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罗锦堂　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

罗锦堂是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当年主考官是胡适），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权威之一。张学良将军在世时，常与他在一起打牌、聊天、唱戏、他还聚集一些戏剧爱好者在家中唱昆曲。

罗锦堂不论在美国任教，还是应邀赴世界各地讲学，一句英文不肯说，居然在学界自成一派。

一生充满“莫名其妙”

走近罗锦堂并非偶然，夏威夷学界的人都喜欢尊称他“罗老先生”。这位“罗老先生”在我入住夏威夷大学不到十天，已有六七个人向我谈起，尤其是我隔壁从北京大学来的老师，说起他的传奇，令我入迷。

他的人生有许多莫名其妙。他本是甘肃人，当年被保送到复旦大学新闻系。突然有一天，有人跟他说，你不能上这所大学，得转去台湾大学中文系。就这样他莫名其妙去了台湾。

在台湾苦读完研究生，接着考取博士生，博士论文作的是元代杂剧研究。胡适是博士论文答辩的主考官，当时还有梁实秋、谭进龙、李辰东（研究歌德）、苏雪林、郑骞（燕京大学教授），博士论文答辩通常为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后胡适举手说：“我以主考官的身份要求延长一个小时。”他的题目是《现存元人杂戏本事考》，也就是研究这个戏剧的故事从哪里来的。胡适当时是白话文的倡导者，而罗锦堂的博士论文是用文言文做的。因为他是第一位文学博士，所以考试严格极了。

博士毕业后，由于发表的东西很多，他被莫名其妙请去日本，但怕他不回国，出国必须有担保人，他莫名其妙地为了这个“担保人”结婚。

到了宏保德基金会（宏保德是德国的科学家），然后又莫名其妙地从日本到了夏威夷大学任教到现在。

在夏威夷大学，他是“国宝”，因为研究元曲的不多，他被请去德国汉堡大学讲学，指导研究明代戏剧，他的学生，著名的唐文宋念他的博士时，每周从瑞士苏黎世（瑞士银行区）坐飞机到德国，请他指导。他又莫名其妙地被奉为一代宗师。

他的婚礼由中国第一草书大家于右任做主婚人，于右任老先生80多岁时送他一幅照片，银白的长胡是世界闻名的，据说晚上睡觉要用袋子套起来，以免受损。墙上挂着胡适送给他们结婚的书法，还有左宗棠的一幅对联。因为他的房子是斜的，只能挂起前半联。他又被莫名其妙地传为“另有玄机”。

我第一次走进他的家，印象最深的是夫妇特意为我准备的夏威夷式的挂在胸前的漂亮花环。我把这个花环挂在门廊，芬芳着记忆。第二次“闯”进他的家是在周末，看到一群入围坐餐桌居然弹唱着昆曲，居然还有笛师、乐谱。昆曲在国内，年轻人听起来已是那么遥远的事了，而在太平洋的岛上，居然有人自发地弘扬民族瑰宝，实在令我感动。

当我真正走进罗锦堂，就像走进中国文学五十年。

罗锦堂与胡适

胡适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学界泰斗，一位真正的文化巨人，罗锦堂与他“不打不相识”。

1961年，罗锦堂正在钱穆先生所主持的香港新亚书院任教，趁寒假之便，打算返中国台湾参加博士学位的口试，当时的“教育部长”是前北京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从报上看到“教育部”特聘请“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先生为主考官，其他的考试委员有梁实秋、苏雪林、李辰冬以及罗锦堂在台湾大学的老师台静农、罗锦堂的指导教授郑骞先生等七人。钱先生知道罗锦堂要返台应考，就约罗锦堂在他的院长室面谈，在座的还有历史系主任牟润孙先生。罗锦堂一踏进门，钱先生就说：“你此一去，定会见到胡适先生，你务必要把我的话转告给他。由于近来港台两地不断有人传谣，说我在香港办新亚书院，是为了要与胡先生所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对抗。这真是天大的笑话，我们一个小小的新亚书院，如何能与国家最主要的学术机关争高下！多年来，我和胡先生因为学术上的观点不同，难免有些争辩，但我个人对胡先生并没有什么不满，你一定要把这些话告诉胡先生。”

到了台湾，罗锦堂哪敢先去“拜会”主考官胡适。人家会说这学生还没考试就来套近乎了，罗锦堂不干。

考试那天，罗锦堂诚惶诚恐，平生第一次如此紧张。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现存元人杂剧本事考》，这可是费了他好几年功夫。要知道，现存在世上的元代杂剧就有162部，每一部都得弄清故事来源。有的在小说里；有的在笔记里；有的根本就没有历史记载。每个剧本的故事从哪里来复杂得很，你又不知道主考官会问到哪一部。再加上是第一位文学博士，每个考官都拿出最高的水准，他侥幸一一过关。坐在主考官席位的胡适表情严肃，充满睿智的语言锋利极了。两个小时答辩完毕，罗锦堂正要松一口气，突然胡适举手要求延长考试。几十年后，已成为学术权威的罗锦堂，现在还记得当年胡适的表情是那样坚毅而神圣。

第二天，他来不及与胡适相约，就匆匆忙忙跑到南港“中央研究院”，向胡先生辞行。胡适一听门房通报，忙从书房走出来。他满面笑容，毫不隐讳地说：“昨天我是不是给你太多麻烦？你的论文题目实在太大了，尤其是元人杂剧的分类那一章，无论是谁也分不好！博士论文题目不宜太大，应‘小题大做’。为了主持你的口试，我临时抱佛脚，还特别从‘中研院’的图书馆借来了这么一大堆书，每天晚上要准备到深夜三点钟才能休息。”接着他便问罗锦堂：“听说你在香港新亚书院教书，钱先生的情况怎么样？”罗锦堂回答说，钱先生对自己很器重，他去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深造，也是钱穆大力推荐的。同时罗锦堂就借这个机会，把钱先生要他转达的话一字不漏地全向胡先生说了。胡先生听后低着头，不发一言，然后哈哈大笑了一阵，也没说什么，只说：“你回去也替我向钱先生问好！”

当罗锦堂回到新亚书院，去见钱先生：“您的话都转告了，但胡先生不发一言，只是哈哈大笑。”钱先生听了，也不发一言，只是睁大他那炯炯有神而又深藏着无限智慧的眼睛，凝视了罗锦堂一下。罗锦堂心想转告的任务已完成，就向钱先生告辞了，走出院长室，对这两位学术界领袖的“不发一言”，始终想不通！

于右任有请

于右任是中国第一草书大家，也是万里副委员长的岳父，罗锦堂与他的交情颇有传奇色彩。

1952年，罗锦堂从台湾大学毕业，受了一年的军训，然后又考人台湾大学文科研究所深造。那时的研究生只领50元新台币研究费，连买肥皂、牙膏都不够，更不用说穿衣、吃饭了。就在这样困难的情形下，他的老师董作宾让罗锦堂在他所主持的杂志当校对，于是罗锦堂的生活有了着落，可以安心读书了；同时董作宾也建议罗锦堂为大陆杂志写些文章，罗锦堂就在他的鼓励下，经常撰写有关元明散曲的短文。

没想到那些短文被于右任看到了，他颇为赞赏，就向董作宾先生打听：“经常在大陆杂志上写元明散曲的罗锦堂，究竟是哪个学校的教授？”董作宾笑着说：“他不是教授，只是一个台大的研究生，而且还是你们西北的甘肃人哩。”于老一听董作宾说罗锦堂是甘肃人，撩拨了他的故乡情，因为他的母亲也是甘肃人，这种“亲不亲，故乡人”，是谁也免不了的。

不久，于老在监察院找到了甘肃老乡监察委员曹启文先生，让罗锦堂在他青田街的寓所和他见面。于老是当大官的，罗锦堂只是一个学子，见了面也无话可说，罗锦堂就没上门拜访。过了几天，曹委员找到罗锦堂，问罗锦堂为什么不去看于老，罗锦堂说：“不敢高攀。”曹先生便说：“嗨，于老那么大的年纪，他想见你，你不肯去，难道还要他跑到台大学生宿舍去看你吗？”在曹先生的劝说下，罗锦堂只好硬着头皮去见他了。可是到了门口，守门的人问罗锦堂为什么要见院长，是否要有事相求？罗锦堂说不是；他又问是否来要钱，罗锦堂说也不是。因为那时候的流亡学生很多，经常有向政府官员找事或要钱的情形。那门人很奇怪地说：“你一不找事，二不要钱，究竟要来干什么？”罗锦堂也不好说是院长请他来的，这恐怕守门的也不相信，只好知难而退，心想做官人的架子还真大呀！

回到台大宿舍的第二天，曹委员派人来问他：“昨天为何没有去于老寓所？害得于老白等了一个晚上。”罗锦堂就把那天晚上的情形一五一十地说给他听了。当天下午，监察院的秘书送来了一封于老的亲笔信，要他持此信前去，守门的人果然很客气，立即通报。没有多久，远远就看到于老穿着便衣，加快脚步迎了出来，连手杖也没有拿。罗锦堂心想：“手杖是于老的标志，是从不离身的，为什么今晚于老没有拿它？”

正想着，于老迎面而立，他突然感到不自在，知道自己忘记拿手杖，就把手搭在罗锦堂的肩膀上，要他扶着走进客厅，坐下来后，副官送上茶，于老立刻叫出他正在台大数学系读书的小儿子，介绍给罗锦堂。然后，罗锦堂就与于老天南地北地聊起来了。聊到高兴时，于老想吸烟，罗锦堂顺便拿了火柴上前去点烟，吓得于老大叫：“你千万要小心呀！不要把我的胡子烧着了！”说完他们相视而笑。

从此以后，于老要罗锦堂每周星期六的晚上，都去他家一次，同时还要罗锦堂为他找些风格雄放的诗词，以便为人写字用。此事被有些喜欢于老书法的朋友知道了，大家都托罗锦堂向于老求字，可是于老写字时，最苦恼的事是没有人替他磨墨，罗锦堂便自告奋勇，不但磨墨，而且还拉纸。字写好后，由于印章不在书房，是由他的副官保管，于是又得找副官去盖章。

于老不管写多大的字，也只盖上那么一个小小的印章，罗锦堂感觉很奇怪，就问于老：“为什么不换个大一点的印章？”于老说：“别人送我的大小印章很多，我都不用，只用这个小小的印章，那是有纪念性的。因为它是民国初年的国务总理徐世昌先生刻好送给我的，所以我一生只用此印章，不用其他的了。”可见于老是一个多么念旧讲友情的人。

罗锦堂的《中国散曲史》在于右任的帮助下出版不久，他又投考设立在师范大学高级国文研究所的博士班攻读，于老知道了，十分高兴，鼓励他不但应在古典文学上多多努力，而且对新文学也得用心，不要偏废。

有一次，天降大雨，罗锦堂未打伞步行到师大上课，走在和平东路上，突然一辆汽车从后面擦身而过，水花四溅打湿了罗锦堂的衣裳。他正要生气时，从车上走出一个人来，仔细一看，原来是于老的副官，他说：“院长说天下大雨，路面太滑，让我送你到学校去。”由此可见他老人家对后辈的关爱了。

在师大研究所三年，修完学分，考完第三外国语（法文）的口试和笔试，罗锦堂取得了博士学位候选人的资格，只等最后一关口试。这时于老对他说：“日本虽然是小国，可是民族性很强，做起事来认真而努力，值得我们借鉴。你最好能到日本再研究一段时间。”罗锦堂说：“台湾只有我一个人，纵然想去，但经费恐成问题。”于老说：“只要你去，我可以写信给岸信介（当时日本首相），他是我的朋友，一定会帮忙的。”这话才说了没有多久，刚好香港新亚书院的院长钱穆先生与日本京都大学的教授吉川幸次郎先生，共同推荐罗锦堂到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担任研究员，于是罗锦堂就整装赴日。临行前，于老写了两句话送罗锦堂：“开世人无限之灵机，阐天地无穷之奥理。”

罗锦堂在去日本之前，由于在台孤身一人没有担保，便无法出境，于是就与曹晓芸结婚，然后把她留台当作“抵押品”，才办理赴日的手续。于老听说他要结婚，非常高兴，而且还一口答应，要当他的证婚人。同时还笑着要把他的一栋别墅暂时作罗锦堂的新房。罗锦堂知道，那栋别墅，不是于老自己的，而是蒋夫人宋美龄借给于老的，位置靠近阳明山，风景绝佳，而且也很凉爽，名画家张大千先生在台北开画展时，就住在那里。罗锦堂以交通不便，上下山都要乘车作为借口不肯搬去。于老又说，他可以每天派司机送菜上去，但罗锦堂仍然婉拒，因为那样做，他想反而给他老人家带来不便。于老又说，他有一个朋友，在延平北路开旅馆，罗锦堂也可以暂住，不会收任何费用的。罗锦堂考虑再三，总觉不妥，依旧谢绝，但对他老人家三番两次，不厌其烦地替他安排住处，至今仍感念不忘。最后还是在友人原瑞麟先生的介绍下，在新北投租了一间便宜的旅馆，一直住到罗锦堂要去日本时为止。

罗锦堂新婚之夜，刚落下帷帐，突听敲门声甚急，开门一看，原来是于老的副官，他说：“院长想起了一个问题，所以睡不着。”罗锦堂问他什么问题如此重要。副官说，院长读元人散曲，知道元人好以“斋”为名，如贯云石，号“酸斋”；徐再思，号“甜斋”；但有一“澹斋”，不知是谁的名号？罗锦堂回答说是《阳春白雪》及《太平乐府》的编者杨朝英的号。副官听后高兴极了，拍着新郎官的肩说：“这下子院长可以安心入睡了！

1964年，罗锦堂得到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奖金，除了在法国巴黎大学出席国际青年汉学会议外，同时在欧美各大学的图书馆搜寻所藏有关中国戏曲的资料。他将这个消息请曹启文委员转告于老，于老听到摸着心爱的胡子笑道：不愧是罗锦堂！

与张学良唱戏

罗锦堂的家坐落在离夏威夷大学不远处的山坡上，正厅的墙上挂着左宗棠手书的对联，因为房子是斜的，所以只挂了半联，另半联只好收起。空白处挂有胡适送给他们结婚的条幅，在这个普通的家里，是赵四小姐和张学良常出入的地方。

说起唱戏，还得说到罗锦堂的夫人曹晓芸。曹晓芸是湖南衡阳人，40岁那年，虽身患癌症，但还跟李方桂夫妇学唱昆曲，又师从上海严仁庵、北京万瑞兴、南京沈福庆等学唱京剧，专长青衣及小生。学唱不到一个月，居然参加夏威夷“中国之夜”公演。她说那时可有意思了，戏冠、戏服都得自己亲手制作。她们四处买花，买了一些亮晶晶的饰品嵌在假发上，登台那天因为太紧张了，前台正要报幕，本身就有高血压的她顿觉一阵头晕，大家七手八脚把扎在她头上的东西放松些，才没“出事”。只要有大陆戏剧界的老师来，她就跟着学，居然学会了《霸王别姬》和《四郎探母》，慢慢聚集了许多“票友”，有拉琴的，吹笛的，敲鼓的，都是来美国之前国内的名家。

我翻动着一些他们的照片，发现张学良将军与他们来往甚密。罗锦堂回忆张学良时说，张学良将军喜欢京剧，他总爱顺口唱来，与他相配合的琴师一定要技术很好，他怎么随口唱，就得顺着拉。当年张学良的五弟陪他来夏威夷，陪同定居在这里。五弟有时要陪张将军上厕所，张将军说：“不用！不用！我自己来。”张将军平时喜欢打牌，经常有一批华人太太陪他，他从来不提他与蒋介石、周恩来的事情，倒经常愉快、风趣地讲他的风流韵事。

他们打牌时也试着问张学良西安事变的经过，张学良说：“这事只有三个人知道，蒋介石、周恩来都不说，我也决不说。”似乎三人生死有约似的。他倒是很愿意说起宋美龄。他自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宋美龄。张将军101岁辞世。逝世前还经常回忆宋美龄，他信奉天主教也是因了宋美龄的关系，宋美龄106岁生口时，据在场人士说，那天宋美龄还提起张学良和赵四小姐。

罗锦堂夫妇除了唱戏外，还画画。夫人师从中国水彩画大师王蓝，专习京剧人物水彩画。二十多年来，除了写就一手行云流水的文章，还因对京剧的各种腔调极为熟悉，又对京剧中各类角色的身段、表情揣摩细微，所以画出来的京剧人物，无论喜怒哀乐，都画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北京出版的京剧画报，也特别刊登了几幅她的作品，深获梨园界的好评，说她运笔有吹烟泼墨之势。罗锦堂则擅长画蝴蝶，他的家中还收藏了一百多款世界各地的彩蝶标本。夫妇共同作画时，构成了一幅感人的人间美景。

罗锦堂现已77岁，但还自己开车。都说他长得像尊佛，两耳宽大而长，笑脸盈盈。有一次在旧金山讲学，突然后面有位女生黎秋吟大声喊他“马鸣大师”。她说她梦里有人告诉他今天马鸣大师在这讲佛学。后来罗锦堂送给这女孩一首诗：涌起秋风生，传经贵马鸣，相闻不相望，杯感动离情。

他的两个女儿都已成婚，都嫁了外国人。大女儿女婿从事医学工作，都是博士；二女儿留在身边。罗锦堂虽是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但对两位在美国长大的女儿的中文教育，却不曾“严师出高徒”。夫人说：我那时候还到过中国学校教孩子们中文，可那些孩子因为兴趣不大，第二个星期回来又把前边学的给忘光了。我自己的女儿也一样。她们现在也快三四十岁了，只会说点简单的中国话，大女儿为了“恶补”中文，还专门去北京学校学了一段时间，可学得不汤不水的。但两个女儿在专业领域都是“卓越先锋”。

临走时，他指着阳台门上挂着的一幅字：用英文写成的“新年快乐”，连接中文“新年好”，据说这位发明人是中国人，还获美国30万美元的奖金。

穿上鞋离开他家，已是夜色阑珊，他说：我的家“远观窗外珍珠港，近看门前太平洋”。走在下山的坡头上，他感叹道：“中国人在海外一直很争气。”

是啊，他本人就是一座海外华人的文化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