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学生会的学生自由选举已经落幕,在今天这个奇闻迭出的时候,中山大学发生的事情,显然不会吸引太多人的眼球,但是,这消息对于在校的大学生来说,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按道理说,在一个提倡民主的共和国里,大学学生会作为学生的自治组织,它的选举,理所应当按自由竞选的原则进行,但是,现实情况却往往不是这样。很多大学主管学生的部门,总是担心让学生自己做主,自由竞选会出事。能出什么事呢?其实谁也说不清,反正要加强管理。结果一管,往往就变成了组织操控。一个小小的学生会,主席副主席的选举,不仅不能让学生一人一票,必须由学生代表来选,而学生代表往往由有关老师指定,甚至在选举之前,组织动员,由老师明确暗示应该选谁。即使这样,如果发生学生代表临阵变卦,组织指定的人落选的现象,那么,往往就要重选。甚至某个著名大学还出现过这样的事,在选举时组织指定的人落选了,老师就要求再选,再选还不行,就再再选,反正不选上指定的人,不许离开,老师管饭。让我想起中国的第一届国会选总统,事先袁世凯组织公民团包围议会,宣称不选出公民意中的总统来,不许议员离开半步,最后一直熬到深夜,饥寒交迫的议员只好把袁世凯选出来了。
我真的想不通,我们大学的有关部门,如此苦心孤诣、大费周章到底有什么必要。学生会无非是个学生自治组织,无权无勇,无论怎样,都不可能对学校的有关部门构成挑战,组织操纵的结果,无非是使这个组织变成了有关部门的御用工具,在学生中培养出一小批过早染习权力斗争的学生贵族,导致这个学生自治组织,丧失在学生中的公信力。
所以说,中山大学此举,具有破冰的意义。只是,提到选举,人们的联想,往往会有两个方面的拓展,一是贿选买票,一是选举阴招,台湾的所谓奥步。买票的事,中山大学此番选举,校方提供给每个候选人的经费不多,而选民众多,加之选举全程公开透明,因此,可能性不大,人们的忧虑,多半会集中在奥步上。
鉴于东方人传统的权谋文化,人们的担心自然不为无因。像台湾“两颗子弹”事件,“走路工”事件,以及我们所熟知的马克·吐温所讲的,若干混血儿跑上台,抱住选举人喊爸爸的事情,估计都不会发生。但是,人们的忧虑,尤其是在中山大学以外的人,还是会有。
中山大学的学生会主席的选举,属于简单多数的直接选举,三万学生,一人一票,获得简单多数票者当选。选前,校方不仅按照国际惯例,制订了选举规则,而且规定了候选人资格。虽然门槛较高,据记者调查,还是有几十人符合条件。因此,在正式竞选之前,一番小规模的协调已经在具有候选人资格的人之间展开,经过学生自己的协调,四个看起来最有希望的候选人脱颖而出。校方特别为他们下拨了每个人2500元的竞选经费,而他们自己也自动结成各自的竞选团队。在各显奇招的竞选活动中,至少就记者的观察,还没有发现所谓负面选举现象,即“扒粪”,找对手的污点的招数,但是,随着竞选的进行,各个竞选团队会随时进行“民调”,当发现有人稳定领先的时候,处在第二位的竞选团队,就会出面游说处于第三、第四的团体,主动放弃,转而支持第二的人,从而有希望反超。这样一来,选战就显得格外的激烈。
虽然人们对选举,有比较圣洁的期待,总是希望它越纯越好。但实际情况,往往根本不存在人们心目中的那种“纯”。应该说,此番中山大学学生会的选举,即使按国际标准,也是相当干净的。首先,候选人的协调,属于西方成熟民主制度选举时的惯例,一些希望不大的候选人或者党派,经过协调,会放弃竞选,通过支持跟他们政见相似的候选人,换取相应政治利益,即一旦他们支持的人上台执政,满足他们的一些诉求。其次,候选人的竞选团队在竞选过程中进行民调,也属于一种合理的选举技术,通过这种民调,一方面知己知彼,一方面通过发表倾向于自己的民调,提升自己选民的士气,影响中间选民。再次,在存在多名候选人竞争一个席位的时候,游说落后者放弃选举,转而支持位列第二的候选人,也相当常见。不过一般多发生在两轮投票的情况下,如果第一轮选举,出现第一和第二都未过半数的情况,那么最后一轮两者对决,第二名如果能成功地获得前一轮被淘汰者的支持,那么很可能反败为胜。至少,目前来看,没有人会认为这是一种阴谋操作。
西方的选举,符合法律但却在某种程度上有违道德的选举技术,是“扒粪”,即双方竞选团队使尽浑身解数,挖掘对手的负面消息。上中学时一次开车超速接到罚单,上大学时抽过一次大麻,都可能被对手挖出来,大肆炒作。就像此番美国大选,奥巴马穿过一次穆斯林的白袍,年轻时跟某个喜欢大嘴乱说的牧师有过交情,都被挖出来。显然,在此次中山大学学生会的选举中,这样的负面选举,还没有被发现,说明我们的中大学生,尤其是这四个竞选团队之间的竞选,还是温文尔雅的君子之争。
选举是民主政治的核心内容,相对而言,中国人对于选举还比较陌生。民主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大可能人人无师自通,作为知识界的一部分,大学理所应当成为练习民主的场所,学生会的竞选,就是再合适不过的一个机会。中山大学开了好头,其他的大学,能跟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