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来的政要到著名的大学做演讲，在现代社会，是普通的事情。中国的几所顶尖大学，也是总有这样的热闹，不惟学校的学子莫名兴奋，有的时候连社会上不相干的人，也一并跟着竖起耳朵，瞪大眼睛。一般来说，这种事情本是相互贴金、宾主同乐的好事，客人不至于上门说坏话，主人也断不会让客人下不了台，最后皆大欢喜，上演大结局。可是，前一段来自台湾的几位贵宾的造访，却惹出了一点不大不小的尴尬，面对台湾客人的礼物，我们的校长和教授，不大不小地出了一点纰漏，不是不认识字，就是说错了话。尽管事后有人拼命地弥缝，但在众目睽睽之下，面子其实是挽不回来了。北大的校长虽然没有出错，但在客人不带讲稿、妙语连珠的演讲比照下，好像也没占什么便宜。

当然，我们可以辩解说，我们的几位校长教授，没有一个是人文学科出身的，出点纰漏很正常。可是，来访的几位客人也没有学人文出身的，为什么人家就不出错呢？其实，用不着掖着藏着，我们的大学教授只有专业素养，缺乏文化素养，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自然科学的教授不必说了，除了少数人之外，能把中国话写通了已经很不错了。很多教授家里，除了点专业杂志之外，基本见不到“闲书”，对于他们来说，中国文化的概念，似乎只有小学、中学学的那点残留的知识。至于外国文化嘛，也许好一点，但估计也就是出国听到和看到的那点东西。人文社会科学的教授情况似乎更糟，如果说，自然科学的教授像匠人的话，那么人文社会科学的教授就像是手艺不太精或者没有什么手艺的匠人。也就是说，在专业素养远远赶不上自然科学学者的同时，文化素养也不见得好。我们的社会科学译著普遍的生硬，翻译质量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这一代学这个东西的学人（主要是教授们）文字功底太薄所致，西学不能亨，中学又不通，只好生搬硬造，强人就我，甚至把原来很生动流畅的文章也译得磕磕绊绊，令人读了难受而后已。至于在研究中用各种玄妙的术语把文章弄得深不可测，用意固然是想借此吓唬编辑和读者，但另一方面不过是掩饰自己文字无能的招数。文史哲的教授，按道理应该有文化素质，可是，他们的情况也不怎么样，学历史的，治宋史的不知道唐史，学清史的不了解明史，不光不了解，有时候连上段下段历史的ABC都不甚了了。专业尚且如此，如果让他们弄弄文，则更谈不上，不仅谈不上，如果有圈内的人写点随笔散文，大家还会嘲笑他不务正业。正因为如此，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学作品只好让文学家包办，结果办得无论什么东西都像戏说。我们弄文学的教授，多数既不会作诗（律诗），也不会填词，甚至连日本和韩国的同行都不如，更不用说跟台湾的同行比了。难怪台湾学者这样嘲笑我们的学者，说我们去中国化比陈水扁还要厉害。

当然，这种状况并不赖我们，我们这一代学人，无论大小，其实只受过两种教育，一是专业，二是政治。李森科的幽灵依然在控制着我们：苏维埃制度下没有人，只有一些蛋白质，我们按照社会主义的需要，将他们培养成工程师、医生、拖拉机手……从本科读到博士研究生，我们只在一小块土地上挖土，对于哪怕周边的土地，我们连看一眼都觉得是罪过。我们不知道，其实一些基本的中外经典，是无论哪个专业都需要读的。严格说来，人家没有，我们自己也没有把自己当作人来培养，自觉和不自觉地当自己是颗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

不过，我们又必须为这种状况负责。现在学界的中坚，基本上已经四五十岁，通才教育，也已经嚷了二十年。据说林肯说过，人过四十就应该对自己的相貌负责。如果此话当真，我们至少应该为自己的学识负责。为什么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我们的文化素养依然阙如？为什么一到跟外面的学者交际的时候，我们的教授往往谈吐粗俗，语言干瘪，唯一的擅长是讲黄段子，连比较精彩的黄段子也不是教授们制造的！

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高等教育，曾经培养出一批大师级的人物（尽管大多开花结果在异域他乡），而今天的高等教育，条件不知道比当年好了多少倍，却连个大师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当今作为学术中坚的一代人，应该反省了。

记得晚明的张岱讲过一个士子由于没有学问，在夜航船上被和尚看不起的故事——由于士子没学问，满嘴胡说，和尚要伸伸脚，放肆一点躺着。所以，张岱告诫学人，千万不要让和尚随便伸脚。今天，即使是为了不让台湾的政客看不起，我们也应该给自己补补课——勿令政客伸脚！拜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