揣摩与反揣摩

过度的揣测会产生沉重的心理负担，大大降低员工的主动性和创新力，毒化工作氛围，而且这种揣测的结论往往是错的。

领导的任何行为都会被放大，言语、指示、眼神、语调、排位、批评、表扬、爱好、厌恶，甚至是一个微笑、一次握手、一个笑话。人微言轻说的是小人物的话会被忽略，它的对立面就是大人物的话则被扩音器无限扩大无限传播，这里是不管言语对错的。大而言之，有“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小而言之，一个家庭的核心成员的喜好必然影响家庭整体的喜好。

首先我们要明白下属揣摩上司的倾向、喜好、意图等是领导威望的一种表现，也是下属们保持和领导思想合拍的自然行为，讨领导喜欢自然也是目的之一。这种现象很普遍，即便是沟通十分充分时也存在，它能简化沟通，提高效率。心领神会，听话听音本来就是领导期望的。领导的一句批评，下属惴惴不安几天好，还是无所谓好？

中华传统文化是一种高语境文化——鼓励揣摩他人，察颜观色，看透他人的心思被认为是聪明、有能力、有经验的表现；领导说话含蓄，不说破的暗示是领导水平的表现，它给对方留了面子，留了琢磨的余地，留了下属表现智慧的空间，直接的冲突就不好玩了，所以曹雪芹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既然揣摩普遍存在，领导人就要注意不要随意表态了，还是谨慎、仔细得好。有些时候还必须隐藏自己的好恶，隐藏决策的规则，或者过一段时间，让各方面的力量充分表演之后，再作评判为佳。说到这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天心难测”的好处了。企业鼓励坦率的沟通，这似乎只限于下对上，如果下属对领导的思想行为掌握得一清二楚的话，领导人也就有变成被戏耍的猴子的危险。

世界上所有的下属都认为揣测上司是其工作的一部分，欧美也是如此。一位国际著名公司的女CEO到中国访问的时候，她的美国随从要求其中国公司在其落脚的号称六星级的酒店里，完全仿照她在美国的系统，建成一个私人使用的昂贵健身中心，而她仅仅在中国呆一个晚上。我相信这不可能是这位CEO本人的指令，因为她实际上就没去过那个私人健身房，知不知道它的存在都很难讲。如果这个还属于溜须拍马的范畴的话，那么地方官的官僚主义就更不用说了。为博得上司的几句赞扬，为自己的政治前途增加筹码，他们花费巨额纳税人的钱，建设并不实用的广场，做不能灌溉的水利工程，种种劣迹不胜枚举。

过度的揣摩是所有这些荒谬的来源。要知道揣摩是根据自己的观察，来推断对方行为的目的、原因。它反应的实际是揣摩者的价值观——所谓“野狗的眼里只有骨头”。过度的揣测会产生沉重的心理负担，大大降低员工的主动性和创新力，毒化工作氛围，而且这种揣测的结论往往是错的。授权、目标管理、自信的个性、低政治化和开放的沟通环境有助于消减其副作用。

当然揣摩由上而下也是一样存在的，上面提到过我们的文化是一种鼓励揣摩的高语境文化。作为领导人大多以能识人为能，尤其是通过下属的行为来推断下属的动机。这种透视力常常为领导带来神秘而巨大的影响力，但是我这里要说的是这种过于相信自己的经验，根据一般规律得出的推断也常常带来悲剧，尤其是这种动机庸俗化的下属行为发生之后，它对下属工作主动性的影响会持续很长时间。在上下的沟通中，领导处于主动的位置，应该积极进行沟通，主动让下属了解自己，也积极了解下属行为的原因、目的，这是领导的责任和义务。

清末有个阎敬铭（1817—1892），字丹初，陕西朝邑县人，据说是“为官清廉耿介”，是我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理财专家，有“救时宰相”之称。光绪元年，秦晋大饥，他奉命督办晋赈。他杀贪官、厉行节俭，精校财赋，剔除中饱，甚至让老婆“纺绩于大堂之后。僚属诣谒者，惟暖阁旁机声轧轧而已”。所以百官肃惕，老百姓甚至把他比作包公。就是这样一位有为的官员，为了表现其节俭，拿山西的褡裢布来做袍子，取其粗厚、便宜、耐磨，当然穿起来感觉应该像铠甲一般的威风。山西官场于是风行褡裢布袍，这就有了下面的笑话。

有一名新中进士，被分配到山西任官。他借了一套绸缎官袍去见阎丹初。阎很不高兴，说：“如今灾情危急，你还如此奢侈阔气，肯定很有钱，可以捐出一些做赈灾。”新官说：“卑职来到这里，所得俸禄刚够置点普通衣服，哪里有钱去购买褡裢布？只好借了别人的绸缎衣服。”原来由于阎敬铭的提倡，山西官员流行穿褡裢布，而褡裢布产量有限，一时物以稀为贵，搞得比绸缎还贵，这是谁的错？据说阎敬铭离开山西的时候，名下良田“几举山西之荒田而有其半”，这是后话，不提也罢。

在现代企业中，揣摩的程度取决于机构政治化的程度。过度政治化的环境下，规则只是对普通员工有约束力，领导及其身边的小团体，都可以寻找到践踏规则的特别理由和方法，揣摩上司变成了生存的必修课。过度的政治化必定产生过度的揣摩，而这种现象的结果必定是上下沟通渠道堵塞，企业组织实质上已支离破碎，弥漫着看人脸色行事的病态气氛，而结果必定是内耗严重，业绩下滑。我这里想强调的是领导人尤其是核心领导人，要对组织的政治化程度负直接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