了自由,只好钻进笼里打横着的一只酱油桶里去躲着。

第二天下午,我偶然走到鸡笼边去时,那只白母鸡便看不见了。我以为是躲藏在那上面的小屋里的,没有介意。我告诉安娜时,她也说一定是在那小屋里躲着的。本来只要走进鸡笼去,把那小屋检查一下便可水落石出的,但那只雄鸡是一匹好斗的军鸡,把笼子保守得就像一座难攻不破的碉堡。只要你一进笼去,它便要猛烈地向你飞扑,啄你。因此就要去取鸡蛋,都只好在夜间去偷营劫寨的。

到了第三天下午,那只母鸡仍然没有出现,我们以为怕是被啄死在鸡屋里了。安娜把那雄鸡诱出了笼来,走进笼去检查时,那只母鸡是连影子也没有的。

这鸡的失踪,是几时和怎样,自然便成了问题。我的意见是:那鸡才送回来的十号的晚上,不知道飞上那小屋里去,伏在地上被鼬鼠衔去了。安娜和儿女们都不以为然。他们说:鼬鼠是只吸血的,并不会把鸡衔去;纵使衔去了,笼里和附近也会略见些血迹。安娜以她那女性的特别锐敏的第六感断定是被人偷了。她说,来过一次,定然还要来二次;鸡可以偷,别的东西也可以偷的。自从发现了鸡的失踪的十二号起,她是特别地操心,晚间要把园门上锁,鸡的小屋待鸡息定后也要亲自去关闭了。

今天是九月十四号。

早晨在五点半钟的时候,把朝南的第一扇雨户打开,饱和着蘘荷花香的潮气带着新鲜的凉味向人扑来。西南角上的一株拳曲着的古怪的梅树,在那下面丛集着的碧叶白花的蘘荷,含着花苞正待开放的木芙蓉,园中的一切其他物象都还含着睡意。

突然有一只白鸡映进了我的眼里来,在那东南角上的铁网笼里,有开着金色花朵的丝瓜藤罩着的地方。

(该不是失掉了的那只鸡回来了?)

这样的话在脑神经中枢中刚好形成了的时候已经发出了声来。

——“博,你去看,鸡笼里有只白鸡啦,怕是那只鸡回来了。”我向着在邻室里开着雨户的二儿说。

——“那不会的,在前原是有一匹的。”阿博毫不踌躇地回答着,想来他是早已看见了那只白鸡。

——“旧的一匹带黄色,毛不大顺啦。”我仍然主张着我的揣测。

接着四女淑子也从蚊帐里钻出来了,她跑到我的跟前来。

——“哪儿?白鸡?”她一面用两只小手在搓着自己的眼睛,一面问。待她把鸡看准了,她又说出阿博说过的同样的话,“不会的,白鸡是有一匹的。”

小儿女们对于我的怀疑谁都采取着反对的意见,没人想去看看。我自己仍然继续着在开放雨户。

面孔上涂着些煤烟的安娜,蓬着一个头,赤着一双脚,从后面西北角上的厨房里绕到前庭来了。她一直向着鸡笼走去,她自然是已经听见了我们的谈话的。她走到笼子外面,立着沉吟了一会。

——“是的吗?”我站在廊沿上远远问着。

她似乎没有回答,或者也怕回答的声音太低,没有达到我这半聋的耳鼓里。但她走转来了,走到我们近旁时她含着惊异地说:“真的是那只母鸡!”

这惊异的浪子便扩大起来了,儿女们都争先恐后地要去看鸡。

鸡自然是被人偷去又送转来的,来路自然是篱栅上的那两处切口了。但妻儿们在园子中检查的结果,也没找出什么新的脚印来。

一家人围坐在厨房里的地板上吃早饭的时候,话题的中心也就是这鸡的归来。鸡被偷去了又会送回,这自然是一个惊异;但竟有这样的人做出这样可惊异的事,尤其是等于一个奇迹。这人是谁?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奇迹呢……

——“一定是那H木匠干的,”我说,“那老板娘把鸡借去了很久,大约是那H不愿意送还,所以等到那老板娘送还了的一晚上又来偷了去。那鸡笼不是他做的吗?路径,他是熟悉的啦。大约是偷了回去,夫妻之间便起了风波,所以在昨天晚上又才偷偷地送回来了。”

安娜极端反对我这个意见,她说:“那H老板娘是讲义理的人。”

——“是的啦,唯其是讲义理的人,所以才送转来。”

——“分明知道是我们的鸡又来偷,他们绝对不会这样做。”

——“H老板娘做不出,我想那木匠是能够做出的。他现在不是很穷吗?”

安娜始终替他们辩护,说他们目前虽然穷,从前也还富裕过。他们是桦太岛的人,在东京大地震后的那一年才迁徙来的,以为可以揽一大批工作,找一笔大钱,但结果是把算盘打错了。

吃过了早饭后,大的四个孩子都各自上学去了。安娜一面收拾着碗盏,一面对我说:“你去看那鸡,那好像不是我们的。勒葛洪种的鸡冠是要大些的。”

但我把岁半的鸿儿抱着要走去的时候,她又叮咛着说:“不要把上面的小屋门打开,不要放出别的鸡来,我回头要去找H老板娘来认那只鸡。”

她要去找H老板娘来,我是很赞成的。因为她可以请她来认认鸡,我也可以在她的面孔上读读我的问题的答案。

我从园子中对角地通过,同时也留意着地面上的脚迹,的确是辨别不出新旧来。

小巧的母鸡照样在笼子里悠然地渔着食,羽毛和白鹤一样洁白而平顺,冠子和鸡冠花一样猩红,耳下的一部分带着一层粉白色,表示出勒葛洪种的特征,只是头顶上的一部分未免浅屑得一点,而且也不偏在一边。这鸡大约不是纯种吧?但这究竟是不是原有的鸡,我也无从断定。因为旧有的鸡我并没有仔细地检验过,就是H老板娘抱来的一只我也是模糊印象的了。

不一会安娜也走到了笼边来。她总说那鸡不是原有的鸡,无论怎样要去找H老板娘来认一下。她说:“我是很不放心的,气味太恶。”

我觉得她这不免又是一种奇异的心理。鸡的被人送回,和送回这鸡来的是什么人,在她都不大成为问题:她的心理的焦点是放在有人在夜间两次进过我们的园子这一点上。她似乎以为在那鸡的背后还隐伏着什么凶兆的一样。她是感受着一种漠然的恐怖,怕的更有人要在夜里来袭击。

在鸡笼前面把鸿儿递给了她,我各自走上东侧的檐廊,我的所谓书斋。

不知道是几时出去了的安娜,背着鸿儿回来,从书斋东侧的玻璃窗外走过。后面跟着那位矮小的H老板娘。老板娘看见了我,把她那矮小的身子鞠躬到只剩得两尺高的光景。在那三角形的营养不良的枯索的面孔上堆出了一脸的苍白色的笑容,那门牙和犬齿都缺了的光牙龈从唇间泄露着。我一看见了她这笑容,立即感觉到我的猜疑是错了。她这态度和往常是毫无二致的。假使鸡真是她的丈夫偷去,又由她送了转来,她的笑容断不会有那样的天真,她的态度断不会有那样的平静。问题又窜入迷宫了。

她们一直向鸡笼方面走去,在那儿端详了好一会又才走了转来。据说鸡是原物,丝毫的差异也没有。

她们从藤架下走过,到西手的南缘上去用茶去了。不一会邻家的S夫人也从桂花树下的篱栅切口踱了过来。这人似乎是有肾疾患的,时常带着一个乌黑的面孔,瘦削得也可惊人。

三种女人的声音在南缘上谈论了起来,所论的当然不外是鸡的问题,但在我重听的耳里,辨别不出她们所说的是什么。S夫人的声音带着鼻音,好像是包含有食物在口里的一样,这样的声音是尤其难于辨悉的,但出其不意的就从这声音中听出了几次“朝鲜人”的三个字。

——啊,朝鲜人!我在心里这样叫着,好像在暗途中突然见到了光明的一样。

由一九二三年的大地震所溃灭了的东京,经营了十年,近来更加把范围扩大,一跃而成为日本人所夸大的“世界第二”的大都市了。皮相的观察者会极口地称赞日本人的建设能力,会形容他们的东京是从火中再生出的凤凰。但是使这凤凰再生了的火,却是在大地震当时被日本人大屠杀过一次的朝鲜人,这要算是出乎意外的一种反语。八九万朝鲜工人在日晒雨淋中把东京恢复了,否,把“大东京”产生了。但他们所得的报酬是什么呢?两个字的嘉奖,便是——“失业”。

他们大多是三十上下的壮年,是朝鲜地方上的小农或者中等地主的儿子。他们的产业田园被人剥夺了,弄得无路可走,才跑到东京。再从东京一失业下来,便只好成为放浪奴隶,东流西落地随着有工做的地方向四处的乡下移动。像我住着的这个地方和扩大了的东京仅隔一衣带水,虽是县分不同的乡下,事实上已成为了东京的郊外。为要作为大东京的尾闾,邻近的市镇是有无数的住家逐次新建着的。因此也就有不少的朝鲜人流到这儿来了。

朝鲜人所做的工作都是些面土的粗工,从附近的土山运出土来去填平村镇附近的田畴或沼泽,这是一举两得的工事:因为低地填平了,土山也铲平了,两者都成为适宜于建筑家屋的基址。土是用四轮的木板车搬运的,车台放在四个轮子上,台上放着四合板的木框。木框放在车台上便成为车厢,一把车台放斜时,便带着土壤一齐滑下。车路是轻便铁轨,大抵一架车是由两个工人在后面推送。离我的住居后面不远便是取土的土山,在有工事的时候,每逢晴天的清早在我们还未起床之前,便已听着那运土车在轨道上滚动着的咕隆咕隆的声音。那声音要到天黑时才能止息。每天的工作时间平均当在十小时以上。我有时也每抱着孩子到那工事场去看他们做工。土山的表层挖去了一丈以上,在壁立的断面下有一两个人先把脚底挖空,那上面一丈以上的土层便仗着自己的重量崩溃下来。十几架运土的空车骨隆骨隆地由铁轨上撵回来,二三十个撵车的工人一齐执着铁铲把土壤铲上车去,把车盛满了,又在车后把两手两足拉长一齐推送起去。就那样一天推送到晚。用旧式的文字来形容时是说他们在做着牛马,其实是连牛马也不如的。

他们有他们的工头,大抵是朝鲜人,在开着“饭场”,做工的便在那儿寄食。他们在东京做工时,一天本有八角钱的工钱,工头要扣两角,每天的食费要扣两角,剩下的只有两三角。这是有工作时的话。假使没工作时,食费要另出,出不起的可以向工头借或赊欠,结果是大多数的工人都等于卖了身的奴隶。流到乡下来,工钱和工作的机会更少,奴隶化的机会便更多了。

他们在“饭场”里所用的饭食是很可怜的,每天只有两三顿稀粥,里面和着些菜头和菜叶,那便是他们的常食。他们并不是食欲不进的病人,否,都是年富力强而劳动剧烈的壮夫,他们每天吃吃稀粥,有时或连稀粥也不能进口,那是可以满足的吗?

——“是的,朝鲜人!”

当我听到S夫人说着朝鲜人的声音,在我心中便浮起了一个幻想来。一位才到村上来的朝鲜人在“饭场”里受着伙伴们的怂恿,同时也是受着自己的食欲的鞭挞,在十号的夜间出来偷鸡,恰巧闯进了我们的园子来,便把那只没有飞上小屋的母鸡偷去了。待他回到饭场,向伙计们谈到他所闯入了的地方时,伙伴中在村上住得久些的自然会知道是我们的园子。那伙伴会告诉他:“兄弟,你所闯入的是中国人的园子啦,他是和我们一样时常受日本警察凌辱的人啦。”就靠着那样的几句话,那只母鸡没有顿时被杀,而且由那位拿去的人在第四天夜里又送转来了。这没有顿时送还而隔了两三天的原故也是很容易说明的。大约是那几天太疲倦了,在夜里没有牺牲睡眠的余力,不则便是食欲和义理作战,战了两三天终竟是义理得了胜利。

那只母鸡的去而复返,除此而外没有可以解释的第二种的可能。

在两位女客谈论了半个钟头的光景走了之后,安娜抱着孩子走到我的面前来。我问她们是谈论了些什么事情,不出所料地是她说:“S夫人疑是‘朝鲜拐子’偷去的,村上的‘朝鲜拐子’惯做这样偷鸡摸狗的事。”

同时她又向我告诉了一件朝鲜人吃人的流言,也是那S夫人在刚才告诉她的。

说是在东京市的边区M地方,有由乡下带着草药进市做行商的女子走到了一处朝鲜人的合宿处。那儿的“朝鲜拐子”把女子诱进去强迫着**了,还把她杀了,煮来大开五荤。适逢其会有一位饭场老板,他们的工头,走去,被他们邀请也一同吃了。那工头往茅房里去,才突然发现那粪坑里有一个女人的头和手脚,才知道他所吃的是人肉。他便立即向警察告了密,事情也就穿了。

这样的流言,当然和东京大地震时朝鲜人杀人放火的风说一样,是些无稽之谈。但这儿也有构成这流言而且使人相信的充分理由。朝鲜人的田地房廊被人剥夺了,弄得离乡背井地在剥夺者的手下当奴隶,每天可有可无的两三角钱的血汗钱,要想拿来供家养口是不可能的。他们受教育的机会自然也是被剥夺了的,他们没有所谓高等的教养,然而他们和剥夺者中的任何大学教授,任何德行高迈的教育家、宗教家等等,是一样的人,一样的动物,一样的有食欲和性欲的。这食欲和性欲的要求,这普及于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要求,便是构成那流言的主要的原因。

释迦牟尼也要吃东西,孔二先生也要生儿子,在日本放浪着的几万朝鲜人的奴隶,怕不只是偷偷鸡、播播风说的种子便可以了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