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杨海伦　经历16年写“红军”女人

历经16年追踪《红军长征的女人们》，她把这段故事告诉了世界。当这本书在美国引起轰动，她把获得的所有稿费捐献给中国青少年教育基金会。她的丈夫24岁从美国来中国“抗日”，后任史迪威将军副官。1978年任长城饭店第一任董事长。他前妻的妹夫是宋庆龄的弟弟——宋字安，他的女儿住在宋公馆成为宋家最亲密的外国亲戚。

久违的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一支震撼世界历史的中国军队完成了人类真正的奇迹。而在这支伟大的军队中，中国的女战士们创造了罕见的奇迹。红军女战士是岁月跳动中绚丽的音符。

由于某种特别的机缘，在逝去岁月的伟大事件中幸存下来的可敬的红军女战士，她们的心，她们的生命，在一个叫海伦的异国女人生命里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也许冥冥中有一种神圣的召唤，海伦拿起了笔，记下红军女战士们的心灵和故事。她写《红军长征的女人们》花了16年的时间，她生命本身也进行了一次有价值的长征！

十多年前，我曾听说北京外国语学院有位“老外”跋山涉水，踏遍穷乡僻壤，寻找红军长征时期女战士的足迹，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在美国邂逅杨海伦——这位足足花了16年写完《红军长征的女人们》的作者，不禁激动得潸然泪下。

第一次见她是在夏威夷中美友好协会专为海伦举办的一次聚会上，会上她讲述了写作此书的过程和书中的故事，我坐在最前排，好奇而入神地听一个外国人用英语讲述中国红军的点点滴滴。

再见她是在斯坦福大学海伦的家中，我因为不断改变采访她的时间和行程而给海伦一家添了许多麻烦，但这一过程却让我看到了她的善良。

她的先生是华人，干练、谦逊，他曾是史迪威将军的副官，中国长城饭店第一任外资董事长。

她的家很中国式，甚至有些贵州土窑的风味，客厅的座椅是古典式红木家具，书房的摆饰有湖南装松花皮蛋的竹篮子，也有江西装醋的工艺品，适度搭配相宜的中国传统手工艺，每一个角落都是一幅精致的写意画，唯餐厅休息室墙上和壁炉上的照片才感觉这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家庭。

杨先生的前妻是位上海大小姐，家族显赫，其姐夫是宋庆龄的弟弟宋子安。且有双胞胎家庭史。女儿因爱上一位伊拉克“王子”，杨先生借故就把女儿送到中国北京，住在宋公馆。可爱情没有国界疆土之分，两个有情人在父母的反对下成婚，生了一对美丽无比的双胞胎。

他们家的花园有一个巨大的“寿”字，嵌在墙壁石板上，是儿子送给父母祝寿的，花园地板的石子也有汉字图案，我看着这位“洋人”，再望望这一切，感到“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从她讲述中，我仿佛看到海伦穿着蓝布花棉袄，坐在遵义老百姓的土炕上，与乡亲们促膝聊天；海伦坐着“村巴”，因为太疲倦了，在泥土飞扬的途中睡着了；我至今不能忘记，她拿着这本沉甸了16年的书自费在各种场合做演讲，所获收益全部捐给中国青少年基金会。

我说：累吗？她答：不累。我说：苦吗？她摇头。一个外国女人能做到这样，我还能说什么呢？在她身上，我分明找到了那种久违的红军女战士的精神。

听海伦说红军

《红军长征的女人们》一书中，采访了22位红军女战士。

这本书在美国获了奖。不论是美国人，还是在美国的中国人，都对中国红军长征永远地充满好奇与探究心理。对于中国人而言，长征是革命的播种机；对于外国人而言，长征是一个古老而悠扬的神话故事，有别于他们对中国任何一个事件的理解。美国曾对影响世界进程的人和事作了一个评选，结果红军长征榜上有名。

那次在海伦的演讲会上，两鬓斑白的她站在前台。不少华侨和学者自费来参加，为的是听她讲述“红军长征的女人们”。

她先谈了红军长征的背景，然后用美国人能理解的方式谈到了红军长征中女人的故事。

她说：“长征中有多少女人，谁也不能给我准确的数据。”海伦居然也学会了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第一部队（指第一方面军——编者注）1934年10月出发，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第二部队有贺龙等。整个长征队伍大概有8000名女人。那时的中国女人为什么参加红军呢？有些是10多岁的小女孩，为了逃离童养媳的命运，或是闹饥荒而参军。我的书中着重写了22个‘人的故事’。她们代表了8个省的红军战士，年龄大多在14～17岁，平均年龄在12～32岁，她们充满红色的憧憬，但大多数是文盲。她们在军中的工作通常是翻译电报，救护伤兵，挑东西以及到农村去找粮食，请更多的农民参军或做宣传工作。她们也给军人做衣服或跟军官结婚，他们也和男人一样在前线打仗，怀着孕还要跟着部队翻越很大的山。”

“她们只知道跟着部队走，不知道这次革命的经过叫什么，直到毛泽东在演讲中有了‘长征’这个词，她们才知道自己经历的是一次长征，才知道长征已经完成了。”

“长征这么多人，经过村庄时，老百姓一听说有部队来了，就全部躲起来或跑掉了。他们就把老百姓的门拆下来当床睡，走时就安上去，吃了饭把钱留下。有时军队留下婴儿，就写个条子，说这是红军留下的孩子，并放下一些钱。红军的女战士一般都在老百姓家中找到粮食、找到锅碗煮饭给部队吃。”

“那时男兵都不知道女人还有每月一次的月经，女兵跟男兵在河边洗衣服，男兵总问，你受伤了？我看到你的衣服里有血。起码有几个女人都讲过这个故事。”

在海伦的书中，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其中有些细节深深震撼着海伦的心。海伦说：“我在采访时有一段时间停了下来，我几乎受不了。”

当海伦以美国人能接受的方式讲述这些故事时，我发现台下观众无不惊讶、好奇、感动。他们不断插话，问话很有趣。

一位美国人一边做笔记，一边问：“长征路上打过仗吗？会死人吗？”

“第一队逃过了国民党的掌下，从江西东部到江西西部，一般都是晚上急行军，长征中确实有很多人死了，斯诺说一天死几个人。途中有些小战役，到了江西、湖南、贵州，红军想往北走，国民党把他们切断了……”

一位近90岁曾经写过南京回忆录的老教授举手问：“听说很多‘裹脚女人’也长征了，她们怎么行军？”

“有些坐驴子，有些终生残疾。”

另一位美国青年满脸狐疑地问：“长征中的女战士生下孩子后怎么办？”

“有些活下来，有些死了，后来部队强调在长征中不能生孩子，不能怀孕。第二部队也有生孩子的，贺龙的太太刚生下孩子本来想留下给一个家庭，但后来没找到，就把孩子放在马背上长征。”

有一位大胡子美国中年男子问得很认真：“那时红军没有手机，南方和北方怎么知道走到哪？怎么汇合？”

“靠发电报。”回答到这里，海伦陷入一种忧思，我发现她眼中透过一丝遥远的伤感：“有些女战士被敌人抓了，敌人酷刑逼供，但她确实没法告诉敌人她发的电文内容，因为她们是文盲，所以就算她想给敌人提供什么也提供不了。”

“我曾访问过离开长征的女人，有一个被敌人抓了放出后回到江西老家，这人现在还活着，精神很好。有一个长征的女人生了孩子交给姐夫，姐夫抽鸦片没钱，就卖掉了这孩子。一般女人生下孩子后就要跟部队跑，会有一个男战士帮忙抱婴儿，有些生下来被老百姓收养，有些生下来丢进马桶死了……长征留下多少人？很难说，谁都没有准确的数据。”

当我在美国亲历海伦的演讲，当我坐在第一排心潮澎湃地融入每一位观众的情绪中，我才发现被中国的年轻人所淡忘的这一段历史，在美国人心中是那样赋予传奇和震撼。

一路采访，一路感动

海伦现工作于斯坦福大学，她有很多来自中国的学生。这大她有一个学生专程请假来到她的家，海伦说她的中文只限于生活用语，要流畅地表达思想，就要找个“拐杖”。在她书房的一幅挂画下，我们谈到了写作此书的初衷，那是1979年，海伦在北京广播学院教书。她有一位很好的同事叫王卫华，她的母亲参加过红军长征，现在是中国青年儿童基金会的理事。有一天海伦去她家做客，看到了红军的旧照，便萌生了一种走进红军故事的冲动。于是，大家鼓励海伦写一本红军的书。因为海伦在大学学过中国历史，用口述的形式写过一本有关宋庆龄的书，她觉得可以试试。

这一试不要紧，海伦一陷就是16年。

为了配合海伦的采访，来自江西的两位红军女战士，坐着一辆吉普车从很远的地方经过长久的跋涉把海伦接到了家里。海伦穿着花布袄，盘腿坐在贵州遵义的土坑上，与乡亲们一起吃小米粥，烤芋头，粗茶淡饭。她还学会了缝针线，学会了骑驴子，还学会了用木桶在井里打水……她说：“这种苦跟红军相比，算得了什么。”

一路采访，一路感动。她说有些人与事，她一生也不能忘记。她现在还记得赛先任和赛先佛两位红军亲生姐妹的故事。赛先任是姐姐，在长征途中刚生下婴儿不到三周，妹妹就在过草地时分娩了。那时分娩没有医生，全靠姐妹们在一旁帮忙，完全靠个人力量战胜分娩的痛苦。三周前姐姐分娩时是怀孕的妹妹打碎一块瓦片将婴儿的脐带切断，血淋淋的双手抱着姐姐说：“姐姐，生孩子太可怕了！”三周后，妹妹分娩时是姐姐为她鼓气，就像打仗一样勇敢。

海伦分别采访了这一对姐妹，姐妹在不同的地方说起这事时都哭了，海伦也哭了。后来这一对姐妹分别嫁给了贺龙和萧克。

海伦的价值还在于她是中国第一个以“口述”的形式记录红军长征的女人们的真实情感和历程。

“我从一个美国人的角度来看，红军女战士们给我最大的撞击是她们很少谈自己，都认为自己没有什么惊人的成就。她们认为要说苦，大家都苦，要说不易，大家都不易。她们都是把自己当成集体中的一分子来谈，从不把个人刻意突出来”。海伦说，“若是换作美国人，他们一般都会把个人放在第一位，他们认为自己的经历是非同寻常的，而不会像中国的那些红军女战士一样那么有集体荣誉感。美国人的出发角度是‘自我’，而中国红军女战士们的出发角度是‘集体’，这也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价值观。”谈及此，海伦对红军女战士们的钦佩之情溢于言表。

最令海伦牵挂的是两位来自江西的女战士，“她们的情况比较特殊。其中一位在贵州时就没有继续走长征，另外一位从一方面军转到四方面军。当时她被国民党抓住了，她想方设法逃跑，但没成功，最后她终于逃出来了，找到了红军。可当时红军有一个规定：如果外逃一年，就非常欢迎你的归来；如果外逃两年，就需调查后，觉得没问题才能归队。但她早就超过两年了，所以人家就让她走，她就没办法再回到红军的队伍里去了，她花了五年时间才回到江西老家。回到老家后，因为国民党知道她参加过红军长征，就强制她的兄弟不让他们收留她，她只能到附近的地方，随便找一个人嫁了。后来娶她的这个人也遇到麻烦。她的生活一直都这么苦，都是因为这些说不清楚的原因。‘**’时又把她当作汉奸抓起来。直到1980年她才找到曾经跟她一起长征过的大姐们，在她们的帮助下得以平反，日子才好了起来。”

海伦认为，虽然是通过她这样一位西方人的笔来讲述有关红军长征的事情，但都是她们亲口所述，书中写的是她们自己的故事。

她对红军女战士的采访使我对她的采访增加了生命的深度，加重了我在采访中的人性关怀和人文重量，使我的采访显得沉甸甸的。

丈夫是史迪威将军的副官

海伦的丈夫杨孟东中文比海伦好一些。我们聊起过去岁月，他有许多感怀。

大学毕业那年，他以个人名义回国参加抗日。回美国后参加了美国陆军，后调入ADC总参谋部。之后随史迪威将军来到中国，那时他是史迪威将军的副官，他说当时史迪威将军与蒋介石之间有许多矛盾，蒋介石不许红军过黄河，而史迪威将军要用红军打日本，蒋介石说这可不行，后来蒋介石暗中找到美国大使，要求美国罗斯福总统把史迪威调回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陪同史迪威回到美国。他本可以在美国陆军青云直上，但却因宋庆龄的力邀，再次踏入故土。

说起宋庆龄，他回忆起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杨仙逸是他的叔叔。宋庆龄说：“你叔叔还教过我开车，当时他要造一架飞机，还以我的英文名字命名。”宋庆龄同杨仙逸交情甚深，再加上杨孟东的前任太太是上海世家，姐夫是宋子安（宋庆龄的弟弟），所以常请他去家里吃饭。后来他随部队去了缅甸战区，仍与宋庆龄常通信，至今还保存了宋庆龄的几十封亲笔信。

1984年，他出任北京长城饭店第一位外方董事长。那时祖国开放的大门刚刚打开，而海伦1978年与杨先生结婚，1979年前往北京广播学院教外语，长达13年，她说那时从广播学院到长城饭店，不爱坐“董事长先生”的专车，倒喜欢挤公共汽车，332路公共汽车伴随她的记忆到今天。

杨先生深爱着海伦，谈到家庭，他们有一个很开心的事，就是双胞胎家族史，海伦开玩笑说：“对于双胞胎的儿孙们，有时我都数不过来，有些是先生前妻生的，有些是我的，好多好多。”在他们家客厅的壁炉上方，摆放着一对对双胞胎儿孙，虽然不同面孔和种族，但却极其漂亮，颇为壮观。

杨先生说：“老二跟一个阿拉伯同学恋爱，为了阻止他们发展，我把女儿送到北京上学，住在宋庆龄公馆，但距离反倒使两个年青人的心更近了，爱情愈发炽烈，回国后不到两个月就嫁给了他。”结果，这女儿又生了一对双胞胎，简直是仙一般的“金童玉女”。

跟随史迪威那么多年，当时所有的作战机密文件、地图报告、人事档案都由他管，他说史迪威虽然脾气很暴躁，但他很忠心，尤其对中国的工人是很关心的。

中国情结缘于中国历史

陷入海伦丈夫的故事里，我几乎醒不过来，犹如**漾在历史的河面上，而与海伦的交谈中，我喜欢她深深的书卷味。在那一刻，我明白了书卷味不是从书本散发出来的，而是从人的骨子里喷发出来的。海伦在中国住过13年，对时光中浸润的中国已非常了解。

她写有关红军女战士的书，初衷只是想让美国人通过她的叙述更多地了解一些中国历史，可是后来她发现，除了美国人以外，在中国本土也有很多人不了解那段历史，所以她想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以期让更多的人触摸历史。

海伦告诉我，在整整16年的采访与写作中，她从来没有感到厌倦对她而言，中国红军女战士们的故事永远都是新鲜的，就算是现在抑或将来，让她再去看那些故事资料，她都一样会全身心投入，百看不厌。她说：“那些故事中的人们、细节都曾深深震撼过我的心灵。”

在那次采访中，海伦告诉我：在美国，有人专程找她洽谈过，想把她写的这本书拍成电影。她还告诉我，她打算写有关红军女战士健康文章。因为在当时恶劣的环境下，女人们的健康也是值得深究的课题。我明白，海伦一生与中国红军女战士再也分不开了，那是女人之间的一种神秘的源自生命深处的心与心的联系。她为中国女人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

“虽然这本书花了我16年的时间，但是我从中学到的比我付出的更值得。”说这番话时，海伦的表情依旧平淡如水。

临近中午，杨先生起身要去拔牙，海伦很想陪着去，但还得陪着我耐心地将他家的照片搬弄来搬弄去，我突然有一种歉意。面对这样一位学者型“洋作家”，我实在太打扰了，而她却因喜欢中国而喜欢中国人。她说一个人在一片热土里生活久了，留下过深深的履印，留下过汗水和泪珠，留下了生活点滴，是再也离不开这个情结了。对于中国，她心中只有一个“爱”字。而对于长征这段历史，就像一座丰碑在她心中永远濯濯生辉，她很高兴能将这段历史真实地记录下来，并传播给世界。

《红军长征中的女人们》是一本关于许多生命的书，这本书因了她的执著而具生命力，它将生生不息，源远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