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学家书》收录郭沫若68封寄给父母、兄弟的书信，时间从1912年6月至1923年1月，有十年半的跨度，为了解郭沫若青年时期的志向抱负、生活履历、学业成绩，还有生活趣味、家庭亲情，提供了十分真实的素材。
集子中有66函曾收入《樱花书简——郭沫若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三年家信选》（以下简称《樱简》，1981年8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2函被披露于其他出版物。从信的寄出地来看，有5封是作者留学以前写于国内，有63封写于留学期间的日本。而无论写于成都、武汉、天津、北京，或是写于东京、冈山、福冈，总之都写于作者离开家乡四川乐山，在外求学期间。
我自己住在夔门以内时只因为对于现状不满，天天在想着离开四川。在那时最理想的目标是游学欧美，其次是日本，又其次才是京、津、上海。
这是作者自传《少年时代·初出夔门》中的一句话。我们就借用“游学”这个作者当年理想中的目标，为这批给父母、兄弟的书信取名，以期比较恰当地反映、概括它们在时间与空间上的特点，以及作者内心的追求。
《樱简》的两位编者唐明中、黄高斌曾以《郭沫若早年家书》为题，在1979年《社会科学战线》第4期上先期发表过这批书信中的13封。1981年结集出版时，名为《樱花书简》。其实这个集名倒不如《郭沫若早的家书》明了，且冠之以樱花，也未必与作者的审美趣味同调。由于书中信函并不是郭沫若在外求学期间所写家书的全部，因而两位编者试图用副标题“郭沫若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三年家信选”的“选”字，来表示对郭沫若早年家信还有新发现的期待。但是实事求是地说，那些失落在九十年风雨路上的鸿雁重新归队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整理工作其实不是“选”，而是有文必录。《樱简》在书信的释文整理、时间考订上作了拓荒辟径的工作。理清了基本脉络，作了大量注解，给研究者提供了许多便利，功不可没，但同时也留下若干值得商榷的问题。1992年9月，《樱简》珍藏本由三环出版社出版，书中影印了66封书信的手迹和部分书信的信封，印数不多，却为进一步考证书信年代，辨认笔迹难点，斟酌点逗断句，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前提。
《游学家书》的编校考订，最初是借助《樱简》珍藏本的手迹影印件，对照1981年8月四川人民出版社的铅印本进行的。在校订工作后期，峨眉山一乐山大佛景区和乐山市沙湾区负责文物保护管理的同志又给予大力配合，对乐山大佛文管所收藏的66封郭沫若的家书，连同信封再次进行翻拍，我们才得以在书中向读者呈现出如此清晰、完整的原始风貌。借助上述手迹图像，本书对现存的信笺与信封加以复位，对18封信函的书写日期、寄出地点作了修订。现在，这些家书已按照校订后的时间顺序重新编号，分为五节：出国留学以前、在东京补习日本语时期，以及接续而来的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九州大学医学部三个阶段，编号之后标明收信人。信中提到兄弟时，有时称字，有时称别号，不很熟悉的人则容易混淆，因此凡致兄弟的书信，编号之后的收信人不再称其名、号，而依家中的大排行称谓，定为：致三哥、致五哥、致元弟。
书信原文基本无标点或在个别处有标点一二。现释文部分的标点多为编注者附加，同时更正了《樱简》在释文（包括英文字母、日文假名）和标点断句上的疏漏。
校书如扫落叶，一面扫一面落，是编校书籍的经验之谈。这次的校注工作难免犹有落叶残留，但基于前人的成绩，会比最初的校注本有较大改进。
一 家书的时间与寄出地的校订
落款全部没有年份，是68函家书的一个共同点。不仅如此，个别信笺甚至连月份、日期都不完全，时间考订成为整理这批史料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而且不甚轻松的问题。如果时间判断出错，势必给读者和后续研究造成误导。
书信内容本身所涉及的历史事件，信中所叙述的作者及其家人的生活轨迹，是确定书信年份非常重要的依据。其次是明信片和信封上的邮戳，邮戳上的日期很有参考价值。而信封又不同于明信片，前提是信封与信笺必须相互匹配，否则将无助于正确结论的产生。对于那些既没有提及历史事件或其他自身经历的参照物，又没有保留信封，没有邮戳可供借鉴的书信，年份确定自然更难，通常需要在内容相关联的几封信件之间仔细比对，反复推理，才能找出细微的线索，最终得到合乎逻辑的答案。
这里将依次介绍与《樱简》编者所作时间判断不同的那些书信，以及新的结论是如何形成的。部分信函与蔡震《文化越境的行旅——郭沫若在日本二十年》附录《关于〈樱花书简〉的正误》所涉及的对象相同，推导的结论也一致，但推导的方法不同。如同数学题，正确答案只有一个，但运算方法会有好几种。不同的运算方法，反而可以起到相互验证的作用。
第十函【《樱简》编号五十】
该信应写于1914年6月26日。《樱简》认为写于“1917年6月23日”的判定是由两个连续的错误造成的。
须首先指出该信原件的落款时日是“六月二十六日”，《樱简》编者把后一个“六”字的行草笔迹误释为“三”，6月26日就变成了6月23日。偏巧在一些零散的有待找到归属的信封中间，有一个信封的背面写有“郭开贞竹报 六月廿三日发”的字样，《樱简》编者便把这二者组合为一。这个信封寄自冈山，一枚重庆邮戳的日期为“六年七月七日”，此信写于1917年的错误结论就这样被推导出来。
暂把那个1917年寄自冈山的信封搁置在一边，下文另作讨论，回过头来分析“六月二十六日”信的真实年份，应该从信的内容入手。据信中作者询问弟妹和侄儿的情形，疑似作者留学日本的第一个夏季，即1914年的6、7月间。信中有“暑来三儿当尚未生癀疮也”句。“三儿”指郭培谦，“三儿”、“癀疮”等字样所传递的信息，给人形成的印象是：郭培谦此时年龄尚小，学业方面的话题暂且涉及不到，最需关注的是身体状况。不妨把1914—1917年书信中有关郭培谦的内容摘录出来，从中寻找判断时间的线索。郭培谦生于1910年5月，这期间的年龄在四岁至七岁。
第七函（1914.3.14，《樱简》编号五）：“培谦三儿亦能握笔裁笺……有趣之至，有趣之至。”（四岁）
第十一函（1914.7.28，《樱简》编号八）：“培谦三哥想甚顽健也。”（同上）
第三十二函（1915.6.25，《樱简》编号二十六）：“培谦儿在读书否？”（5岁）
第三十三函（1915.7.1，《樱简》编号二十七）：“少成书有进步否？培谦乖觉否？”（同上）
第三十七函（1915.9.7，《樱简》编号三十一）：“少成近日读书有进益否？培谦归家否？”（同上）
第三十八函（1915.10.21，《樱简》编号三十二）：“培谦在读书否？”（同上）
第四十二函（1916.4.30，《樱简》编号三十六）：“少成、培谦读书如何？想必大有进步也。”（同上）
第四十三函（1916.9.16，《樱简》编号三十七）：“培谦家读最妥当，不知近来长得好高大矣。”（6岁）
第四十八函（1917.1.12，《樱简》编号四十一）：“少成、培谦读书进步否？”（同上）
第五十一函（1917.2.24，《樱简》编号四十五）：“少成、培谦今岁仍家读耶？”（同上）
通过以上排列，可以看出信中有关培谦的话题内容，在随着他的成长而变化。1915年（郭培谦五岁）以前的话题是刚能“握笔”、“有趣之至”；从1915年开始，关心的话题转为读书与否，以后几乎每信必问及读书进步否。因此，第十函的时间段不应晚于1915年。进而，该信中有“元弟、七妹、二侄想必归家矣”句，意思是说暑假期间，弟妹侄辈会从学校回到沙湾家中度假。这句话提供了另一个判断时间的线索。元弟是1914年秋中学毕业的，毕业当年曾在成都短时逗留，以后便久住沙湾，未再外出求学了。这样，1915年的夏季，对元弟来说已不存在“归家”的问题，故该信只能写于1914年的暑假期间。
还有一条佐证。第十函开头有“本月内已有两禀肃呈矣”句。查看作者1914年6月、7月的书信：写于7月的仅一封；写于6月的有两函，分别为6日和21日，恰好能与“已有两禀肃呈”之说相扣。再对照1914年6月21日函：“暑暇在迩，想弟妹、二侄女等均各归家矣”，与第十函“元弟、七妹、二侄想必归家矣”的内容不是恰好衔接起来了吗？由此足以确定这封信写于1914年的6月底。
被分离出来的信封，将在下文对第五十五函的分析中找到它本来的归属。
第十二函【《樱简》编号九】
该信信封的邮戳最早一枚是加盖于1914年7月31日的。据此推测，信的实际书写日期当比落款和信封背面所署“八月一日”早一天。《樱简》未及注意。
为方便查找，本书在该信序号后附注时间时仍沿用作者所署日期，即“十二 致父母（1914年8月1日 甲寅年六月初十）”。
第十九函【《樱简》编号五十三】
此信写于1914年11月7日，《樱简》将年份定为1917年，不妥。
《樱简》编者把此信年份定为1917年，是受了一个写有“十一月七日”的信封的误导。由于同是11月，同是7日，《樱简》编者便把这二者组合了起来，又根据信封上的地址“冈山”和邮戳的时间，把信笺推定为1917年。
这封信中写道：“说起七妹来，想起元弟前日来函，似乎明年有出阁之说，未免太年轻了。”“七妹出阁似乎可再缓两年，不识父母尊意如何也？”据作者七妹的子女介绍，七妹是1916年与胡灼三完婚的。作者已在1915年7月为反对七妹郭葆贞早婚而被父母“痛责”（参见作者小说《漂流三部曲·十字架》），依情理而言，不可能在1917年七妹与胡灼三成亲一年后重提旧话。因此《樱简》的年份推断——1917年，肯定是错了。
这封信的实际年份不会是1917年，也不会是1916年，那就只有1915年和1914年两种可能了。到底哪一年更恰当呢？请对照1915年7月20日给季昌弟的第三十六函，这封信也谈到七妹的婚事，认为母亲为七妹物色的男方“殊觉不甚聪明过人”，希望二老“详加采访、考询”；同时还流露出对包办婚姻的不满，说“为儿子的，何敢更从旁插嘴，播斤论两耶？”“天下人经母亲评题过，说好，断无不好者也……”从语气到心态，第三十六函都明显比需要断案的第十九函更激烈。最终的结论只有一个：第十九函应早于第三十六函，准确年份应为1914年。
由于第十九函的年份推断和内容，与第二十四函是相关联的，所以下面还将继续提到。而那个写有“十一月七日”的信封里的信实际上已经没有了，本文将其归入“四个没有信笺的空信封”，另作记录。
第二十二函【《樱简》编号五十九】
该信写于1914年11月27日，《樱简》将年份定为1918年，依据不足。
暂且称之为“待定函”。阅读函文，会感觉文言色彩明显，属于作者初到日本留学时期的书信风格。信的后半段集中在元弟是否应该继续求学的话题上，从中可以读出，元弟中学毕业前后，在求学、择业问题上的举棋不定，时间当在元弟中学毕业当年，即1914年，这个决定今后人生方向的一个关键时刻。信的上下文交代了这个变化过程：1913年末，作者在北京停留的时候，元弟是有意学工的，而且还对作者“以实业相劝”；1914年6月，元弟面临毕业，“又有改途教育之倾向”，写信托作者了解北京师范的情况；1914年秋，由于“家事须人，骨肉天涯，四散分处”，元弟又彻底放弃了继续求学的打算，从成都返回沙湾。不足一年工夫，元弟对日后去向的选择犹疑不决，几经反复，所以才使作者大发慨叹：“勇退之情，亦何甚耶！”倘若该信写于1918年岁暮，距离元弟中学毕业已过去4年时间了，对学业、前途的考虑有所改变，恐不至于引得作者如此情急心切吧。
把“待定函”的年份确定为1914年，是否武断呢？来观察一下它的用笔、用纸。借助原件图片可以观察到，该函与1914年夏秋之间的8月29日、9月6日、11月16日、11月27日的纸张、笔迹极其相仿。尤其引人注意的是第二十一函（《樱简》编号十七）的落款日期——“十一月廿七日”，这个日期和“待定函”的落款一模一样，都是“十一月廿七日”。《樱简》编者没有谈及信封，它到底有没有信封呢？答案是：有。这个信封在乐山市与沙湾区同志新近翻拍的原件图片中可以看到，信封背面的邮寄地址和日期写着：“日本东京本乡区真砂町廿五番地修园郭缄十一月廿八日寄”；其上有日本四谷邮戳一枚，日期为“3.11.29"，即大正3年（1914）11月29日。这些信息与信笺的落款日期衔接得多么合情合理。
经过这番综合比对，一个有趣的答案显现出来：第二十一函与“待定函”，其实是同一封套内的两封信，两信都写于1914年11月27日这一天，一封给父母亲，一封给济苍弟，于28日寄出。《樱简》没能找出这三者间的关联，不仅导致它们各置东西，而且把“待定函”的年份推迟了四年。
这封致元弟信的末尾有句话很费解：“蕉新孔嘉，博议可成否？”“蕉新孔嘉”为何意？有何典故？2005年春，《樱简》日译者之一的大高顺雄先生就为这四个字的翻译来信讨论过，一时没能找到合理的解释。现在信的真实年份确定下来，这句话的疑点也就比较容易消除了。“蕉新孔嘉”，应是“其新孔家”的笔误。“其新孔嘉”见《诗经·豳风·东山》，原诗：
亲结其缡，九十其仪。
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
把它译成现代汉语，大意是：
喜结良缘的婚庆礼仪，环环相扣，繁复又堂皇，
幸福和美的生活，能否始终如一，直到地老天荒？
这里提到的婚事，作者在另一封书信中有所交代。见1914年11月16日函，信的开头便道：“元弟十月廿六日由成都来函接到，近想已安抵家中，喜事当亦完妥矣。”把这两封信对照起来读，脉络便顺畅了。元弟郭开运1914年10月底从成都写给作者一封信，不久后便回家乡沙湾，在11月中旬完婚。11月27日，作者在给郭开运的复信中发表了对学习与人生的看法，层层递进，鼓励元弟不要对学业有须臾松懈：“不藉学之光明，失所搘拄，鲜不中流失柁，而歧路亡羊也”。由于元弟刚刚完婚，所以结尾处借用《诗经》“其新孔嘉”这句诗，表达自己的祝福。接着又以“博议可成否”这样一句问话，来缓冲信的内容，征询元弟意见，新婚燕尔即同你阔论如此严肃的大问题，你能认同吗？
理顺了书信涉及的人与事，断定此信写于1914年的论据也就越发充分了。“待定函”的序号应为第二十二函，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关于两封信使用同一个信封的分析是否成立，不妨再讨论一下。请看1914年9月29日的第十五、十六函，一封写给父母亲，一封写给帮忙代笔的堂兄“少仪三哥”，两信使用一个封套，封套尚存，就是佐验。《樱简》仅把给父母亲信与信封相配，而把给“少仪三哥”的信定为“无封套”，也是一个应该修补的疏漏。再附带讨论这两封信的顺序。信是寄往郭鸣兴达号的，理应把致父母函放在前，把致少仪三哥函放在后，故把《樱简》的排序颠倒过来为宜。
第二十四函【《樱简》编号三十三】
此信应写于1914年12月10日，《樱简》推测成1915年的年末，不妥。
这是一封内容上没有明显的时间与事件的坐标，也没有信封邮戳可资参考的信。如何确定年份呢？信中作者回忆了出国以前回家过暑假的情景：“每逢年暑假归家，妹侄辈必出大门远远相迓，是种欢乐事”，“今七妹及侄男女辈均必渐渐长成大人矣”。这场景，这思念，表明此时此刻七妹郭葆贞，以及作者的侄儿侄女都年龄偏小，还未成年，还不到谈婚论嫁的时候。
让我们再次关注作者的七妹。作者在1914年11月7日第十九函中写道：“说起七妹来，想起元弟前日来函，似乎明年有出阁之说，未免太年轻了，于身体发育上最有妨碍。吾国早婚制度最坏，欲求改良，当自各家各户自行改良起走。古礼本定的是，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最是很完美的制度。近来欧西各国及日本，大抵男女非满二十以上无结婚者，正与吾国古礼相合。七妹出阁似乎可再缓两年，不识父母尊意如何也？”然而作者的议论并未奏效，半年以后的1915年夏季，七妹只有十五岁，作者母亲便把七妹的婚事定下了。作者把这件事写进了他的自传体小说《漂流三部曲》，说因为自己不同意父母的做法，抱怨“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得个臭蛤蟆，也只有饱吃一口”，结果被父母“痛责了他一场，那位妹子也寻了好几次短见”。
据七妹郭葆贞子女回忆，他们的母亲是1916年成亲的。依情依理，这封信必定写在1915年夏天七妹的媒妁之事以前，不应晚于1915年7月20日的第三十六函。确定此信写于1914年12月10日，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
第三十函【《樱简》编号二十四】
该信没有落款日期，没有信封，没有邮戳可资借鉴，只能通过信的内容来推断时间。《樱简》认为是1915年5月作者“从上海返回日本的当月书寄的”，没有疑问，现在来探讨能否把日期再界定得更明确些。
作者是在1915年5月7日，日本就“二十一条”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的当天回国的。“冲冠有怒与天齐”，“我欲屠蛟上大堤”。经过三天海上航行，于9日抵沪。不料，在他和结伴而行的同学上岸之前，袁世凯政府已经宣布接受“二十一条”。三天后的5月11日，作者折返日本，按照最快捷的行程计，14日可到东京，这其中有三天海路和一天在日本境内的陆路。假如按照作者6月1日的第三十一函所说，“在沪少留三日，复转东，计往返须费十日”，返回东京的时间还要再迟两天，约在17日。接下来，另找住处，回校上课，再禀告父母有关一高毕业后升学分配的情况。这样，第三十函的日期自应在5月下旬，至晚不会超过6月1日。
原件图片中有一只被空置的信封，信封正面文字和日本邮戳没有保留下来，仅存作者在信封背面书写的寄出地址、日期，以及两枚可辨认的国内邮戳，一为万县“四年六月十二”，一为嘉定府“四年六月十九”。手写寄出日期为“五月廿三日”，即1915年的5月23日。这日期与三十函的时间是大体吻合的，是否可以把这二者定为同一组合呢？不行，因为信封背面的地址分明写着：“日本东京本乡区真砂町二十一番地富喜馆”，而第三十函特地嘱咐家中：“现已移住处矣”，“住所系本乡区追分町三十一番地富喜馆”。这两个不同街区的“富喜馆”记录下作者返回东京最初一段时间居所变迁的行迹。
尽管没能为第三十函找到原本属于它的信封，但是，这只空置的信封却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信息，能够把第三十函的时间界定在更短的时间段里，即1915年，5月24日至31日之间。
第三十五函【《樱简》编号二十九】
该信写于1915年7月20日，作者时在东京。《樱简》把该信信封上一枚东京本乡的邮戳识为“冈山”，从而误导读者以为此信自冈山发出，对作者的行迹产生歧义。
现在歧义可以消除了，作者初次到达冈山依然是在这年的9月上旬。
第三十八函【《樱简》编号三十二】
该信写于1915年10月21日，但作者落款处阳历与阴历日期的对应存在误差，《樱简》没有加以说明。
书信开头述“男居冈山已是一个多月了”，又有信封上加盖于民国4年的三个邮戳，表明该函年份是1915年。落款日期的阳历10月21日，阴历应为九月十三日。信中却写作“九月十二日”，有一日之差。
类似这种阳历和阴历日期对应关系上的偏差，在作者早期书信中并非仅此一例。作者之所以在信中标注阳历与阴历两个时间，正是一个过渡时代的印迹。阳历，当时在日本已推行有40年。而此时此刻的中国则处在新旧巨变之中，阳历对于地处四川乐山沙湾小镇的居民，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人来说，还是新事物。为照顾家人的习惯，作者采取了二者兼用的办法。当年在日本，并不那么容易找到带有阳历、阴历相互对应的历书，所以作者在两种历法换算时出现过好几次相差一天的失误。在邻近年份中，阳历与阴历仅仅相差一天的情况是不存在的。所以信中两种历法的对应，仍然是我们锁定书信年份的一个可靠的栓。
第三十九函【《樱简》编号三十四】
该信写于1916年1月9日，《樱简》误为“1916年2月11日”，混淆了阳历与阴历的日期。
该信落款“正月九日”，是阳历日期。《樱简》将其作为阴历，又加以换算，因而发生混淆。作为与西方文明接轨，与封建传统彻底切割的行政举措，中国自民国元年（1912）1月1日开始改行公历（亦称“阳历”），一贯力主革旧图新的作者是会身体力行的。在第三函（1913.11.3）中可以得到证明。信中第一句：“卅一号抵宜昌后……”阴历每月只有30天，所谓“卅一号”必定是阳历，说明作者东渡以前已经在实际生活中采用阳历了。《樱简》整理者对这封信的时间判断也是持相同看法的，确定其为阳历，但不知何故，时而又自行改换了标准。
作者留日期间，用阳历计月计日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日本从1873年（明治6年）1月1日开始实行“太阳历”。“太阳历”相当于阳历，又称西历或公历（日本此前所使用的历法为“太阴历”，又称“天保历”，相当于中国的旧历、阴历）。实行太阳历以后，一些由中国传来的传统节日还保留着，但日期却改成新历。比如从端午节演化而来的男孩节，在每年的阳历5月5日；由牛郎织女故事演化而来的七夕，不再是阴历七月初七，而定为阳历8月7日。至于计年的方法，则按固有习惯，以天皇年号表示，在前任天皇逝世次日，下一任天皇即位时颁布新的年号。顺便列出明治、大正、昭和、平成年号的起始时间：
明治元年—明治45年 1868年9月8日—1912年7月29日
大正元年—大正15年 1912年7月30日—1926年12月24日
昭和元年—昭和64年 1926年12月25日—1989年1月7日
平成元年— 1989年1月8日—
（2012年为平成24年）
通览作者这批家书，可以发现一个规律，作者凡使用阴历时，必定有标注；无标注者，即为阳历。所谓“正月”，也是指阳历的1月，在书信中有很多相同例证，且举例一二。
第七函（1914.3.14）“正月份因初到，书籍衣履，坐卧器具，少为置办……”其“正月份”，即指阳历1914年1月。作者此时刚从釜山过海到日本。
第六十函（1919.1.2）：“年假放至正月十五”，落款“正月二日”，这两处“正月”均指阳历一月。《樱简》也释为阳历一月。日本学校在阳历新年前后放年假，假期大致半个月，至一月中旬结束，无论如何不会延续到阴历的正月十五。
民国初年，把阳历1月称为“正月”，这种表述法并不限于作者个人，可参看本文第二节“家书的增补和郭沫若离京东渡日期”中1913年12月25日明信片的邮戳。明信片上送达地嘉定府的邮戳时间是“三年正月十四日”，其“正月”即指阳历1月。为避免新旧历法称谓混淆，以后人们逐渐把阳历1月称为“元月”，把“正月”作为旧历一月的专指。但在民国初年，尚未约定俗成。
第四十函【《樱简》编号四十三】
该信写于1916年1月15日。《樱简》定年份为1917年，有误。
信中道：“今日为阴历十二月十一日也”，落款处又写日期为阳历“一月十五日”。根据这组对应日期，年份当为1916年无疑。假设按照《樱简》整理者说法，年份在1917年，那么与阳历1月15日相对应的只能是阴历十二月“二十二日”，而非“十一日”。
再者，此信附笔说：“不日将有欧战写真帖寄归，家中传阅后，不妨令全场人看看……”但是由于作者的疏忽，年初就想邮寄回家的欧战图集，过了将近一年都未付邮，所以这年12月27日的信才会写道：“此间新闻杂志所载写真插画……年来疏忽，未曾一次寄归。”《樱简》编者注意到这两信中都提到邮寄欧战图集的事，可惜没有从中得出合理的逻辑，反而把先后顺序倒置了。
第四十一函【《樱简》编号三十五】
该信写于1916年2月19日，要指出的是，信中阳历和阴历的对应日期有误。
信中写道：“本日是阳历二月十九日，在阴历是正月十六日”。查万年历，阳历1916年2月19日，实为阴历正月十七日。那么信封是否确实与此信互为表里呢？信中有“校中讲植物学”一句，这里所说的“校”，是东京一高预科、冈山六高，还是九州大学？一高预科，重在补习日语；九州大学，讲授医科专门课程。对照作者在冈山六高的成绩簿，一年级科目有“动物植物”，二年级有“动植物实验”，与信中所说“植物学”是搭界的，所以有理由把年限缩小到在六高学习的前两个学年，即1915年秋至1917年暑假。这当中，1916年阳历与阴历的对应与信中表述最接近。又据《樱简》说明，作者在该信信封上写有“二月十九日”的字样，信封上还盖有民国5年的邮戳，因此可以认定，信和信封原本是互为表里的。
信中所注的阴历日期迟了一天，出现了和第三十八函同样的差错。
第五十函【《樱简》编号五十四】
该信应写于1917年1月19日，《樱简》定为“1918年3月”，有待商榷。
首先，信的落款“正月十九日”，即阳历1月19日，《樱简》将其断定为旧历是没有依据的。至于信的年份，在分析过程中先以X代替。
信是写给济苍弟，即元弟郭翊昌的。写道：“登山一事最于锻炼体魄为宜，闲居可率侄辈远出，时事跋陟。暑中伴二老登峨眉为最宜。峨眉天下秀。吾辈弟兄生长峨眉山下，未曾登过一次，真是笑人事。忆前岁梦中登临，得句云：‘俯瞰群山小，天空我独高。’吾弟试为我一往，看光景究竟如何也。”
作者留学期间家信若干次提到家乡的峨眉山以及登山运动，现把有关语句罗列出来：
1914年7月28日第十一函：“故乡天气不识如何？峨眉山乃绝好避暑地，父母请可往游也。”
1915年10月21日第三十八函：“此间有操山者，山形颇似峨眉。山麓均稻田散策，田间四顾皆山焉，恍若如归故乡然者。”
1917年6月23日第五十五函：“今年二老峨眉之游能成行否？暑中总请万要上山一次，或携带元弟、少成随伴，可令弟侄增长无限志气也。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太山而小天下。李太白诗：‘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读古人登高之作，皆浩浩然，灵气流溢，神为之移，况身临其境，不知更当作何豪想耶！欧洲人最喜登山，近来日本亦大奖励此举。吾国古时，凡登高能赋者可为大夫，可见亦曾奖励过来。登山一事于精神修养及体魄健全上，皆有莫大之影响也。男昔日曾梦峨眉山，得诗一句云：‘天空独我高’。近来颇想亲事登临，一证实此诗之意。将来如二老果能带元弟及少成同往时，尚望元弟详详细细草出游记一篇示我也。”
同年8月14日第五十七函：“峨眉之游，适今岁世乱年荒，竟不能成行，殊歉然也。”
通过以上比对，可大致划定出此信的时间段，应在1915年10月21日第三十八函以后，1917年6月23日第五十五函以前。1915年夏末，作者从东京转移到冈山。不仅冈山的操山令作者见景生情，六高的体育运动也让他颇有感慨：“前星期水上运动会”，“不久又有野外演习”，“日本学校对于体育，非常注重。最近高等学生及中小学校学生，均有纠纠武夫之概，体魄既壮”（1917年5月4日第五十三函）。在这种氛围下，作者对峨眉的思念更为具象，实地登临的愿望也更强烈了。他先在X年1月19日致济苍信中鼓动弟侄多做登山运动，又在1917年6月23日第五十五函中建议父母偕弟侄远游峨眉，以修养精神、健全体魄。然而，1917年夏季川滇军阀在川西平原上的拉锯战使峨眉之行搁浅，以后关于峨眉之行的话题也就随之淡出。
准确年份，在1915年10月21日至1917年6月23日期间存在两种可能，或为1916年，或为1917年。巧的是1917年1月19日作者已有一封致父母的“第四十九函”，是用钢笔写的。X年1月19日致济苍的信，也是用钢笔写的。在冈山期间不多的几封钢笔信中（明信片除外），很难说这二者毫无关联。因此，此信年份为1917年的可能性最为明显，而且邮寄时，很可能与“第四十九函”使用同一个信封。
《樱简》将其年份推定为1918年，有待商榷。《樱简》先把信中的“前岁”两个字作为判断年份的依据，将“前岁”解释为“去年”。然后又以1917年6月23日函中出现过诗句“天空独我高”，遂推导出1917年的“天空独我高”在先，X年的“俯瞰群山小，天空我独高”在后的结论。然而所谓“前岁”，其实是一个比较含糊、宽泛的时间概念，可以解释为“一年前”、“两年前”，也可以解释为“前几年”。从作者的语言习惯看，在陈述一年以前的旧事时，多称为“去岁”、“去年”，未见用“前岁”表示。以“去岁”为例：
第三十九函（1916.1.9，《樱简》编号三十四）：“去岁家禀，想当先此禀抵家矣。”
第四十三函（1916.9.16，《樱简》编号三十七）：“男自去岁五七，曾返沪一次……”
第五十二函（1917.4.11，《樱简》编号四十六）：“去岁曾寄相片一张回家，不识曾收到否？”
虽然“前岁”一词在作者书信中未见再次使用，却有“前日”的用法可资参考比照。也举三例：
第七函（1914.3.14，《樱简》编号五）：“固男所习知者。即男前日在家，时时希望高举远徙者……”
第十九函（1914.11.7，《樱简》编号五十三）：“说起七妹来，想起元弟前日来函，似乎明年有出阁之说……”
第二十一函（1914.11.27，《樱简》编号十七）：“前日浮放心气似较沉着。”
这三处“前日”，前后两例是指以前某个相当长的时间段；中间一例是指“前些时候”一个不十分确定的时刻，并非明确指一天前或两天前。根据以上两组例证，可以认定，将“前岁”释为“去年”，理由并不充分。
第五十四函【《樱简》编号四十八】
此信落款日期写“六月十二日”，但明信片邮票处有冈山邮戳，时间为“6.6.11”，即大正6年（1917）6月11日。说明实际书写日期最迟殆是11日。邮戳日期有可能出错，不过这样的概率极少。
为方便查找，该信序号后附注的时间仍沿用作者所署日期“6月12日”，与第十二函处理方法一致。
第五十五函【《樱简》编号四十九】
该信写于1917年6月23日，而非《樱简》所推定的“1917年5月”。
原信落款只署“廿三日”，年份和月份都要在书信行文中寻找答案。信中写道：“第二学年试验已于今日完事”，“今寄回六高花邮片”。可见这“第二学年”是指在冈山六高的第二学年，确定该信写于1917年是没有疑问的。
至于月份，可以参看同年6月11日的第五十四函（《樱简》四十八）。此函写道：“校内于十八日开始试验，廿三日竣事。”两信关于结束试验的日期完全契合，都是23日，足以说明二信互相衔接，应该同在6月份。《樱简》编者判断错误的原因仍在把落款的“廿三日”当做阴历看待，又引出“这一年是旧历闰二月”的分析，认为“此信为四、五月间之作”，把本不复杂的问题弄复杂了。
重新返回上文对第十函（《樱简》编号五十函）的分析。这一节已经弄清第十函写于1914年6月26日，同时把《樱简》匹配给该函的信封分离开来。据《樱简》说明，该信封底面写着“冈山市亏少町八十一番地柘植方，郭开贞竹报，六月廿三日发”。有两枚邮戳较清晰，一为宜昌府“六年七月三日”，一为重庆府“六年七月七日”。所谓六年，即1917年。那么真正应该与这个信封相匹配的信笺是哪个？答案已经找到了，正是写于1917年6月23日的第五十五函。这是对《樱简》编号五十的信笺与信封的一次一举两得的手术，先是修正了信笺的实际年份，随后又使一个被张冠李戴的信封得到复位。
同时需要指出，《樱简》所说寄出地址中的“亏少町”实为“弓の町”，在现今冈山市地图上依然存在。名和悦子、刘建云、张忠仁等几位学者曾对这个地名和周边情况作过考察。2009年郭沫若纪念馆在冈山县立美术馆举办大型实物图片展“中日友好先驱——郭沫若”期间，所有的随展人员都去探访过这个窄窄的小巷。巷口路东是“弘西小学”的西侧护栏；沿护栏向南，再向东走，即直通鹤见桥，桥的对面是后乐园，这是作者当年往返学校的必经之路。
第六十一函【《樱简》编号五十五】
该信应写于1919年3月31日。《樱简》将年份定为1918年，理由不充分。
虽然该函未署年份，也无信封、邮戳可作参考，但信中讲道：“家事一切，都是和儿母经手，不消儿过问。和儿亦渐渐长大，无病无痛”，只要把这段话和前后几封信有关和儿的成长发育情况作一番排比，就不难推算出该函的年份了。
第五十八函（1918.5.25，《樱简》编号五十六）：“寄回和儿母子相片一张，儿满七十日时所摄也。儿名和生，乃大兄所命，取和气致祥之义，又以生在日本，意正双关也。儿以去年阳历十二月十二日午后十时生，而今将满半岁矣，正长得肥满大样可爱。”
第五十九函（1918.8.24，《樱简》编号五十八）：“和儿已长齿矣，两个下齿洁白胜雪”，“偶抱出松原中散步，即稳稳睡在怀中而归，夜里不甚安眠，一晚总会醒三四次”。
第六十函（1919.1.2，《樱简》编号六十）：“和儿长得甚好，去年十二月十二日已满一岁了，还不能走，却是顽皮异常。男去年生日寄回相片，想家中必收到矣。”
第六十三函（1919.11.9，《樱简》编号六十一）：“和儿……再隔一个月就要满两岁了。”
经过排列，第六十一函的时间应该在1918年5月以后，1920年3月郭博出生以前。道理很简单，必定先有1918年5月函，告知家中和儿出生的时间，取名的由来，以及“和儿母本日本士族，四年前由高等女学毕业，今年二十二岁”，等等，才有在以后的信中陆续说道“家事一切，都是和儿母经手”，“和儿亦渐渐长大”的逻辑。因此合理的结论是：该函写于1919年，和儿一岁零三个月的时候。
第六十二函【《樱简》编号五十七】
该信应写于1919年7月2日，而非《樱简》所定的1918年。
《家信选》珍藏本的《编后（二）》引有日本冈山大学大学院名和悦子女士致唐明中的信，对该函的年份进行了推理分析。译文如下：
这封信不是写于一九一八年七月，而是写于一九一九年七月。证据四点：
一、“学校自前月十八日（《樱简》误作‘目前十八日’）放假后”
这封信如果是七月二日写的，则前十八日即是从六月十八日开始放假。而一九一八年第六高等学校，根据当时冈山的报纸《山阳新报》是于七月三日举行毕业仪式的，在报纸上，毕业生的姓名中，可以在第三部的二十二名处看到郭开贞的名字。
所以，可以想象，六月十八日学校还处于上课时间。
二、“男每日便往病理教室实习……”
《第六高等学校一览》大正（《樱简》误作“大至”）六年一七年（一九一七年至九一八年）第三学年第三部的教科书一览表里没有科目为“病理教室”的实习。有的是“物理实验”和“化学实验”。
在日本，一般说来“病理”是大学的医学系所学习的东西，因而可以想象，“病理教室”为在九州大学医学系所学的东西。
三、“日本近来米价亦非常昂贵……”
《樱花书简》说明里，所指出的是：“这是一九一八年的米**”，而米**在日本是一九一八年七月下旬起到九月下旬里发生的。根据冈山《山阳新报》记载是在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三日发生**，第二天第十七师团的军队便出动，很快使**平息下来。
所以，可以认为七月二日还没有发生米**。我认为这里仅仅是反映米价暴涨为好。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的报纸《东朝》对有关事实的记载，由于当时日本的经济很不安定，因此米价常常显得特别地不安定。
四、“东京各小学教员数千人同盟协约，要求添薪十分之八，如不增俸，便全体不上讲堂。”
这一事件根据在国会图书馆的询问，不是在一九一八年，而是在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九日所发生的。
名和悦子女士对有关史料作了详尽考证，可以肯定该信写于1919年7月2日，其时作者正处在进入九大医学部一年以后的暑假期间。信中说：“每日往院中去治疗耳疾”，这里所谓“院”，即指九州大学附属医院，既配合教学，也是一所面向社会接诊，在当地很有名气的综合性医院，与医学部的校园是相通的。
第六十四函【《樱简》编号六十二】
《樱简》确定该信时间为1920年3月，无误，但没有注明日期为15日。
该信落款日期署“阴历正月二十五日”，与之对应的阳历日期为1920年3月15日。这个日子，同1922年第六十六函所说“博儿要满两岁了（今年三月十五日）”的说法是吻合的，应为定案。
第六十八函【《樱简》编号六十六】
该信应写于1923年1月21日，《樱简》误为22日，需更正。
作者作品中对复生出生年份的记述有两种：《创造十年》记为1923年初，《五十年简谱》记为1922年。孰是孰非呢？根据信中的两处日期：开篇“今日是全月五日”（案：指阴历腊月五日），和落款处的手迹“阳历正月廿一日”，可知年份应该在1923年。这封信成为证实郭复生出生年月日为阳历1923年1月21日的可靠依据，为《五十年简谱》的校勘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樱简》说明采用《创造十年》的说法，将该信定为1923年，是对的；但把落款处的手迹“廿一日”释为“二十二日”，则需更正。
四个没有信笺的空信封
通过峨眉山一乐山大佛景区管理委员会和沙湾文管所新近翻拍的原件图片，对作者家书的信笺与信封进行了复位整理。已纠正《樱简》的错误组合2函；此外有8个信封，《樱简》未予著录或者著录有误。这其中，4个信封是有信笺的，现已复位；4个信封是空的，原本属于它们的信笺已无存，却和其他信笺混搭在一起。现单独记录如下：
（1）1914年5月11日信封
信封正面写“中华民国四川省嘉定城内县街洪昌店 乞觅便转交沙湾场 郭鸣兴达收启”，背面写“日本东京小石川大塚漥町二四、户村方 郭より”（より，意为邮寄）。从信封寄出地址“东京小石川”，可知时间在1914年到日本准备入学考试的最初半年时间。两枚日本邮戳，其一地址不清，日期“3.5.11”，即大正3年（1914）5月11日，其二TOKIO（东京），日期“11.5.14”，与前者同日。二者均证实，该封于1914年5月11日寄出。
（2）1915年5月23日信封
未见信封正面图片，背面写“日本东京本乡区真砂町二十一番地富喜馆郭缄 五月廿三日”。两枚中国国内邮戳日期都有“四年”字样，即民国4年。这个信封在第三十函的日期分析中已被提及，很可能是作者是年5月从上海折回东京就学后寄给父母的第一封家书。
（3）1917（？）年5月21日信封
正面写“中华四川省乐山县城内县街清和店 烦觅便转交沙湾场 郭鸣兴达收启 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校 郭开贞竹报”。日本邮戳只存半边，日期为“□.5.21”。未见背面图片。民国初年，四川邮政投递网还不能覆盖县城以下村镇，作者家书需先邮寄到乐山县城某商号，再由便人转送沙湾。借助现存的部分家书信封，能够看到当年信件中转点变化的大概：
1912年6月，由乐山县城内德和店中转；
1913年11月至1915年9月，由乐山县城内洪昌店中转；
1915年10月至1919年11月，由乐山县城内清和店中转。
直到1922年1月，作者家书才直接通过邮政投寄沙湾场，无须乐山商家转交。“5月21日”的空信封，寄出地为冈山六高，邮寄中转为乐山县城内的清河店，符合这两个前提的年份有三，即1916年、1917年和1918年。再来分析寄出地的一个书写特点——“竹报”。同样是冈山六高时期的信函，1916年底以前，作者比较习惯写为：“日本……郭缄”，“日本……郭より”，“开贞自日本……寄”。“竹报”、“家报”字样，集中出现在1917—1919年的信封上。“5月21日”空信封的年份因而可以缩小为1917年和1918年两年。如果再从笔体上来分析，那么可能性最大的年份应为1917年。
（4）1917年11月7日信封
正面写“中华民国四川嘉定乐山县城内县街清和店 烦托便带交沙湾场郭鸣兴达号收启”；背面写“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校 郭开贞家报 十一月七日”。日本冈山邮戳日期为“6.11.8”，即大正6年（1917）11月8日；两枚国内邮戳日期都有“六年”字样，为1917年无疑。
尽管这4个信封里的信已经丢失，但其本身仍存留着一些相关信息，尤其是1915年5月23日的信封，值得继续保留下去。
二 家书的增补和郭沫若离京东渡日期
《游学家书》新增补的两函是出国留学以前的第一函和第五函。前者在四川大学校史馆陈列，后者现存郭沫若纪念馆。
本节重点讨论写于1913年12月25日（癸丑年十一月廿八日）的第五函。在199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转变中的近代中国·郭沫若》中，此函的手迹照片被编入，编号为第14图。该图在郭沫若纪念馆举办的展览中也曾采用过，但信的释文没有被辑入近年陆续出版的郭沫若的各种作品集。
当初，这张明信片是和《樱简》中的其他信函一起，从乐山沙湾郭沫若家人手中收集到乐山文化馆的。据《樱简》编者之一唐明中介绍，1963年乐山文化馆开始着手郭沫若有关史料的收集，当时文化馆负责人黄高斌在沙湾郭鸣兴达号旧宅征集到一批宝贵的文物资料，包括郭沫若早年的成绩单、作业本，以及不同时期的家信。黄高斌在回忆文章中说，1965年6月他到北京拜访了郭沫若，请郭沫若为文化馆题写馆名，支持文化馆的工作，以后又托人把从沙湾旧宅中获得的资料选取了几种，带到北京送给郭沫若。家乡文化馆同志们的愿望实现了，郭沫若、于立群从北京寄回了自认为比较满意的书法作品和为老照片写的说明。
郭沫若、于立群去世后，他们寄赠的墨迹曾悬挂在乐山凌云寺藏经楼上，1979年在乐山参加过首届郭沫若学术研讨会的学者们都有机会一饱眼福。与此同时，乐山文管所开始对征集到的郭沫若的早期资料进行整理。由于郭沫若1913年底的明信片在1965年被送到北京，因而没有收进《樱简》。
这张明信片字不过二百，却是郭沫若学生时代一个重要转折点的见证。正值其时，郭沫若的长兄郭开文决定倾囊拿出可以维持半年时间的生活学习费用，送他随第二天就要动身的张次瑜一道赴日求学。正在茫然寻找报国之途的郭沫若，面对这个企盼已久却来得有些突然的转机，立地决心跨过东海，去接受这场没有退路的搏击。他连夜写就明信片告诉父母：“大哥决计命男东渡，兹已定明日搭乘京奉晚车……漫游赴日”。由此不难得出结论：作者启程离京，踏上东渡求学之路的时日就在写好这张明信片的第二天——1913年12月26日晚上。
对于这个日期，作者在其他作品中有过不同记述。《我的学生时代》回忆为12月30日：“我是三十号离开北京的……在朝鲜的釜山迎接了一九一四年的新年。”《初出夔门》回忆为12月28日：“就这样我的大哥便决定了让我到日本去留学。今晚说好，明晚就得动身。”“……路线是决定由京奉铁路经过朝鲜的，二十八号的晚上照着约定了的时间到北京东站去聚齐。”前者肯定是误记，走铁路，12月30日离开北京，次年1月1日到釜山，这在当年，无论如何是赶不到的；后者比较详细，但毕竟写于1935年，是对20多年前往事的追述，如果当时作者能看到这张明信片，一定会以此为据，写出更加准确的回忆。根据这张明信片，对照《初出夔门·乐园外的苹果》，可以推算出郭沫若离京赴朝一路的行程：
25日 夜，写明信片向远在家乡的父母亲辞行。
26日 晚，乘火车离开北京，沿京奉铁路东行。
27日 清早过山海关，当晚到达奉天（今沈阳），在一家日本人开的客栈留宿。
28日 晨，从奉天搭乘安奉铁路，晚抵安东。过关后，换车驶入朝鲜境内。
29日 早晨列车途经朝鲜旧京汉城（今首尔），晚到达釜山。
在无法找到朝鲜1913年列车时刻表的情况下，郭沫若到达釜山的时间只能粗略定为12月29日晚，但不排除火车到达时刻已过子夜，日历已经翻到30日的可能。
三 元弟与郭沫若的早期文献资料
郭沫若的早年文献资料被乐山文化馆征集三年后，便经历了十年“**”的冲击。动**中，黄高彬等文管所的工作人员以极大的勇气，把这些文献资料完好地保存下来，使学术界在郭沫若去世后不久，接连看到两个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集子《少年诗稿》和《樱简》。这不能不感谢乐山文管所及负责人的职业坚守。这两本书的编者在编后中感谢了所有对这两本书的出版给予过帮助、支持和关心的人，他们提到郭沫若的亲属张琼华、郭宗瑨、吴鹿苹、魏蓉芳，以及他的同学友人。
然而通过阅读、校订，越发感觉到有一个人与这些资料的关系最为紧密，不应被人们忘记，却一直没有被人们提到。这人即郭开运（1895—1971），字翊昌。郭沫若称他为“元弟”，因为在郭家四兄弟中排第四，按伯仲叔季的顺序，又称“季弟”。
从这批家信中不难读出这样一个事实，作者的大哥郭开文长年在外供职，五哥郭开佐时在成都谋事。元弟郭开运中学毕业以前，替两位老人执笔复信的任务间由王哥和作者堂兄郭少仪担当。而自1914年夏元弟中学毕业返回沙湾后，元弟便成为父母亲与郭沫若书信往来的主要依靠，来信由他拆读，复信由他执笔。尽管是作者与父母亲的通信，作者和元弟间的对话却比比可见。例如在给父母的信里：直接责怪元弟复信不勤不详，不体谅离乡在外的亲人的念家之情；希望元弟抽空去杜家场为外祖父祭扫亡灵；建议元弟陪同父亲登峨嵋山望远；称赞元弟及时抄录父亲的教诲训示；为元弟传授探讨诗歌创作的体会；甚至在不经意间，会把致父母亲的信同写给元弟的内容混在一起。1915年4月12日第二十八函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待到把信写完，才发觉把同元弟的交流和给父母亲的信连成了一片，只好附笔致歉：“函当另写，竟插父母禀中，亦是不慎。”不仅如此，由于作者的原配夫人张琼华识字有限、不能书写，元弟还要从中传递，代读、代写。
2005年夏天，中共沙湾区委宣传部、沙湾区文化局领导和我们一起去探望了郭开运的遗孀魏凤英。魏凤英老人回忆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沙湾镇鸣兴达号的大部分房屋被改作他用。八嫂张琼华很早就随侄辈离开沙湾，搬到乐山县城去住了。郭开运则和她仍旧住在老房子里，直至去世。1963年乐山文化馆领导邀了八嫂一起从乐山县城来沙湾旧宅的时候，她不在家。事后听郭开运讲起，他和八嫂把文化馆需要的东西全部送给了文化馆。1963年，五哥郭开佐已经过世，与郭沫若同辈的家人中只剩郭开运、张琼华、魏凤英三位。魏凤英和张琼华一样没有读过书，不会非常清楚送给文化馆的东西包括哪些文字内容。
1982年夏，郭沫若纪念馆筹办纪念郭沫若诞辰90周年的短期展览时，向乐山文物管理所商借过少量文物送往中国革命博物馆复制。乐山文管所大力配合，把当年从沙湾旧宅收集到的资料有代表性地选择了一些送到北京来，包括郭沫若的成绩簿、作业本、留学时期的书信。一起送到北京来的还有郭开文落款的临帖的墨迹，这些墨迹由于此前尚无人认真阅读，被当做了郭沫若的笔迹，经过我们的浏览辨认，才被加以区分。这段插曲和魏凤英的回忆从不同角度说明，郭沫若出川以前在乐山、成都读书时的笔墨，留学时期由郭开运拆读的那些致父母亲或郭开运本人，以及给五哥、三哥的书信，是和大哥郭开文的遗物一起存放在沙湾旧宅的。郭开运在五哥去世后，继续生活在沙湾，顺理成章地成为一位最知详情的守护者。对于这位知书善画的老人来说，那些绵软而陈旧的纸张里含有多少心绪，自然一言难尽。
郭沫若一生以振兴国家民族为己任，四海为家，但对父母、对兄弟姐妹的感情却始终不减。他在作品中曾多少次感念他的大哥郭开文，是大哥给尚在少年时代的郭沫若带来资本主义文明的启蒙，送他出国求学，走向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世界。郭沫若又把带自己去天后宫偷芭蕉花给母亲治病而被母亲痛加训斥的五哥郭开佐的身影，永远留在了《芭蕉花》那篇至亲至爱的散文里。1942年创办群益出版社时，五哥雪中送炭，提供了实实在在的资金支持。新中国成立初期，群益出版社并入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在结清账目时，郭沫若把自己的版税收入分送给五哥和家人，感谢这位兄长为群益出版事业作出的贡献。然而，如果比较在郭沫若诗文作品中出现的频率，那么元弟郭开运（翊昌）也许是兄弟中最多的一位。
乐山文管会收藏有郭沫若1939年在沙湾时题写的一幅四条屏，是题为郭开运的，由郭开运捐赠给乐山文化馆。文辞出自莲池大师《竹窗随笔·好名》：
人知好利之害，而不知好名之害为尤甚。所以不知者，利之害粗而易见，名之害细而难知也。故稍知自好者，便能轻利。至于名，非大贤大智不能免也。思立名，则故为诡异之行；思保名，则曲为遮掩之计。终身役役于名之不暇，而暇治身心乎。昔一老宿言，举世无有不好名者，因发长叹。坐中一人曰：不好名者唯公一人而已。老宿大悦，不知已为所卖。名关之难破如是。
莲池大师是明代高僧，净土宗第八代祖师。落笔的时候，想必郭沫若手边无书可查，仅凭记忆，字句有所出入，然而尽管如此，却不失是兄弟二人的同感和共勉。这年9月，郭沫若在沙湾料理完父亲的后事，返回重庆，在七律《别季弟》中以东汉史家班固，军事外交重镇班超两兄弟的报国之举相期许：
少时忧戚最相关，卅载睽违幸活还。
二老俱归同抱恨，四郊多垒敢偷闲？
飘摇日夕惊风雨，破碎乾坤剩蜀山。
自分已将身许国，各倾余力学双班。
四年以后的1943年冬，郭沫若又在重庆为“少时忧戚最相关”的元弟的两幅水墨画“秋葵”、“古松”题诗。洒落在纸上的童年回忆、故乡恋情就更鲜活了：
幼时亦能画，至今手犹痒。
欲得“芥子园”，恢复吾伎俩。
（《题郭开运画为张可源二帧·秋葵》）
珊瑚交枝柯，人生同野马。
我思峨眉山，安能至其下。
（《题郭开运画为张可源二帧·古松》）
无须把所有相关的文字都抄录在这里，郭沫若和元弟之间如涓涓溪流经年无休的手足情，由此可见一斑。不妨借用郭沫若录写过的一幅大哥郭开文（橙坞）的集联来概括：“清谣结心曲，真想在襟里。”
新中国成立后，郭开运凭借自学而成的医术成为沙湾中医医院一位受人尊敬的医生，以救死扶伤为己任，淡泊明志，洁身自守。他和郭沫若的书信往来一直持续到1969年5月，这时郭开运已年届八旬。两年后，老人病故于沙湾，享年76岁。
本文不就郭沫若的兄弟情谊展开陈述，以上仅说明，为了郭沫若早年文献资料的保存整理，前后有许多人为之铺路、栽树。郭沫若的元弟郭开运，是他们中间极为重要，却没有引起人们足够认识的一位。
《游学家书》与《樱简》编序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