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柏村将军，江苏盐城人。盐城和扬州是隔壁，原本也是属于扬州，所以他时常跟我“同乡长、同乡短”。郝将军生于一九一九年八月八日，比我大八岁，他从军的过程，在天下文化为他出版的传记《无愧》一书里都有叙述。
我知道郝将军，是因为一九五八年发生在金门的“八二三炮战”，那个时候他在小金门担任第九师师长。
我正式和他往来的时候，是在他担任“参谋总长”任内。一九八六年四月，国民党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蒋经国先生要秘书长马树礼报告党务，要郝柏村将军报告军事防务，同时也要我发言表示意见。我记得那一天郝将军就跟我说：“今天是三个扬州人的表现。”我自小出家为僧，平常云游四海，自觉自己是个地球人，很少谈论乡亲；郝将军的一句话，让我感觉到乡情也是非常宝贵。
后来，有一天黄南东少将来找我，他说郝柏村将军要邀约我到所有军中的驻地讲说佛法，作为心理的精神建设。过去军营里少有出家人传教，不像在西方国家，他们的军营都有军中的宗教师。现在，郝将军要我到军中去说法，这实在是进步的大事。
我就在黄南东少将的安排下，跟他跑遍了台湾海陆空所有军种的营区，还到金门、马祖，甚至远赴兰屿、绿岛、东沙群岛等，整整花了数月的时间。之后，也走访了各个军校、军团，如位在凤山的“陆军官校”、左营的“海军官校”、冈山的“空军官校”、大直的“三军大学”、北投的“政战学校”以及桃园龙潭的“军中经理学校”等，高魁元上将还颁发给我奖状。那一次在军中传教，因为有关军事机密，在我的文章里面从未提到这件事情。不过在我心中，我感觉到郝柏村先生实在是一位治军非常进步而且用心的将领。
与郝柏村先生于台北“国父纪念馆”合影（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六日）
一九八四年，美国旧金山发生“江南事件”，江南（刘宜良先生）的遗孀崔蓉芝女士聘请了美国的律师追查此事，一直要求政府赔偿。当时的舆论对蒋经国先生多所误解。其实，蒋经国先生对于此事，实在说他并不知情，只是那时候安全单位的人事牵涉在内。因此，这桩发生在美国的暗杀事件，沸沸扬扬闹了许多年，对政府的名誉当然有所影响。
后来，崔蓉芝女士成为我们的信徒，我劝她能息事宁人，不要伤害台湾尊严。崔蓉芝认为她已花了许多的律师费，不甘愿就此罢休。我问她，假如能补贴一些律师费用，你愿意结束诉讼吗？她点头愿意。
我回到台湾，就前往造访郝柏村先生。承蒙他在办公室接见我，我说明之后，他认为不可。他说，付一点费用是小事，但是这不就是承认与政府有关了吗？我一听，也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当时他也说，此事与政府无关，与他更无牵连。最后我跟他拜托，假如能够对崔蓉芝方面给予安抚，结束这场纷争，对当局也是好事。郝柏村先生不置可否，只是说他也希望不要伤害到台湾。
一九九一年跌断腿骨，休养期间，郝柏村先生（右二）专程到佛光山探望。左一为余陈月瑛、右一为王金平（慈容法师提供）
我离去以后，不到一个月，听说那时候担任“外交部次长”的章孝严先生把此事摆平了。此中，老报人陆铿先生也从中斡旋，其时，他和崔蓉芝正谱恋曲，大概也给予了些许的帮忙。
之后，我们也时相往来。最令我感动的是，一九九一年我跌断腿骨，经台北荣民总医院替我开刀治疗，出院后我回到佛光山，在开山寮里休养等待复原。郝先生从台北专程到佛光山来探望。在他军务倥偬之际，竟来探视一介僧人的小病，我觉得他虽然是一名将军，实在也是个非常具有人情味的人。
一九九六年三月，台湾展开了首次直选领导人的大选。那时候李登辉一组，林洋港一组，陈履安一组，以及民进党推选彭明敏为一组。当时，每个人都要争取副手，就有人建议，林洋港应争取陈履安做副手，但陈履安一定要林洋港做副手，两个人相持不下。那时候，已经距离公告候选人的日期不远了。
郝柏村先生要我促成林陈配，所以到台北道场访问我，但那个时候，陈履安对于竞选满怀信心，我也知道难以说服。为了促成林陈配，我曾在阳明山林府的客厅和林洋港先生畅谈得失。
后来，终因林、陈二雄都不肯做副手，不得已，林洋港先生只有找郝柏村搭配一组。郝柏村并无参选的意愿，但他性格爱国、念旧，重视情义，只有勉强答应。
当时，我人在澳大利亚弘法，回到台湾后已接近大选不久了。有一天，郝柏村先生亲自到台北道场来访问我，两人小聚，他要我表示意见。记得那一天，因为台北道场也是公共场所，到处都是人来客往，只有把他约到我的书房，简单摆个小桌子，请人下一碗面，并且煮了两道素菜，就当做中餐了。
郝先生是一位非常诚恳、正直而又正派的君子，他知无不言，我也无事不谈，我们两个人就这么恳谈起来。席间，郝上将表示他志不在选举，只是林洋港先生的盛情难却，他也只有勉力以赴了。我对郝柏村将军无私、胆识、无畏的精神，不但不计较得失，并且重视人情义理，尤其豁达的胸襟，令人深为钦佩。
由于最后林洋港说服了郝柏村将军当副手，而陈履安后来就邀请了王清峰女士搭档。就这样，台湾第一次民选领导人产生了四组候选人：李登辉和连战是一组，林洋港和郝柏村是第二组，陈履安和王清峰是第三组，民进党则推派彭明敏和谢长廷为第四组。
这四组人士，我都认识，也都有过交往。坦白讲，说我要支持哪一组，实在太难决定了。后来由于陈履安先生打着佛教徒的招牌竞选，不少佛教徒都投他一票。这可以说是台湾第一位打着佛教徒的旗帜参与竞选的人了。
选举结果由李登辉先生当选，之后他邀约郝柏村先生出任“行政院长”一职。我正为台湾感到庆幸，因为李登辉能有郝柏村之助，国民党的团结必定有益于台湾。但是没有多久，“行政院长”忽然换人，我就感到政治诡谲多变，隐约中似乎已嗅到一股不寻常的气息了。
之后，在一些公共场合，我也有因缘和郝上将同桌会议餐聚。一直到二〇〇九年十月，我邀请原北京市副市长，时龄近八十岁的张百发老先生率领北京青年京剧团访问台湾，有团长名伶迟小秋等百余人巡回公演，并且在台北“国父纪念馆”有一场《锁麟囊》的演出。我想起郝柏村先生酷爱京剧，张百发老先生也是此中高手，就邀约他们两人在《锁麟囊》上演之前，先合唱一曲《将相和》，两人欣然同意。在两岸关系逐渐和暖的时候，这两位政界的高人，能在台北“国父纪念馆”同台对唱一曲《将相和》，可说寓意深远。